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凯恩斯革命”的真实底蕴——纪念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6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通论论文,底蕴论文,利息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于“不确定性”这一基本观念，凯恩斯将货币以特殊方式引入真实经济过程，从而取消了传统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货币岐视。然而，这一方面的进展与其说是对剑桥传统的革命，不如说是对剑桥传统的发展。“凯恩斯革命”的真实底蕴，是同古典经济分析理论观的教条的彻底决裂，以总量水平的总供求均衡分析取代古典传统的总量恒等分析，从而以有效需求原则取代萨伊定律和瓦尔拉定理。凯恩斯理论的逻辑中，蕴含有解释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理论。
凯恩斯本人认为，《通论》中的经济理论同传统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两大根本差别：第一，传统经济学认为我们对有关未来的知识是非常清楚的，而事实上我们有关未来的知识是被动的、含糊的和不确定的。结果古典学派的货币和利率理论发生了错误；第二，传统经济学信奉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和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能自行创造需求，整个社会的总供求能自动达到均衡状态，而事实上是需求决定了供给水平，结果古典学派由于缺乏有效需求理论，无法解释就业水平和总产量的波动[①]。凯恩斯的这两点概括是深刻并且恰当的。只是在第一点，凯恩斯从剑桥传统中的受益其实大大超过他所意识的消极阻力，他在这个方面的进展，与其说是对剑桥传统的革命，不如说是对剑桥传统的发展；而在第二点，凯恩斯才真正显示“革命者”本色，同古典经济分析理论观的教条彻底决裂。本文分三个层次分析和引伸凯恩斯理论的深层结构。
一、货币非中性论—取消对货币的价值论歧视
1.历史时间中的“不确定性”
凯恩斯曾就经济学体系的正确划分提出过两个建议：一是以空间为参照系的划分；另一个是以时间为参照系的划分。根据空间参照系，正确的划分是：一面是关于一厂或一业的理论，研究如何把一特定量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其报酬如何；另一面是关于社会全体的产量论及就业论。而按照时间参照系，正确的划分则是：一面是静态均衡论（theory of stationary equilibrium），另一面是移动均衡论（theory of shifting equilibrium）[②]。自1948年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第一版发行起，经济学界就在普遍接受第一个建议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排斥了第二个建议。然而凯恩斯货币思想的重要发展，恰恰正是孕含在他的第二条建议之中。“在历史时间中的预期”是凯恩斯的货币概念和货币经济理论的灵魂。凯恩斯相信对于未来之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情况，“而一般说来，我们对于现状本身并不感觉特殊兴趣”[③]，因为经济体系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换言之，经济体系的现状是利益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种种情况的预期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所以，人们对实际时间中运行的经济过程的研究，其“特殊兴趣”当然就不在于被动的、确定的现状，而在于主动的、不确定的未来。既然凯恩斯理论研究的特殊兴趣在于经济过程的未来，那么对于这个“未来”凯恩斯本人有着一种什么样的一般观念呢？他在1937年所发表的“就业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一文中，明确表达了关于“经济体系未来”根本特性的基本观念，即所谓“未来”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不确定性”是凯恩斯对于在时间中形成的经济过程和在时间中发生的经济事件所持有的一般哲学观念，凯恩斯根本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活动过程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够探寻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象当代理性预期派所相信的那样）；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过程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凯恩斯特意把概率（Probability）概念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概念区分开来，强调前者可以通过数学方法加以计算，而后者则根本没有准确获知的方法。
