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茵[1]2017年在《卡普拉生态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科技的进步,近代工业化使人类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当人类沉浸在取得众多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一巨大喜悦之中的同时,也面临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等危及人类生存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严峻的现实唤醒了人类的生态意识,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已超过了自然的极限,地球迫切需要一种能平衡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的生态理念。这种生态理念将使人们改变以往的思维模式,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共生共荣。卡普拉的生态世界观从系统观出发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与批判,又从整体观出发将自然、人类与社会置于统一的世界中进行系统分析与阐释,力图为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提供思想基础。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立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为理论基础,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为原则,运用整体论思维方法对卡普拉生态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文论证了卡普拉生态哲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卡普拉出生于1938年,在他生活的20世纪,全球经济危机与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科学主义的盛行导致技术的泛滥开发与应用,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又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了严重地破坏。在很多人眼里看来,现代人类的种种危机仅仅是工业化过程与现代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思想观念与文化观念只是工业化过程与现代技术的伴生物。可是,卡普拉的观点却恰恰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当时人们生活的时代是以笛卡尔范式与牛顿力学模式建立的世界观所主宰,所以才会造成生态危机的恶化。因此,从具体的时代背景出发为系统地分析卡普拉生态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第二部分,论文系统地阐述了卡普拉生态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即以系统生物学为基础的系统生命论、以医学、心理学为根据的个体健康观、以经济系统转移为尺度的生态系统观和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整体生态观四个方面。卡普拉认为思想危机是导致现代社会生态紊乱的根本原因,于是他从经典物理学到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分析中,批判了笛卡尔和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并继承了普里戈金的自组织系统理论思想,主张应该建立“身心和谐统一”的广义健康观,并继而扩展到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整体观”研究。他积极地倡议,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现存危机,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整体的生态世界观。第叁部分,论文系统论证了卡普拉生态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这是卡普拉生态哲学思想的精华部分。卡普拉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术语,把这种转向叫作“范式更易”。在卡普拉看来,这种“范式转换”是由系统的或生态的新范式取代传统的笛卡尔——牛顿机械论的旧范式。这种从旧范式到新范式的转变体现了新的特点:第一,多元开放的整体取向。在传统的旧范式中,整体的动力学被解释为局部的性质,即透过局部的属性可以看到整体的动力功能。而在新范式中,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被倒转,要想了解局部的性质必须通过整体的动力学才能获得和知晓。因为局部不能孤立的存在,局部仅仅是整体的一部分,属于整体系统中的一个具体分支或节点。第二,动态生成的系统诉求。在传统的旧范式中,基本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形成了动态的过程。而在新范式中,过程被细化为无数个结构相互关联的组成,整个关系网络都属于内在地动力学的组成部分。第叁,相互关联的方法功能。在传统的旧范式中,科学描述被认为是独立于人类观察者与认知过程的客观存在。而在新范式中,对知识过程的理解即认识论被看作是包含在对自然现象的描述中。认知与实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科学理论包含认识论,认识论是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卡普拉将“整体”世界观延伸到对人类健康的关注上,他认为应该建立广义的健康观,即树立身体、精神和心灵的相容整合,智商、情商和心商的交融整合,自然、人类和社会的协调整合的叁整合原则,由此总结出与东方智慧中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生生不息的生命法则是一脉相承、交相呼应的。第四部分,论文深入剖析了卡普拉生态哲学思想与道家思想的辩证统一。卡普拉吸收了中国古代《易经》中关于阴和阳的互补、平衡、循环的概念,同时吸收了道家的自然无为的基本观点,尝试性地运用中西方两种文化来构建新的世界文化模式。他的世界文化模式的指导原理是基于道家的基本哲学观点。他认为,“道”是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是万物运行的规律,宇宙中的所有物体都参与到“道”的运行变化中,这是万物内在生成的动力规律。“道”的基本待征是它运动变化的循环性。这种循环贯穿了自然界中所有事物的始终,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只要在世界中存在都将无形地遵循着这个规律,而这个规律的具体表现即基本结构的阴阳消长。“道”的一切显示都是阴阳两极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阴阳在相互转换的过程中会形成具体的节点,因此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事物是纯阳或者是纯阴的,自然世界中各种现象都是这两极之间运动变化过程节点的体现。阴阳之间的动力学平衡就构成了具体的自然现象。西方重视理性,理性的思考属于智力范畴,是线性的、侧重对事物的分析,具有辨别、测量与分类的功能。在对具体的现象进行解释时,纯理性的知识分析不能完整地概括出事物的本质特点。而东方的思维方式恰恰可以弥补西方的这一不足,东方是以非智力的实在经验为基础的,重视直觉判断,在思维方式上是非线性的、整体的、系统的和综合的。因此,理性知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阳性活动,而阴性的活动则具体的体现为直觉智慧。这种阴与阳的互补与结合,构建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第五部分,论文辩证地评析了卡普拉生态哲学思想,在充分肯定卡普拉整体生态世界观的基础上,对其过于偏重于整体观而疏于对部分的结构、过于夸大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而忽视了物质的基础性作用、重视文化决定论而忽视了技术与社会叁位一体的综合作用的局限性进行了剖析。卡普拉生态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丰富,是对生态伦理学内容的充实与提升,对于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它有利于生态道德观念、生态道德责任、生态科学意识的提升,更能对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提供借鉴性的指导。总之,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它不仅仅关乎当代人类的生存,更是对未来人类生存的关注与展望。既然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社会所普遍关注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它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同时也意味着单独用一种文化理念是难以解决的,这就迫切需要从现实的层面上加强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对话,在对话交流中促进文化理念和思想的相互交融。未来的历史进程应该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从而推动历史的演进,但是人类必须清楚的是在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中,人不能盲目地开发自然和利用自然,而是人应该不断地挖掘自身的潜能与外化方面,人类的改造活动应直指人类自身,这意味着人类的巨大升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超越。
