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四重过渡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重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6)11-0001-06
一、扩招——一石激起千重浪
经过1999年以来近6年的扩招，中国高等教育终于改变了它自诞生百年以来的精英教育性质，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它不仅每年为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子提供了可能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圆梦机会；而且，对我国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公平，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增强总体竞争力，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和持续的发展，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不管当时的驱动因素有哪些，决策程序有何缺憾，发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老百姓迫切希望通过获得满意的教育改变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背景下的扩招，将以金色的一页，载入中国教育发展的史册。
然而，一石激起千重浪。连续几年的扩招带来了部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失业的状况，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深受“学而优则仕”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考上大学就等于当上国家干部，就是当然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维定势影响的学生和家长，对此缺乏思想准备，难以接受这一现实。有调查显示，34.7％的毕业生因为毕业时找不到工作而后悔上大学。① 劳动就业中重关系、人情，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使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毕业生更加感到失望。政府官员因此担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影响社会安定，并将每年毕业生就业率作为考核学校的一项重要指标，致使有的学校和毕业生不得不以作假应对。热衷于炒作社会新闻，过度商业化，并常常对一些特定领域里的特定问题缺乏真知灼见的一些媒体(包括某些具有官方色彩的媒体)，对扩招只看负面，不及其余，甚至于质疑是否扩招闯了祸。
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扩招是否有必要，是否错了？高等教育走出精英阶段，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就是一个明证。它提出，只要学业合格，人人应当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并重申这是当今一项基本人权。它呼吁各国教育体制应当通过改革变得开放、灵活以方便学生进出。不应忘记的是，一年后中国政府作出扩招的历史性决策时，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快速从农业和不发达工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经济转变。而中国高等教育仍停留在为农业和不发达工业社会服务的精英阶段，在亚洲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中的排名，仅高于几个不发达国家，如不丹、尼泊尔、孟加拉；同中国立志追赶的已经跨过大众化并向普及化发展的发达国家相比，则整整落后两个时代。[1] 中国扩招决策不是早了，而是迟了；不是错了，而是顺应潮流、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英明之举。即使从控制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传统理论角度来看，此次扩招也无可厚非。如果说中国过去25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以1983年全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生数233.52万人为基数，并以相同口径和年增长率10％计算，2006年中国这一部分的大学生数应为1900.91万人，现在实际为1997.85万人。[2] 这说明，20多年来高等教育发展平均速度与经济增长平均速度基本持平。1999年后的跨越式发展速度多少带有对以前历史性缺失的补偿。
二、扩招激起和催化了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扩招决策有无缺憾？古今中外，凡影响未来子孙后代的重大决策，总难免缺憾，在目前中国的决策机制和环境中更是在所难免。回顾过去，扩招决策最大的缺憾在于，对数量的大幅扩张并由此引发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层次矛盾缺乏深入的研究、预想和相应对策。深入剖析扩招后引起的就业、质量和公平三大热点问题，人们不难发现，不触动和解决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众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难以找到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出路和办法。
1.就业。毕业生就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毋庸置疑，毕业生就业难既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技术含量和劳动制度、市场的发育及公平有关，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问题。从高校的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进行反思，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尴尬和不解的现象，一方面相当比例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又有相当多的用人单位招不到合格、合适的毕业生。北京华风科技公司人事干部赵锴认为：“有人说，中国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人太多了，而就我个人的就业经历和曾经招聘过几百人的一点点经验告诉我，人多远远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你发现现在10个公司中有9个公司说找不到好的人才、适合本企业的人才、一看就喜欢上的人才。”麦肯席公司2005年11月对80多位人力主管调查后的结果显示，只有不到10％的求职者符合外资公司的会计、财务、工程等岗位的要求。大多数人缺乏的是语言和文化沟通能力。由此可得出结论：除了水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之外，人才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3]
中国经济高速运行20多年，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民营经济已占半壁以上江山②，外资合资企业举足轻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行情与要求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当代大学生求职必须经受市场的挑选和检验。然而，中国高校为毕业生作好了准备吗？它是否了解并认真考虑了校园之外的快速变化，并在专业、课程、学校管理、学生能力和人格的培养、师资素质提高和培训等方面作出了必要的调整、革新和改革？学校是否有足够的自主权？不触及这些深层次的矛盾，相当比例的毕业生失业的状况就会一直存在。
