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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反思与批判是我们人类思想宝库中最伟大的优秀品质，也是文明社会朝向健康发展的保障。反思让我们清醒，批判使我们进步。作者曾就技术悲观主义做过系统地考察[1]，尽管它暴露出诸多的缺陷，但就反思和批判本身来说，却有着内在的价值，值得我们深思。这里我们就技术悲观主义价值功能做一探讨，并非要为它树碑立传，而力图转换一个视角，为建立未来文明社会人与自然可持续的协调发展模式探寻一种思路。
一、技术悲观主义的理论透视功能
技术悲观主义的理论价值主要是从认识论意义上体现出来的。
1.技术悲观主义是人类否定性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
人类文明进程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目的和意志的实现过程，人类有理由为此骄傲和自豪。所以乐观进取和对未来充满自信是人类意识的主流。但是，由于人类文明进程主要是靠技术进步推动的，实际上是个技术化的过程。而技术化过程必然改变和影响人的天性和自然的本性，必然导致人、技术、社会、自然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为解决这些冲突，人们去发展新技术，新技术又带来新的问题。文明社会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怪圈中演进着，不仅发展要靠技术，解决人类的困境也离不开技术。可再精致的技术，也不可能让“外部代价”销声匿迹。“未来文明的原点”在哪里？不仅古人捉摸不定，拥有知识的现代人更感到飘忽不定。不仅人们有理由对自身命运和未来前程担忧，而且技术所表现出的邪恶力量迫使人们拿起批判的武器，进行批判性阐释。这就是否定性思维的表现。
2.技术悲观主义的发展是人类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技术悲观主义的发展，就认识过程来看是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古代到近代现代，技术悲观主义的意识对象，从道德层面拓展到社会层面和全球层面，逐步揭示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点到面、逐步上升的认识过程。古人因无知而对自然产生敬畏的心理，人们只得把自己的命运交与上帝去安排；近代因理性的弘扬而建立起的工业文明社会，使人们远离了大自然，远离了生物同伴。文明的进步、富裕的生活是以自由的丧失为代价的；现代人又因掌握了自然的奥妙而对未来失去信心，不是人们不能把握自然，而是人们可以一夜间毁灭地球和人类。对技术的恐惧随着技术进步而与日俱增。这就是技术悲观主义的认识视野，这种否定性的技术观反映了主体的能动性、怀疑性和批判性。它以揭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诸多矛盾为己任，虽然不乏悲观论断，但无疑对自然界的认识更加深入了一步。
3.技术悲观主义是人类目的与行为的调节器
作者倾向于把技术悲观主义看成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心态反应，是人类本能中忧患意识的表现，在人的意志和行为中起选择与调节作用。技术悲观主义并不绝然反对技术、技术进步，而是不能容忍技术进步激起的贪婪、疯狂和罪恶，也不能接受技术化社会造成的人性异化和自由丧失。人类从自然界提升以来，在生物伙伴中已没有了可与之抗衡的竞争对手，这就产生了人类不受抑制的创造力和破坏力。这对人类长期的持续发展并非完全有益。“虽然地球上生物进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人类而告终，但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出现并不是事先注定的——没有任何基于设计或必然性而导致人类出现的终极原因或总的计划”[2]。人类如果不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适当而有效地控制，任其自然，将来就有可能会从生物进化系列上被替代。而技术悲观主义正是人的目的与行为之间的调节器。
今天处在这样一个技术称雄的时代，人类所拥有的毁灭世界的物质力量，怎能不引起人们的不安和忧虑呢？也正是这种不安和忧虑制约着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化、加速化。《增长的极限》所提出的“零增长”尽管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所采纳，但它给出的五种评价因子（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却已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的必不可少的理论依据。
二、技术悲观主义的批判建构功能
1.技术悲观主义揭示了文明社会的种种危机
人类在向文明社会大踏步迈进的同时，也不经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即使是人类的善良动机，也因技术的两重性而产生负面效果，更何况，人类的自私和贪欲不断制造着人类的灾难。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活动在广度、深度和力度方面的加强，使得现代社会矛盾全面爆发，各种危机接踵而至，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这一灾难性结局，技术悲观主义者在它到来之前早就有所洞悉和揭示，并对人类的过激行为和偏执理念提出警告。
卢梭曾第一个提出，科学和艺术使人堕落。在那个科学和理性沉醉的时代，他站在科学的朝霞和人文道德的暮色之中，透视到了人类未来灾难深重的黑夜。斯本格勒早在20世纪初就勾勒出了西方世界的没落；马尔库塞则揭示了这个由虚假需要操纵的“单面社会”。罗马俱乐部为我们详细指出了危机的种种表现：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的危机。这些危机，均表现出整体性、全面性、持续性、快捷性和不可逆性，被罗马俱乐部称之为“全球性问题”。
关于危机产生的根源：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以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是导致全球危机的罪魁祸首；斯本格勒认为文化是危机的最终根源；韦伯认为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导致了危机；海德格尔认为是技术的本性；埃吕尔认为是技术的自主性导致了危机；芒福德认为人的工具化导致了危机；罗蒂、德里达认为是主客二分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危机；罗马俱乐部认为是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导致了危机。