吴琼[2]2007年在《“文本”到“人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研究》文中指出论文以“范式”理论作为切入点，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缺陷与弊端，从范式转换的角度阐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问题。教育范式转换表明新教育范式发展过程中对旧教育范式的对立、依存或超越关系。用范式转换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更能展示不同教育范式的背景、主题、理论视域及其转换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意义。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换，实质上是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重构。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发生在文本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与人本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之间，其实质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上”、“唯书”向“以人为本”的转变。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生活中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以封闭性、知识化、教条性、理想化、泛政治化为特征的文本教育范式。本文认为文本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存在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边缘化、外在化、低效性的根本原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向以开放性、主体性、情感性、生活化为特征的人本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论文通过深入分析文本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本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内涵及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寻找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最基本出发点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基本取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的理路，为深入推进人本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科学的理论参考和有效的实践指导。论文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批判原则与建构原则并举的方法，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路径，以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问题贯穿论文始终。论文包括前言和正文两部分。正文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界定了“范式”及范式转换的涵义，并对文本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和人本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概念和特征分别进行了概括。第二部分分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的基础，包括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学科基础叁个方面。第叁部分分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的动因，从高校自身人本精神的缺失、外部动因和内在动力叁个角度进行了阐述。第四部分论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的取向，即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诉求由工具化转换为人本化；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由规范性转换为发展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由消极适应转换为超越；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由统一单样转换为多样化；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形态由单向灌输转换为平等对话。第五部分针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提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的理路，即确立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质。
梁旭辉[3]2003年在《可持续发展观与哲学范式的转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面临的尖锐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威胁我们生存的严重问题。环境污染、气象异常、自然资源枯竭、物种灭绝、人口膨胀等等现象已超越了地域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范围，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严峻的生存环境迫使人们反思传统的自然观、发展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途径。 相对于其他国家，可持续发展对发展中的中国尤为重要，它是我国摆脱贫困，摆脱人口、资源和环境困境的唯一正确选择。目前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环境提出更高要求，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而可持续发展同以往社会发展模式的最深刻差异也就在于它真正以人类的生存质量和整体发展效益为根本的出发点、归宿点和最根本的价值尺度，它的发展过程和实践运行都体现着深刻的人类本质特征、人文精神内涵和全民参与要求。由于可持续发展观念的通约性，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将发生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特别是由于新世纪人类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相对成熟和文化精神的重建意味着人类正要完成认知格式塔转换，用新的思维范式去认识自然界，检视人与自然之间理应建构的伙伴性关系。 本文从哲学视域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了读解和诠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梳理，考察其内涵、历史演进、核心和原则，反思人类实践和人类思维的狭隘性，将之作为“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本文还发掘了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底蕴和哲学新思路。是故，着力于自觉建构可持续发展观，着力检讨现实实践的价值，着力面向未来，展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中国特色，探寻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据此，本文分为叁部分： 第一部分：传统发展观的缺陷。传统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启蒙精神，主体活动的本质是将必然转化为自由，然而自由再次向必然的转化往往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科学技术“双刃剑”的负面效应在传统发展观的实践层面愈演愈烈。通过对传统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层面问题的剖析，试图揭示人类遭遇“不可持续发展”这一瓶颈状态的根源。认为启蒙运动唤醒了人类，使人类发现了转变全球的潜力，真正成为了万物的尺度。但与此同时，它也将人类中心主义进一步强化和固定了下来。启蒙精神暗含的功利性价值指向，导引西方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产业革命，使其在征服大自然方面积累了空前的力量，拥有了征服的荣耀和工业化的辉煌，然而，物极必反，启蒙精神在创造发展条件的同时也在挖掘着生态、科技、伦理、增长、分配、消费和战争等等发展的陷阱。启蒙精神在把人从“神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却又使人陷入了“物性”对“人性”的奴役之中。启蒙精神事实上使人的自主性转变为依赖性，使解放转变为压迫，使合理性转变为了非理性。因而，要建构自觉理性的可持续发展观，必须超越启蒙精神的悖论，启蒙精神是我们必须加以创造性转换的哲学范式之一。 第二部分:可持续发展观的哲学视野。本章主要论述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哲学新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底蕴。认为，可持续发展观本质上是关于发展的哲学研究，并把发展融入了哲学人类学的新视野，旨在重建发展的元价值及其深层意义。求真、明善、审美是可持续发展观蕴涵的自然价值观。公平、合作、道义是可持续发展观包容的社会价值观。全面发展、合理消费、生态人格是可持续发展观关于人的价值观。人类对生活价值信念与自由解放的追求必须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才能得以实现，这意味着，人所追求的自由幸福与真善美状态，决非一嗽而就，而是建立在价值原则与历史原则统一的基础上，无论是人与自然，还是人与人之间，都必须在实践中经过漫长发展的辩证历程才能真正实现全面丰富的一体性关系。 第叁部分:哲学范式的转换，本章着重论述了如何使人类走出“不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状态。指出超越启蒙精神，生成“人的自由个性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①。所谓启蒙精神的困境实质上就是人的发展的第二种历史形态，即“个体本位”的困境。相对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群体本位”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体本位”形态无疑是人的巨大解放，但它在把人从对自然的属从和对抽象共同性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却又使人①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希腊神话中帕西淮和克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相传与雅典英雄戒休斯相爱，并在其杀死怪物弥诺陶洛斯之后，用小线团帮助他顺利走出了迷宫。因而，阿里阿德涅的线团意指指引人走出困境陷入了对物的依赖性，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裂。要走出这种困境，必须走出“个体本位”，生成人的“自由个性”形态。 本章还阐释了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旨归，并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现实的选择，对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作了一番探索。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应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判我国的特殊国情，把社会发展、人文关怀和科技进步作为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基?