2.质量。人们普遍认为，扩招导致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下降。其根据是短时期内的数量扩张造成了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和师资等资源紧张，教育部并为此发起了对全国高校五年一轮的类似资质认证的质量评估。但是，当今质量和质量保证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虽然质量是一个相对的、常常是极具争议的概念，在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对象和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人类社会开始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过渡的今天，谈及高等教育质量，首先仍要弄清楚以下问题，即何谓质量？什么社会、什么时代的质量理念、观念和标准？谁来评价和保证质量？质量评估的指挥棒要把学校引向何方？入门资质认证是一回事，日常质量评估和质量保证与之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没有必要的理念和体制创新，能否为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提出富有前瞻性的思路、标准和建立相应的公正、公平、透明和权威的评估机制？
3.公平。尽管扩招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入学机会，促进了社会公平，但在入学成本和社会可承受能力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公平问题。据报道，目前维系中国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的经费大约需要4000亿元，而国家现有的实际投入只有800亿元，高校现在向银行借贷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差额部分靠各高校收学费填充。高校生均每年所需费用，高的超过1.4万元，低的在1万元左右，按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定在3500元。[4] 如果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一个学生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5] 高等教育成本由国家、学生、家长、社会共同分摊，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问题在于：(1)成本分摊不等于国家可以抽身或逐步降低自己的份额和责任。(2)经费分摊机制必须考虑社会尤其是不利群体的承受能力。经济合作组织(OECD)衡量成员国在高等教育中的公平状况用了两个指标，一是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程度及机会的公平性；二是各国国民接受这一机会的成本和能力，即一个国家的学费和上学的其他费用扣除所有形式的资助的净成本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瑞典、芬兰、荷兰等国这一比例低于10％，美国、加拿大17％，英国25％，新西兰33％，日本44％。[6] 如果将4000亿，扣除国家拨款800亿元后的经费由2300万名学生分摊，中国人均分摊的经费可达13913元，相当于200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13％；如果与年收入不超过3000元的农民家庭比，此比例即使不是世界最高，也是最高之一。因此，要解决公平问题，需要回答如下问题：高等教育究竟是什么？它在实现我国所确立的一系列战略目标，如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创新型社会等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国家的责任是什么和是否已经到位？财政拨款是否应当有章可循和有章必循？政府、学生、家长、社会分摊的比例应如何确定和控制，公平如何得到保证？
三、四重过渡——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众多深层次矛盾的源头
扩招凸显和激化了中国高等教育众多深层次矛盾，但它并不是矛盾的源头。源头是中国高等教育先后开始了它的四重过渡的进程，即性质上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过渡；服务对象从不发达的农业和产品经济向开放的面向全球的外向型经济过渡；高等学校的地位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过渡；其赖以生存的体制从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缓慢地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每一重过渡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有办学理念、体制、运行机制、教育和教学内容、师资和管理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变革的要求，使中国高等教育面临办学理念、模式、体制等方面众多的矛盾。
大众化首先意味着数量的扩张，而且，这一扩张将是一个不短的进程。毛入学率跨过15％只是这一进程的开始，重要的是我们应认识到，量的积累必然引起质的变化。马丁·特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大众化理论时就曾提醒人们，量的增长必将引起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教育模式多样化，学术方向、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的变化。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表明，旧有的适应精英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难以完成而且也不应该由它们来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使命，必然并且实际上创造出了新的办学模式，新的拨款机制和运行机制，新的五花八门的专业、课程，适应服务对象的更加开放、多重、紧密的互动和联系，体制内的沟通、互认和为每个人提供多重流动、深造机会的立交体系，这些创新有些是政策设计的结果，有些则是民权和教育民主化运动逼出来的。[7] 其中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没有这些相应的创新和变革，大众化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世界银行瓦格纳博士说，当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问题来自于规模上已实现了大众化，但理念上仍停留在精英阶段的体制。(高等教育)内在的理念，目标和行动的变化没有及时跟上其近来发生的规模、结构、经费和管理的外在变化。此论实乃点睛之笔。