2.货币资产概念及其作用
随着“边际革命”后效用价值论的逐步确立，货币价值形成观就开始演变成两个层次的问题：（1）货币价值是什么？（2）货币价值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关于货币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包括维克塞尔在内的10世纪末以来的西方学者都有了一致的意见，即认为货币价值也是效用价值；然而对于货币价值是内在还是外在的问题，学者们则存在着分歧。除以马歇尔为首的剑桥学派之外，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学派和以欧文·费雪为代表的美国学派都认为货币的效用价值来源于它所购买的商品的效用价值，即货币价值外生于它所交换的实物商品。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坚持了对货币的价值论歧视。由于这种歧视，货币不构成实际经济机器的组成部分，货币与真实经济之间只有着单纯的相对关系。于是，货币对于实际经济过程保持中性。
在早期剑桥学者那里，货币效用价值内生于货币的经济功能的观点并不是明确表达的观点，而只是字里行间显露出的背景观念。虽然如此，这种背景观念所代表的新型货币价值形成观的经济学涵义仍然是非同寻常的。它使得货币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有了相同的价值形成方式，有了内在效用价值的独立性，从而在价值论的意义上预示着对货币歧视的结束。在剑桥传统的货币价值观背景的熏陶下，凯恩斯不仅接受了“货币是商品”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发展出同时间过程相联系的货币资产（money asset）观点。借助真实价值的货币资产概念，凯恩斯使得货币溶于实际经济体系，并在其中发挥独特的理论作用，他说：“货币是以一种实质性的和特殊的方式进入（实质）经济体系之中的。”[④]这里的“实质性”其实就是指货币与实物在价值论涵义上等同，即取消传统的对货币的价值论歧视。这一观念显然并非凯恩斯的创举，而是剑桥传统潜移默化的逻辑结果。然而，这里所谓“特殊方式”，则主要产生于凯恩斯本人对货币内在效用价值概念的创造性理解。
既然在时间上发生并不断流逝的经济过程内在地充满着不确定性，既然作为经济体系利益主体的人们永远受制于目前的状况，那么在“未来和无知的黑暗力量”作用下，人们何以能够将自己已经拥有的财富保持到未来呢？凯恩斯认为有三种主要方式——货币、债券、其它非货币增殖资产。通过财富的保存方式，凯恩斯将货币以其特殊方式引入真实经济过程。作为一种价值储藏资产，货币是经济体系中的利益主体用来对付未来不确定性的唯一法宝。由于无法避免的、无法克服的未来“不确定性”的存在，任何其它非货币的财产保存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债券的利率在未来是不确定的，升降之间或转手兑现之间都可能使持有者蒙受损失；别的非货币资产，或由于市场供求变化，或由于经营不善，或由于转手困难，在不确定性的未来都有可能遭受价值损失。只有以货币形式保存财富，才会因便于保存和易于转手等流动性（liquidity）特点，使财富持有者面临不能确定的未来时，有一个安全便利的避风港——始料未及的损失从容避免，有利的交易机会及时抓住。所以凯恩斯说：“货币之最主要属性，既在巧妙地联系现在与未来，则我们除非利用货币，否则简直没法讨论：当预期改变时，当前活动所受之影响如何？即使把金银以及法偿工具取消，我们还是摆脱不了货币。”[⑤]
具体到货币如何同实际经济溶为一体以及如何在货币经济体系中起作用，我们则必须通过凯恩斯的各种资产在预期中形成本身利率（ownrate of interest）的概念，来充分理解他的货币利息观。
3.货币利息率或货币边际效率
货币利息论是凯恩斯货币价值内生观念的必然结果。为了显示货币同其它商品或资产完全一样，为了突出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战略性（strategic）作用，凯恩斯有时把货币利息率称作货币边际效率，并坚决反对传统派“把货币的边际效率看作是在性质上跟其他资产边际效率完全不同的见解”。[⑥]从根本上说来，凯恩斯的货币利息理论主要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货币如何与实际经济过程融为一体；二是货币如何在其中发挥战略性的作用。
凯恩斯认为所有耐久资产（物品）在经济上都有联系目前与未来的作用，而货币则是这一类耐久资产之一。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预期，所有耐久资产在未来都会发生价值量的变化。比较各种资产的预期未来价值与它们各自的现期价值，凯恩斯提出了耐久资产的本身利息率的概念，他说：“……每一种持久商品皆有其本身利率，例如麦子利率，铜利率，房屋利率，甚至于钢铁厂利率。”[⑦]显然，不同资产预期价值的变动方向和大小都是不相同的，从而各自本身利息率也是不同的，既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其中货币资产的本身利率就称作货币利息率。货币作为实际资产的一种，其本身利率主要来源于同时间过程联系的流动性升值，即来源于经济体系中微观主体对货币避免损失、获得盈利的流动性能力的心理预期或期待。正是通过货币的资产性质和货币的本身利息率性质，凯恩斯将货币以一种实质性的方式融入实际经济体系，完全消除了对货币的价值论歧视。
