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小说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林徽因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作家的创作总是不大符合男性世界的规范，任何一个小说流派都很难将她们的创作轻而易举地进行归类。林徽因也是。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论说京派小说创作特点时，显然没把林徽因作为典型的京派小说作家看待。作者在该章节末尾说：“京派的文学开放性，以及对平民生活式样的重视，在林徽因这种名门闺秀型的文人身上都体现得分外鲜明。《模影零篇》所含的《钟绿》、《吉公》、《文珍》、《绣绣》诸篇，寄托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由命运不佳的人们身上反转到自身，而感悟到年华易逝，美的短暂。”[1]（P319—320）这里所提到的《模影零篇》显然不属于“与乡村世界对立的”“都市人生”的“叙述总体”。其中，有以“常”观“变”，也有以“变”观“常”；对乡村和都市，均既有迷恋也有拒斥。结合林徽因的其他小说，我们认为，其小说创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组合，她不追求这种男性世界所要求的历史文化的目的性、整合性，而以其独特性、个别性、边缘性与男性作家的创作相区别。与其说这些小说是以乡村中国的叙述眼光打量都市人生，不如说这些小说超越于城乡两个世界之上。
一
写小说对林徽因来说，或许可称之为“例外”，而正是这“例外”表现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张爱玲曾说：“事实的好处就在‘例外’之丰富，几乎没有一个例子没有个别分析的必要。”林徽因的小说似乎也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特别是在《钟绿》中，作者通过钟绿对都市现代工业文明的拒斥，表达她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拒斥。但细读之，它似乎并没有真的把乡村当作人物的最后归宿。不错，这篇小说抨击了现代工业文明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空幻和虚假，也歌颂了乡村中国的恬静和优美，但是，人物最后竟不死在乡村，也不死在都市，而是死在象征着永远漂流的帆船上。而且作者特别交代：“关于这一点，我始终疑心这个场面，多少有点钟绿自己的安排，并不见得完全出于偶然。”[2]（P173）准确地说，钟绿的生命线，不在都市也不在乡村，而在二者之间。钟绿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如他自己所说：“我夜里总找回一些矛盾的微笑回到屋里。”[2]（P167）可以说，钟绿是现代都市的精魂，也是现代都市的最后一个精魂，之后，现代都市再也不会有这么灵魂与肉体完美结合、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模型了。这篇小说与其说是对和谐、完美的乡村生活的悼亡，不如说是对和谐、完美的都市生活的悼亡，虽然和谐、完美的都市生活与和谐、完美的乡村生活都是虚拟的。在林徽因的其他小说里，都市特别是新兴大都市，并不都是堕落的，令人幻灭的，相反，它充满希望，充满诱惑。《九十九度中》、《文珍》和《吉公》等，都表现出这一点。
林徽因小说充满着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确实有平民倾向，但并不单纯保持在这一层面上。其不像沈从文小说那样一味回眸过去，拒绝现在，而是从现实的都市生活中寻找人性的复杂度，努力把自己对人生“特殊的看法及思想，信仰或哲学”的基础建立在现实的都市社会生活之上。因此其小说既可以以“常”观“变”，窥视新兴都市人性的荒漠和堕落，也可以以“变”观“常”，窥视古老都市人性的沉落和停滞。在这方面，《九十九度中》也许是最值得注意的小说。在这篇小说里，作家既表达对下层受苦人深刻的人道关怀与同情，也刻绘其麻木与愚昧；既对日益腐化、堕落的都市生活表示质疑，也为都市人在如流众生中掌握不住自己命运而悲哀；一方面饭店挑夫在九十九度的高温下急急忙忙为张家送饭，一方面几个人力车夫为谁与谁的几块钱欠款而打架；一方面堕落男人在不断地看女人、玩女人，一方面在热闹、阔绰的祝寿场面中，张家老太太反而被唤起了凄凉的人生记忆：“老太太颤巍巍地喘息着，继续维持着她的寿命。杂乱模糊的记忆在脑子里浮沉。兰兰七岁的那年……送阿旭到上海医病的那年真热……生四宝的时候在湖南，于是生育，病痛，兵乱，行旅，婚娶，没秩序，没规则地纷纷在她记忆下掀动。”“这又是谁的声音？这样大！老太太睁开打磕睡的眼，看一个浓装的妇人对她鞠躬问好。刘太太，——谁又是刘太太，真是的！”[2]（P157）一切都那么亲近，又那么遥远，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在一片热闹的祝寿声中，张家老太太真实的人的身份反被遮蔽了。她只是一个招牌，一面道具：有人在欢乐，有人在死亡；老年人在被利用，青年人在苦苦挣扎，而小孩子又在不断地憧憬。这就是人的生活，现代人的生活！显然，这里林徽因并非要通过这种简单的对比排列，来揭露什么社会人间的不公平。作家最想说的是：现实人生就是这么杂乱无章而不可理喻。如《钟绿》中所喟叹的那样：“今天和明天的事多半是不相连续的多；本来现实本身就是一串不一定能连续而连续起来的荒诞。”[2]（P170）《九十九度中》就是要表现人生的这种错厄与怪诞。这篇小说显然超越了一般的乡村视角，也超越了一般的都市视角，因此而成为“最有现代性”的作品。
