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高僧传 》在僧传撰著历史上的地位
王绍峰
(湖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在中国佛教史籍(僧传)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续高僧传》继承并创新了僧传的写作思想与写作方法，并将其经典化、规范化，使之成为传统，为后世“僧传”所遵从。从写作学的视角分五个方面总结分析了其方式方法，揭示了《续高僧传》对后世僧传撰写的重要影响，也进一步明确了《续高僧传》在僧传撰著历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 ：道宣；《续高僧传》；僧传；影响
《续高僧传》乃初唐高僧道宣撰著的一部佛教史籍。道宣(596—667)，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字法编，一般言其原籍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俗姓钱，父名申，仕陈朝，任吏部尚书，母姚氏。“南山宣律师和尚赞”(敦煌文献伯三五七○号背面)说他“九岁能赋，儒道专精”。十岁时，道宣舍家从长安日严寺慧頵受业，高观如言其“第二年就在日严道场落发”,[1]116而潘桂明说他“十五岁入长安日严寺依智頵律师受业，十六岁落发”,[2]168-169“南山宣律师和尚赞”也说他“十六落发，定慧俱明”。二十岁时，到大禅定寺依智首受具足戒，二十一岁于智首门下听受律学。乾封二年(667)十月三日，道宣圆寂，年七十二，僧腊五十二。
一
道宣主要活跃在初唐时期，作为佛教律宗的祖师，他一生撰写了大量佛学文献，其中律学著作南山五大部成为该派的开山之作。[注] ① 南山五大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十二卷、《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六卷、《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二卷、《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三卷、《四分比丘尼钞》六卷。 此外他还撰有《释门章服仪》一卷、《释门归敬仪》一卷、《释门正行忏悔仪》二卷、《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一卷、《净心诫观法》二卷等。其所撰律学著述，“包异部诫文，括众经随说，及西土圣贤所遗，此方先德文纪，搜驳同异，并皆穷核；长见必录，以辅博知，滥述必剪，用成通意”(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序》，40/1b[注] ② 指《大正新修大藏经》卷、页、栏。下同。(日)高楠顺次郎等：《大正新修大藏经》，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道宣的学说在当时即已风靡整个佛教界，对后世的影响也至深至远，“从那时以来的中土律学家，差不多都以他的著述为圭臬；对于《行事钞》的解记之作，在唐宋两代就已多至六十多家。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1]118“南山宣律师和尚赞”也说他是“流芳万代，德迈千龄”。除创发佛学新解外，道宣在僧传、佛教目录学、文献学等方面也同样成就卓著，先后撰成有《续高僧传》三十卷、《释迦方志》二卷、《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大唐内典录》十卷、《广弘明集》三十卷、《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三卷、《道宣律师感通录》一卷等。就创作特点来说，道宣作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继承性强。道宣的许多作品是受到前人如僧佑的启发，最为显著的便是道宣在僧佑《弘明集》的基础上增补编纂了《广弘明集》，僧佑著有《释迦谱》而道宣撰有《释迦氏谱》，僧佑著有《集诸僧名行记》、《出三藏集记》，而道宣则写有《大唐内典录》，其《续高僧传》则是直接受到了慧皎《高僧传》的影响而撰写的。其二，多纂集之作。道宣先后编定了《集古今佛道论衡》《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又汇编了《广弘明集》以及《大唐内典录》，即便是作为律宗开宗明义的南山五大部也绝不全是道宣的原创，而是以中古律藏为基础不断申说发挥而成的。纵使其所撰写的《续高僧传》，在“南山宣律师和尚赞”中也被说成是“集高僧传”，这大概也从某一个侧面说明了这部文献的汇集、撰录的特点。其三，取材范围广。道宣是佛经文献学家，肯定曾浏览过大量的佛典，道宣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说到他的“博访”，如在《道宣律师感通录》中他就曾说：“余少乐多闻希世拔俗之典籍，故《搜神》、《研神》、《冥祥》、《冥报》、《旌异》、《述异》、《志怪》、《录幽》，曾经阅之。”(52/436a)其本人在《续高僧传·序》中也说：“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雠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
