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与体制跃迁——兼述中国经济体制渐进式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体制论文,渐进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0(2001)04-0021-06
一项体制选择的产生，既取决于原有体制不均衡所产生的选择契机，也取决于人们对新体制的预期与原有体制的比较。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为什么会选择相似、相近、甚至相反的经济发展道路，除了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体制基础和传统观念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对经济体制的结构中优化资源配置的组织方式与制度安排的认识方面存有异议，因为任何形式的制度变迁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无一例外地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经济变革过程中，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如何在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下选择正确的变迁路径，仍然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制度变迁中的每一个选择都要谨小慎微，分析它与改革目标的偏离，并把它转回到正确的路径。
一
所谓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是指制度变迁一旦在自我增强机制下选择了一条路径，它就会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也就是说，一次或偶然的机会会导致一种解决方法，而一旦这种方法流行起来，它会导致这种方法进入一定的轨迹。在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下，报酬递增普遍发生，经济、政治制度变迁会沿着初始选择的正确路径，进入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中，不断优化。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初始条件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较为注意依托现有经济、社会组织进行边际制度创新。同许多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或地区的改革不同，中国不是简单地采取放开市场，让社会、经济组织自由竞争来摧生市场体系发育，更不是抛弃既有组织结构，另起炉灶用全新组织拉动改革。充分利用中国计划体制中业已存在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依托长期积累起来的组织资源优势，通过有序的边际组织创新来确保改革的稳步推进，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回顾二十多年改革历史，无论是市场体系培育，还是价格体系改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组织一直是设计者、组织者和监管者。各类市场的建设，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的审批，都是由各级政府组织决定或出面协调。价格的放开范围、变动程度也是政府组织调放结合的结果。许多新生的经济组织也都是直接、间接依托原有国有经济与乡村集体经济转型、延伸、嫁接、脱壳成长起来的，不少乡镇、村级政府基层组织及城市的经济管理领导人往往是组织转型的双重领导者。非但如此，许多在转型中新生的市场经济组织一旦达到某种规模，也要挂靠或寻求某种政府组织保护，向原有组织性质靠拢。依托既有经济组织推进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减少改革的摩擦阻力，降低制度创新的风险，低成本地利用传统组织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基础薄弱，社会法制与信用关系较为淡漠，个体的承受力较低，民间组织发育严重不足的国家，只有依托业已形成并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党和各级政府组织、国有与集体经济单位，才能避免大的波动震荡，稳定推动改革深入。同时，原有组织在发展中心导向的牵引下，把握住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各级政府和各类经济组织均致力于抢占改革与政策变动的先发性优势，创造出多样化的制度变迁模式，持续推动组织制度变迁，带动改革不断深化。这是其一。其二，演进路径中准帕累托改革。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是大体按照准帕累托改进的制度演进路径进行的，改革重点的选择、力度的权衡、范围的界定，一般均依据能否导致大多数社会成员获益，没有多少人受损来设计的。尤其在改革的启动阶段，那些影响较大会迅速产生巨大私人成本及降低平均私人净收益的改革措施，要么被化整为零，通过分步实施向未来分摊巨额成本，要么只能推延到以后阶段，等到其实施成本和阻力已显著下降，或者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累积改革收益远远超过这些成本时为止。中国改革十分关注提高经济总量水平与增长速度，也是因为只有总量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财富的“蛋糕”才能越做越大，使大多数人境况不断改善，让公众支持改革的深入，才成为可能。这种准帕累托改进型制度演进程序，使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产生一系列相关特点。如改革启动与深化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持续向个人或家庭倾斜，促使家庭储蓄规模与储蓄份额不断增大，个人资产日趋多样化；重工业封闭循环的资本品主导型结构增长模式迅速转向改革以来的消费品主导型增长结构，均是准帕累托改进的客观要求。中国选择准帕累托改进型制度演进模式，不仅因为始点状态的权利与制度结构中的核心领导者愿意并倡导改革，并且力争始终把握领导改革的主动权，而且因为大多数民众更多具有务实的价值导向。不断增加总量的大多数人经济境况持续有所改善的准帕累托模式能获得多数拥护，确保改革过程中决策者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大于冲突性利益，使改革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博弈。其三，增量革命与边际创新互动式突破方略。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在艰难曲折中逐步深入，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体系，增量革命与边际创新互动的突破方略功不可没。所谓增量革命就是在不损害或触动原有利益格局与制度框架的状态下，对新增的资源、收益、组织网开一面，让其采取全新的方式运作、创设。所谓边际创新则是在原有组织、制度、政策的边缘作边际上改进，并且使增量革命与边际创新相互影响、彼此联动，持续扩展新体制、新制度、新机制的覆盖空间。
