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晚期北方士人主动移居江南现象探析——以唐代墓志材料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探析论文,墓志论文,江南论文,晚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3／24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9-0038-09
关于唐中晚期北方士人南迁问题，近年来研究者较多。其关注点，举其要者，大略有两点：一是着眼于安史之乱所引发的士人避乱南迁及其相关问题①，二是侧重于探讨北人与江南文化之间的互动及其影响②。在研究唐代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氏家族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在唐中晚期赵郡李氏有一部分移居到江南③。赵郡李氏是唐代著名的士族家族，这些士族成员的移居既非躲避战乱，亦非出任地方官（包括正常任职与贬谪）期间。这些情况隐约透露出唐代北人南迁还存在着其他的因由。沿此线索继续深入，笔者又在墓志中发现了一些关于唐代北人南迁的记载。虽然这一类移居的北人在数量和规模上都不能与因避乱而南迁的移民相比，他们对江南地区所带来的经济、文化影响亦不如后者显著，然而却是在社会较为稳定、生活处于常态下所发生的移民现象。冻国栋在讨论唐代士人南迁问题时，曾提到与出于避乱迁移“有所不同的还有士大夫以讲经习业为特征的自发迁移和官僚士人以寄住为特征的变相的迁移。这两种迁移形式虽与前者有着不同的背景和原因，但都产生了颇值探讨和重视的深远影响”④。提醒我们注意，在大规模迁移的同时，还存在着零散的由北向南的迁移活动。那么，在社会政治比较平稳的时期，有哪些因素会促成北人移居江南呢？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对于北方士人又具有怎样的吸引力？北人与江南地区之间的关系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还未完全得到解答。⑤ 本文拟依据相关墓志材料，就北人主动移居江南问题进行一定的探讨，试图借此增进对唐中晚期江南地区的认识和了解，进而对中晚唐北方士人与江南地域之间的关系进行某些思考。不当之处，还冀方家指正。
一 由墓志看唐中晚期北人移居江南的数种情况
自唐初以来，陆续有北人南迁，当时他们所选择的区域多为距关中和河南较近的荆襄地区⑥。如《唐代墓志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天授028《唐故渠州司仓杨（绍基）府君墓志文并序》记，洛州（今河南洛阳市）人杨绍基，在南方任职后，辞官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安居，直至终老。⑦另《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以下简称《续集》）圣历010所记墓主长孙嘉庆为李唐外戚⑧，却寓居于荆州（今湖北江陵县），过着恬淡不仕的生活。⑨《汇编》景龙024《大唐故朝散大夫金州西城县令息梁（嘉运）君墓志》亦记，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人梁嘉运终老于襄阳并与夫人合葬于此。⑩
相对而言，唐前期移居江淮者较少，以短暂停留的居多。其游历江南的原因，或出于躲避战乱，例如清河广宗（今河北威县）人潘伽的妻子武德四年（621年）于邺城（今河南安阳）遇贼身亡，应该是促使潘伽四年后远游江左的原因之一。(11)或是与朝廷政争有关，如开元十六年（728年）终于扬州（今江苏扬州）之旅亭的刘庭训，曾经是太平公主府里的得力干将，玄宗即位后，大概仕途并不如意，竟不顾70高龄而游历江南，终卒于此。其墓志中言：“交阯瘴疠，伏波由是不归；长沙卑湿，大[太]傅于焉莫返。”(12)“伏波”当指西汉的伏波将军马援，“太傅”则指贾谊，两人皆遭诬告而被朝廷治罪。墓志以此二人做比，似乎透露出刘庭训在江南的悠游另有政治隐情。还有一些人则是因本人或家人在江南任职，对江南产生了一定的兴趣而去游历的。(13) 这一时期，文人也时有漫游江南的情况，如蒲州（今山西永济）人王维、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崔颢等都曾在江南留下足迹。(14)