道宣乃一代宗师，在佛教史上影响深远，所撰《续高僧传》与梁慧皎《高僧传》、宋赞宁《宋高僧传》以及明如惺《明高僧传》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高僧传。慧皎《高僧传》乃发轫之作，有草创之功，学术界对其价值的肯定非常充分。学术界还有一个基本认识，即宋代是佛教史学勃兴期，产生了包括《宋高僧传》《大宋僧史略》《佛祖统纪》等等大量作品，曹刚华有专书研究。[3]有人认为《宋高僧传》的出现，与宋代史学发达的大背景密切相关，[4]313这是从大背景来说的，还不完全。本文以为宋代佛家史籍大量涌现是有内在的学术发展理路的，它是对唐代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这中间道宣《续高僧传》的作用不可不提，特别是其对后世“僧传”类作品撰著的影响更值得重视。佛家史籍的撰写，宛如经典史学传统一样，也是代有承继的，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说：“尤所注意者，《四库》著录及存目之书，因《四库提要》于学术上有高名，而成书仓猝，纰缪百出，易播其误于众。如著录《宋高僧传》而不著录《梁高僧传》，《续高僧传》，犹之载《后汉书》而不载《史记》、《汉书》也。又著录《开元释教录》而不著录《出三藏记集》及《历代三宝记》，犹之载《唐书·经籍志》而不载《汉志》及《隋志》也。”[5]1看起来是批评四库提要，其实也表露了对其一脉相承的肯定。
道宣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和接受前人成果的人，这样一个善于接受和学习前人传统和优秀经验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将经验升华为经典的作家。道宣继承前人优秀的写作经验，巩固与肯定了这些经验做法，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创新，通过自己的吸收、实践、示范，使得这些经验经典化、规范化，成为后世的学习与借鉴的标杆。
疏果是提高枣果品质的重要手段。留果量过大，会削弱树势，影响次年植株生长，使当年果实成熟推迟，果实品质下降。疏果的一般原则是留优去劣、自上而下、自内而外。一般分2次进行，第1次疏掉病果、畸形果、过密果及小果等；第2次去掉弱果与畸形果，使保留的果实大小均匀、果形整齐、分布合理，最后达到壮枣吊三四个果、中枣吊2个果、小枣吊1个果。由于栽培模式不同，水肥投入及产量要求不一样，上市时间不一样，所以疏果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进行。
材料是传记的基础，有什么样的材料就有什么样的传记文字。慧皎《高僧传》序言中说：“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捡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古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而道宣在《续高僧传·序》则说：“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雠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续高僧传》材料来源的途径方式基本承续了《高僧传》，同时增加碑铭等材料的使用以丰富僧人事迹材料，而道宣的这些方法又被赞宁所汲取，赞宁《宋高僧传》序文中说：“辑万行之新名，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研磨将经论，略同雠校，与史书悬合，勒成三帙。”《明高僧传》方法似乎简易了许多，其序文言：“予于庚子校刻前代金汤编，今岁又缉国朝护法者以补其缺，间于史志文集往往有诸名僧载焉，因随喜录之。”(50/901a)苏晋仁先生评价谓：“正如作者自序所说，是随喜录之，以备后之修史者采摭，因而没有严肃加工整理，不免存在缺点，尤其不是全豹，不能算作代表某一时期的综合传记，也无法满足后世的要求。虽然如此，但是在本书中还保存了一部分为它书所无的传记，而且纂集三个朝代部分僧传在一起，对佛教史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6]166之所以如此式微的情况，与其说是《明高僧传》编写的空疏，倒不如说明代佛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没有太重要的显性影响，更多地已经深入到人们的血脉里了，故而高僧大德的传记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二
其次，由于事权与立法权的限制，部委规章和地方性立法不能对知识产权评议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作出规定。这就导致一方面，知识产权评议游离于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行政程序之外，处于非常态化和非协同化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法律效力与法律责任的“武装”，已经实施的知识产权评议也缺乏必要的约束力，处于“没有牙齿”的窘境。为此，必须及早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于知识产权评议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
