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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财政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本世纪末，国外财政学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近几年来的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经济学逐步取代财政学
从1776年亚当·斯密“创立了财政学”的《国富论》的出版，一直到20 世纪50 年代，研究财政问题的绝大部分著述皆冠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可是，到了50年代末，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为经典著作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经济学”概念，特别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别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直接以“公共经济学”为书名。自此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大多数著名财政学家撰写的财政学教科书都将“财政学”（Public
Fiance ）改称为“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这绝不仅是改名的问题，而是研究的范围、领域、方法、指导思想、所要说明的问题等等都有实质性变化。从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公共经济学这一名称取代财政学的基本原因和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依据的经济理论发生变化。财政学产生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其经济理论基础自然是“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市场结构的复杂化，政府（国家）的经济作用加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阔，20世纪初期以来逐渐形成和成熟的福利经济学，为财政学扩展到公共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古典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虽然都是研究如何增加国家财富，但福利经济学更进一步研究在增加国家财富的基础上如何增加社会经济福利问题。由于政府干预总要涉及资源的再分配，而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评估各种资源的配置方式，所以，福利经济学为公共经济学的规范性分析提供了依据，或者说，福利经济学为考察政府干预形式是否适当提供了进行考察的一个系统的理论结构。
第二，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发生变化。如上所述，虽然财政学源于古典经济学，但在经济学上随着福利经济学的诞生和“凯恩斯革命”的爆发以及现代经济运行中政府经济活动的拓展，财政学无法解释、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经济现象和问题。首先，财政学主要研究财政收支本身的问题，特别是财政收入问题；而公共经济学不仅研究财政收支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财政收支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其次，公共经济学是一种“论述公共部门的经济学”，主要分析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再次，公共经济学经常在经济学的边缘探讨，越来越与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的有关研究相结合，而且还直接融入了公共选择理论、宪法理论、官僚政治理论。总之，正如杰克逊在其主编的《公共经济学前沿问题》的开篇所说，“的确，‘公共部门经济学’这个概念取代研究领域比较狭窄的‘财政学’只是近些年的事，传统的财政学主要侧重财政方程式中的税收一方，忽略了公共支出和公共选择。”“与财政学相比，公共部门经济学近来发展的一个特征是经济学家们现在更加注重共用品（公共政策）的需求和公共政策的供给。”
第三，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生变化。公共经济学全面采用了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即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前者考察政府活动的范围和各种政府政策的结果，后者试图估价可以实施的各种政策。尤其是规范分析方法属于福利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成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的始点，如帕累托最优条件（交换条件、生产条件和总体条件）、契约曲线、效用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边际技术替代率、边际转换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无差异曲线、社会福利函数等。同时，公共经济学还利用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技术进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使分析的结果更加准确。
上述我们从三个方面简要评述了财政学转向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因和内容，我们从中至少可以看出：（1 ）这种变化说明了财政学所处的经济时代和经济环境变化了，要求财政学研究更广泛的、更深层次的政府经济活动。（2）这种变化说明了财政学研究重点变化了， 即从过去只研究财政收支本身的问题，转变到研究财政收支对经济的影响和公共部门本身的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及其效率。（3 ）这种变化说明了财政学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变化了，即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及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为公共经济学的诞生创造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分析方法与技术。
（二）最适课税理论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威廉·维克里，表明西方经济学界对“最适课税理论”的肯定。他们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不对称信息下的刺激理论”，同时他们从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税种设置优化入手，研究如何将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因素置于税收政策的决定和其他财政决策过程中，从而对“最适课税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简单说，最适课税论是研究如何以最经济合理的方法征收某些大宗税款的理论。站在税制结构的角度而言，即以怎样的方式、方法对应税行为和结果的合理征税。换言之，最适课税论是以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为准则，对构建经济合理的税制体系进行分析的学说。
