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自述》及其历史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自述论文,价值论文,历史论文,赖文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自1850年秋参加金田团营后，长期坚持斗争，先是带领太平军英勇作战，后又统率捻军纵横驰骋，1868年1月5日在江苏扬州瓦窑铺受伤被俘，1月10日于扬州城外老虎山从容就义。他在狱中曾奋笔疾书，写下了一份激昂悲壮的《赖文光自述》。这篇文件不仅是研究他个人历史的珍贵资料，而且对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来说，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有的学者在交谈中曾经对《赖文光自述》是否出于亲笔所写表示怀疑，更有学者于论述捻军历史时否认《自述》中关于赖文光“领带”捻军与“特命”张宗禹等前往陕西、甘肃联合回民起义军等内容。因此，关于《赖文光自述》的真实性与历史价值的问题，很有必要加以探索。
1992年与1994年夏，我带着上述问题走进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全部捻军档案，终于在清朝军机处录副奏折中的《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李鸿章奏搜捕余匪并收抚李允等情形折》（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后面，找到了《赖文光自述》的抄呈件。《赖文光自述》是作为这篇奏折的附件，名为“供单”，上报清廷的，原文的前面写有“谨将逆首赖汶洸亲笔书写供词抄呈御览”，末尾又写“右伪酋亲供一字不增不减，原稿仍存营备案”等字。可见这份《自述》并非他人代劳或杜撰，而是赖文光“亲笔书写”的，其抄呈件与原件完全相同，“一字不增不减”，未作改动，原件存于淮军军营备案。考查其他档案资料，也有两个证据：一是左都御史张英麟的奏折写道，赖文光“自书亲供千余言，述粤贼（指太平天国）事甚祥（详）”（注：《御史张英麟等奏为总兵王得胜立传折》（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二是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也有同样的记载（注：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68页。），说明这份《自述》是赖文光自己写的。
显然，《赖文光自述》的真实性勿庸置疑，不能否认其所述史实。这是很可理解的，因为他资历很深，是重要的当事人，不是一般人物，特别是捻军的决策当然只有他最清楚，别人就不一定知晓，更不必说是其敌人清朝方面了；而且他是处于兵败被俘、身陷囚笼的特殊状况下写了《自述》的，毫无必要夸张事实，炫耀自己从一开始就投入太平天国运动，担负要职，以后成为捻军的最高统帅，并作出决策。众所周知，这在当时非但不能给他带来光彩，反而会加重其不幸。再从全文来看，他作为农民起义英雄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跃然纸上，其言词的真假难道可疑么？！
《赖文光自述》的字数不算多，比起《李秀成自述》来更少，但其历史价值却不可低估。首先，它提供了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资料。例一，《自述》开头谈到：“惟予生长粤西，得伴我主天王圣驾，于道光庚戍年秋倡义金田。”这一段话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有的学者曾经以此作为提出1850年11月是金田起义日期的新说法的一个主要依据，而我却感到这个问题值得商榷。所说“倡义金田”一语，从字面解，倡有倡言之意，全句似以诠释为提出举行金田团营准备起义比较贴切；而且必须注意到这是赖文光在监牢中匆促写就的，不大可能把任何事情都说得十分准确。例如，干王洪仁玕被俘之后所写的自述，其中也有错将“团营”写成“起义”之处（注：《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2页。）。据此看来，赖文光把团营说成是“倡义”并非没有可能。再与《天情道理书》相对照，《赖文光自述》中言及“倡义金田”的秋天，恰是《天情道理书》讲金田团营的时间（注：《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367页。）。尤为重要的，说秋天是金田团营的时间同拜上帝会的活动史实完全相符。所以，《自述》中的这一段话是证实1850年秋太平天国举行金田团营的一个重要记载。
例二，《自述》接着说：“于丙辰六年秋军国多故之际，正是君臣尝胆之秋，是以弃文而就武，奉命出师江右招军。以期后用”。这一段话不仅反映出1856年秋太平天国发生了天京变乱的重大事故。而且表述了洪秀全与广大将领为克服这次变乱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卧薪尝胆，艰苦奋斗，赖文光本人就是在这种困难局势下“弃文而就武”，投笔从戎，前往江西招军，为以后从事战斗作好准备。这是不可多得的史实。