(一 )史传意识自觉化
名者，实也。名称的承继是至关重要的，直接称名，体现的是对传统的遵奉。我国小学史上的“雅学”，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尔雅》之后的《小尔雅》《广雅》《埤雅》《骈雅》《通雅》《别雅》等等，荦荦大观，形成了“雅学”系列。我们知道在佛家僧传中，一直有所谓四大僧传之说，即梁慧皎《高僧传》、唐道宣《续高僧传》、宋赞宁《宋高僧传》、明如惺《明高僧传》。慧皎《高僧传》序中的意思是，当时僧众猥滥，徇俗者多，故不以“名僧”为名，而以“高僧”为名。道宣直接的把自己的著作叫做《续高僧传》，就是对《高僧传》很多做法的最直接的肯定与弘扬，它把僧传的创作方法固定下来，也把佛家史传诸多内容固定下来，使之程序化，成为经典做法，这样才有了后世绵延成序的四大僧传。
最后再看看四大僧传之《明高僧传》，明如惺撰《明高僧传》八卷分为译经、解义、习禅三篇，计收正传一三八人，附传七十一人，其体裁与前三僧传几同，惟每科后少了“论”，一般认为这大概是因为该书并非成书而是一个半成品。如惺本拟上继《宋高僧传》，完成佛教史籍上的承绪，可惜最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完稿。虽然《明高僧传》在佛教史籍史上的地位明显不能与前三僧传并提，但敢于命名“僧传”，显然作者本来寄望不低。正是由于有了《梁高僧传》《唐高僧传》《宋高僧传》，这样绵延的学术传统，才使得后世的高僧以为如果没有了当朝的“高僧传”，似乎不能跟后人交代了，元蒙为外族入主，汉地高僧大概以为是可以接受的，到了大明王朝，则必须要有《明高僧传》了。値得注意的是，同时代时间稍晚于《大明高僧传》的还有释明河的《补续高僧传》二十六卷，[注] 本文觉得就篇幅及记录高僧来说，这个最应当叫“大明高僧传”，惜乎流布不广，且如惺之书书名讨了巧。 明河并没有看到如惺的《大明高僧传》，但强烈的史传传统，令其觉得《宋高僧传》之后便绝无继嗣实在让人无法容忍，于是仿习前三僧传，撰写了《补续高僧传》，体制基本于前三传相同。这说明传统一旦形成，它就有了自发的规约力。而在整个佛家史籍撰作传统形成过程中，道宣《续高僧传》起着承上启下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著作名称经典化
受中土俗家源远流长的撰述史传方式的影响，梁慧皎写作了《高僧传》，而进一步强化、使之成为后世绵延不绝传统者，非道宣《续高僧传》莫属。《续高僧传》继承了强化了为高僧作传的这一强烈的历史感，起到了继嗣与光大的作用，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续高僧传》，佛家这一经典做法才能成为历代无法割舍传统，成为僧人的一种自觉。如赞宁的《宋高僧传》序文中说：“慧皎刊修，用实行潜光之目；道宣缉缀，续高而不名之风。令六百载行道之人，弗坠于地者矣。爰自贞观命章之后，西明绝笔已还，此作蔑闻，斯文将缺。”这是赞宁撰《宋高僧传》的主要原因，也是对道宣《续高僧传》的极大肯定。明如惺《明高僧传·序》说：“故六朝庐山远公、唐宣律师、宋赞宁辈乃修僧史及高僧传，各若干卷。……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太史公作史传天下不肖者耻，今吾释氏而有是书，则使天下沙门非惟不作师子身中虫，而甚有见贤思齐，默契乎言表得免亡罤者，讵可量哉。然僧史始于汉明，传灯远遡七佛，皆终于宋，惟神僧传迄于元顺而止。明兴太祖高皇帝开国以来，国家之治超于三代，佛法之兴盛于唐宋，独僧史传灯诸书尚寥寥无闻，良可叹也。然吾侪有力者不以为念，有志者无以为缘。而我国朝人物其果不若唐宋乎？予于庚子校刻前代金汤编，今岁又缉国朝护法者以补其缺，间于史志文集往往有诸名僧载焉，因随喜录之，自南宋迄今，略得若干人，命曰大明高僧传，以备后之修史者采摭云尔。”(50/901b)这样的认识已经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了，非但无法割舍，简直无法容忍僧传断档了。这一强烈意识，当然与佛教本土化之后，佛家受俗世历史意识与史书撰写传统的影响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对佛教史籍写作传统的崇敬密切相关，慧皎《高僧传》为草创者有创发者之功，但是如果说到整个传统的形成，则无疑道宣《续高僧传》居功至伟。
(三 )取材方法标准化
慧皎在《高僧传·序》中曾说：“自汉之梁，纪历弥远。世涉六代，年将五百。此土桑门，含章秀起，群英间出，迭有其人。众家记录，叙载各异。沙门法济，偏叙高逸一迹。沙门法安，但列志节一行。沙门僧宝，止命游方一科。沙门法进，乃通撰传论。而辞事阙略，并皆互有繁简，出没成异。考之行事，未见其归。宋临川康王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太原王琰《冥祥记》、彭城刘俊《益部寺记》、沙门昙宗《京师寺记》、太原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征应传》、陶渊明《搜神录》，并傍出诸僧，叙其风素，而皆是附见，亟多疎阙。齐竟陵文宣王《三宝记》传，或称佛史，或号僧录。既三宝共叙，辞旨相关，混滥难求，更为芜昧。琅瑘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该综，而文体未足。沙门僧佑撰《三藏记》，止有三十余僧，所无甚众。中书郎郄景兴《东山僧传》、治中张孝秀《庐山僧传》、中书陆明霞《沙门传》，各竞举一方，不通今古；务存一善，不及余行。