杨博[4]2017年在《绿色技术范式研究》文中认为数百年的工业文明使地球环境深深的陷入到生态危机的泥沼之中,自然资源的逐步困乏,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这无一不反应出工业技术范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文明发展,多重缺陷的工业技术范式必然要被新的技术范式所替代。在对工业技术范式不断地反思之下,绿色技术范式出现在了历史舞台,可以说绿色技术范式就是这种可以适应文明新发展替代工业技术范式延续人类文明继续前进的新技术范式。这是因为绿色技术范式不论是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价值理念都与生态文明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与契合性。就在这样的历史发展下,引领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技术范式必将会成为新时代的脊柱。本研究的主要思路是对以工业技术范式为技术基础的工业文明在发展中所出现诸多问题作为研究前提,对绿色技术的悄然崛起以及生态文明成为世界共识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进而实现一次对可能出现的新技术范式的哲理性研究分析。具体而言,首先对技术范式与绿色技术范式的概念、意义、结构等进行分析界定,以技术范式的二分结构作为全文研究的哲学理论基础与研究前提;然后分析技术范式更替与社会文明形态(制度)发展的互动关系,理清技术进步进而实现绿色技术范式的社会动力机制有哪些;对工业技术范式与绿色技术范式进行理性比较分析,探明工业技术范式的局限性与绿色技术范式的优越性;就绿色技术所实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的提升作用,进行绿色技术范式与生产方式绿色化的互动研究;然后进行绿色技术范式与绿色经济、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的内在联系分析,表明技术范式的发展过程中,除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以外,绿色人文对于绿色技术范式实现的重要性;最后对全文进行全面梳理与展望,绿色技术范式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必将是人类技术文明发展的必然,能源问题的解决有可能是未来实现绿色技术范式的有效突破口,绿色技术范式一定可以助飞中国梦的实现。在导论部分,介绍了该研究的背景、意义,前人已做的研究现状梳理,对国内外专家学者就技术范式更迭的理论基础、动力机制进行了梳理,探寻了技术范式更迭的复杂性,探究了技术哲学视角下对于技术范式实现转换的代表性观点。同时提出了此次研究的主要观点、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本研究分为六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对技术范式与绿色技术范式的理论基础进行探究分析,发现了“技术范式”与“科学范式”的内在联系,通过对科学与技术的内在发展联系以及G ·多西等学者对技术范式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技术范式形成的本身与科学范式即存在有相似性的也存在着技术不同于科学的差异性,那就是技术范式本身所具有的二层结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即作为技术范式“硬核”的核心技术群与“保护带”的社会、文化、经济等人文因素的要素组团。因此绿色技术范式也同样是具有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二层结构,即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还要兼顾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人类文明的形态一直是在以社会文明的形态储存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而技术之于人类更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人类利用技术作用于自然,得到的是社会的效益增长,可在社会效益分配与社会生产分工这些问题上却又是社会制度在起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技术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其与其它社会活动例如政治活动、思想文化活动、经济活动等有存在着密切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技术与社会是一种互动性的双向作用:一方面技术可以对其它的社会活动产生影响以此来体现其社会功能性;另一方面其它社会活动也可以对技术有作用力与影响,以此构成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这也是技术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双向属性作用的结果。技术可以生成社会生产力,可技术离开了社会也就无生产力可言了。社会形态的演进也是需要技术作为其动力的,反过来社会的需求又可以推动技术的发展,但这一切的形成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形态才可以实现。也就是说技术与社会形态相匹配时,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时,不匹配时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受阻碍之时,而且这种驱动作用与阻碍性都是双向影响的,当匹配了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出现,新的技术范式也随之形成。也就是说要想研究技术范式的转换,研究清楚社会文明的演进对其有重要意义。第叁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技术范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研究,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中一直是看似正向进步的就是技术的发展,因为关于技术的进步,一直以来的关注者看到的都是如何实现生产力的提升、对自然灾害的避免、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控制上面,说白了就是实现人类自身的安身立命与发展。可是发展到了工业文明的今天,人类对于安身立命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异化,有限的地球资源与突如其来的生态危机又将人类发展逼向了墙角。历史发展的关口使得人类不得小再次开始思辨,反思将来的发展。技术范式的绿色化转变已势在必行。因为绿色技术范式相对工业技术范式在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认可、技术发展观、消费观、社会发展观、自然观等方方面面都有着其优越性。第四部分内容是将绿色技术范式与也产方式绿色化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以生产方式转化的视角进一步表明了绿色技术范式所具有的优越性,以及绿色技术范式将会给人类社会与生态自然所来的积极影响。既可以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优化劳动生产关系,又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的全面提升。毕竟生产方式的改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前提,绿色技术范式的实现就可以在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彻底打破工业文明的发展困境;反过来生产方式要想实现转变又不可离开技术的支持,因此生产方式绿色化的转变也是推动技术范式绿色化转变的驱动力。第五部分内容主要是针对绿色技术范式的研究薄弱环节进行的探讨,也就是绿色技术范式与绿色经济、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的内在联系研究。目前关于绿色技术的研究都是放在了绿色技术的发展上面,毕竟技术直接对应的就是生产力的提升与改变,可除了技术发展的本身,从前文可知社会对于技术范式更迭所起的作用可能会更大,毕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技术只能是停留在实验室里,无法发挥其真正的效能。而且绿色技术范式作为现代技术范式的反思、批判、扬弃和超越而出现的新范式,现代绿色人文发展的大背景对于绿色技范式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意义,毕竟技术发展的本身也不仅在于技术的进步,当人文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发生了绿色化、生态化转向,那么现代技术范式向绿色技术范式的转向也就显得是那么的自然而然。余论部分是对该研究的总结与展望,绿色技术范式就其本身优越性与对生态文明时代的驱动性与切合性而言,不论在技术发展还是在人类文明研究规律中都将会是人类技术文明发展的必然。可工业技术范式所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由还是在于人类对化石能源等不再生资源的无节制使用上,对于能源问题的解决有可能既是推进绿色技术范式转换的原因,同时也会是实现绿色技术范式更迭的结果,因此能源问题的解决有可能是未来实现绿色技术范式的有效突破口。绿色技术范式是中国实践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基础,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性内核,是中国加速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王继创[5]2012年在《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作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新的理性认知,是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本文坚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整体性”,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建构“人—自然—社会”协同共存、有机统一的整体主义生态世界观,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对立,实现伦理价值意义上人的“诗意地栖居”,为当代环境伦理学何以存在寻找科学的哲学范式,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撑。