资本主义概念与欧美史学界的资本主义史研究
文/于留振
近年来，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回归，已成为欧美史学界的一个新趋势。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概念重新用于史学研究，旨在纠正过去几十年来被欧美史学界日益忽视和边缘化的“物质因素”，希冀在历史研究中“重新找回经济”，将经济因素带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这股思潮将“资本主义”视作一个更加宏阔的概念，力图将资本主义历史中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维度统合起来，在一个更为宽泛的学术视野和语境中重新建构资本主义的历史，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整合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史学分支领域。
一
在欧美学界近年来出版的大量相关论著中，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和荷兰历史学者马塞尔·范德林登主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反思》（于留振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下文简称《资本主义》）是这一领域的重要代表作。在“导论”中，科卡梳理了“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演变。他指出，“资本主义”概念兴起时，人们主要用它来指代某种经济实践或经济制度。后来“资本主义”的涵义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作家主要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契约劳动的剩余价值、残酷的资本积累、商品化，以及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激烈的阶级对抗；韦伯和桑巴特则强调市场的作用、信仰体系的重要性，以及企业内的商业和工作的系统组织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马克思以降的许多学者都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界定和资本主义史研究作出了显著贡献，但是冷战期间“资本主义”概念被频繁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从而遭到多数学者的抛弃。冷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日益重视“资本主义”概念及资本主义研究，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清晰界定也被提上研究日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科卡给“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定义。
科卡的定义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强调财产权和个性化的决策、市场与劳动的商品化以及资本的核心地位，每个部分都包含丰富的内容。该定义仍将经济因素视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但科卡也指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它还严重依赖法律、文化、家庭、宗教、社会关系等非经济条件，同时也深刻影响社会关系、文化和政治，并且认为他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可以而且能在不同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环境下繁荣发展。但科卡提醒人们，这种定义只是一种理想模型，历史事实永远不会与它完全相符。不过他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使用如此界定的资本主义作为分析工具，不仅有助于研究者把历史中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维度结合起来，还有助于研究者挖掘新资料、发现新题材、提出新问题，并为不同分支领域的学者之间搭建学术对话的渠道。
物联网是通过多个具备感知能力的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形成自组织、智能化的传感器网络，再通过智能化的计算和互联技术的支撑，实现信息的汇聚、整合、共享与智能处理[3]。
但其他学者对这个复杂的定义及其能否被作为有用的历史分析工具提出了疑问。加雷斯·奥斯汀质疑这个定义能否被称为一个真正的定义，因为它是由三个部分的内容组成，而不是一组具有相互关联的特征组成的简单定义。斯文·贝克特肯定了科卡定义的效用，认为该定义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从历史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但他也指出，新资本主义史学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界定也暗含着内在的悖论：如果新资本主义史研究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治、法律、国家、文化、宗教、历史等因素的重要性，那么这种研究是不是恰好削弱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换言之，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包罗万象的“资本主义”？
消费也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是消费，而是劳动。直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桑巴特、韦伯和凡勃伦等人才开始深入反思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但西方真正开启对消费问题的大规模研究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其时大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与消费有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西方消费革命的起源、西方企业家追求利益的本能等问题，从而将消费者作为重要的历史研究对象给予极大关注。但当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痴迷于西方消费习惯的研究时，他们却对资本主义研究本身失去了兴趣。近年来资本主义概念的回归重新推动学者重视消费在资本主义史研究中的作用，并为理解2008年的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一个新颖的解读视角。譬如，从结构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是以“过度消费”为基础的，2008年的大衰退因而是全球消费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次总危机。这种过度消费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在2005年前后达到顶峰。在此期间，欧美国家的制造品和易耗品消费下降，服务性消费剧增，欧美制造业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地位相对下降，跨国公司的力量增强。但过度消费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力竭气绝的标志，反而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积极重建的机会和转折。