货币融入实际经济体系并且在其中产生“战略性作用”，这主要是针对货币边际效率同资本边际效率的对比关系而言的。经济体系中的实物资本和经济体系中的货币都是耐久物品，两者的本身利率都决定于它们各自的数量和利益主体的预期，由于投资者的实物资本投资总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经济体系的总资本边际效率都不可能低于货币边际效率。这样一来，货币资产及其本身利息率在经济体系中就起到了一种特殊作用——它能够限定一个社会的总资本存量。联系社会总资本存量同社会总就业量之间的正比例关系，不难理解，凯恩斯的经济体系非充分就业均衡观念同货币本身利息率之间存在着确定的理论逻辑关系。
假如货币利息率能够等于零，则资本边际效率也就可以降为零，从而经济体系就能实现充分就业，但是凯恩斯依据理论和经验分析否定了这种假定的现实可能性。货币利息率不可能降低至零，这就构成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本稀少。所以，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货币是一种战略性的资产。
二、古典经济分析教条的终结
1.革命锋芒所指——萨伊定律和瓦尔拉定理
凯恩斯在货币与实物层次填平“两分法”，取消对货币的价值论歧视，在思想路线上继承和发展的是剑桥学派货币理论的传统；而在货币分析与实际分析层次填平“两分法”，主张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统一的货币经济理论，则是对维克塞尔货币理论的借鉴和深化。但是，在总量水平结束古典经济分析理论教条，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萨伊定律和瓦尔拉定理，则是一场由凯恩斯本人推动的真正经济学思想革命。凯恩斯之所以必须进行这场革命，其原因实在是由于前述两个层次的深化和发展。我们举1937年3月31日凯恩斯给希克斯一封回信来证明这一点。在信中凯恩斯对希克斯说：
“从某种观点来看，你对古典学派[⑧]的看法可能不很公平。因为你所谈的是一个时期的代表性信念，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不知不觉地背离了古典学派的学说，并且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处于更加混乱的思想状态中。你所谈的是对这种信念的一个很好的表达。可以这样说，你我在过去都是经常抱有这种信念的。但是，如果你回过头去看看历史，我不敢断定要回顾多远才可以看到，那么你会发现，有一个学派认为上述信念是一种各个成份互不一致的大杂烩。我认为，一旦人们普遍同意增加货币数量能增加就业这一提法，这种不一致就不知不觉地混进来了。可以说，一个受过古典经济学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是不会同意这一提法的。我们过去常常同意它，而没有人认识到这个提法与我们别的前提是多么的不一致。”[⑨]
凯恩斯这里所说的“一个时期的代表性的信念”其实特指“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体系”。就逻辑协调性而言，“一个受过古典经济学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必然认为“新古典体系”是“一种各个成份互不一致的大杂烩”，必然反对从这种大杂烩中形成的“货币非中性的提法”，因为这种提法同古典经济分析理论教条在逻辑上格格不入。凯恩斯特别告诉希克斯，他们过去常常同意“增加货币数量能增加就业量”的提法，但却没有认识到这个提法与他们别的前提——萨伊定律和瓦尔拉定理——是多么的不一致。
凯恩斯的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表明是在何种情况下，出于何种动机，他才开始朝着古典经济学残留的经济分析教条做致命一击的。只是在继承和发展剑桥传统的基础上，消除了对货币的价值论歧视的情况下；只是在借鉴和深化维克塞尔分析的基础上，于货币分析与实物分析的层次填平了两者鸿沟的情况下，作为货币学家的凯恩斯才开始转变为作为经济学家的凯恩斯。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清楚地发现，自己所完成的这两项工作同古典传统的萨伊定律及其“两分法”推论在逻辑上是多么的不一致；他才清楚地意识到，“供给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乃是古典学派理论之骨干，没有它，整个古典理论就要崩溃。
可以推断，在《通论》的观念形成之前，凯恩斯并不是一位革命者，而只是一位剑桥货币学说和维克塞尔货币理论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发展者和深化者。只是到了这种发展和深化同传统古典教条发生深刻的逻辑矛盾时，凯恩斯才开始形成《通论》中的理论观点，才开始由改革者转变为革命者。凯恩斯“革命”的锋芒明确清晰，直指古典经济分析理论的教条萨伊定律及其在新古典条件下的变形形式——瓦尔拉定理或瓦尔拉一般均衡。
2.总量均衡分析的理论原则
