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与当代价值观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线论文,伦理论文,价值观论文,限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1)05-0048-09
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市场的特性，竞争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功利性的价值观取得了从未有过的地位。但是，在我们欣喜于发展的巨大成就，享受着市场经济的改革所带来的物质上的极大的丰富时，却突然发现：社会道德水平日益下降，突破道德底线的极端事件不断重复出现。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是一些学者们希冀维护社会基本道德水准在思想上的努力。价值观是引导个体的道德行为的内在精神原则，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思想对当前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就此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这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什么是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与共同价值观——概念辨析及其关系
伦理、道德与价值观是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关于道德的问题的研究。社会整体的道德滑坡要求最低限度的道德来作为人类社会在精神上的最后防护，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共同价值观都体现了最低的标准、最基本的原则、底线以及广泛认同的含义。
(一)底线伦理
伦理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底线伦理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低的道德规范要求，是维护人类文明河流延续的堤防。何怀宏指出：
“底线伦理”意味着某些基本的不应逾越的行为界限或约束。如果一个社会上的人们越来越多地逾越这些界限，这种“恶的蔓延”就很可能造成社会的崩溃。“底线伦理”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提出看来并非偶然，它可以说既是对诸如“文革”一类劫难的反思，又是对新出现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严重问题的反应。[1]
陈泽环指出：在包括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道德结构”中，所谓“底线伦理”，指社会制度的基本道德和基本的个人行为规范，其功能在于从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坚持维系社会生存的基础道德。[2]
除了规范的含义外，何怀宏还提出底线生存也是底线伦理的问题：“听凭一些人处在底线生存的状态，本身就说明我们的底线伦理出了问题。”[3]91这反映出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对极端处境不利人群关怀与同情的现实主义精神。
谭培文和肖祥在其著作《从底线伦理到终极关怀——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研究》中指出：底线伦理是价值观的底线救治。他们根据社会生活的领域的不同将底线伦理的内容分为：
●生存之底线伦理：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的最基本的道德需要和保障这种道德需要的条件，体现为尊重生命(尊重他人生命和尊重自我生命)和维护尊严；
●个人之底线伦理：关于“人的行为方式”个人性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及对一个人如何为“人”，成为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体现为“爱己及人”“行己有耻”“言之守信”“不欲勿施”；
●社会之底线伦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底线伦理，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底线伦理；
●政治之底线伦理：公正。[4]36-89
底线伦理反映了伦理学家们对于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管理等问题的极度担忧和思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对个人修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二是作为对他人关怀的生存伦理；三是强调“公正”作为社会政治的最基本原则。
(二)最低限度的道德
道德是指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自然形成的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最低限度的道德则是这种总和的行为规范的最低标准，没有这一底线，则无人类文明可言。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W.Adorno，1903-1969)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思想。阿多诺具有犹太血统，亲身经历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有感于犹太人被屠杀和被迫害的悲惨经历，二战后，他于1951年出版了《最低限度的道德》一书。书中提出：人类文明社会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并得到人类各民族共同认可的“谦虚”“诚信”“责任”等美德就是人类社会必须坚持的最起码的道德底限，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我们应当不断地进行自省和自我反思，不盲目认为自己有理，他人无理，同时还要把这种反思的权利也给予他人。[5]
事实上，最低限度的道德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基督教文化中的“摩西十诫”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体现了最低的限度的要求，特别是第五至第十条：