应该承认，与前苏联和东欧90年代以前那种在高度集中体制下修补式渐进改革不同，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在增量一块实施了革命性突破式变革，避免了单纯改进、修补旧体制部分可能陷入久拖不决、长期僵持的泥沼，或者物极必反滑入剧烈冲突式剧变之路。同时，中国不仅注意增量一块的革命性加速所谓“体制外”的新机制、新组织成长，不断提高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使之成为影响经济稳定，确保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也高度关注对原有组织、制度的边际改进，分步有序地推动旧体制的演进。如放开非国有经济，让其自由竞争与多样化发展，为新体制形成奠定了微观基础；逐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循序渐进把国企逼到市场上优胜劣汰，并且在增量的“体制外”革命和既有的体制内边际改进互动中形成混合创新与双向突破。
二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是一种有效的资源，它可以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一方面体制使人类的经济交换行为在一系列共享的社会规范制约下成为稳定的和可预期的，从而减少了非规范经济行为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体制作为一种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规范，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它使经济行为变成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行动，由此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体制是经济活动中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规模模式。一种体制得以制度化的形式出现，必然是交易各方共同选择的结果，这种共同选择根植于各方在这种体制选择中实现了各自成本投入——利益收益之间的均衡。我们知道，体制的价值在于它能为经济活动提供一种稳定的长期服务，凭借它，人们可以对经济活动产生长期的预期。因此，人们选择一种体制并使其在历史过程中延续成制度化，必然意味着人们不断地对其做长期的利益投入并对其抱以长期的收益预期。对于体制的接受者而言，由于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它在选择行为中的收益预期并非总是明确的和稳定的，其行为也并非总是理性的，有的甚至是盲从的。于是，当人们选择了一种体制安排而放弃了其他体制安排时，它所丧失的收益也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由于这种放弃实际上是意味着可能带来更大的收益机会的丧失，因而这些机会的丧失也构成了人们对其所选择的体制安排的一种成本投入，也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投入。很明显，体制一旦以制度化的形式出现，就会成为一种公共产品，同其他产品一样，接受某一种体制，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或费用。这种成本对于完成体制选择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把体制选择与创新的成本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安排不是“帕累托”式的利益变迁，而是包含着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的渐进式变革，这种渐进式的变革可以通过利益补偿和合理的成本分布来缓解利益冲突。事实上，各种利益补偿的举措都是对原有利益分配法则的纠正与修改，合理地分布成本也是对体制接受者在预期收益上的调整。这种利益调整的引擎就是我们在体制选择过程中所招致的各种损失，诸如决策失误的损失、新旧体制之间异体排斥、摩擦所造成的损失及利益冲突所造成的损失。从体制跃迁的角度来看，这些损失也是维系新体制的创建生死攸关的成本，正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可能选择的改革形式。对决策失误的损失而言，由于种种原因，在体制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若干的决策失误，例如：(1)决策者信息不完全，包括信息失真和残缺不全；(2)意识形态的刚性，即在已有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设计已有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容纳的改革决策，致使这样的决策因缺乏意识形态基础而步履维艰；(3)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掣肘；(4)决策者的个人偏好。这些决策失误可以引起体制创新的反复，引起不必要的震荡。对新旧体制之间异体排斥、摩擦所造成的损失而言，体制创新是以一种全新的体制代替旧体制，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体制，这一替代过程即使采取激进方式也不能根除过渡的过程，而涉及的只是这个过程的长短问题。在整个过渡时期，由于信号的扭曲，给不法之徒造成的空子、“寻租”现象、有关部门的举止失措，都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加剧创新的成本。对利益冲突所造成的损失而言，强制性制度创新并非是一种帕累托式的利益调整，而是一个伴随着体制创新的利益非均衡调整过程，即使是通过体制创新“馅饼做得再大”，也仍然存在着如何分割的问题。抵制改革的首先是预期新体制的建立会使其利益受损者，其次是即便预期可以比现有的利益更大，但相对份额更小者。这些利益受损者的抵制，将会增大改革的难度，增加新的体制安排成本。当然，还会出现另一种情形。当新体制因素逐步脱离对旧体制的依赖而不断壮大时，确实还存在由其改造或吞并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可能性。由于这种改造或吞并是对与旧体制相联系的既得利益的否定，因而在既定政治秩序下一般难以公开、合法地进行，但它可以通过非法手段悄悄地进行。如有的论者把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比作是一场“悄悄的私有化革命”，其实是对国家利益的非法吞噬，是一种反效率的行为，也必然会加剧体制选择的社会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选择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是由高度集中统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有序状态逐步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有序过程，从一种有序状态转变为另一种有序状态的过程要比由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困难得多，因为这种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往往是以经济运行的无序化为代价的。我国经济体制中的某些缺陷正是这种无序状态在实践中的最直接反应，具体分述如下：