最适课税论的文献主要对如下三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一是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合理搭配问题；二是寻找一组特定效率和公平基础上的最适商品税；三是假定收入体系是以所得课税而非商品课税为基础的，问题是确定最适累进（或累退）程度，以便既实现公平又兼顾效率。可见，从现实情况出发，最适课税论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税制的公平与效率兼顾：商品课税容易实现效率目标（没有扭曲效应或超额负担最小），而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其具有公平收入分配功能；所得课税容易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而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其促进经济效率。
最适课税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论证了政府运用“扭曲性”税收工具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政府拥有社会中每个人的各种特征的完全信息，不课征扭曲性税收就有充分的理由。一般认为，有能力支付较多税收的人应该多纳税，支付能力较低的人则应少纳税。可是，政府很难确认谁的能力强，只能根据诸如收入、支出等可观测的变量征税，这势必会造成扭曲。比如，这时若以收入作为税基课征所得税就会造成扭曲，因为所得税等同地对待具有相同收入的能力弱者和能力强者。可是，能力强者很容易取得收入，而能力弱者要通过勤奋工作才能取得相同的收入。第二，在税制结构优化状态下，提出了税制经济效率的衡量标准，并讨论了如何据此标准而对经济行为主体提供刺激信号问题。第三，在最适税制下，公平与效率两大原则统一起来的可行性。
（三）财政调整理论
20余年来，世界各国的债务——GDP比率逐步上升， 这使得各国的财政状况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各国政府都在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财政调整。因此，财政学界近年来研究的另一重点问题就是政府如何进行财政调整，从而形成了所谓的财政调整理论：（1 ）财政调整应当多大？（2）应当削减支出还是提高收入？（3）财政整顿会持续吗？或者说，财政整顿会逆转吗？是否会重现更大的预算赤字？（4 ）财政调整是否会引起经济衰退？
为了澄清财政调整的宏观经济影响以及财政调整是否成功的标准，一般把财政调整分为两类。“类型1”调整主要依赖削减支出， 特别是削减转移性支出、社会保障、政府工资和就业；税收增加只占调整总额中的一个很小部分，特别是对家庭的征税不但不会提高甚至会降低。相反，“类型2”调整主要依赖于扩大税基的税收增加， 而且通常增加最大的部分是对家庭的征税和社会保障缴款；在支出方面，几乎削减的都是公共投资，而政府工资、就业和转移支出完全不受影响或只是稍受影响。阿莱斯纳和佩劳惕发现，即使当这两类调整使得原始赤字削减规模相同，但类型1调整所形成的预算整顿更加持久，而且是扩张性的；而类型2调整会因预算进一步恶化而不久就会逆转，而且对经济来说具有紧缩性效应。
类型1调整比较长久的原因在于抑制政府工资和福利计划， 这两个预算项目的自动增长趋势最强；实际上，30年来这两项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关于这两类财政调整的宏观经济后果，文献一般集中于财政调整对消费的可信性效应和财富效应，而阿莱斯纳和佩劳惕还强调了财政政策对单位劳动成本和竞争力的影响。
财政调整的方法一般不是增加税收就是削减支出，最终导致紧缩性效应。那么，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财政调整的紧缩性效应？阿莱斯纳和佩劳惕对紧缩性财政政策给出了三个定义，确立了财政调整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
定义1：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时期是这样一年，在这一年当中， 周期性调整后原始赤字下降GDP的1.5%以上；或者是在连续两年时期里，周期性调整后原始赤字每年至少下降1.25个百分点。
定义2：如果（1）在紧缩时期之后的三年里，周期性调整后原始赤字占GDP的比率平均来看至少比上一年紧缩时期的比率低两个百分点，或者（2）上年紧缩时期之后的三年里，债务占GDP的比率比上年紧缩时期的水平低5个百分点，那么，这一时期的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成功的。
定义3：如果（1）周期性调整后原始赤字占GDP 的比率平均低于上年紧缩政策下的比率，或者（2）上年调整后三年里债务——GDP比率低于上年调整水平，那么，这一时期的紧缩性财政政策时期是成功的。这比定义2更加宽松。除了所使用的周期调整方法有所不同之外，麦克德莫特基本上利用了类似于阿莱斯纳和佩劳惕的方法，并有关成功和不成功情况下的调整规模的结果也非常接近，但他们的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定义考虑的是两或三年连续紧缩时期，他们对成功的定义仅基于债务—GDP比率的改善。
吉尔沃兹和帕格诺基于消费函数估计而使用了十分不同的方法，认为大规模的且持续性的财政调整是扩张性的，而规模比较小的财政调整则不是扩张性的，因为存在着可信性效应和财富效应。与此同时，巴特里尼等利用多国模型（MULTIMOD）研究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财政调整的效应，发现财政调整具有短期产出成本和长期收益。然而，依赖于间接税和支出增加的调整的复苏时间比其他类型的调整快，这与阿莱斯纳和佩劳惕的结果非常一致。
阿莱斯纳和佩劳惕认为，财政调整的结构对于财政调整的成功概率及其宏观经济影响极其重要。他们最后提出了一些尚未定论的问题：
第一，大量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财政紧缩可能是扩张性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通过哪种渠道这种扩张性会发生。他们认为，强调在工会化的和开放的经济中财政调整构成对单位劳动成本影响的模型，至少在经验上与集中于可信性效应和财富效应的模型同样重要。这种观点需要一种更加全面的经验研究。
第二，即使阿莱斯纳和佩劳惕努力把预算构成与其宏观经济效应联系在一起，但还应当进一步分解政府会计。例如，阿莱斯纳和佩劳惕所使用的变量“转让”，仍包括社会保障、失业救济金以及其他社会援助计划。在多国样本中应当进一步分解，澄清哪部分“转让”变量在决定财政调整的成功与否中更为重要。
第三，财政调整的政策搭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特别是要适当选择汇率政策。许多国家的成功调整都是在降值之后，但降值之后也有不成功的调整。问题是降值是否有助于决定调整成功及其宏观经济影响。
第四，从类型1财政调整似乎没有紧缩性效应来看，人们很奇怪决策者为什么通常不愿从事这类财政调整。也许答案在于它们的分配效应。阿莱斯纳和佩劳惕在文中有所暗示，即功能收入分配在成功调整期间有利于利润的倾向很明显。对财政调整的分配效应的更加详细的研究是一个极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