●应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贪心。
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孔汉思(Hans Kung)旨在解决不同文明间冲突而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全球伦理(Global Ethic)及共同价值观(Common Values)思想则很显然也是关于人类的最低限度的道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Treat Others As You Would Like to Be Treated)：
●每一个人都必须被人道地对待(Every Human Being Must Be Treated Humanely)：
●尊重生命(Have Respect for Life)；
●诚实和公正地行事(Deal Honestly and Fairly)；
●真实地讲话和行事，不能说谎(Speak and Act Truthfully，Do not Lie)；
●在性方面不能不道德(Do not Commit Sexual Immorality)。
(三)价值观与共同价值观
价值观指向于个体内心，是个体内在的判断一种行为对或错、善或恶、好或坏的根本原则，是指导个人伦理道德行为的根本信念，是个人的生活目标和理想。价值观系统包括伦理道德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的、宗教的)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审美价值观等。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伦理道德价值观。道德价值观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对人的尊重是最基本的和最低层次的道德价值，是社会正义实现的前提；关怀意味着对他人的处境和命运给予了一种道德情感上和实际行动上的关怀和同情，深化了尊重伦理的价值内涵；对社会的贡献和或多或少地为他人或社会作出牺牲对于维护他人利益、社会集团(阶级)利益和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最高层次的道德价值行为。[6]53-56核心价值观是价值观体系中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是其他价值观产生的基础。
共同价值观则强调和反映了在政治与文化多元的世界中，来自于不同文化的所有人所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在物质主义极端扩张的当今社会环境下，尽管我们承认价值观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价值观教育也存在多样性，但需要对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和伦理标准的基本认同，才可能使世界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团结在一起[7]。尽管共同价值观提出的前提是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对话[8]，但可以理解，共同价值观也同时是作为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所共同认可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价值原则，在这点上，共同价值观也体现了最低的标准和底线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就伦理道德价值观而言，个体间的差异完全可能大于文化间的差异。也就是说，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个体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建立友谊；而来自于同一文化中的个体则可能因为各自价值观的不同而难以沟通。
二、为什么会提出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与共同价值观
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以及共同价值观教育的提出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以及教育现实等复杂的背景。
(一)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混乱
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道德体系一直是近两千年中国社会的精神支柱。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传统的断裂，中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体系遭遇了两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经历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经济下的一些价值观与传统社会中儒家道德原则是相冲突的，特别是“义”“利”之辩。在全国追求GDP增长率的时代，“利”字当头，那些关乎人类精神生活、文明发展的哲学问题，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等问题则自然难敌眼前的攸关利益。
当代社会在价值观上出现了价值混乱与中空现象，很多时候道德原则和道德标准甚至是缺乏的。在与价值观模糊的同时，社会道德状况令人担忧，不文明行为、暴力、缺乏诚信、损人利己、强取豪夺、贪污腐败等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一些突破道德底线的极端事件，不断重复出现，甚至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影响极大。如2008年被揭开的河北三鹿毒奶粉事件，2010年接连在福建、江西、江苏等地出现的校园持刀伤害儿童的极端事件，西安药家鑫车祸后持刀杀人案等。这些事件使大众惊愕：那样的奶粉怎能走入市场，让那么多的新生婴儿食用，这岂不等于是投毒？对幼小的孩童怎能下得了那样的杀手？把人撞倒了怎能又拿起刀将伤者再次伤害？
