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联手抵制贸易保护主义——1.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保护主义论文,全球论文,抬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衰退就像一对连体婴儿，总是相伴相生。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传染至实体经济，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2008年，美国、欧元区、日本等三大发达经济体集体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急剧减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将出现60年来首次负增长。在经济衰退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显示，即使在二十国集团(G20)这样的具有广泛代表性并且明确承诺避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经济体，也有17个成员国自2008年10月以来实施了47项贸易限制措施。
目前复苏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要求在本国特定项目中只使用本国货，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该条款要求，在奥巴马政府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任何基础设施项目（包括联邦建筑与学校）要获得新经济刺激方案的资金支持，其所使用的钢铁产品必须是美国国内生产的。第二种是禁止其他国家特定商品的进口，例如印度对中国玩具的进口禁令。2009年1月23日，印度政府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发布公告，宣布从当日起禁止进口海关关税9501、9502和9503项下的中国玩具，禁期为6个月，直到发布下一个公告为止（在各方压力下，印度政府于2009年3月2日宣布，将允许符合全球安全机构认证的中国玩具进入印度市场，这场由印度政府自编自演的闹剧终于告一段落）。第三种是要求本国跨国公司在收缩经营的过程中确保本国范围内的就业水平。例如，法国总统萨科齐敦促本国汽车公司的资金投在法国国内，而撤出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汽车工业投资。很明显，此举在于保护法国本土的工作岗位，而非保护法国汽车公司在中欧提供的工作岗位。第四种是呼吁本国企业在雇佣工人的过程中优先雇佣本国工人，例如英国首相布朗提出的“把英国人的工作留给英国人”。第五种是通过竞争性贬值来提高本国商品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迄今为止，除人民币、日元与港币外，大多数东亚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都明显贬值。
除贸易保护主义外，当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保护主义也明显抬头。所谓金融保护主义，是指特定国家政府要求本国商业银行优先对国内项目提供贷款、收缩在海外市场的贷款规模，甚至将此作为决定是否救援商业银行的前提。中欧与东欧国家是本次金融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这些国家在过去几年向西欧商业银行举借了大量贷款。由于西欧商业银行在次贷危机中遭受亏损，不得不启动痛苦的去杠杆化进程。这表明其将收缩风险贷款规模，提高流动性在贷款组合中的比重。这就意味着西欧商业银行提前收回在中欧与东欧的贷款，或者不再提供新的贷款。大量短期国际资本从中欧和东欧国家撤出，造成资产价格缩水、本币面临贬值压力、外汇储备急剧流失，西欧国家政府的金融保护主义举措更是火上浇油。如果中欧与东欧国家不能及时获得外界贷款援助，它们很可能在2009年上半年集体爆发金融危机。
正如世界经济增长有一个景气循环周期一样，贸易保护主义的涨落同样有一个周期，而且恰好与世界经济周期负相关。当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时，世界各国均从全球自由贸易与资本流动中获得了好处，各国都没有动力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处于低潮。而一旦全球经济增长开始下滑，世界各国，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进口大国，就开始面临以下各方面的压力：首先，由于经济增速下滑，国内失业压力有所增强。而为了缓解失业压力，通过限制外国商品进口来确保本国替代型制造业的发展与就业，就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其次，在经济衰退时期，社会大众对执政政府的不满情绪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者通过树立一个外界的敌人（替罪羊），把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向外疏导，就成为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采用的一种惯常举措。例如，美国政府可以把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归咎于来自日本、中国等出口商品的倾销。由于涉嫌“操纵汇率”，这些国家获得一种人为制造的竞争优势，从而挤占了美国制造商品的市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失业。因此，对来自日本、中国的出口商品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对美国制造业工人而言“大快人心”。因此，当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时，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死灰复燃，愈演愈烈。
一方面，全球经济衰退引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反过来加剧全球衰退。这是因为，只有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才有助于稀缺资源更有效率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才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举措，这个国家也许能够获得一定好处。但如果所有国家都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那么最终只能沦为“纳什均衡”——多输而非多赢的结果。
迄今为止，在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衰退的循环反馈方面，一个最深刻的教训就是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世界各国的贸易战。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但全球实体经济的衰退是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的，而美国国会在1930年通过的《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在那次全球衰退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该法案悍然宣布对两万多种进口商品征收高昂关税。此举引发了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例如征收进口关税以及让本币汇率竞争性贬值，这种以邻为壑的贸易战、汇率战，使得国际贸易与投资基本上陷入停顿，加剧了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导致全球经济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事实上，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经济要走出这次衰退，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实体经济越滑越深的背景下，通过加强国际协调来避免各国竞相采用贸易保护主义举措，避免1930年的悲剧重演，就变得至关重要。事实上，在2008年的G20华盛顿峰会与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上，成员国都一致同意要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然而，承诺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容易，要贯彻实施起来却倍加艰难。很多国家国内都存在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对峙，即国会在利益集团游说下倾向于采纳贸易保护主义举措，而政府从长远发展考虑支持全球自由贸易。因此，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一方面要持续敦促发达国家政府放弃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转变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只有实施内外平衡、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才能避免经济增长被外部冲击所中断，才能在全球化的时代掌握经济增长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