本文的基本内容由导言、五章系统性论述和结语构成。导言部分,简要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研究现状,阐明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第一章,深度追问当代环境伦理学的整体主义诉求与困惑。一方面,分析了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确立对哲学观变革的根本要求,及其在哲学世界观基础、价值观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方面的具体展现；另一方面,反思了当代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面临的诸多难题,揭示进一步深化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研究的必要性。第二章,深入分析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分析了西方哲学中蕴涵的整体论基础,东方传统文化中体现的整体主义“生态智慧”,以及现代科学中彰显的整体主义思维方法,系统阐明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渊源、文化基底与科学支撑。第叁章,合理诠释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的世界观图景。首先,追溯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嬗变,阐明整体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科学合理性；其次,分析了整体主义生态自然观蕴涵的人与自然关系认知思维方式的转变；最后,论证了整体主义生态思维对“休谟问题”的合理消解及其诉求的“生态自觉”。第四章,系统阐明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的价值观分析。首先,阐释了现代环境伦理建构自然价值的论证路径,揭示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诉求主客观辩证统一方法的自然价值论；其次,诠释了整体主义自然价值观蕴涵的价值关系系统；最后,阐明了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对各种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在超越,以及如何实现人类在整体的意义上“诗意地栖居”。第五章,科学揭示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的实践旨趣。首先,考察了环境伦理实践的历史发展,揭示“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实践是生态文明时代理想形态；其次,分析了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实践的基本特征；最后,提出了整体主义环境伦理诉求的环境伦理实践在经济发展方向、科技价值取向、社会生活方式、环境伦理意识等方面具体表征。结语部分,主要对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展望。
张坤[6]2018年在《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纪。在这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济建设方面成效尤为显着。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中国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的潜心研究与策划,白钦先就是这些杰出的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的典型代表之一。白钦先在四十年学术历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融论研究范式,即运用他所构建的一套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选题《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探究》正是全面总结回顾白钦先金融理论创新生涯,从中提炼出具有传承价值的学术思想,以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为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正能量。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唯物史观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在梳理“研究范式”概念和国内外学者对白钦先金融理论究评述的基础上,试图从多个角度、多个维度去阐述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内涵,总结概括白钦先金融理论学说体系;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以1985年至2017年白钦先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量为样本,研究了其金融理论各学说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特点进行了评述。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重要结论:第一,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内涵包括大局观、整体论和人文理念。“研究范式”是一个被多学科所共用的概念,在不同学科语境下其概念界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至少应包括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叁个要素一"对金融研究范式概念的界定也概莫能外。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世界观是大局观,即从全球化的视野出发、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方法论是整体论,即把国别问题纳入全球背景构建分析框架、从融发展全局来把握金融理论创新、从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提出解决方案;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价值观是人文理念,即坚持人本民本理念、坚持思维的中国主体性。第二,白钦先金融论学说体系包括金融体制说、金融资源说、金融发展说和金融人文说。这四项理学说在世界观、友法论和价值观叁个方面各具特色:金融体制说以体制观为世界观,论证了金融是以金融环境为核心的“九大要素”的有机统一体,在方法论方面综合运用比较研究法,在价值观方面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倡导中国国际话语权发声;金融资源说以叁个层次的金融资源(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实体性制度性中间金融资源和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为世界观,论证了金融是一国战略性稀缺资源,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由经济分析向金融分析的转变,在价值观方面突出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协调、稳定、有序、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发展说以发展的视角来考察金融,包括金融结构变迁、金融功能演进和金融发展方式转变,在方法论上区分了金融内部功能分析和金融外部功能分析,在价值观方面提出金融适度发展观,即金融自身功能的扩展不能以牺牲社会经济发展为代价,金融功能要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适度发展亦是金融可持续发展应有之意;金融人文说以高度抽象的“元”视角来阐述“金融从哪来,到哪去”、“金融的属性是什么”、“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如何”,在研究方法上运用抽象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价值观方面强调金融从来就应当是一种大众的、共享的、普惠的发展方式。在此分类基础上,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以1985年至2017年白钦先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为样本,分析了其金融理论四项学说之间的互动关系:金融体制说是基础,特别是从长期来看它是金融资源说的格兰杰成因,并且在长期内能够促进金融资源说的成果创新;金融资源说与金融发展说互为格兰杰成因,而且不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二者都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其背后的根源是这两种学说具有内在对应和相互关联的多层次研究对象;金融人文说相比其它叁种理论学说而言相对独立,与其它叁种理论学说之间不存在、或只存在极其弱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第叁,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特点具有创新性、时代性、民族性等特征。