胡锦涛总书记于2006年3月就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热爱祖国为荣 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 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 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 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 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骄奢淫逸为耻
很显然，“八荣八耻”也体现了最低限度的道德的特点，是作为社会人和公民的最底线要求。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国家领袖对全国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同时反映了社会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的残酷社会现实。
(二)现代社会对传统道德标准的冲击
传统的儒家文化有一整套完整的道德体系，体现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中。儒家尊崇“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价值观，强调个人修身，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体系是维持中国两千余年社会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
但是，台湾学者但昭伟指出了儒家这一道德标准体系对于普通人要求过高的这一事实及其所带来的现实问题：
儒家体系主要的缺点是标准过高，不易履行。儒家的理想标举了几千年，但在实践层面却极不令人满意，存在缺失：1)以一套高规格的道德体系要求自己和评量人，会让大部分的人成为道德失败者；2)由于不易达成道德高标准，所以文化理想就很容易会紧扣在道德高标准的达成，一个民族或社会的精英分子的精力就会耗费于其上，相对地阻碍了这些精英分子将精力置于其他有价值的追求上……一个泛道德的社会容易扼杀社会的活力和生命力，使得新的生活方式及观点不易出现，社会生机不易茁壮，容易枯萎；3)道德成为吃人的礼教。……[9]
何怀宏也指出：当代新儒家“还是很传统的，它的基本思路还是自我成圣，它所注意的工夫还是内在修养——甚至更加偏向顿悟，而非渐进；它还基本上是一种‘道德’精英主义，它实际上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还是很隔膜的，它可能有一种很充分的形上学的意义，但却相当缺乏伦理道德的蕴涵，虽然它本身反复申言自己是一种道德的哲学、道德的形上学，但我们确实有理由怀疑它是否确实能成为当今社会道德的形上基石。”[10]43
现代社会具有开放、自由、民主、平等、法制、多元等特点，价值观体系从一元转向多元化，对事物认识的道德标准不再是统一的，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公共生活伦理应成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重心”[11]。越来越多的人从曾经固守的乡村小家园走入城市，走入公共生活，而他们受过的教育水平则参差不齐，大多数进城务工的青年仅仅只受过初中三年的教育或者更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奔波于寻找工作与更好地生存。那种儒家的仅属于少数精英的“修身”的道德标准已经完全不适应于现代社会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就是生动的描绘，即便是穿长袍的孔乙己很想成为具有儒家风范的君子，迫于生活，他也很难成为地方上道德的楷模，不仅如此，他在事实上也不得不做些偷鸡摸狗的事，尽管他依旧穿着长袍，极力维护着自己的自尊。因此，在社会开放、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环境下，必须强调最基本的共同道德底线。
(三)道德教育的悲观
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降低和频繁出现的突破道德底线的现象不断拷问着教育界——关于人的教化的事业，教育在培养和教化具有基本道德素养的人的问题上，是否起到了其应具有的作用？现在的教育系统正在和将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
教育的本质是使人在德育、智育、体育、人格等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和完善。传统教育相当重视人的道德品质的教育。《论语》中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韩愈在其《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所以在很大意义上，“德”的传授要远比“业”的教育更为重要：
●传道——“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原则的道德价值观；
●授业——“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
●解惑——辩明“学”与“道”、“志”与“仁”、“工”与“事”、“智”与“德”、“人伦”与“事理”。
诚然，学校教育难以承担起价值观教育的全部责任，但是学校教育的责任却也是无法推脱的。从教育功能的角度看，现代教育在事实上越来越强调起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不断地走向唯智主义和服务于经济的路线。尽管在书面上和口头上不断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然而这种趋势在目前的社会情形下却不断地被强化。同时，当今的教育在实践上过多地强调教育的可见性和工具性目标，考试成绩、技能习得等。
总的来说，现代教育在“德”与“智”的教育上呈现了本末倒置，“德智双修，以德为主”成为了“应试为主”，德育沦为教育的次要。万俊人教授对现代教育作了一系列的批评和观察：
随着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日益强化和泛化，传统的“德智双修”教育模式逐渐产生了两分断裂和唯智主义的偏颇。
“知识就是力量”演化成“知识就是一切”。
由于技能至上、技术至上的观念影响，现代教育的理念不仅变得越来越残缺畸形，而且越来越背离了教育的本质。
知识教育的等级制和竞争，不仅预定了不平等的教育基础，也在客观上限制和封闭了一些人的受教育机会。
