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行金融自由化，建立良好的内部监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升值不能平抑通胀
曹理达：中国目前面临通胀与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升值是平抑通胀的有效方法，您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麦金农：经济学家所受到的专业教育使他们认为，实际汇率是贸易平衡中一个重要的可控变量。一些非常优秀的中国经济学家也陷入了这样的想法当中。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对外贸易债权国，汇率提高之后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或是不可预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非常宝贵。因为当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71年的360，直升至1995年的80，日本的对外贸易顺差继续上升，占GDP的份额也没有下降。
当日元汇率大幅升值，投资减少，美元资产的持有者就会损失，由此导致消费下降，进口减少。出口减少的同时进口也减少，所以贸易顺差的状况没有大的改变。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控制了汇率，就控制了贸易双方的宏观经济。但是当我们关注宏观经济情况时，发现借助货币政策来制定的汇率，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建议提高汇率，但是这里提高的是名义汇率而不是实际汇率，很难讲对于宏观经济会产生所预期的影响。
曹理达：比照日本，以现在的中国经济形势来看，中国现在的通胀与人民币升值预期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您认为怎样能够缓解现在的通胀压力？
麦金农：现在中国面临的通胀，主要是由人民币升值预期所导致的大量热钱流入所造成的。日本当时和中国一样，都有很高的GDP增长率，也有很多的热钱从境外流入(当然在日元汇率稳定的时候，没有热钱流入)。因为对日元的升值的预期一直存在，所以越来越多的热钱流入。在中国，从1995年到2005年，人民币的汇率非常稳定，有着很高的GDP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这和日本当年也很相似，工资上涨体现的是劳动生产率的上涨。
尽管现在央行采取了很多的干预政策，包括增加外汇储备，提高利率，减少流动性，这些对于通胀的调控都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如果人民币的汇率升值保持在一个温和的水平，同时根除对人民币升值的进一步预期，顶住美国方面对人民币升值给予的压力，那么就会迎来一个通货紧缩的时期。这样的话，境外的资金流入就会停止，流动性过剩就会得到缓解，央行能够更好的抑制通胀。
曹理达：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升值下去，会不会在十年后遭遇和日本相同的“失落的十年”？
麦金农：这个很难预测，到现在为止，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10％左右，跟当年日元的大幅升值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距离“失落的十年”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我所担心的是潜在的可能性。
当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升值是减少贸易顺差的有效手段时，我就会想到经济学家这一职业有可能会导致群体性的疯狂。
“货币战争”是不可能的
曹理达：您曾表示中国证券业的发展还不成熟，您怎么分析中国现在的股市泡沫？
麦金农：因为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有很强的预期，所以很多的热钱流入了资本市场，造成了现在的股市泡沫。同时由于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投资都是向内流动，而境内的投资者本该对自己的资产组合进行多元化投资，可以把资本流向日本、美国、欧洲等地，但是人民币升值导致了国内股市的回报预期的提高，加上没有投资境外的选择，国内的股市成了惟一的投资目标，这就加剧了国内的资产泡沫的形成。
曹理达：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美、美日之间存在着“货币战争”，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麦金农：我不这么认为。美国会指责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的问题，但是美国中央银行却不太干预美元货币市场。
这个格局形成的历史原因要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基于“N-1”原则的。假设有N个国家，那么只有当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兑换的基准汇率，其他的N-1个国家才能制定自己的变动汇率。否则就会出现混乱和冲突。假设我们现在的世界只有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那么就存在着美元和加元的兑换。当加拿大政府想要对加元采取一些政策的时候，美国的美元必须是被动的，这样加元的政策才能执行。两国不能够同时采取货币政策，只有其中的一方可以，不然的话就会有冲突。
假定世界上有N个国家，必须有一个主要的国家以自己的货币作为基准货币，在外币政策上保持被动，让其他的N-1个国家在市场上自由贸易，自由设立外汇政策。这才使得美元中心的货币体系得以实行。所以美国对美元就不可能干预太多，其他国家的银行对本国货币有很多的干预。
“中投”不是“中国淡马锡”
曹理达：您怎样评价即将成立的“中投”公司，您赞成它采用类似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等公司的模式吗？
麦金农：我认为很难，新加坡的情况是惟一的，它的模式很难复制。
新加坡是世界上经常账户盈余率最高的国家，这当然和新加坡的GDP有关。新加坡的经常账户盈余率达到了20％，比中国要高出很多。但是，美国却不指责新加坡的外汇政策。新加坡是个很小的经济体，尽管这样，新加坡的经常账户盈余额还是很大。
新加坡却没有建立起巨额的外汇储备，而是建立了国有的政府投资公司，如淡马锡，还有更大规模的GIC，在中国也有投资。新加坡的操作模式是，政府控制储蓄，将储蓄国有化。他们有中央储备金，在新加坡工作的人必须向政府交纳工资的30％，存入中央储备金。这看上去是政府强制执行的过度储蓄。然后政府就掌握了由新加坡币构成的中央储备金，每个存款人每个月会得到一份月结单，上面会给出以坡币计算的利息收益，这也就作为存款人的退休储备金。
中国的政府海外投资公司不能复制新加坡的模式。中国不具备新加坡那样的中央储备金。中央储备金是养老金的一种形式，强制缴纳的比例很高。这样的一种形式降低了外汇市场的风险，由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现金储备。不然的话，当外汇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很多美元的持有者会去兑换。在新加坡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政府掌握了经济中的绝对量的储蓄额。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机制。
“金融自由化”应慎行
曹理达：怎么样从政策上避免日本金融危机在中国重演？
麦金农：很难回答。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应用人民币升值来解决通胀，政府很难制定出稳定可靠的汇率政策，专业人士要在这方面努力，让政策制定者更加明智。
我认为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变需要中美双方政府的合作，这个在日元是有过经验的，但是残留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把日元固定在一个比较窄的波动区间内，日元的大幅波动使得持有大量美元的机构可以从波动中套利。尽管不是完美的，这次改革也对日本的金融有了很大的改进。我们希望美国再出现一个罗伯特·鲁宾来帮助中国。
曹理达：您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有着什么样的建议？怎样建构健康的、功能运行良好的金融体制？
麦金农：把外资银行都赶出去，这样你们就不会有次级债危机了(笑)。
我认为最应该注意的是一定要慎重对待金融自由化。在这一点上我和美国财政部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总是在敦促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给美国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我觉得这个进程太快了。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机，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保证，这些都够专门写一篇文章的了。
我的想法是，中国不希望有次级债那样的危机发生，那就应该建立起良好的内部监管体制。美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制定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分离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业务。这是为了人们可以把存款安全的存在商业银行里，对商业银行还实行了存款保险。对于商业银行的金融安全还制定了很多的法规，但是对于投资银行却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因为投资银行的业务风险很大。商业银行投资在开放市场的存款比例是有限制的，他们的存款利率也是有限制的。他们只有靠利率来吸引人们存款，而不能靠在开放市场的大量投资。
以我这个年龄的经验来说，我觉得中国在金融自由化上应该三思而后行。现在中国的银行业有自己的一些业务分离的规定，我认为应该继续加强监管，慎重的规范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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