创新性是白钦先学术思想最大的特征,这一方面体现在白钦先的创新观,另一方面体现在白教授学术创新的内容,包括理论学说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和培养模式创新;特别是理论学说创新与时俱进,多次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前瞻性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白教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比较研究法,论证了比较研究应比较什么、如何比较、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比较等理论性问题,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价值观方面,白钦先金融理论彰显时代特征,反映国家诉求,特别是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征社会主义思想的感召,使白钦先金融理论的内涵进一步丰富。论文的主要学术贡献有以下叁点:第一,系统化、体系化、计量化研究白钦先金融理论在国内外尚属首次。以往对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和评述均是对其某一个具体的学说、理论或观点进行评述,本论文将白钦先四十年的学术科研成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以研究范式为切入点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框架;另外,运用计量方法探究白钦先金融理论学说各组成部分间的关系在国内外也尚属首次。第二,以博士学位论文为载体研究导师的学术思想是学术传承的新模式。过去对老一辈学者学术思想的传承模式较为单一,大多是通过开研讨会或撰写学术评述文章展开,以博士学位论文为载体的还很少,特别是从弟子的角度去研究导师的学术思想就更少了;当然这一创新性的研究模式需要接受广大学者的监督。第叁,通过研究范式这一视角对学术思想进行评述是金融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通过“研究范式”这一概念构建了以“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叁位一体的学术思想评述分析架构;打破了过去以时间轴为研究线索的分析架构,这种研究模式是学术评述领域、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
郝栋[7]2012年在《绿色发展道路的哲学探析》文中指出绿色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它反映了人类处理自身活动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程度，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成为现代工业时代发展的基本标志和本质体现。当代一个国家的绿色发展状况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然而，人类要实现从工业文明范式向生态文明范式的转换，需要进行一场从观念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全方位的转变。在我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需求已经构成了中国绿色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体现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因此，从现实的角度对我国绿色发展道路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绿色发展道路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是有生命力、现实性的哲学问题。为此，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借鉴和吸收中西方文化中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从人类文明范式的角度去反思工业文明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绿色发展道路。文章的第一部分:绪论。通过论述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综述研究，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的涵义与内容的探讨表明，人类文明模式的转变已经成为一种共识。2011年，我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发展生态文明，但是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如何实现生态文明，则需要我们通过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来实现。因此，按照综合集成就是创新的原则，本文通过融合中、西、马哲学中的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对绿色发展道路中的哲学构建中进行研究。文章的第二部分：绿色发展的背景—现代性危机及反思。绿色发展萌芽于人类对于现代性危机的反思，现代性危机不仅仅是环境危机，更是一种从生态层面到社会层面的全面的社会文明病的体现，正是对这种人类文明危机的反思，掀起了社会化的环保运动和政治化的绿党政治，在绿色社会浪潮席卷了世界的过程中，绿色发展道路逐渐理论化和系统化起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了绿色发展道路，而对后现代危机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则是绿色发展道路的驱动因子。文章的第叁部分，绿色发展的思想脉络，从“浅绿色”到“深绿色”。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表明，每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都是对前一种文明形态的扬弃，从而表现为不同文明形态的交替发展。从绿色视域下来观察人类文明模式的发展，人类经历了黄色文明—农业社会、灰色文明—工业社会，导致了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对立。而绿色文明就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提出的一种新文明形态，它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它要求人类转变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抛弃无视自然权利的旧文明，转向一种尊重自然、关心自然的新文明，这就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绿色文明。绿色思想的脉络是一个从“浅绿色”到“深绿色”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对生态运动采取的态度的不同，更是对于人类发展的指导思想、理念模式的更新，“深绿色”是对“浅绿色”的发展思想的全面超越。文章的第四部分：绿色发展的历史传承与哲学思辨。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体现出强大的包容力和整合性，绿色发展是人类对于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文明反思的产物，吸收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优秀的成果。它包括中国古代的“天人模式”的生态智慧。儒家从现实生产与生活需要出发，提出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和尊重生命、兼爱万物的生命伦理观，中庸之道的生态实践观，对社会作用与影响最为深远。道教提出的万物一体、道法自然的生态自然观，道生万物、尊道贵德的生态伦理观，自然无为的生态实践观，强调人要崇尚自然、效法自然、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有利于我国广大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荀子的天人相分和人定胜天的思想，把人从天命主宰之下解放了出来，肯定了人的主体性，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却又突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论”和老子的“天人相融论”，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同时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全球面临生态环境问题的大背景下，力图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原因，探讨危机的解决途径，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绿色批判产生于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与批判过程中，尤其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不仅否定和批判现代主义，而且还积极寻求解决方法，重新建构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关系，倡导绿色经济观，建立自然价值论，重视自然权利，树立生态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态思维方式，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现代性文化的新思想体系。技术范式演进与文明转型绿色根基，通过技术哲学中技术范式对于社会更替的作用，指出技术发展的规律呼唤人类发展模式的转变。