例三，《自述》又道：“于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时予有谏议云，当兹安省既失，务宜北连苗、张以顾京左，须出奇兵进取荆、襄之地，不半年间，兵多将广之日，可图恢复皖城，俾得京门巩固，此为上策。奈英王等畏曾中堂如神明，视楚师如熊虎，是以英王不从予议”。这一段话叙明了在1861年9月5日安庆失陷后赖文光曾经提出夺回安庆的建议：一方面联络北方的苗沛霖团练与张乐行捻军，一方面派兵进攻湖北荆州（今江陵）、襄阳（今襄樊）地区，扩充力量，同敌较量。但是，这个建议没有为英王陈玉成所接受。当然，赖文光的建议并非十全十美，如苗沛霖团练奸诈异常，不是可靠的友军，而从总的方面看来，却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可使自己的力量放在进可攻、退可守的主动地位。证之后来的历史，更可看出其作用，陈玉成没有采纳其计策，出兵远征西北，既未能克复安庆，连庐州（今合肥）也保不住，自己中计被俘，兵败身亡，吃了大亏，留下惨痛的教训。因此，上述之言是很有意义的记录。
例四，《自述》还说：“于壬戌十二年冬，由郧阳而进汉中，一路滔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于甲子十四年春，由汉中还师东征，图解京都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离散。”这一段话，记录了他与扶王陈得才等率领的西北太平军在返师救援庐州不成之后，1862年冬从湖北郧阳进向陕西南部汉中的胜利进军概况，“一路滔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同时，也叙述了1864年春西北太平军返师拟援天京受阻以致天京陷落部队情绪遭受打击的情形，“人心离散”。这是研究西北太平军活动不得缺少的资料。
其次，它讲述了捻军斗争的宝贵史实。其一，《自述》写道：“其时，江北所剩无所归依者数万，皆是蒙、亳之众，其头目任化邦、牛宏升、张宗禹、李蕴泰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请予领带，以期报效等情”，“予视此情状，君辱国亡家散之后，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这一段话，记述了数万捻军将士决心在赖文光领导下团结战斗的感人情景。他们“誓同生死，万苦不辞”，一改往日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赖文光深为所动，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面临“君辱国亡家散”的极端困苦局面，毅然肩负起领导重任，“竭尽人臣之忱”，实在难能可贵。近来，有的学者以缺乏其他资料证实，而否定赖文光是太平天国失败后重新组建的捻军即新捻军的最高首领。其实，关于这一问题《自述》并非“孤证”，确有其他资料可资佐证。《山东军兴纪略》在记载首王范汝增战死之后云：“其伪王册内名次，赖汶洸、任柱、牛烙红之下即汝增，张总愚、李允次之。”（注：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捻军》资料丛刊第4册第163页。任柱即任化邦，牛烙红一作牛洛红或牛老红即牛宏升，张总愚即张宗禹，李允即李蕴泰。）可以看出，在新捻军王册内的名次，赖文光高居首位，其为最高统帅，准确无误。虽然《淮军平捻记》说赖文光是在任化邦死后才被推为首领（注：周世澄：《淮军平捻记》，《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179页。），安徽的一条“口碑”资料也说“不应该把赖文光作为捻军最高领袖”（注：《王大球口述》，江地《捻军史论丛》第308页。），但都改变不了赖文光是新捻军最高统帅的事实。因为清方不可能将新捻军的全部内情了解得一清二楚并完整记录下来，《淮军平捻记》的史料价值显然不及《赖文光自述》与新捻军王册；当地人的“口碑”资料难免多少带有自己家乡的感情色彩，而且“口碑”资料也只是谓捻军最高领袖“实际上应该是张宗禹和任化邦”（注：参见江地《捻军史研究与调查》第211页。），并没有说明赖文光在名义上也不是捻军的最高领袖。至于湖北巡抚曾国荃在一篇奏折提到东捻军有南队、北队之分，赖文光是南队的“渠魁”（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271卷第23页。），也不足成为否定赖文光是新捻军最高首领的证据。事实上，曾国荃当时所说的只是他一时看到的东捻军分队流动作战的情形，显而易见，不能作为全部状况的映证。还应指出，上述李鸿章奏折附件已经表明，清方后来是将赖文光视为“逆首”的。所以，《自述》中关于赖文光“领带”新捻军的这一段话是可信* 的。
其二，《自述》又说：“不觉独立此间数载，战无不捷，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这一段话，既讲了新捻军取得了歼灭清亲王僧格林沁等部的高楼寨大捷等一系列胜利，“战无不捷”，也说明他们艰苦奋斗，“披霜踏雪”，其目标是要“复国”即复兴太平天国事业。清楚表明，赖文光给新捻军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斗争任务，改变了他们过去只是“劫富济贫”即仅向地主富绅算账或同清军打仗而无长远奋斗目标的那种状况，从而使他们的政治素质得到提高。这段记载，十分重要。