技术悲观主义者对现代文明社会危机的揭示，为人们在生死存亡面前，树立危机意识，调整主体行为，探索超越危机途径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价值坐标。
2.技术悲观主义揭示了技术化社会的内在缺陷
以当代西方人文主义为突出代表的悲观主义技术论者，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阐述了他们对现实不满，对未来忧虑的思想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信奉享乐主义，不顾一切地征服自然、算计自然、榨取自然和盘剥自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享受，使得现实社会变成了一个残暴的、灭绝人性的社会，一个不断衰退的社会，一个病态的、单面的社会，即“物质丰富、精神空虚”的社会，这是技术化社会必然产生的结局。可以说当代社会的体制是适应生产力（技术化）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技术化过程中，无论我们作何打算都难逃厄运。DDT的使用，无论对谁，其效果都是相同的；核武器无论掌握在谁手中，对人类都是一种巨大的威胁。技术文明越是发展，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越是深化，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也就越是突出。
技术悲观主义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自近代笛卡尔开创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并警示人们：技术社会究竟要把我们带向何方，我们能听任它的摆布而甘受奴役吗？
3.技术悲观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引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
生态学批判尽管不是技术悲观主义者的专利，但无疑是他们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批判特性之一。生态学批判是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生态问题紧密相关，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在这本书中，她预言“在人们的忽视中，一个狼狈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这个现象中的悲剧可能会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3]。
自卡逊之后，生态学批判就成为人们捍卫生存家园的一把锐利武器，其结果是为可持续发展的建立作了理论铺垫。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是在揭示当前人类发展所面临严重的危机情况下，明确提出了人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并首次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的发展”[4]。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全世界未来共同的发展战略，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方略——《21世纪议程》，使得可持续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富国与穷国）得以确认。
技术悲观主义，特别是罗马俱乐部之所以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的直接来源之一，就在于它从人类生存角度出发，以“人类困境”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组织不同研究领域的大量专家、学者，以系列报告形式向人类发出了世界未来潜伏危机的警告，首次提出了“地球极限论”。它对传统发展观的彻底否定，为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
技术悲观主义的价值功能，不仅表现在它对现实的批判性，而且表现在它对未来的建构性。技术悲观主义者在批驳技术的负面影响及其非人性化过程中，纷纷开出了摆脱人类困境的济世良方。如海德格尔用弘扬艺术来消除对科学技术的神化；弗洛姆用人道化技术替代异化的技术；马尔库塞用历史的合理性改造工具的合理性；罗蒂、德里达用世俗化的多元化来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等。虽然他们对未来的忧虑胜过对未来的希望，对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更多地带有乌托邦色彩，但那种对人类未来彻底绝望、主张完全抛弃现代技术、远离现代文明、回归自然的技术虚无主义者、反技术主义者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学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武器。
三、技术悲观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制衡作用
技术悲观主义的出现对人类中心主义有一种内在的制衡作用。
在《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词典》中，“人类中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事实或最后目的”的观点；其二是指“按照人类的价值观来考虑宇宙间所有事物”的思维方式。
历史地看，前一种观点曾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人对世界的体认并以此规范着人的行为。古代宇宙人类中心主义（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和近代神学人类中心主义（人是上帝创造的世界秩序的中心）就是突出的表现。
