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乡土小说与文化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乡土论文,说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鲁迅站在历史与文化的高度反思观照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结构，他的乡土小说揭示了故乡人卑怯凌弱、节烈等第、中庸瞒骗等病态人生和心理，对以奴性文化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了深刻形象的批判。鲁迅立足于对人的启蒙，立足于改革，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对自我的解剖反省结合在一起。鲁迅受到过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近代文化批判先驱者的影响，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批判有着比前人更加执著的精神和更为深刻的内涵。
【关键词】 鲁迅 乡土小说 文化批判
中国的文化巨人鲁迅先生是站在历史与文化的高度反思观照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结构的，是在对西方文化的参照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作深入反省批判的。与其说鲁迅是站在政治革命的角度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如说他是立足于文化批判的视角从事思想启蒙事业的。早期的鲁迅曾一度十分关注世界科学成就的介绍传播，他认为“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现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科学史教篇》），鲁迅深切地渴望通过介绍发展科学来救祖国。自决意弃医从文，以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后，鲁迅的注意力更多地从世界的科学物质文明的介绍，转入对人类精神文明的推崇，鲁迅发表了倡导“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文化偏至论》和推崇“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的《摩罗诗力说》，此时的鲁迅已努力在中西文化的比照中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苦痛沉寂中，鲁迅“深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呐喊·自序》），这使经过了西方文化洗礼的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鲁迅将他的创作置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基点上，这就使鲁迅的小说创作具有其独特的视野，他不象郁达夫、郭沫若将弱国子民的留日学生孤寂郁闷的生活摄入自己的艺术世界中，也不似叶圣陶、冰心在苦闷与彷徨中着意憧憬美和爱的理想天国，鲁迅执著地以浙东故乡的乡镇生活为模本，努力从故乡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描述和剖露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深刻形象的批判。
一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鲁迅这样深刻而又具体，没有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鲁迅这样执著而又犀利。鲁迅一针见血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概括为奴性文化。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努力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特征的同时，鲁迅在许多文章中还十分具体深刻地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病，鲁迅以偏至的发展观孜孜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揭示和批判，“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致尤炳圻》），因而鲁迅在他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中也努力剖露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对国民性的卑怯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再针砭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下国民性的卑怯，他说：“……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北京通信》）鲁迅的乡土小说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卑怯者的世界。李长之在《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中就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在内容上，写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就是写农民的愚騃和奴性”。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将儿子的命运寄寓在人血馒头上懦弱的华老栓（《药》），一心跻身长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的忧愁的七斤（《风波》），在多子、饥荒、苛税等压榨下苦得象个木偶人的闰土（《故乡》），都是乡土社会中的卑怯者，他们对于身受的压迫忍辱受屈逆来顺受。《祝福》中到土地庙捐门槛赎罪的祥林嫂，《在酒楼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无聊地生活着的吕纬甫，《孤独者》中亲手选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的魏连殳，《离婚》中慑于七大人威光的爱姑，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卑怯者，虽然他们面对坎坷的命运和人生也有过不平和抗争，但最终都屈服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鲁迅将国民的卑怯视为国民性的主要病根之一，他以决绝的姿态予以抨击。鲁迅极力反对卑怯者半死半生的苟活，他深切地期望人们能挣脱文化传统的禁锢，有真正的人的生活，他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五》）
鲁迅先生对于卑怯者的恃强凌弱更为痛恨，他曾愤愤地指出：“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杂感》）鲁迅在其乡土小说创作中一再针砭揭示卑怯者的凌弱。《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酒客们对孔乙己的奚落哄笑，《药》中老栓茶馆里茶客们对夏瑜的斥责讥嘲，《明天》中鲁镇上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对单四嫂子的欺凌，《阿Q正传》中遭假洋鬼子棒喝的阿Q对小尼姑的侮辱，《祝福》中鲁镇人对祥林嫂悲剧故事的学舌、对祥林嫂额头伤疤的嘲弄，《孤独者》中寒石山村人们对魏连殳关于其母丧葬仪式的胁迫，都可看出鲁迅对乡村社会中卑怯者的恃强凌弱的深恶痛绝。鲁迅曾愤然地指出：“要除去于人生可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之节烈观》）。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鲁迅对封建节烈观念和等第思想十分憎恶，在《我之节烈观》中，鲁迅将封建节烈观念视作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他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鲁迅在其乡土小说中就描述了在封建节烈观念的影响摧残下，“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的乡村社会的人们。《明天》中的寡妇单四嫂子执意守节，将儿子宝儿视作她人生的唯一寄托和希望，宝儿的不幸病逝，使她失落了明天。《祝福》中的祥林嫂守寡后又被婆婆强行嫁到贺家墺，一心守节的祥林嫂全力反抗，竟一头撞在香案角上。被称作善女人的柳妈竟认为当初祥林嫂“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并劝祥林嫂去土地庙捐门槛“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封建的节烈观念成为摧残乡村妇女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因而精神上受尽折磨和摧残的祥林嫂在容不住她的社会里只有走向死路。鲁迅认为应该追悼中国历史上为节烈观念迫害致死的人们，并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我之节烈观》）