具体就经济分析理论而言，凯恩斯革命的实质就是以总量水平的“均衡分析”观点取代古典传统的“恒等分析”观点。这里的要点是：“均衡”表征某一时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数量相等只有在唯一特定的实际水平实现；而“恒等”表征某一时期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数量相等可以在所有可能的水平实现。关于这一点，凯恩斯交待得十分清楚，他说：
“经典学派所谓‘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笼统话，实在是对此二函数（笔者注：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之间关系，作了一个特殊假定。因为‘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话，一定是说：不论N取何值，即不论产量与就业在何水准，f（N）与ф（N）常相等。故当N增加，Z（＝ф（N））增加时，D（＝f（N））亦必与Z作同量增加。换句话说，古典学派假定着：总需求价格（或收益）常与总供给价格相适应，故不论N取何值，收益D常与总供给价格Z相等。这就是说，所谓有效需求，不是只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有无穷数值，每值都同样可能：故就业量就成不确定，只有劳力之边际负效用，给与就业量一个最高限度。”[⑩]
所以，用凯恩斯的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来解释“均衡”与“恒等”的概念差别就是：“均衡”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互交叉的一个点；而“恒等”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处处重合的整个一条曲线。
凯恩斯在《通论》的第二章第Ⅵ节批评了古典学派的两个似是而非的命题之后，提出自己的两个无可置疑的命题：（1）社会各分子在一种生产活动中所得到的收入，其总数恰等于该产物之价值；（2）个人财富之净增量之总和，必恰等于社会财富总量之增量。以这两个命题为基础，凯恩斯在《通论》第六章给出以下关系等式：
收入（Y）＝产品价值（O）＝消费（C）+投资（I）
储蓄（S）＝收入（Y）－消费（C）
故 储蓄（S）＝投资（I）在经济学涵义上，这一组等式究竟是均衡等式还是恒等等式？如果不加以明确，就会形成一些模糊的认识。
按照数理关系理解，“恒等”、“均衡”乃至“相等”这些概念在纯粹形式的意义上并无根本的区别，因此在这个层次上，人们无法辩析凯恩斯的这些等式同古典传统的“恒等”等式有任何区别。然而，根据因果性关系做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凯恩斯的这一组关系等式在经济学涵义上同传统的“恒等”等式有两大根本差别：第一，凯恩斯的这一组等式表现的是一段时期特定经济体系内总供给与总需求交互作用的实际结果，而古典传统的萨伊定律和瓦尔拉定理所代表的总量恒等关系则是不言而喻的观念前提；第二，凯恩斯的这一组等式可以由于某一时期的实际经济状况而落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某一均衡点上，而由萨伊定律和瓦尔拉定理所代表的总量恒等关系却始终只能处于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根据经济学涵义的这两大区别，我们可以肯定，凯恩斯的这一组关系等式是经济学的“均衡”等式。
3.总供给与总需求
凯恩斯对于总供给函数Z=ф（N）的处理相当简单，《通论》中只在第三章第Ⅰ节用了两页纸左右的篇幅加以解释。尽管如此，他关于总供给函数的三个基本观念却表达得十分清楚：第一，总就业量N与总供给数量（价值量）I之间构成的固定函数关系只在短期内有效，因为在短期内可以假设技术、资源以及生产要素成本这三者皆不变；第二，经济体系对总供给数量I的唯一约束是资源约束，因此只要不是充分就业，I就是完全可以自由变动的；第三，依据总供给函数Z=ф（N）而画出的那条总供给曲线，在经济分析中只起到客观参考标准的作用。特定时期的总需求量D高于这条曲线，则就业可以继续扩大；低于这条曲线，则就业势必缩减；落于这条曲线，就业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可见，总供给在凯恩斯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完全是被动的、消极的。主动的、积极变化的方面是经济体系的总需求。
在社会尚存在着闲置资源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均衡收入水平就由该经济体系的总需求状况来决定，而对总需求状况起制约作用的，则是凯恩斯的三大基本心理法则规定的三个决策变量——C/Y、r和i。消费倾向C/Y决定社会的总消费，资本边际效率r与货币利息率i的关系决定社会的总投资，总消费加总投资构成经济体系一定时期的总需求。