最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理论，提出了绿色发展道路的哲学过程就是人类生产力的绿色转向以及其决定的社会上层意识的绿色化。文章的第五部分：绿色发展的精神内核。绿色发展首先倡导的是人的理念的转变，是现代社会发展下对于发展理念新的要求，因此绿色发展的精神架构首先就是发展理念的时代转型，其次是绿色发展的道德重构，伦理道德是人类社会维系的重要因素，人类伦理的绿色重构是冲破工业文明的哲学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绿色发展的人文诉求追求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工业文明注重的人的消费理念和物欲的满足，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义。绿色发展的精神内核指出绿色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得以实现的必经途径。文章的第六部分分析的是绿色发展的系统特性。绿色发展之所以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转型，指引人类走向生态文明，就在于绿色发展道路是合乎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的生态系统的要求，绿色发展是一个系统化的发展理论，其内在的包容性能够将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结合在一起，通过其顺应技术发展的技术体系的扩散性，达到其文化模式追求和谐型的要求。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绿色发展的实践指向—中国绿色发展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社会是新形势下对我国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是顺应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绿色发展道路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经之路，因此要加快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构建系统化、可实践的绿色发展道路。首先是要确立我国的绿色发展战略和规划，只有将中国“十二五”规划中绿色发展内容具体化，才能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建设；其次是推进绿色技术的扩散，将环境因素引入技术研发过程中、增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企业同科研机构的绿色科技联合，完善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制度，积极投入国际竞争，突破绿色技术壁垒，第叁是政策保障，完善绿色法律法规建设，积极探索绿色金融渠道，加强同国外的联系；最后是从文化入手，提高民众对绿色发展的认识水平，培养民众绿色发展的特有情感，养成良好的绿色文明行为，构建社会绿色文化体系。
包双叶[8]2012年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条件下的生态文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广泛借鉴诸如现代化理论中的社会转型理论等分析方法,从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辩证关系出发,沿着社会转型主要内容和结构特征两根主要脉络,对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影响展开系统研究,并在借鉴西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启示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中国社会转型条件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当前,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范式或视角下研究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问题,大致形成了生态文明研究的“天人合一”传统文化范式、西方生态伦理学范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范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这几种范式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进程当中,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存在显着的共时性。而且,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从整体上调整社会结构,从变革人类不合理的社会形态入手。因此,确立当前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社会转型研究范式更重要和紧迫。在社会转型研究范式下分析生态文明建设问题,首先需要明晰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理论关系。人类社会是最复杂、最高级的有机系统,是一个社会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统一整体。社会有机体的存在方式是社会结构形式。社会结构要素不仅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小)社会结构,也包括(狭义)生态结构(本文所指生态结构并非指生态系统的结构,而是指人与生态环境之间构成的关系或结构)。生态结构与社会整体结构以及社会其他结构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社会转型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而不是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转变。因此,社会转型必然引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变迁,而这些必然也会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由此,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理论关系可以概括为：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又是影响社会转型的基本因素；社会转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外生变量,会对生态文明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和转型社会的结构特征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就社会转型主要内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来看,工业化转型中的传统工业化加重了生态环境破坏,但新型工业化将对生态文明产生积极的影响；市场经济转型不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市场经济激励机制是促进生态文明的重要手段；政治民主化、社会法制化和政府职能专门化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文化多元化一方面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导致了生态文明思想方面的混乱和冲突；认识的理性化转型为国民生态理性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片面的工具理性的流行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价值观转型中消费主义的盛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社会领域的转型表现为新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民间环保团体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就转型社会结构特征对生态文明的影响来看,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呈现出整体性、时空压缩性、结构失衡、社会分化和整合等结构特征,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转型的整体性是自觉包含生态文明的社会全面转型；时空压缩性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双重影响,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既具有后发优势,又具有后发劣势；社会各领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了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分化与整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和路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紧密相关,如何在社会转型条件下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就理论层面来看,任何文明都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生态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的一种也不例外,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结合本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协同发展是任何系统演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与社会转型实现协同发展。就实践层面来看,西方早发国家在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关系的问题上,经历了从对立思维到协同思维的转变,因此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也可以归结为生态文明与社会转型的协同发展。总而言之,在社会转型条件下,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不断优化社会转型目标和社会结构,加强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经济敛合”、“政治敛合”、“文化敛合”和“社会敛合”,最终实现生态文明的持续健康发展。