鲁迅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概括为吃人的筵宴，这种吃人是建筑在封建的等级制度上的。鲁迅指出：这种吃人的筵宴，“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灯下漫记》）鲁迅对这种封建的等第思想是极为憎恶的。他说：“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论“他妈的！”》）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第严格的礼治秩序成为几千年来规范人们的生活准则和处世方式，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对这种森严的等第思想作了生动的揭示。《孔乙己》中去咸亨酒店喝酒的人们，长衫客和短衣帮泾渭分明，短衣帮们是靠柜外站着喝酒的，而长衫客则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慢慢地坐喝，而落魄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始终未能跻身于长衫客之列，最终脱下了长衫，穿件破夹袄，盘着两腿来喝酒。《故乡》中回乡寻觅过去的记忆与情感的主人公“我”，在被岁月和生活压迫得麻木了的闰土一声“老爷”的称呼中，感到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童年时相处得无拘无束的小英雄闰土消失了，只有辛苦麻木得象木偶般的闰土了。鲁迅十分深刻地将人之间的这种隔膜归为封建等第的缘由。他说：“……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鲁迅针砭了中庸思想和瞒骗行径。被称为儒家最高美德的中庸思想倡导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中和主义，这成为人们道德修养和处世行事的基本准则和方法。鲁迅将中庸视作国民性卑怯的根由和阻碍中国人进行改革前行的巨大阻力。鲁迅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无声的中国》）在散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鲁迅就抨击了聪明人的中庸思想、推崇傻子的改革精神和批判了奴才的奴性性格。在散文《立论》中针砭了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鲁迅在乡土小说创作中，也生动地揭示了这种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明天》中的王九妈，面对单四嫂子询问宝儿的病情，她只是“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这种不置可否不负责任的回答，与《立论》中既不谎人也不遭打的回答如出一辙，这显然是为鲁迅所鄙弃的。《祝福》中回归鲁镇的游子，在祥林嫂关于灵魂地狱有无的叩问中，只能以“也许有”，“也未必”和“说不清”搪塞，这种中庸之道的处世态度，鲁迅在小说中阐释道：“‘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这显然是为鲁迅所针砭的调和折衷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摆脱责任和道义的中和主义。《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在社会和环境的压迫下，从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敢作敢为的青年，变为一个教教“子曰诗云”敷衍模糊无聊随便的弱者，他以中庸之道调和规范自我的人生。这显然也是为鲁迅所不满的。
鲁迅憎恶中国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恶他们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鲁迅憎恶他们能以瞒和骗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鲁迅的《阿Q正传》立意写出国人的魂灵，阿Q是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的典型人物，不管处于何等不利和不愉快的境地，阿Q都能从中摆脱出来，处于精神上胜利的不败之地。《故乡》中麻木辛苦生活着的闰土，在香炉和烛台里寻觅人生的希望，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慰藉。《祝福》中受尽折磨的祥林嫂，到镇西头的土地庙捐门槛赎罪，求得精神的平衡与解脱。《孤独者》中作茧自缚的魏连殳，躬行其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其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在失败中找到了精神上的胜利。鲁迅深深地憎恶国民的奴性性格，真诚地期盼能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真正争取到做人的价格和权益。
二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中，鲁迅以十分理性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深入而又深刻的批判，鲁迅是从对西方文化递嬗演进历史过程的宏观分析把握中，是在对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的整体探析总结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深入具体的批判的。鲁迅是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病症去从西方近代文化传统中去寻觅良方的，鲁迅是“作为从外国药房贩来一帖泻药”来接受介绍西方文化的，以医治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痼疾。
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立足于对人的启蒙，是基于“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担忧，鲁迅是立足于“立人”的基石之上的。鲁迅认为民族振兴“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因此鲁迅在努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中，着重探析与针砭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浸淫中形成的民族心理性格。鲁迅深感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性影响的根深蒂固，因而鲁迅执著地揭发针砭在传统文化影响下民族性格的卑怯凌弱、节烈观点、等第思想、中庸思想、瞒骗行径等弊端，意在努力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鲁迅期望将来围在古训所筑成的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会觉醒走出，认为“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的思想”（《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的鲁迅，一度将立人的理想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因而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声。在《故乡》里渴望宏儿和水生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鲁迅期望孩子们成为将来的“人”的萌芽。鲁迅在《长明灯》中却勾勒了孩子们对欲吹熄长明灯的“疯子”的嘲弄；在《孤独者》中却描述了孩子们对孤独者魏连殳的仇视，这折射出鲁迅对进化论思想的怀疑和否定。鲁迅努力从“立人”的视角进行传统文化的批判，他说：“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女媳之夫，不能献出人类之前。”（《随感录·四十》）鲁迅深切企盼中国有能献出人类之前的人，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的闯将。