消费倾向C/Y决定总需求中的社会总消费支出水平。在短期内，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通常不会剧烈地变化，人们总是因循习惯来安排他们的经常性开销，因此消费倾向，特别是整个经济体制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在短期内通常是比较稳定的。然而在长期，随着个人及社会的收入和财富的持续增长，边际消费倾向dc/dy则会持续地减小，导致社会的总储蓄水平不断扩大；如果这时没有足够的投资意愿来吸收不断增加的储蓄增量，则整个经济体系的总产出水平就只能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经济体系处于非充分就业均衡状态。消费倾向是凯恩斯于《通论》中提出的第一项心理法则，因为人们在获得收入后的第一组决策就是决定把收入的几分之几用于消费，几分之几留作储蓄。借助消费倾向法则，凯恩斯认为自己解释了“富裕中的贫困”（Poverty in the midist of plenty）这一经济体系的矛盾现象。
资本边际效率r和货币利率i分别由资本边际效率预期和流动性偏好这两项心理法则所决定。r和i的相对关系决定了总需求中的社会总投资支出水平，只有在r高于i的条件下，经济体系才会有增加的投资和增加的就业量，而在r等于i时，则社会的总投资增量的总就业增量就趋向于零。由于r和i都取决于未来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主观心理预期和偏好，因此两者都是波动和变化的。所以，投资函数I=ф（r，i）是一个十分不稳定的函数。更进一步，由于投资水平I与经济体系总产出水平Y之间存在着“乘数”（multiplies）的关系，从而投资水平的波动会对整个经济体系形成累积性的扩张或收缩的效应。所以，在凯恩斯理论中，r和i以及它们的相对关系的不稳定性是构成整个经济体系波动的主要原因。
通过三大基本心理法则得到了三个决策变量；通过三个决策变量得到了总需求；通过总需求和总供给函数的交叉关系得到了经济体系的均衡产出水平。凯恩斯的逻辑明白无误地把经济学研究导入对“人心”的思考。
三、凯恩斯的物价论——原理和特例
研究凯恩斯的物价决定观点，一般都以《通论》第二十一章的“物价论”为根据。但实际上，充分就业前通过货币数量增加而推动实际产量和物价水平同时增长的观点，既不是隐含着的凯恩斯货币价值决定理论的原理或核心内容，也不是其派生的推论的恰当表达，而只是针对“数量论”的明显缺陷相应地提出的经验性批驳。所以，第二十一章的内容其实只是凯恩斯货币价值决定模型的一个特例。
这里可以先给出剑桥学派货币价值决定的模型，以便同凯恩斯模型比较。
比较一下，至少在两个基本点上，剑桥模型与凯恩斯模型存在着重要的差别：（1）剑桥学派在充分就业的假定背景之下，大体上是把kR视作不变量的，k值可能的不稳定性也只能引起少许的波动，而凯恩斯则以非充分就业为假定背景，因此视[Y/V+L[,2]（i）]为一能够在很大范围变动的量值；（2）剑桥学者的模型把均衡货币价值决定局限于孤立的货币市场，而凯恩斯模型把均衡货币价值决定问题通过[Y/V+L[,2]（i）]变量同整个经济体系的宏观总产量论结合起来了。
运用引伸出的凯恩斯均衡货币价值决定方程，以下分货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上升和货币价值下降的几种情形，来分析隐含着的凯恩斯物价理论的原理。
（1）在π[,0]不变化时只会有三种情况：a.均衡货币价值决定方程中的分子和分母都不变；b.分子和分母同比例增加；c.分子和分母同比例减少。
分子和分母都不变的情形就是凯恩斯于《通论》第五篇之前假定的情况，货币的外生供给增量为零，工资单位和物价水平亦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均衡货币价值决定方程中的分子只存在着真实交易需求货币Y/V=M[,1]与真实投资需求货币L[,2]（i）=M[,2]之间的此消彼长，而真实货币需求总量M则保持不变。
分子与分母同比例增加的情形要区别何者为首先发动的环节。如果是分子的真实货币需求先增加，那么首先增长的应该是实际国民收入Y。Y的增加吸纳更多的闲置货币余额，使得L[,2]（i）的货币供给减少，从而经济体系中的利率有上升的趋势。此时货币当局恰到好处地增加货币供给，使经济体系中M[,0]的增加数量正好补足Y吸收的闲置货币余额，则可望经济体系的币值和物价保持稳定。如果是分母的名义货币数量M[,0]先行增加，那么经济体系中首先改变的就是L（i）。要想保持π[,0]不变，第一是要依靠货币幻觉，使经济体系中的利益主体以为货币价值不会下降，第二要依赖货币幻觉造成的Y增长能完全吸收新增的货币数量。要实现这两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只有在预期货币价值不会下降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吸纳溶入经济的外生货币增加，否则就会出现通货逃避，银行不仅不可能因为货币供给充足而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而且即使把利率提得相当高，人们也宁愿去市场购买实物商品而不愿储蓄。就算是货币幻觉发挥效力，由利率下降而导致的Y增长最终完全吸收货币数量的外生增加也是不太可能的。凯恩斯就指出过两个主要的困难：其一，资源之性能并不一致，故当就业逐渐增加时，报酬将递减，并非不变；其二，资源并不可以互换，故有些商品已经达到供给无弹性之境，而有些商品则尚有失业资源可供生产用，即所谓资源“瓶颈（bottle neck）。所以，必有一部分增加的外生货币供量去推动物价水平的上涨而不是实际国民收入Y的提升。一旦价格上涨，起初的货币幻觉被打破，于是物价和名义利率彼此推动上扬，在现实中就根本无法实现保持币值π[,0]的稳定。由此可见，用货币外生供给刺激经济扩张的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它根本不应该是凯恩斯理论的货币政策推论。