二
作为女性文学，林徽因小说既坚持了女性立场，又超越了女性立场。
首先，对于女性在男权社会里被幽闭、被边缘化、不被尊重与理解的悲辛命运给以深刻、细致的表现。《钟绿》中，作者极力把钟绿塑造成女性美的典型，她是“古典的钟绿”，也是“现代的钟绿”。然而，无论如何她都免不掉“红颜薄命”的命运。作家对钟绿的悼亡就是对自古以来所有“红颜薄命”女性的悼亡。其他小说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九十九度中》中，琼，一个自然、健康、活泼的女孩子，偏偏在年轻的时候就死去，而且“已经死了这六七年，谁也没有再提起过她”。“活泼、美丽、健硕，全幻灭在死的幕后，时间一样的向前，计量着死的实在。像今天这样，偶尔地回忆就算是证实琼有过活泼生命的唯一的证据。”[2]（P155）《文珍》中文环被芳少爷撩拨得爱心开了花，但在当时那个男权社会、封建大家族里结不成果。她惟一的命运是惨死，惟一的选择是跳井（“井”在近现当代文学中，几乎成为女性被幽闭、被边缘化的符号，其叙事功能是多方面的，悠远的。如《红楼梦》中金钏儿的跳井，《妻妾成群》中陈佐千家几代姨太太的被投井，等等）。好多小说中都写到女子死后只能变成鬼，这篇小说连这一点恐怖的梦幻色彩也抹去了，只剩下了死，“白死”。死者死了，而那个引诱的人依然故我，他好象从来就没有犯过罪。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只有与文环同处境、同身世的文珍才记着她，同情她。文珍正是为了避免再有文环那种被幽闭、被边缘化的命运，所以，才毅然决然地断绝对纨绔子弟的幻想，而偷偷与一个“革命党”逃走。《绣绣》中，绣绣的母亲也被男权中心社会逼得发疯、发狂。
林徽因深刻地表现了这些不幸女子的命运，也努力跳出单纯的女性视角、女性立场的小圈子，把艺术目光撒满整个女性的生存空间。她努力捉住整个人生的普遍悖谬和荒凉，在对城乡生活的把握上她这样做，对两性生活的把握上她也这样做。钟绿对虚假都市生活的拒斥就是对男性中心社会生活的拒斥，而她的追求显然超出了虚假的都市生活，也超出了男性中心社会生活。她遥远的精神呼唤让我们想起罗曼罗兰的《夏洛外传》，在整个人类普遍沉沦于不可遏制的欲望洪流之中的时候，她对这个世界的拒绝成为一种深刻的“启示”。《九十九度中》中，阿淑面对自己不幸的命运，也没有一味去怪罪父母。“她焦心的不是在公婆妯娌间的委曲求全。这几年对婚姻问题谁都讨论得热闹，她就不懂那些讨论的道理遇到实际时怎么就不发生关系。她这结婚的实际，并没有因为她多留心报纸上，新文学上，所讨论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恋爱问题，而减少了问题。”[2]（P150）阿淑感到，在巨大的现实面前理论的无用和脆弱。“理论说婚姻得怎样又怎样，今天阿淑都记不得那许多了。实际呢，只要她点一次头，让一个陌生的，异姓的，异性的人坐在她家里，乃至于她旁边，吃一顿饭的手续，父亲和母亲这两三年——竟许已是五六年——来的难题便突然地，在他们是极文明地解决了。”可阿淑自己则“一鞠躬，一鞠躬地和幸福作别，事情已经太晚得没有办法了。”[2]（P151）阿淑能没想到要有人救她么？但想到了又怎样？“谁是她的恋人？除却九哥！学政治法律，讲究新思想的九哥，得着他表妹阿淑结婚的消息不知怎样？她恨由父母把持的婚姻……但准知道他关心么？他们多少年不来往了，虽然在山东住的时候，他们曾经邻居，两小无猜地整天在一起玩。幻想是不中用的，九哥先就不在北京，两年前他回来过一次，她记得自己遇到九哥扶着一位漂亮的女同学在书店前边，她躲过了九哥的视线，惭愧自己一身不入时的装束，她不愿和九哥的女友做个太难堪的比较。”[2]（P152）正因为拿不准九哥的“爱情”，所以阿淑感到了新生的幻灭。阿淑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就范，一方面是被迫的，另一方面又是自觉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林徽因小说对现代人性复杂度的表现。她要表现现代女性生存的荒凉，还要由此表现整个现代人生存的荒凉。正因为此，她对所谓现代青年逸九对女性的态度也没有做简单的否定与肯定。因为作者也看到逸九也有做不了主——无奈的一面。逸九也有苦闷，逸九丧失了自我把握的能力，丧失了爱的能力，逸九的堕落与“洒脱”总让我们想起四十年代张爱玲笔下的范柳原和董世舫，或者说他就是范柳原、董世舫的前身。
三
林徽因的小说在艺术上，首先推崇“诚实”，即作家对艺术的真诚态度。如作者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所说：“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需实际的经过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出的情景或人性。许多人因是自疚生活方式不新鲜，而故意地选择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来做题材，然后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2]（P29）如此的创作注定是要让读者“十分的不耐烦和失望的。”应该说，林徽因的这种“诚实”观是切中时弊的，她击中了当时左翼文坛一部分作家忽视文学创作的规律，“撇开自己所熟识的生活不写”，一味趋向“特殊浪漫”的弊端，也反拨了“五四”以来文学创作中一直存在的假浪漫主义和假感伤主义。这是“五四”以来一直影响文学创作质量的主要问题。