劳动是资本主义史研究的经典课题，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是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劳动几乎等同于自由工资劳动。这种解释将其他各种形式的劳动都排除在了资本主义概念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史学研究的“全球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兴起，从事全球劳工史、世界体系分析、商品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分析等领域的学者对劳动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除了关于劳动的经典解释之外，他们还从全球劳动分工、社会不平等、区域不平衡等视角考察了其他形式的劳动。如主要关注非正式工资劳动的非正式化劳动研究，以研究生计劳动、家务和照料工作为主的女性劳动、家务与生计研究，以研究强制劳动为主的农奴、奴隶制与集中营劳动研究，以及以研究个体户为主的不稳定性劳动研究等。这些研究拓宽了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所有这些劳动形式，都是全球资本主义劳动组合中的一部分。关于资本主义劳动的这种宽泛解释，并未完全否定工资劳动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性，但它也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多元性，并且质疑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论的线性进步史观。
随着资本主义概念的回归，与之相关的史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明显的学术转向，譬如资本主义概念在经济危机史和金融危机史研究中的应用。虽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史学家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非常有限，与之相关的大部分著作主要是由经济学家写作的，这些研究大多以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为主，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经济学上的一些理论假设，而很少使用“资本主义”概念。资本主义概念的回归可以帮助经济危机史研究走出严格的经济学分析路径，进而重申经济史研究中使用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的重要性，这种归纳法以叙事为基础，并在其分析中融入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维度的内容，而这些恰是历史学家可以发挥其专长并做出决定性贡献之处。换言之，对经济危机史和金融危机史的研究，应该将深入的定性研究与大规模、长期的定量研究相结合。
以系统执行一次30任务对、50任务对和100任务对进出库作业为例进行分析。其中30任务对进出库作业列表如表3所示。
二
为此，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多种渠道改善交通运输状况，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畅通条件。支持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升级改造，落实农产品批发市场用地等扶持政策。支持大型涉农企业投资建设大型优质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加大力度建设大宗农产品仓储设施，完善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
新资本主义史研究无疑是一项跨学科研究，它需要各个相关学科的努力和对话。但不同的学者在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时，所关注的重点却大不相同，从而为这种对话增加了难度。
受资本主义研究转向的影响，企业史研究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史研究应当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但早期欧美学界的企业史研究重点并不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开创企业史研究的是经济学家，他们很少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美国的企业史研究后来居上，但资本主义也不是研究重点。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推动下，美国的企业史研究开始转向资本主义研究。近年来，斯文·贝克特在哈佛首次开设“资本主义史”研讨课，并于2008年创建了成熟完备的资本主义研究项目，随之带动了美国一大批高校开设类似课程，出版大量论著。为与这种学术思潮保持一致，美国企业史学会曾于2008年讨论是否将学会的名称改为“资本主义史学会”。虽然企业史研究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史研究，但资本主义研究的转向为企业史研究拓宽了研究题材和研究对象。最新的企业史研究早已“超越了公司研究”，不仅关注企业家、实业家和工匠群体，还大量研究企业集团、人际网络、供应链、金融财团、全球化以及所有类型的临时组织，并促使学者重新思考各种类型的市场，深入讨论各类市场的构建过程（如谁构建了市场、市场是如何构建的）。此外，这些研究还更加关注资本家群体所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规则、制度、权力关系、信用、性别关系等问题。由此，新的企业史研究挑战了诸多传统研究内容，并在研究方法上与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和劳工史的研究传统相结合，从整体上推进对资本主义的理解。
资本主义概念的回归也改变了有关非洲的资本主义史研究。长期以来，出于欧洲（或西方）中心论的狭隘视角，在关于资本主义史的大量西方学术论著中，非洲一度不仅被认为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研究对象，还长期被认为是北大西洋“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陪衬和西方眼中的“他者”。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历史学家开展的非洲资本主义史研究遵循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界定，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非洲工资劳动的形成，主要以南非为研究中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非洲研究中，学者们对作为一种学术概念的资本主义失去了兴趣，其时他们关于非洲经济史的研究愈益关注文化层面，认为非洲之所以落后于欧洲，主要是因为非洲不具备欧洲所拥有的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文化，譬如科学精神、新教伦理或为竞争和创新提供的文化支持，在所有这些方面，非洲代表的文化性格与经济理性原则都是相悖的。近年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更为宏阔的史学概念的重现推动了非洲资本主义史研究，它促使研究非洲的历史学家得以强调非洲资本主义史的复杂性，并提出新的重要课题。在他们看来，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非洲从一开始就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必须超越北大西洋的狭隘研究框架。譬如关于非洲劳动体制的研究，不能仅将自由工资劳动之前的非洲的劳动制度视为非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几个世纪以来，非洲的劳动通过奴隶贸易而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奴隶贸易终结后，欧洲人力图通过与当地的农民劳动者进行交易和雇佣强制劳动来剥削非洲的劳工。在非洲几百年的历史上，工资劳动只在很有限的地方出现过，大部分地区的劳动体制则是复杂多样的非自由劳动形式，但这些劳动仍然通过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系而被商品化。因此，资本主义概念不仅仍然是分析非洲的前世今生的一个有用工具，它还为全球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例子。