面向产品经济的精英高等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和评价标准等可以多年不变，铁饭碗制度保证了每个毕业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现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主导运行机制，毕业生就业都要经过市场检验、筛选和锤炼。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特征是变化快、起伏大、要求越来越高。而且，随着技术含量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就业岗位并未相应增加，导致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和对外依存度的大幅提高③，又对大学毕业生和高校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受聘者除了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对外交流能力，包括语言和沟通能力，对国外文化和社会的了解和理解能力，了解国际上本专业和行业中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等。中国已大幅度融入世界经济，这些变化对大学生素质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强烈要求。但是，我们尚没有作出相应的改革，远远不能适应已经快速变化了的服务对象和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这也正是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求职难，同时又有众多中外用人单位招不到合格人选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发展变化之快，常令世人瞩目。现在，互联网网民已达1.3亿人。[8] 随着新一代互联网(IPV6)的启用，中国将加速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过渡。以知识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为己任的大学和高校，将逐步过渡到社会进程的中心，并为推动这一过渡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高等学校是信息、知识、文化和人才的蓄水池，是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主力和基地，是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智慧库和发动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政治的考量，教育领域内的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步履缓慢，高校应当享有的自主权没有得到落实，使得已经走上四重过渡的高校严重缺乏顺应潮流，对社会环境和服务对象的急遽变化及时、适度作出反应的能力、动力、活力和潜力，从而处于被动地位。因此，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必须重新定位。
四、更新理念，深化体制改革——化解深层次矛盾的根本之道
四重过渡的产生有早有迟，进度有快有慢，每一重过渡引起的深层次矛盾既相互交叉，又互联互动。如果说向新的体制过渡的主体既包括政府，又包括高校，其余三重过渡的主体则都是高校。不同过渡引起的深层次矛盾的背景、内涵、要求和深度不一定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不同方面要求过渡的主体在办学理念、模式、管理、学科、课程、师资、评价、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和互动、科研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进行革新和变革，要求对高校赖以生存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从而为高校的革新和变革创造条件，培育和激活高校的活力、动力、能力和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的体制创新和改革是其他三项过渡能否顺利进行和成功的条件和保证。
中国高校今天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深层次矛盾说明，它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踏上了四重过渡的征途，走上了四重过渡的立交。由于体制改革和过渡的滞后，高校没有或缺乏足够的自主，以便当机立断，确定和变更自己的方向和速度。犹如坐在各自校车驾驶员位置上的校长，他可以点火、启动、运行，但方向盘却由一个并不在他们车上的人控制。这种游戏的尴尬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深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政府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对高校的控制模式，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立法、执法、拨款和监控、信息服务、咨询等硬、软两手对高校发展方向、速度、规模、质量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培育高校应对快速变化环境的动力、活力、能力和潜力，把决定高校的办学理念和模式的权力和责任交给高校。即国家应当通过体制创新和改革，重新划定高校与政府之间的管理权限和责任，把“方向盘”交还给高校和校长。同时，政府要做好以下工作：建好“立交”，保证质量、互通和安全；建立规则，奖惩严明，保障畅通；标明方向，及时提供“路况”信息，进行引导。
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高校校长容易产生一种学校方向和大事等待上面决策，自己无能为力的被动心态，坐在驾驶员位置上却无权完全掌控方向盘多少成了一种常态。高校校长走上四重立交并掌控“方向盘”，恐怕最重要的事是选准前进的方向，即知晓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大趋势、大方向，并从本国、本地区、本校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本校的办学理念和战略，并制定出本校的“GPS路线图”。
综观世界大势，结合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四重过渡的特殊矛盾，我认为了解和认识全球范围内影响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四大理念，对于中国高校顺利踏上四重过渡，通过立交，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1.高等教育大众化。当前摆在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面前的一个需要明晰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否应当坚定不移地稳步进行下去？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而且，无论从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小康社会、创新型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四大战略目标出发，还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仍然有一定的紧迫感。看看我国周边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基本普及，招生趋于饱和，其人口中学历层次的大幅提升对提升本国、本地区的竞争力和产品技术含量、质量、档次，提升本国和本地区公民的生活水平、总体素质和文明程度、适应和迎接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挑战，都产生了正面效应。④ 当前，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我国扩招引起的一些问题并非其本身特有和必然的，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可把扩招变成一个不仅是数量扩张，也是一个学校明确定位、方向，更新理念，提升质量和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发展战略的调整，人事、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化，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社会文化心理的演变和进步，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2.高等教育国际化。虽然不同国家、学校和个人对国际化的理解、定义、期盼可以大相径庭，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一方面带动和推动了人才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跨国办学和研发活动，学分、学历、学位的互认，不同管理文化的接触和碰撞；另一方面又对人才和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激化了各国和高校之间教育、教学改革的合作和竞争。不管承认与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和挑战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区别在于是主动迎接挑战，还是被动应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后进和劣势的国家普遍担忧，接受这一理念可能意味着教育主权的丧失，意味着国外、境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侵入以及本国文化和传统的衰败等。这种担心当然并非空穴来风。但具体到一个主权国家是否一定会发生，是否一定是消极面大于积极面，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具体立法、政策和高校知己知彼，取其长补己短的水平、知识、眼界、能力和智慧。