鲁迅执著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是瞩目于改革的将来的。他说：“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随感录·八》）因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渴望容不得吃人的将来的到来，在《故乡》中期望人之间没有隔膜的新的生活的未来的出现。鲁迅深知在传统文化统治了几千年的古国改革的艰难，但鲁迅仍然大无畏地努力地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他认为：“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象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国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随感录·一○》）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极为深入和深刻的，他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漆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会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两地书·四》）改革成为鲁迅向中国传统文化斗争的指归，鲁迅的改革思想始终瞩目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鲁迅指出：“长城久成废物，弱水也似乎不过是理想上的东西。老大的国民尽铅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的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忽然想到·五》）又说：“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这个与那个》）鲁迅执著地从文化角度探索中国社会的改革问题，指出变革中国社会的症结。鲁迅十分反对修补老例的所谓的变革，倡导呼唤革新的破坏者。鲁迅深知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势力分外强大的国度里，改革者难以避免地遭到吃苦或杀身之祸，但鲁迅依然一如既往大无畏地在改革之途上努力奋进，以其犀利泼辣的随笔杂文和生动凝炼的乡土作品，揭示针砭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病。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与对自我的解剖和反省结合在一起的，这使他的作品呈现出更为撼人心魄的深刻与深邃，这也使鲁迅的乡土作品展示出与其他乡土作家创作难以企及的厚度和高度。鲁迅曾指出旧文艺的创作如隔岸观火，新文艺的创作则“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并说“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文艺与政治之歧途》）鲁迅的创作就是将他自己也烧在里面的，他的乡土小说并非颐指气使地责难乡民们的麻木愚昧，而是以衰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基调揭出病苦，同时鲁迅也常常反省自身所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鲁迅真诚地反省自己所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他说“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鲁迅将自己看作是在社会转变途中的中间物。鲁迅这种将自我视作与光阴偕逝的中间物思想，使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具有一种深入肯綮的深刻和坚韧执著的无畏，也使鲁迅对其自我的解剖与反省始终不渝，这种解剖和反省甚至达到十分残酷的境地。他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致李秉中》）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就以一种决心自焚的精神对自我的灵魂作了十分深刻的自剖和拷问。鲁迅的乡土小说创作在揭出国民性的种种病态中，也常常解剖自我的灵魂。1927年茅盾在《鲁迅论》中就指出，鲁迅并不是一个站在云端一味指斥世人愚笨卑劣的圣哲和超人，“他是实实地生根在我们这愚笨卑劣的人间世，忍住了悲悯的热泪，用冷讽的微笑，一遍一遍不惮烦地向我们解释人类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么矛盾！他决不忘记自己也分有这本性上的脆弱和潜伏的矛盾。”从鲁迅的乡土小说中我们也可看到鲁迅对自己内在矛盾的解剖和批判。鲁迅在抨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吃人本质的《狂人日记》中，显然将自己的情感和视角置于被吃而又吃人的狂人之列，鲁迅既暴露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同时也深刻反省了包括鲁迅自己在内的“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国民，受封建传统的深刻影响和压迫，真切地渴望不吃人的社会和不吃人的人们的出现。《故乡》是以鲁迅归乡迁家为素材的，小说中的归乡者“我”虽不尽是鲁迅自身的写照，但却寄寓了鲁迅真实的思想与情感。小说在揭示和感慨“我”与闰土之间隔起的可悲的厚障壁，在深切期望拆毁人之间隔膜的高墙后，鲁迅指出闰土的要香炉和烛台是一种偶像崇拜，并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1921年的鲁迅还在探索之中寻求新路，虽然他执著地努力毁墙寻路，但如他自己所说的也不知走哪条路好，也常常徘徊在十字路口，因而当时对鲁迅来说，他的希望也只是一种十分渺茫难以把握住的偶像了，鲁迅真实地剖露了自己尴尬的内心与情状，也坦现了鲁迅一往无前毁墙寻路的执著精神。鲁迅的《阿Q正传》意在通过阿Q形象的描绘“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1933年鲁迅在《再谈保留》一文中说：“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鲁迅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写出的《阿Q正传》，显然也将自己包含在内的，这种对国民性的揭示和批判，显然也包含着鲁迅的自我解剖和批判。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受到过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文化批判先驱者的影响。然而在一种充满了民族文化优越感和对外族的强烈仇视的时代氛围中，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总显得矛盾重重、软弱乏力，最终却纷纷又回归了传统，康有为回到了尊孔之途，严复投回孔孟怀抱；梁启超提出以中国固有之旧道德维持社会，章太炎从民族主义回归国粹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反思批判文化传统，“五四”前夕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争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中西文化价值体系全面整体的选择和体认，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从东西方民族根性之不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之弊端，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从动的文明和静的文明视角比较东西民族之差异，他们都努力从东西方文明的比照中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为弊病，从而形成了“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时代氛围。受到过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影响的鲁迅，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和批判及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包含着对自我精神的反思与解剖，因而自称为历史中间物的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比前人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无畏的气度，鲁迅不仅以其犀利的杂文投入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且以其生主动形象的乡土小说，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处，抓住中国传统文化是奴性文化的核心，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卑怯凌弱、节烈等第、中庸瞒骗等种种病态，给现代国人展示了一幅幅揭示传统文化积弊的生动图画，和一面面观照人们自我灵魂病态的形象镜子，这使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国民性的探索，具有极为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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