逮乎实时，亦继有作者。然或褒赞之下，过相揄扬；或叙事之中，空列辞费。求之实理，无的可称。或复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捡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古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终至梁天监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载，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见者二百余人。”慧皎是有感于当时一些佛家史籍对于僧人传记写作的疏失与不足而创作了《高僧传》的，按说这些被慧皎批评的写作方法也都有机会成为传统为后世所接受，但是其实并没有。之所以会这样，就在于慧皎首创《高僧传》对它们的回击和批判。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不充分，居于承上启下的《续高僧传》对先前做法的接受与拒绝，对其传承与否，同样具有不可低估作用。学术史上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一个极高的学术发端，由于后世绝无嗣响而湮灭，比如我国汉代即产生了基于田野调查的方言学著作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可是后世西学东渐之前长达千年，由于古代语文工作者无人再沿用这样的研究方法竟而没有产出一部像样的方言学著作。故而，我们认为，道宣《续高僧传》对于梁慧皎《高僧传》的忠实，为传统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奠基之功；《续高僧传》对《高僧传》改动，或者说创新，则开启了后世僧传根据人物实际情况进行体例编排的先河，给了他们创新的范例和勇气。《续高僧传》对《高僧传》的继承，巩固了《高僧传》的经验，促使其创作思想写作方法成为经典；《续高僧传》的新发明新创造，则又启迪后人不断革新，又成为后世的经典。
道宣《续高僧传》对既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续高僧传》在僧传撰著史上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认识：
(四 )篇章结构规范化
语文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学科。教师在农村小学语文的教学中，可以结合教学的实际需要，开展多样化的口语交际活动，让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口语交际水平。例如，教师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开展“朗诵”活动，朗诵的题材不限，可以是诗歌、散文等。朗诵准备的过程以及参与比赛的过程，就是加强学生口语交际训练的过程。此外，农村小学语文教师还可以积极地开展演讲比赛、辩论赛等与语言交际有关的活动，让学生在积极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好的语言交际训练，促使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
宋代佛教史书编撰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有关佛教的史籍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当数《宋高僧传》和《佛祖统纪》。道宣的湖州同乡、后学，宋太宗授予紫衣并赐号“通慧大师”的湖州德清人赞宁(919-1001)，受诏撰《大宋高僧传》。结果这位精通南山律的“律虎”撰写的《宋高僧传》，其体制“一如《续传》，惟《续传》仅每科后附以论述，此书则每人传末亦时有论述，或申明作者之旨焉，名之曰系，其有答问，则谓之通。系者法《张衡赋》，通则法《白虎通》，此与《续传》不同者也。”[5]32这除了其为道宣一宗，受其所学影响之外，更主要的我们要看到是《续高僧传》的魅力与影响，其成熟的经验与经典写法，使得赞宁也无法绕开《续高僧传》。宋释惠洪《林间录》卷一：“赞宁作《大宋高僧传》，用十科为品流，以义学冠之，已可笑。”正如陈垣先生所讥： “夫赞宁特循慧皎、道宣之旧耳，有何可笑！”[5]119在佛教史籍编纂的历史上，不是没有人试图对《高僧传》《续高僧传》等原僧传书写的体制体例进行改革，如元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打破原有的十科分法，分成慧、施、戒、忍辱、精进、定六学，每一学下有分出两科，每科之后有赞。这样的分类法其实是有问题的，这基本是静态的分类法，操作中出现了无法清楚划界的现象，基本可以看作是杂糅法。正如苏晋仁先生指出的，旧分类法创设的科目，其实是依据时代的演进以及佛教本身的发展设立的，符合佛教发展历史实际。[7]141在我们看来，原有的十科的分类法，不仅仅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佛教发展真相，同时也便于篇章结构的眉目清晰，便于行文，方便后人阅读接受。