从家庭到社会，人们只关注使用知识的教育。所谓“全面教育”“素质教育”已成为越来越遥远的梦想。[12]569-578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诸多政治、社会、文化等复杂的环境下，教育所能具有的改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便如此，教育必须帮助年青一代守住道德的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对于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教师，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可以不把道德价值观教育的目标订得很高，但是我们必须使一些最基本的被人类社会所广泛认同的价值观被年青一代接受，内化为他们的心灵认同，以引导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
三、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向价值观教育提出的要求
价值观教育是道德教育的精神与核心部分，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向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解决当前道德价值观教育缺乏实效性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解决途径。
(一)关于价值观教育在认识上的可能基本认同
第一，内化为个人观点的对人和事物价值的认识并不是稳定不变的，价值观本身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改变，但是作为底线伦理的价值观应该维持相对稳定。关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价值观系统的改变，早在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孙美堂就从历史的角度对价值观的变化作了如下分析：
传统的价值观念是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价值认知、评价和信念系统及情感倾向，本质上说它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伟大的历史目标、崇高的利他主义精神、圣洁的典范人格等。这种理想价值曾孕育过美好淳正的道德，然而其中也隐含着它特有的虚幻和不道德，因而在它的展开中，自己动摇了自身的民众信仰基础。
功利主义是上述离经叛道的典型。作为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必然反映的这种价值观，虽然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占有相当市场，但在正统的理想主义眼中，它至多是半合法、半道德的。……多数中国人不是从启蒙思想那里自觉地、批判地吸收它，而是市侩式地、漫画式地和自发地接受它。由于得不到正常的引导和表达，功利主义价值观不得不以变态的方式抵抗来自正统的轻蔑，理想主义价值观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客观上强化了后者的负面效应。[13]
如在三十年前，我们可能认为只有“无私利他”才是道德的和高尚的，而“为己利他”则算不上道德；而今天我们可能认为“为己利他”也是可以理解和道德的。王海明教授在其《新伦理学》中论证了一个观点：新功利主义道德终极标准和“己他两利”主义道德总原则最为优良；而义务论道德终极标准和利他主义道德总原则最为恶劣。[14]8-9所以我们必须理性地和积极地正视新的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变化的现实。这也向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怎样理性地看待功利性的价值观？在价值观教育上，形成什么样的基本共识和价值观教育内容？
第二，价值教育与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在属性上是有差异的，如台湾学者黄藿教授指出的：
价值教育与知识教育不同。知识教育侧重认知层面，……是一种纯理性的认知。对于知识教育，知和行可以分开。而价值教育同时包括知识层面和实践层面，注重知行并重、知行合一。……技能教育不需要很多学科知识的支持，而更注重方法的支持。价值教育是学习主体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不断反思把价值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15]
阿根廷哲学家方迪启教授把价值视为一种性质：非实在性——既非物质的，也非理性的；价值完全不由理性来掌握，要由情绪来感化。[16]所以，价值很难通过像知识传授的方法一样传授。如有的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也犯的一些诸如暴力、欺诈等罪。这些人的智力足够高，但其基本的道德价值却在其犯罪行为中表现为缺如。而且价值观获得本身很难被以科学主义的方式进行客观观察或评估。所以，价值观教育要比知识教育复杂得多，价值观教育中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直接的可见效果。
第三，价值观教育从来就不只是道德课程，比如德育、政治思想课、公民教育课等的事，仅有班主任教师和德育教师的努力是绝不够的，尽管在青少年的道德成长中他们的确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比如：“公平”的价值观可以在体育、任何专业课和学校文化中体现和培养，教师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考试中的公平等，竞争中的公平等等。所以，学校中的所有方面都承担着价值教育的责任。
第四，价值教育也不仅仅是学校的事，社会和家庭也都承担着在价值观教育中的重要责任。或者说，在向未成年人传递特定的价值观中，家庭、学校和社会承担着各自的责任。如“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可能学校花了大量的工夫希望将这一价值观传递给学生，但是，如果社会中的许多事实表现为“不公正”或“不公平”时，那么学校的努力可能瞬间化为乌有。
第五，由于价值观本身非理性和内在性，因而极易受到个人经验的增长和情感的影响。个人生活经验和体验都会影响到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当然，有些价值观应该是稳定的，主要是那些具有底线意义上的价值。比如，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在生活中很常见，可能会对当事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关系的看法形成影响，造成其价值观体系中的某些价值观的改变，可能会是完全的改变；但是当事人不能以此付诸“报复”等伤害性的行动，还是应该守住作为人的道德底线。