其三，《自述》还提到：“予虽才微识浅，久知独力难持、孤军难立之势，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等前进甘、陕，连结回众，以为犄角之势。”这一段话，道出了1866年10月21日在河南中牟新捻军之所以分为东、西两部，是因为赖文光深恐“独力难持、孤军难立”，才派兵进向西北，联合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显然，中牟分军是有其战略意图的。有的学者在否定赖文光是新捻军最高首领的同时，也认为仅有《自述》不足以证实新捻军进向西北是赖文光出于联合回民起义军共同斗争以避免自身孤立的考虑，并从捻军内部的矛盾分裂说明中牟分军是新捻军历次分军的继续。其实，《自述》同样不是证明赖文光派兵往连回民起义军这种战略意图的“唯一依据”，作为清军统帅李鸿章当时说过：“张逆避至陕西，欲与回逆勾结”（注：《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李鸿章奏行抵归德查探贼踪通筹调度折》（同治六年二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可见他是窥测出张宗禹等率军入陕具有联合回民起义军的目的。后来他又奏道：“去冬（指同治六年冬，即1868年1月）赖逆被擒，有令邱远才勾结陕、甘回匪之言”（注：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捻军》资料丛刊第4册第191页。）。进一步说明他见过《赖文光自述》且留有深刻印象，可为此提供又一证据。至于这种联合能否成功，取决的因素较多，自当另作评论，不能以后来的成效怎样作为断定原先战略有无的凭据是不言而喻的。留陕会办军务刘蓉也在奏折中提及，“臣查捻逆在山东、河南叠被官军截剿，早料其铤而走险，必图逼入陕疆。”（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261卷第14页。）可见张宗禹等率军进陕早在清方料想之中，不感意外。这样，上述赖文光决策的旁证不只一件。尽管在张宗禹等西捻军进军途中清方曾有他们试图北渡黄河之说，然而这种说法显得缺少足够的事实与说明力，他们的这种作法更有可能是为吸引敌人注意力而摆出的一种态势，其主要行动却是“疾驰入陕”（注：尹耕云等：《豫军纪略》，《捻军》资料丛刊第2册第435页。）。后来他们在陕西作了较长时间的休整，而且同西捻军建立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尤可证实。至于新捻军屡屡分军，我们也不宜视为是其内部矛盾造成的分裂行动。因为他们分军时两部彼此相距不远，时间不长，能够互相联系，配合作战，没有妨碍他们在必要时集中兵力迎战敌人，夺取胜利。不错，清方常将新捻军的分军说成是他们内部矛盾的结果，却谈不出他们为何“不协”“不和”
，李鸿章虽说过“该两逆衅怨已深”，但是“闻”来的（注：《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李鸿章奏行抵归德查探贼踪通筹调度折》（同治六年二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没有实据。如果我们注意到新捻军组建时他们表现出来的“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激情，就会令人觉得即使他们存在这种或那种的分歧意见和矛盾毕竟是次要的，而团结对敌才是他们的主流。当然，他们分军时总是任化邦等为一部，张宗禹等为一部，又是何故呢？这同捻军的内部组织状况有关。他们原先是按宗族和村庄结合起来的，后来各部也常独立作战，反映农民的分散性。总之，上述赖文光这一段话的真实性应无疑问。
最后，它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宣传反清的良好教材。赖文光在《自述》中慷慨阐述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光辉业绩，表达了自己对农民斗争事业的赤胆忠心，最后决然写道：“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惟死以报邦家，以全臣节焉！”真是坚贞不屈，光照日月！这对近代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留下深远的影响。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曾在自己的主办刊物《民报》上发表了《赖文光自述》全文，且说明其目的是“俾前贤幽光，得以昭著，而亦使我人知高曾矩矱之永可遵守，固不啻我四万万同胞之大幸也。”（注：《中州少年来函》，《民报》第20号第101页。）就是说，要宣传太平军和捻军的光荣事迹，发扬他们的反抗精神，继承他们的斗争传统，以动员人民从事反清革命。这清晰表明，《赖文光自述》曾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用，作为鼓动群众起来推翻清朝黑暗统治的宣传材料，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赖文光自述》是真实可靠的，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