鉴于此，林徽因的小说创作均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入手，或说其小说取材均是“作者在理智上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出的情景或人性。”《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所谓“《模影零篇》所含的《钟绿》、《吉公》、《文珍》、《绣绣》诸篇，寄托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程光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谓林徽因的小说“渗透了小说家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悟”[3]（P238）等，均从这个方面做了肯定。
为了纠正当时文坛“特殊浪漫”的弊端，林徽因的小说明显增加了理性制约的因素。其小说有着一般京派作家笔下那种浪漫抒情性，但她始终不让这种浪漫的情感冲决理性的堤岸。所以，其笔下所表达的感情总是沉静的，氤氲的，悠远的。其小说确有一种宁静端庄而又仪态万方的大家风致。如当代著名女性文学研究专家刘思谦在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中所说，林徽因的创作具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统一。[4]（P67）
与此相联系，林徽因的小说在叙事上力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凡作品中表现女性不幸命运的地方，叙事上就明显带有情绪化、女性化的特征。这时，小说中的“我”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就融合在一起，作品的抒情性就强，如《九十九度中》对阿淑命运的描写，《绣绣》对绣绣命运的描写，《文珍》对文环命运的描写等。但林徽因的小说总是努力跳出单纯的女性视角、女性立场的小圈子，往超越于男女两性之上走，或说她中和了男女两性的特点。所以，其小说的叙事口吻又往往是非情绪化、非女性化的。如《钟绿》的开头：“钟绿是我记忆中第一个美人，因为一个人一生见不到几个真正负得起‘美人’这称呼的人物，所以我对于钟绿的记忆，珍惜得如同他人私藏一张名画轻易不拿出来给人看，我也就轻易的不和人家讲她。除非是一时什么高兴，使我大胆地，兴奋地，告诉一个朋友，我如何如何的曾经一次看到真正的美人。”[2]这样的叙事，就很难说是情绪化和女性化的。《九十九度中》更进一步，连那样一个尽量客观叙事的“我”也没有了，而直接采取全知视角，目的是更容易俯瞰普遍人生，而且行文更干脆利落、矫健有力，犹如一座雕塑，作家要用一把锋利的刀把这混沌无序的人生刻出一个艺术的式样来。“三个人肩上各挑着黄色，有‘美丰楼’字号大圆篓的，用着六个满是泥泞凝结的布鞋，走完一条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马路之后，转弯进了一个胡同里去。‘劳驾，借光——三十四号甲在哪一头？’在酸梅汤的摊子前面，让过一辆正在飞奔的家车——钢丝轮子亮得晃眼的——又向蹲在墙角影子底下的老头儿，问清了张宅后，这三个流汗的挑夫便又努力地往前走。那六只泥泞布履的脚，无条件地，继续着他们机械式的展动。”[2]像这样快速捕捉生活镜头的写法，决非一般女性作家笔下所秉具。更难得的是，这篇小说寓冷于热之中，悲剧性与喜剧性相互融合，又相互消解，从而表现了一个深刻的现代人生哲学命题。如此，小说达到了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的高度统一。
《九十九度中》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即寓真实性于随意性之中，寓深刻度于“浮光掠影”之中。这大概就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刘西渭所谓的“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么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5]（P67）确实，《九十九度中》把同一个时间在华氏“九十九度”的酷暑中很多看似不相干的人的生活片断通过一个精巧的命意贯穿起来，不能不说达到了一个匠心独运的地步。从《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看，这是林徽因的一种自觉追求。林徽因在这篇文章中说：“在描写上，我们感到大多数所取的方式是写一段故事，或以一两人物为中心，或以某地方一桩事发生的始末为主干，单纯地发展与结束。这也是比较薄弱的手法。这个我们疑惑或是许多作者误会了短篇的限制，把它的可能性看得过窄的缘故。生活大胆的断面，这里少有人尝试，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也无多少人认真地来做。这也是我们中间一种遗憾。”[2]《九十九度中》就是作家大胆地尝试捕捉生活的横断面，“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的成功范例。这样的一种写法，贴近了生活的本真状态，扩大了小说的表现容量，增强了文学创作的开放性。这样一种写法，明显受了西方现代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影响，而又比同一时期的新感觉派小说醇厚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