徐奉臻[9]2011年在《从“隐性自在”到“显性自为”》文中指出近代以来,以“革命”与“改革”方式呈现的“现代化”,构成中国社会嬗变的主旋律。进入21世纪,十七大报告明确把“现代化”定位为中国“叁大历史任务”之首。现代化的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诞生时代的欧洲。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大举东渐,以物竞天择的理论气度,成为历史和人民的最终选择。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指导。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流为同步的历史进程。远离马克思谈马克思,马克思现代化思想被误读和被遮蔽,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失真”,造成“官方举旗”而“大众迷失”之困窘,也赋予“回到马克思”以迫切性。由六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的本文,立足于中外现代化实践,以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为基础,以复杂性科学理论为分析工具,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原典阅读和原理回溯相结合、将加法与减法相结合、将内史与外史研究结合、将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交织、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杂糅,就宏观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观论域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微观角度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做纵横双向多维分析。具体操作路径是:以概念的辨析为楔入点,阐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生成的背景,划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不同阶段;对马克思被误读和被曲解的现代化思想,进行再读与重释;对马克思被遮蔽和被消融的现代化思想,进行去蔽与复原;对有关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命题,进行二阶观察;围绕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何以中国化、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诸理论之逻辑关系、以科学发展观构建中国新型现代化理论的理念与路径、“方法至上论”与“内容至上论”的功能及限度等问题,阐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是马克思思想生成的背景,也是马克思审视社会实践的视域与论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抽离出来,不仅是对历史的遗忘,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遮蔽。马克思现代化思想是复杂的理论系统,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但在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而视之,以及重“马克思哲学思想及其中国化”而轻“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之偏颇,使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呈现应然性上的实相强势和实然性上位相弱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至尊化和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虚空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真”的重要原因,又赋予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以必要性。相关研究成果所呈现的研究内容稀薄化、水平初浅化、成果零碎化、方法线性化、状态隐性化等“热而不熟”的状态,使本研究具有恢弘的探索空间。基于西方情境和中国情境,重读、复原、走近、思考、对话、推进马克思,是弥合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的应然性和实然性之鸿沟的尝试。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范式而言,强化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研究,不是“溢出”和“添加”,而是“回溯”与“还原”,是“回到马克思”的学术努力。如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视为一条精神之河,那么,处于争议中的相关“概念”是其“滴滴水珠”,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生成的“背景”是其“筑底河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不同“阶段”是其“各个河段”。对“现代化思想”与“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传统现代化”与“新型现代化”、“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与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化和大众化、“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等概念作发生学和诠释学的解读,是本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黑格尔的成就,为马克思的着论提供了知识框架、概念词汇和分析线索。在批判黑格尔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以“人类解放”为最高诉求的现代化理念,并以“哲学”向“社会实践”的转向,倒置了黑格尔的认识。因此,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生发,体现了哥白尼革命式的演进路径。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既反映“时代”之“时势”,又受“时代”之“时势”之制约。作为“观察社会生活大师”,如果马克思对鲜活的现代化实践无动于衷,是不正常和不合逻辑的。依照库恩的范式理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突破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旧范式。《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危机期”的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拉开“革命期”的序幕,《共产党宣言》最终使马克思现代化思想进入“新范式期”。在现代化的缘起层面,市民文化是马克思研究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眼中的现代化之源头。在现代化的过程层面,马克思隐性地区分了“文明有中心”和“文明中心论”。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代化设想,以及对“先发型”与“后发型”现代化关系的认识,蕴藏着冲击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价值。“生活的生产”、“世界生产”和“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等,均为马克思思想中被遮蔽和被消融的现代性维度。于乱相中解蔽和去蔽,有助于确证“物质生产本体论”的偏颇。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后现代意蕴,使在后马克思时代的现代化实践中处于“物理缺场”的马克思,仍然能够以“思想在场”方式展示其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在现代化的功能层面,“双刃性”与“吊诡性”是马克思现代化观的基调。以英印美中四国作为诠释“双刃性”与“吊诡性”之空间视域,马克思明示了“主观目的”和“客观功能”的不同。在充分肯定科技和经济现代化进步作用的同时,马克思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各种异化现象。马克思生前,默认或间接使用了“现代化”。“无产阶级”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主体向度,“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强图式。在主观契机上,马克思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的“掘墓人”。