当然，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体制和历史现象，它还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现象。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必然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就当前欧美史学界对资本主义史研究的讨论来看，大部分“新资本主义史学家”仍将经济因素视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但同时大量关注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法律和文化等面相。
案例5：讲“反证法”时，可用“一奸臣欲陷害一贤臣，要他抽取两张都是死字的签，贤臣怎样生计被赦免”的故事导入，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灌区建设是一项重大工程，常以招标形式交给代建单位对灌区进行建设和管理。项目竣工并通过验收之后，代建单位才会交给运行管理单位。在灌区建设过程中，项目管理单位只需要对代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即可。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代建单位的管理职能，方便代建单位对灌区进行有效管理。
三
当前，作为一种历史分析工具的“资本主义”已经回归学者的视野，资本主义史研究再次成为欧美史学研究的前沿。从欧美已经出版的大量学术论著以及关于这股学术转向的讨论，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回归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从时代嬗递与学术发展的趋新来看，每一代学者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回应当时的公众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就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复兴和发展来说，冷战的结束和2008年的大衰退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冷战期间，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广泛被用作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斗争的一种口号，被赋予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遭到欧美学者的反感和抵制。冷战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包袱，人们开始更多地从严格中立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用于学术研究之中。2008年的大衰退促使整个西方世界重新反思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学者们对“资本主义”这个术语的学术兴趣也与日俱增。用贝克特的话说，“资本主义本身正处于危机之中，而对其历史的研究则在盛行”。
第二，从整个欧美学术发展脉络的趋势来看，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复兴主要受到两股学术发展趋势的影响，一种趋势发生在历史学科内部，另一股趋势发生在历史学科外部。就历史学科内部而言，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复兴受到以下几种史学发展趋势的影响和推动。一是诸如劳工史、企业史等研究领域的发展近年来愈益陷入僵局，急需引入新的学术视角；二是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偏向于使用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导致经济史研究更像经济学而非历史学，这让历史学家对经济史研究的兴趣愈益下降。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靡学界的“文化转向”导致历史学家越来越痴迷于对身份认同和历史事件、行为和话语的意义进行解构，而忽视了历史研究中的经济因素，部分学者对此非常不满，他们希望在历史研究中“重新找回经济”，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则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分析工具。从历史学科外部的发展来看，新一代的部分历史学家对欧美经济学家和法律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的解读也感到不满，冷战结束以来，后者普遍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念，并认为自由市场应当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法则。但近年来的经济危机使得经济学家的解释失去了权威，历史学家认为，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应该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予以考察，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历史学家必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从资本主义史本身的性质和发展历程来看，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特别需要历史学家的视角，而且从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近年来史学研究中全球史和跨国史转向的兴起也为新资本主义史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推动力。传统资本主义史研究主要以欧美等北大西洋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采取的通常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这种研究取向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误读。全球史和跨国史视角则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和转型置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之中，这些研究尤其关注资本、劳动、商品、金融和消费的全球流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中劳动形式的复杂性、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等问题，对传统资本主义史研究提出修正，力图更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本质。
与欧美学者重新发现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中国历史学者对资本主义史研究有所忽视。对中国学者来说，加强对资本主义史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欧美历史学者近年来关于新资本主义史的相关研究和讨论，应该能为中国学者带来有益的启发。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原题为《当今欧美国史学界如何研究资本主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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