分子和分母同比例减少的情形同样要区别何者为首先发动的环节。在作为分子的真实货币需求部分，除非经济体系的流动性偏好发生变化，否则总的真实货币需求量M=[Y/V+L[,2]（i）]的减少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流动性偏好曲线位置不变时，经济中首先减少真实货币需求的环节必是Y的衰退，而Y衰退时人们总是预期币值有上升趋势，从而会增加持币，并且在利率十分低时形成流动性陷阱，所以总的真实货币需求就不会下降。如果流动性偏好发生变化，曲线向左移，投机货币需求就会减少，这时货币当局若及时采取明智的货币紧缩政策，把投机需求减少而多出的货币量从经济体系中排出，或可保持币值及物价的稳定。如果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先行，均衡货币价值决定方程的分母先收缩，则可能先使得L[,2]（i）市场上的利率升高，从而预期投资减少，Y相应减少，只要货币收缩适度，经济体系有可能保持币值或价格的平稳，如果收缩过度，则币值会上升，价格会下降。这表明，货币政策作为一项紧缩性的政策，要比作为一项扩张性的政策更为稳妥。
（2）关于π[,0]上升的情况，只要分析均衡货币价格决定方程中作为分子的真实货币需求超过分母M[,0]增长的情况。首先，如果这是由政府的货币紧缩政策造成的，情形就如刚才所说，M[,0]的减少会使得货币利率i上升太高，经济趋势向衰退，从而在Y减少中多出一部分货币来满足L[,2]（i）的需求，如仍嫌不够，则货币价值π[,0]就会上升，整个经济的一般价格水平下跌。其次，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发生变化。L[,2]（i）曲线向右移时，π[,0]也会上升，此时货币利率升高，Y衰退，多出的交易货币余额及可能的外生货币供给增加也许仍不能满足偏好变化之后的投机货币余额需要。最后，L[,2]（i）曲线如无变化，则真实货币需求的增加只能来自Y的增长。这种增长只有吸收一定数量的M[,2]才能保持一般物价水平不下降，然而这种情形会使得币值有提升的趋势，从而促使人们对M[,2]的需求增加，于是经济体系的总真实货币余额的需求就增加了，这时外生的货币供给增长若低于真实货币需求的增加，则币值π[,0]会提升，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物价水平相应下降。
（3）关于π[,0]下降的情况，只要考虑均衡货币价值决定方程的分母扩张大于分子扩张的情形。分两种情况考虑：在充分就业和经济体系微观主体的流动性偏好不变化的情况下，均衡方程的分子不会有任何扩张。因此分母M[,0]的扩张只会使均衡货币价值π[,0]下降；而在未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分子和分母可以出现同方向的扩张，分子扩张的速度低于分母的速度，则货币贬值，一般物价水平上涨。这就是凯恩斯在《通论》第二十一章描述的情况。
通过对以上货币价值决定模型的分析可以了解，在凯恩斯理论的逻辑蕴含中，实际上有一个很好的解释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理论，可惜没有经凯恩斯本人明白表达。于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普遍观念是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通货膨胀问题，甚至把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所倡导的积极行动的廉价货币政策的思想背景归罪于凯恩斯。这实际上完全是对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一般原理缺少分析的结果。
注释：
①J.M.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Qua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eb.1937)PP.209～223.
② ③J.M.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0、第204页。
④罗西斯：《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⑤ ⑥J.M.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0页。
⑦盖尔编：《货币的经验教训——欧文·费雪尔纪念集》，1937年版，第151页。
⑧凯恩斯所指的古典学派，既包括李嘉图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也包括马歇尔、瓦尔拉等为领袖的新古典学派。
⑨J·希克斯：《经济学展望》，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8页。
⑩J.M.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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