其一，渐进式改革道路的推进需要一个廉洁、高效和权威的政府，但这一点在现实中却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严重挑战：一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建立在传统经济政治基础上的政府权威影响削弱，而新的政府权威又一时难以建立；另一方面，落后的行政、干部人事制度以及严重的腐败现象，也严重影响着政府的权威和效率。这样，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很容易出现经济生活的无序现象，使改革陷入困境。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各种行为方式远没有改变，在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矛盾十分尖锐的背景下，市场机制难以自发地消除二元结构特征。这样，在我国城乡就分别产生了两个夹缠在一起的工业化目标：一方面，城市经济正处于产业改造和升级的攻坚阶段；另一方面，农村经济也面临着转移剩余劳动力和提高农业比较效益的紧迫任务。由于人力资源的绝对过剩和物质资源的相对短缺，使得这两个目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易协调，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便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城市经济要依靠农村经济为产业改造和升级积累资本，缓解内在张力；而农村经济也只能与城市经济展开争夺，以求得发展的空间。体制的缺陷在于：如果放慢城市经济的产业升级速度，将会使我国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失去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更无法巩固业已取得的改革成果；如果一味地让城市经济孤军深入，又会由于农业的萎缩和停滞而再度打断我国工业化的进程。
三
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已经走出传统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体制模式，迈入现代市场体制的门槛。一是初步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产权体系；二是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架构；三是大致构筑了政府间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管理制度。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调节功能日益凸现，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揭示了今后我国经济体制跃迁的正确路径。
1.从体制的角度看，要选择合理而高效的运行模式和组织方式，探寻新的国家所有制的具体实现方式，决不能忽视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对经济体制跃迁的推动力量。这种推动力量主要是通过政府对企业实行行政隶属关系控制的同时，应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过分依赖行政强制力来约束企业行为才得以体现的。在传统的体制下形成的将政府部门划为条块，对国有企业实行行政隶属关系控制的局面，虽然后来曾有过“适度分权”的尝试，但经济生活中的“父爱主义”现象一直存在着并导致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不明确，特别是预算约束软化，政府干预经济的界线模糊等后果。我们承认，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不可能完全游离于市场之外，适当的行政干预是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减少市场自身的盲目性。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由于计划指导的失误或者宏观调控的力度不当，会引发一些新的问题，诸如重大的结构失衡、“过热”与通货膨胀、“过冷”与市场疲软等问题。作为宏观经济调控者和社会管理者，政府的目的是要保证全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社会的稳定，支配并制约其行为的，应当主要是行政法规和它们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而作为企业所有者，他们的目标是追求自己所拥有资产的利益最大化，支配并制约其行为的，则主要是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信号。过去，我们以“政企职责分开”为主要思路，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在划分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与厂长、经理作为企业日常经营管理者权限的基础上，再通过政府自身两种不同职责的划分，即政府同时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国有企业所有者这两者之间职责的划分，最终达到政府全面转变职能的目的，但实践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政府的数量型指令性的微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无法协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地方保护主义与权钱交易不仅引致了繁复的地区封锁和经济管制，而且各地“诸侯”又在新的领域不断炮制新的管制，这就完全束缚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严重阻碍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效率。