(二)哪些内容是道德价值观教育中必须教的内容
道德教育的效果一直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我们从来都承认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德育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但实际上很多学校都将升学率放在首位，否则学校难以生存；甚少学校认真研究德育的内容与方法，德育课常常被考试课程挤占。教育界也认识到在道德教育中过多地“唱高调”，“树立与学生的真实生活相距甚远的典型的做法存在的问题，学生们一方面认为学校道德教育是空洞的说教，另一方面又并不清楚应该获得的作为人的底线价值观”[17]。台湾的情形也类似，但昭伟在进一步质疑当代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后，提出：“一个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体系才可能是今天多元价值社会所需求的”[9]。在利益至上、机会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下，学校又无力改变升学等诸多压力以及道德教育缺乏实效的现实下，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共同价值观的教育是教育界的现实选择。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前后开始启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将价值观教育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各门课程都要求渗透道德教育，并明确提出了每门课程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维度上的目标。应该说，在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中，提出关于个人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各方面完整的道德价值观教育目标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在课程上的强调，是否必然带来受教育者在价值观上的提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难以测量。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价值观标准系统作为自己的道德底线。对一个社会来说，也必须有一套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关于哪些价值应该成为道德教育中必须教的内容，从事伦理学的学者们都从各自的研究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何怀宏在其《良心论》中构建了走向现代中国社会的个人伦理体系，其基本倾向是义务论的，强调作为人、作为社会成员所有坚守的道德底线或基本的义务：恻隐、仁爱、诚信、忠恕、敬义、明理、生生、为为。[10]感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与前景，何怀宏在其《中国的忧伤》一书中又提出：可以将“道德底线”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所有人最基本的自然义务和社会义务，不伤害和侮辱生命，不欺诈，即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底线；第二个层次是与制度、法律有关的，公民的义务，如奉公守法等；第三个层次则是各种行业的职责或特殊行为领域内的道德，如官员道德、教师道德、网络道德等。[3]
龚群认为，在当代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相互承认与相互尊重应是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的最低要求[18]，同时也是最高要求。有学者认为，基于人性的道德人格，其中所包括的做人的尊严感、正直(正义)心、耻辱感、责任心，等等，这些构成人之为人的内在品性仍是当代人最应具有的美德，理所当然地成为道德教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内容。[19]
所以，至少有几个方面的价值观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关于个人的道德成长：仁爱、正直、诚实、守信等；
●关于处理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的价值观：尊重、同情、责任等；
●关于成为合格公民的价值观：奉公守法、遵守规则等。
这些价值观具有基本性和普遍性的特点，适用于所有人，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乡村或城市，贫或富的家庭，宗教信仰如何，是人与人相处、人在社会中生活所必要的根本。这些价值观也应是所有人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所以也是“共同价值观”的重要含义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所要求的基本价值观标准是当前社会现实提出的要求，不是不变的，随着社会发展，文明水平的提高，标准就必然会不断提高，走向理想。
(三)道德价值观教育的方式和途径
道德教育在受到各种书面上和口头上的充分重视的同时，也存在着缺乏实际效果的问题。尽管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存在教育方法上的问题。
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教人做人的思想与方法。《论语》等儒家经典不仅是关于教人做人的理论，也是教人处理现实问题和人际关系实际的通俗易懂的方法指南。现代意义上价值观教育的方法也很丰富，这些方法充分汲取了道德理论的研究成果，如新加坡教育部在一份报告中呈现了在新加坡学校系统中使用的价值观教育方法[20]：
●过程体验的方法(Process-based Approach)：这种方法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和方法，以加强技能的习得，使得所希望传授的价值观能得到内化。在教学中，经常使用讲故事和戏剧化的具体方法；鼓励学生们独立地作出选择。
●文化迁移的方法(Cultural Transmission Approach)：文化的意义是多重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艺术的、知识的、价值观的，等等。文化迁移方法通过故事和讨论的方法交给学生对文化遗产的特定的价值观。