而在客观功能上,马克思则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的“功臣”。马克思研究的立足点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马克思最早最完整地描述资本主义型现代化。对亚洲现代化,马克思虽然给予关注,但其研究成果却是马克思思想的弱图像。对防卫性现代化,马克思不以为然。并且,由于他的分析主要限于德国,致使中国和俄国的同类现代化成为其思想的漏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与西方现代化理论之间,有分歧,也有相近,有彼此交织,也有重复与耦合。如果忽略这些而作孰优孰劣的判断,是非历史主义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双向互动两部分:一是以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化”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二是以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化”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前者重“继承”,后者重“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一起,构建起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诸现代化理论之间,既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又具有承继性与修葺性。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新型现代化在根本旨趣和意向结构上的契合,赋予以科学发展观孵化中国新型现代化并由此构建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性。揭示新型现代化之与传统现代化所发生的模式转换,是当下中国新型现代化实践的现实需要与理论期待。基于“批判视域”,以“时间”和“空间”为建构性变量,有助于指认“方法至上论”和“内容至上论”的合理性与功能限度。作为一种新解读范式,“回到马克思”是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内容及其方法论的系统工程。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中国化,也是内容与方法的有机统一。现代化思想研究“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具有一定理想性,体现应然性层面的学术理想与实然性层面的学术现实之间的内在紧张。否认之,难免陷入“学术乌托邦”之藩篱。因此,在“回到马克思”口号下,做“走向马克思”和“贴近马克思”的尝试,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成果与本真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对称度,更具可能性与可操作性。协调“文本主义”和“现实主义”,沟通“当年”的“着述者”之“原本”和“当代”的“解读者”之“释本”,关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马克思的恩格斯化倾向、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性、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与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术间距,是现代化思想研究“回到马克思”的题中之意。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与时代化、当代化和大众化相结合,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相沟通,是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应有之念。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显性化,有赖于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由“隐性自在知识”向“显性自为话语”嬗变。其中,从“隐性知识”到“显性话语”的嬗变,反映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存在状态”的变化。而从“自在知识”到“自为话语”的嬗变,则揭示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状态”的历史趋势。
刘新刚[10]2008年在《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维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发展的不同步这一现代社会发展实践中的难题推动了关于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西方的新发展理论对传统的“经济增长”发展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试图从“人-文化-价值”的视角进行新发展观的构建。其工作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认同。但是,深入其理论深处,我们会发现: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新发展理论仍然不能跳出资本固有逻辑所带来的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困境——发展的理性维度与价值维度的分离,其对发展的价值维度研究转向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断想。西方新发展理论对“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解决人与社会问题的方法”,以及“发展的价值诉求”等的理解都存在局限性。在这一背景下,破解当前社会发展实践中的难题,并与当代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维度研究进行对话,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问题。正是以此问题为考察线索,以马克思实践哲学所内涵的两个维度——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研究的辩证统一关系为考察方法,本论文深入到马克思的文本深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构建全新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维度。通过研究,本论文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其实践论转向,并开辟了发展哲学的新范式。遵循这一新范式,马克思将其一生的绝大部分研究时间都投入到对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之中。马克思以资本逻辑的非人性诉求为视角,通过对现代社会(科技、分工和大工业等方面)发展的价值维度考察,揭开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秘密,即现代社会发展难题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最后,马克思为人类找到了超越现代社会发展困境的现实路径:在具体的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保持现代社会发展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的必要张力,使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发展在具体的现实的经济关系中达到辩证的统一,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一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范式转换以及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具有较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卡普拉生态哲学思想研究[D]. 袁茵. 吉林大学. 2017
[2]. “文本”到“人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研究[D]. 吴琼. 复旦大学. 2007
[3]. 可持续发展观与哲学范式的转换[D]. 梁旭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4]. 绿色技术范式研究[D]. 杨博.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5]. 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思想研究[D]. 王继创. 山西大学. 2012
[6]. 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探究[D]. 张坤. 辽宁大学. 2018
[7]. 绿色发展道路的哲学探析[D]. 郝栋.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8].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条件下的生态文明研究[D]. 包双叶.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9]. 从“隐性自在”到“显性自为”[D]. 徐奉臻. 吉林大学. 2011
[10]. 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维度研究[D]. 刘新刚. 清华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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