我们只要简单地比较一下梁、唐、宋三大僧传以及余续《明高僧传》的篇目即可看出他们的继承性。《梁高僧传》和《唐高僧传》两传都分十科，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二在言及《高僧传》内容和体例时称：“本书为类传体，凡分十门。每门之后，系以评论：一译经，三卷；二义解，五卷；三神异，二卷；四习禅，五明律，共一卷；六亡身，七诵经，共一卷；八兴福，九经师，十唱导，共一卷。”[5]20而在谈到《续高僧传》的内容和体例时说：“本书继慧皎书而作，故名《续高僧传》。”“本书体制，与皎书大略相同。亦分十科，改神异为感通，增护法，经师、唱导则合为杂科，故其数仍十：一译经，四卷；二义解，十一卷；三习禅，五卷；四明律，五护法，六感通，各二卷；七遗身，八读诵，九兴福，十杂科，各一卷。每一科毕，亦系以论述，与皎书同。皎书着于偏安之时，故多述吴、越，而略于魏、燕；《续传》着于统一之时，文献较备，故搜罗特广。”[5]23-24
研究证明基于云班课的混合式英语教学能够提高学生课堂学习参与度，同时，实验班期末考试成绩优于对照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云班课平台成为教师与学生有效沟通的桥梁，也是教师激励监督辅助学生学习的有利助手。基于云班课的混合式英语教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课堂形式。云班课是形式教师仍然起着关键作用：第一，教师上课前细致入微的课堂设计必不可少；第二，动态的评价方式和便捷的沟通平台需要教师更多的投入。
选取2014年7月～2017年7月本院收治的妊娠合并高血压患者38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指标：产妇被确诊为妊娠合并高血压患者，并且没有合并有其他内科并发症；胎儿通过检测显示正常；产妇对于本次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将其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年龄21～37岁，平均年龄（28.63±5.36）岁；观察组年龄22～39岁，平均年龄（28.74±5.42）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五 )积习成疴神异化
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是以史家慧眼发掘佛教史传的历史学价値，陈垣先生对众多佛教史籍给予了积极评价，如《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洛阳伽蓝记》《开元释教录》等等，当然也包括《高僧传》《续高僧传》，都设专节介绍“本书在史学上之利用”。等到了《宋高僧传》，陈先生则说，“慧皎著书，提倡高蹈，故特改‘名僧’为‘高僧’。道宣戒律精严，对沙门不拜王者一事，争之甚力，皆僧人之具有节檗者，有专书名《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赞宁则本为吴越国僧统，入宋后，又赐紫衣，充僧录，素主张与国王大臣接近；本书又为奉诏而作，故不能与前书媲美。”“因此赞宁之书，不提倡高蹈，与慧皎异；又沾染五代时乡愿习气，以媚世为当，故持论与道宣又异”，[5]34-35至于后来的一些佛家史籍，如《大明高僧传》《补续高僧传》，则未予置评。何者？如果仅仅将其理解为此书乃特定时代完成，未及明代，则恐难以令人置信。我们认为，陈先生主要从能否为历史学所利用的角度来看待佛家史籍，即便是宗教史，这些佛家史传也当尽可能提供符合历史真相的资料方才有价値，才可以作为“信史”。那么为什么佛家史籍的信史价値等而下之呢？
僧传，对于历史，特别是佛教历史的硏究是基础性材料。当然，前提是这些传记所记载的事迹应当是具有历史的史实性。但是，后世人们在利用这些僧传时总是很小心，很多时候并不能将其作为信史看待，比如其中的灵异、神奇、传说等等虚诞虚妄的记载。沈卫荣说：“一部佛教的历史，甚至可以说佛教史家笔下的所有历史书写，实际上都是严格按照佛教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重新构建起来的一整套佛教化了的历史叙事。它是被彻底地篡改了的、佛教化了的历史，通常只是按规定的时间顺序而编排的形象化了的佛教观念/概念的历史，而绝不是真正的、客观的历史。”[8]我们认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状况，一方面是僧侣史观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叙事的经验与传统也规约着佛家史籍的撰著，最终导致这一情形的产生，而在经验的形成中，道宣的《续高僧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道宣《续高僧传》无限夸大高僧的神异功能是一个不好的开端，此所谓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习成弊。比如关于神异，陈柳冬雪认为，从类型上进行整理，可以归纳出《高僧传》中的神异故事主要是围绕着高僧的神异能力展开，这些能力概括为预言、神足、治病、分身、持咒念法、通灵、神力、天眼等八种。《续高僧传》的神异故事类型称为“感通型”，即以“感”和“通”为主线分析其神异故事的理念。《续高僧传》继承了慧皎《高僧传》体例，有改动，如改《神异》为《感通》。《续高僧传》的“感通”是指有所感而通于彼，意即一方的行为感动对方，从而导致相应的反应，即感应交通的意思。“神异”似乎纯粹是指一些超自然、反规律的事情。“感通”是指先有感后有通，然后所得到的一系列反应。