●认知发展方法(Cognitive Development Approach)：以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为基础，向学生们呈现不同的道德观点，刺激学生对问题情境在认知上产生冲突，教师在使学生的道德发展向更高一级水平的发展上起强化作用。
●修正的价值澄清的方法(Modified Values Clarification Approach)：通过使用推理思维和情感认识的方法检视个人的感受和行为结构以帮助学生澄清他们的价值观。鼓励学生反映、评估并就自己的价值系统作出决定；让他们了解不同选择将导致的后果的利和弊；指导学生思考是否他们的行为与他们的价值观是相一致的。
●行动学习方法(Action Learning Approach)：鼓励学生参与学校和社区的活动，使他们通过实践活动内化价值观。
新加坡是一个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但又是开放的和接受西方文化很深的一个国家，在亚太地区，新加坡社会的文明程度颇享有盛誉，其在价值观教育中的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此外，价值观教育还有“美德袋”模式：将人们普遍认同的品格及价值观通过讲解、说服、灌输等方式传给青少年，使他们具有正确的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等。[21]
简单地否定现代道德教育在方法上的成就是不明智的。反思我国学校系统中的价值观教育、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政治化、口号化、被挤压、简单化、缺乏关怀等问题可能是导致价值观教育缺乏吸引力和实效的重要原因。与文化背景相似的新加坡相比，在价值观教育的方法上，我们仍然显得相当单一、说教和缺乏生动，这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太过于乏味，这怎能将这些期望的价值观内化为他们的心灵认识呢？丰富和生动的方法必然会带来价值观教育上的全面提高。此外，在价值观教育中，缺乏整体的策略、教师缺乏相应的培训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Halstead和Taylor对在英国的关于价值观教育的研究进行了综述，认为：学校应该就价值教育制定整体上的策略，整合的、多样的教和学的方法在影响儿童的价值观上要更为有效；价值观教育有多种方法，教师需要必要的支持和训练以使之能够成功地运用于教学。[22]
(四)价值观教育要求一个公平、公正的和具有关怀精神的社会
价值观教育要求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有学者指出：社会道德整体滑坡的内在机制根本不在于社会个体道德素质的低下，而在于合理且正义规则与非合理非正义的另类规则的并存所导致社会道德意愿的贫乏。[23]缺乏监督的权力、市场经济中不择手段的利益至上和机会主义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没有一个公平和公正的社会，我们所期望的价值观教育则不能正常生长。
一些伦理学家们将生存底线也作为底线伦理的重要内容，认为生存底线是最基本的道德所需要的必要条件。任凭一些人处在底线生存的状态，极端贫困、疾病和极端不安全的状态下，这本身就是社会缺乏同情心的表现，又怎能要求个体具有同情心？在今天的社会，还有多少人生活在底线生存的状态？我们的社会是否还在继续上演着“海因兹偷药(贫穷的海因兹为了身患重病的妻子而去偷药)”的道德两难故事？因为需要钱去救重病的妻子而付诸绑架勒索钱财的犯罪案例确实是存在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充满关怀的社会，使类似的故事不再发生，这也是维护社会底线伦理的必然要求。
四、结语
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共同价值观等概念和思想都是从不同的学术角度对当代社会道德滑坡、价值混乱和中空、教育功利化和道德教育缺乏实效等严峻的现实问题的积极反应。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是文明的底线，不能突破，如果被频繁地突破，则道德崩溃、社会不安定，人无安全感，人人自危，文明不存。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经常以“戒”的语言形式表述。无论是基督教文化中的“摩西十诫”，还是我国当代的“八荣八耻”都体现了这个特点。
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标准对于理想的道德标准来说，的确是太低了。但是，与其说设立大多数人都难以企及的道德高标准而使他们产生失败感，进而变得放纵或冷漠，极个别人还可能进而危害社会，还不如将底线伦理与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教给大众。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能不遵守为人的基本底线；一个人可以不助人，但不能妨碍和伤害他人；一个人可以不对社会有所贡献，但不能危害社会。
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向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也提供了解决道德价值观教育缺乏实效的可能途径。价值观是个人道德行为的精神核心，是个体内在的判断标准，因为价值观对个体行为的内在控制性，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价值观本身的特点，非理性与非物质性，价值观教育完全不同于知识传授，要复杂得多，而且难以用科学的方法测量，我们要有耐心。在价值观教育的方法上，现代教育事实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不断开拓的关于道德的研究引导下，价值观教育的方法也是多样而富有活力的。反思我国在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中存在的诸如形式化、缺乏实效等问题，借鉴现代道德研究的成果是很有必要和紧迫的。
我们仍然处在一个社会变化时期，在走向现代、市场经济主导今天的社会的情形下，传统道德价值观体系渐渐走进历史，而新的道德价值观体系仍未在大众和社会中建立起来，即所谓“价值中空”。面对问题，我们需要理性地思考市场经济带给价值观体系的挑战，而不仅仅是情绪化地和简单地批评当代社会的道德滑坡和价值观混乱。底线伦理、最低限度的道德以及价值观教育还要求一个公平、公正的和具有关怀精神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