因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区域上本来就不平衡，政府内部条块分割的格局，极易使宏观利益的追求演化为局部利益的追求，并造成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进一步扩权以后，各利益集团发挥积极性的活动空间大为扩展，在凭借行政权力组织和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安排自己地盘上的发展时，注意力都放在那些看起来能够增加自己收入的项目上，表现了强烈的“诸侯经济”倾向，进而造成全局范围资源配置的低效、结构雷同以及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很明显，由于条块分割中利益局部化而形成的政府部门职能的异化，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非但政府部门无法努力保持宏观稳定，条块更把数量扩张和重复建设的趋向迭加和放大到企业行为上，这种不良影响使我国的市场经济在推进伊始就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的尖锐挑战。
2.社会统制结构对体制跃迁的承受能力，也是阻碍新体制推进的重要因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央政府的运作权力缺乏必要的制衡法则，经常出现政府信号的不稳定，当各种矛盾开始表面化时，也缺乏必要的妥协机制，以利把矛盾乃至冲突的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主要表现在：(1)权力制衡和妥协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非规则的权力运用依然存在，虽然决策程序化程度在提高，但是透明度太低。(2)在全社会范围内，各权力机构的运行效能也呈下降的局面，诸如地方政府的职能转换步伐过缓，对企业的管理过死；农村大量基层组织要么瘫痪，要么被宗族网所覆盖，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近些年来，政府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往往缺乏力度，时时出现“救火”的举措，哪个领域出现问题，就在哪个领域实施紧急干预措施，例如对犯罪、腐败、农民负担过重、打假等重大问题，这样就势必抑制政府对来自体制内或体制外的各种非经济行为作出及时而合理的决策，无形之中便加剧政府选择的成本。没有人会怀疑，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跃迁的过程中，政府的主动性至关重要。一般而言，新体制的构造是主动行为，是靠政府具体推动。一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在完善的强有力资本约束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强化科学计划的政府主导作用，是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经济体制发展的世界潮流是市场经济向计划方向发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是一条规律。不论全球私有化浪潮如何剧烈，以完善的市场微观基础与强有力的科学计划紧密结合为特征的体制，将成为经济体制跃迁的主流。
3.构建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是中国经济体制跃迁的主要环节，是整个体制过渡达到市场化目标的阀门。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按照归属产权、经营产权和营运产权相分离的原则，把国有企业改组为公司制，是实现企业法人产权独立化的有效组织形式。公司制企业使国有资产所有权与行政权相分离，所有权本身就是经济利益的主体，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掌握国有资产的最终归属产权，并授权给地方和全国投资控股公司经营国有资产的产权，而全国和地方投资控股公司则依据国家宏观计划和产业政策直接向国有企业投资，企业则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营运产权的主体。主要特征是：(1)把坚持企业经营国有资产自主权与保障国有产权对企业的约束结合起来，成立国有产权经营公司，作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企业之间的中介机构，专司国有产权经营，使各企业之间以资产联系为纽带结成新的经营组织。(2)国家授权给多个全国或地方投资控股公司投资经营，不能只授权一个投资公司去经营，以实现交叉持股和股权的多元化。(3)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只能是少数，国有股权在公司中所占份额的多少，可按不同产业和分散程度区别处理。(4)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国家要控股并吸收社会资金或股本入股，以扩大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影响范围。
当然，中国经济体制的渐进式变革要选择良性互动的正确路径，还不能忽视自身的市场交易技术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初始条件，因为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凡市场有效的部分是不可能出现中国特色的，凡是市场失效的方面，才存在寻求最佳体制绩效的机遇。我们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必须十分关注非市场替代的体制跃迁。目前的制度变迁案例基本上证明，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多的是政府与群众的一种默示交易过程，其中政府的退出和群众的自发创新行为构成了变迁的主线。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始终处于短缺状态，因而体制跃迁会受到某些不可超越的条件制约，特别是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将日益成为体制跃迁过程中的巨大障碍，在许多方面甚至会改变市场经济的常规形态。因此，试图通过人为设计最优的制度创新方案是不现实的。
收稿日期：2001-03-10
标签：经济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路径依赖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渐进式改革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产权保护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