对于我国来说，我认为，接受国际化理念的根本目的是从本国实际出发，了解和借鉴国际上被实践证明是先进的办学理念、模式和管理技术，以提高我们的办学水平和质量，把我们的学生培育成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要参照国际上通行的要求和标准，改革和调整学科、专业和课程的设置，加强外语技能的培训和学生对外国文化的理解、交流和沟通能力，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办学、合作研究，吸引和增加外国留学生并在校内营造出不同文化相互接触、相互碰撞的氛围；同时，大幅度提高教师和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水平。若非如此，我们就不可能实现将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
3.高等教育多模化、网络化和终身化。[9] 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临近使终身教育理念成为指导各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共同理念。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广泛运用为高等教育的多模化、网络化、终身化提供了理想的手段、桥梁和途径。中国是终身教育理念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已经提出了建设学习型社会并在不同类型和层次学校之间建立起立交桥目标。但实际状况是，由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已通行多年的开放灵活的双模制办学理念和实践在中国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便于终身学习和成绩累积的学分制尚未普遍推行；国内学校之间的学分、学历互认尚需时日，实现终身学习的诸多环节还受到种种限制。对绝大多数的普通高校来说，接受终身教育和学习社会的理念，意味着办学不能仅面对18—21岁年龄的青年人，还要灵活开放，走多模化、网络化和终身化道路，满足千家万户、不同个体的学习需求。美、澳、加近乎百分之百，欧洲50％以上的高校已实行双模制办学多年，这些国家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是我国的6—11倍。⑤ 当然，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实践这一理念的途径和方式应因时、因地、因校而异。
4.高等学校的法人化。我国高等学校法人化的理念已经确立，并作为一个目标写进了1993颁布的《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纲要》。需要认真反思的是：(1)一些国际机构和早已确立法人地位并享有比我国高校多得多的自主权的众多国外高校为何近年来重提法人化。[10]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业化时期形成的机制和享有的有限自主权已经不能适应今日快速变化的环境。任何束缚高校手脚，不利于高校活力、能力和潜力发挥的体制和政策，都与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过去的几年中，一向对高校办学、人事、财务等控制极严的日本科技文部省，不顾学校和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把日本国立大学转变为所谓的“独立的行政法人”，把真正的决策权力和责任下放给了大学，就是一例。(2)中国高校的法人地位何以至今没有或者没有完全确立。以追赶世界一流为己任的9所重点高校校长2005年在南京聚会时仍在呼吁高校应享有自主权。其根本原因是长期形成的计划管理体制对高校的控制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成为高校接受新的办学理念，奋力革新，争得主动，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体制性障碍。已经踏上四重过渡征途和走上四重过渡立交的中国高校，如果不能完全操控本校校车的方向盘，“道上”和“桥上”的事故必然丛生，学校被动，“交通管理部门”和“交警”同样或更加被动。实际上，这种状况已经显现。
总之，更新理念，才能明确方向。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才能培育和保证高校迎接四重过渡挑战的动力、活力、能力和潜力，实现中国高等教育不仅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带来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希望。
注释：
①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由8777人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34.7％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6年8月14日)。
②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预测，“十一五”(2006—2010年)时期，中国民营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全部民营经济将可能达到GDP的3/4。民营经济2005年已经占我国GDP总量逾6成(资料来源：新华网，2000年9月21日)。
③对外依存度是各国广泛采用的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依赖程度的一个指标，是用一国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的GDP。中国2004年的对外依存度为70％左右。200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1.4万亿美元，对外依存度还在上升，规模化的“中国制造”至少为国内新增了6000万个就业岗位(资料来源：《世界财经报道》，2005年12月8日)。
④日本、韩国25—34岁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过50％以上(资料来源：Education at a glance,OECD,2005)；台湾高等教育普及率已达60％(资料来源：A Model of University Incorporation in Taiwan:From Trend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Szu-Wei Yang,President of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2006 Conference,成功大学)。
⑤据2005年全国人口调查统计，我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数为6764万人，占我国总人口的5％。据经济合作组织2005年的教育统计，一些主要发达国家24岁以上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已占30％—55％不等(资料来源：Education at a Glance,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