[9]7-19本文认为，道宣其实还是想说明其所有记载中所有的神通非凭空而来，而是僧人对佛法的虔诚和精进所带来的灵验感应。尽管《高僧传》中的神异故事在慧皎看来也是确凿的事实，而这些感通故事在道宣看来，则绝对是真实的事迹了。另外，三大僧传中，《续高僧传》感通卷记录的高僧人数最多，相对应所记载的神异故事也最多，联想到道宣曾编纂过《神州三宝感通录》，所以这在本文看来也绝不是偶然的。杨海明认为两传在写作过程中都具有史家的眼光和“实录”精神，只不过梁慧皎的《高僧传》以弘扬僧人的理想人格、达到传教护法为目的，而道宣《续高僧传》以弘通佛法要义为首任，重在“会正解而树言”。[10]所以，我们说这些神异故事，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多有怪诞之嫌，但是当时作者却是笃信不疑的。而这些带有宗教神秘的故事，显然是不能入史家法眼的。这也是为什么陈垣先生书中特别提示后学该如何使用这些材料的用意所在。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传统。遵照上述逻辑，在这个传统的形成过程中，道宣《续高僧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宋高僧传》继承了《续高僧传》的体例以及神异故事的写作思想，到了明代，甚至出现了干脆直接用神异称名的僧传——《神僧传》。[注] 《神僧传》九卷，明成祖撰，明北藏、嘉兴藏、清藏、《明史?偊b艺文志》，皆著录。今有频伽藏本、常州本。 《神僧传》共记录了位高僧的神异故事，其中所记载的一部分僧人是将前三大僧传中具有代表的僧人及他们的神异故事进行汇总删改，同时也增加了后世所谓神僧。这样的僧传，除了宗教宣传、魅惑世俗的作用，已经完全没有史料价値了。从《高僧传》到《续高僧传》再到《宋高僧传》，最后发展到《神僧传》，这样的神异故事的记载与撰写传统，逐步消解了僧传的史学价値，不能说不是积习成弊、积习成疴的结果。
总之，《续高僧传》由于其天然的承上启下的位置，逐渐将经验升华凝固成为传统，成为后世同类作品模仿、学习、借鉴乃至承袭沿用的对象，某些做法甚至被极端化地发展了，《续高僧传》对后世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
[1]高观如.道宣[M]//中国佛教(第二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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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Xugaosengzhuan in the Writing of Monk 's Biographies
WANG Shaofeng
(School of Chinese, Huzhou University，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Shi Daoxuan’s Xugaosengzhuan in Tang Dynasty is a link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in Chinese Buddhist historical books especially biographies of monks. It inherits and innovates the literary writing ideas and writing methods of the biographies of monks, and also classicalizes and standardizes them into a tradition which is followed by later generations’ biographies of mon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ses its ways and methods from five aspects, reveal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Xugaosengzhuan on the later generations' biographies of monks, and further clarifies the position of Xugaosengzhuan in the history of biography of monks.
Key words :Daoxuan;Xugaosengzhuan ; biography of monks; 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 ：B9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34(2019)01-0019-06
收稿日期 :2018-12-12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续高僧传》研究”(项目编号：15NDJC007Z)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绍峰，教授，博士，从事古代汉语研究。
[责任编辑 陈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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