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的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可以看做是人类中心主义第二层含义的延伸。从培根的“命令自然”到笛卡尔“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从康德“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到莱布尼茨“万物是由人的理性支配的”等，开辟了用人类理性和价值观驾驭自然的时代。
以人类的价值准则来审视自然、改造自然并没有错，这恰恰是社会发展、文明提升的内在动力，也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灵的本质所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5]。离开了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再雄奇的山、再秀美的水，都不会自动变成雄浑的诗、壮美的画。
但当人类以自然界的主人自居，以统治者的姿态凌驾于自然之上时，人类中心主义就走向其价值观的反面，成为危及人类利益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元凶”。技术悲观主义在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中，对这种不受抑制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西方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已被人类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严重熏染，以致我们无法对它进行分析批判，因为分析批判这一传统，就难免陷入这一传统所预设的语言陷阱之中。“因此必须放弃这种克服，并且对形而上学不加过问”[6]。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断言，由文艺复兴形成的“启蒙精神”即理性原则和人类中心主义，成为西方文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主要渊源。因为启蒙的直接目的就是用理性取代神性，用人性战胜神性，它追求一种使人能够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蒙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7]。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进一步把当代以理性原则和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启蒙精神当作意识形态来批判，而且因启蒙理性被工具理性所替代，故他们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把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变成了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马尔库塞指出，“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它规划着总体——世界”[8]。哈贝马斯认为：“当今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相当呆滞的、在幕后起作用的、把科学变成偶像的意识形态，较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因为随着对实践问题的掩盖，它不仅仅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的阶级利益作为辩护和压抑另一个阶级的局部的解放需求，而且又侵袭了人类的要求解放的旨趣本身”[9]。
后现代主义者对主客二分的消解，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因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为了自身利益，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去塑造自然。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因此应该予以摈弃。
考察技术悲观主义，它不是只有消极、虚无的一面，它还有建设、超越的另一面。它对技术化社会人性被扭曲、自由丧失的揭示，它对唯理主义盛行而导致人与自然矛盾加剧的揭示，以及它对当代世界危机状态和人类困境的揭示等，体现出对文明社会的反思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它在科学和理性一统天下的今天，重拾价值关怀和回归自然，对人们重新思考安身立命之本，确有启示作用。
回眸20世纪，科技让我们变得物质上富有，但精神上却并没有愉悦；它在高扬人性的同时，也摧毁了人所有的理想和信仰。在我们学会用科学和效益来对待人生问题时，道德和信仰便抛到脑后了。没有了道德信仰，人算什么？
人类利用科技手段已不止一次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引起全球变暖、臭氧层受损、荒漠化加剧、物种灭绝、核武器威胁等灾难。在这种境遇中，对忘乎所以的人们有一点、听一点悲观论调，亦有心灵震颤、反省清醒之功效。这对于我们这个正在追赶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西方人在饱尝了现代化之苦之后，已开始从东方儒家文化传统中寻求解脱和拯救之路。1988年聚会于巴黎的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关注人类未来发展的宣言，其中说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来，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中国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当我们意识到了技术悲观主义还有如此的价值体现，我们就不再对西方社会所谓的现代工业文明存有幻想。在挖掘技术悲观主义反思与批判的思想武器时，对推进现代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就不会无所适从。“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就像罗马俱乐部前主席A·佩西所说：“知识和力量的结合，仍可给予我们解决未来的许多答案，而如何明智地学会使用知识和力量，则取决于我们自己”[10]。
收稿日期：2001-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