安史之乱引发了北人南迁的高潮。大历以后，移居江南的北人日益增多，自荆襄延伸至江淮、湖南、江西一带。而其移居原因，除躲避战争外(15)，大体还有以下几种情况。
有曾仕宦江南，秩满后寓居于江南者。如出身京兆（今陕西西安）韦氏的韦应物大约在贞元六年（790年）罢任苏州（今江苏苏州）刺史后，留居苏州永定寺直至去世。(16) 赵郡李晤，因曾在江南做官而定居无锡（今江苏无锡）。(17) 本为太原（今山西太原）人的王播，因“父恕为扬州仓曹参军，遂家焉”(18)。不过，也有很多官员的寓居地并不一定是其任官所在地，如博陵（今河北定县）崔论“为衢州刺史，秩满寓于扬、楚间”(19)。赵郡李华，因安史之乱时出任伪职，被贬为杭州（今浙江杭州）司户参军（一说司功参军）(20)，后来隐居山阳（今江苏淮安）(21)。元和中曾经担任过鄂州永兴（今湖北阳新）尉的周著，在秩满之后移居扬州。(22) 同样，吴邵、杨随在结束任官后也分别选择在广陵（今江苏扬州）与江陵（今湖北江陵）居住(23)。
也有本是随夫仕宦江南，夫死于任后，妻、子留居江南的。唐代士人宦游现象普遍，官员任职不同处所时，亦往往携带家眷(24)。因其家庭经济生活主要依赖于官员的俸禄(25)，所以一旦任官之人去世，其家庭经济状况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在墓志中，我们看到不少有关随任而居的官员家眷因困于财力无法返归北方的记载。例如，出身赵郡李氏的卢夫人，在其夫苏州海盐（今浙江海盐）县令卢君死后，“漂然江表，垂二十年”，大中十三年（859年）卒于苏州嘉兴县（今浙江嘉兴），其有生之年未能重返北方。(26) 扬州大都督府法曹参军韦署在任时病逝（终于扬州法云寺之官舍）(27)，其后家人留居扬州(28)。几年后韦署的妻子郑氏终于扬州江都县来凤里之私第。其子韦式己虽然希望将父母归葬于北方祖茔(29)，但从郑氏墓志出土于江苏的情况来看，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经济能力的有限，应该是韦式己面临的最大障碍。基于这种情况，郑嬇对其家族的深厚感情就显得弥足珍贵了。郑嬇之弟在入幕武昌（今湖北武汉）时辞世，其家人便留居武昌。郑嬇之子王广在北方稍振家业后，就遵奉母命将去世于南方的母族亲眷归葬于祖茔，并将其一干家人一同迁回北方。(30)
对于尚未任官之人来说，类似的经济问题也是促使他们移居江南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赵郡李藩，在其父去世之后，一味乐善好施，很快使自己陷入贫困的境地，只得携家迁居扬州。对此，《太平广记》中有所记载：
李相藩尝寓东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构庶子之女。李公寄托崔氏，待之不甚厚。时中桥胡芦生者善卜，闻人声，即知贵贱。李公患脑疮，又欲挈家居扬州，甚愁闷。乃与崔氏弟兄访胡芦生……胡芦生笑迎执手曰：郎君贵人也。李公曰：某贫且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贵哉？(31)
此条关于胡芦生的记载虽然太过虚妄，不过其中所述李藩准备迁居扬州时患病且家贫、为亲戚所薄的窘状应该是可信的(32)。而李藩迁居扬州之后的生活也仍然是“困于自给，妻子怨尤之”(33)。此外，荥阳（今河南荥阳）的郑当、范阳（今河北保定）的卢处约也都是在父亲去世之后，为家累所困而迁居淮扬。(34) 骤然而至的家庭经济困境，是导致这些北方士族子弟选择到江南生活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亦有因宦途失意而居于江南者。如举子王修本春闱落第后，从长安迁居扬州，过着“味才充腹，衣靡及趺”的隐居生活。(35) 黎燧，本在德宗朝理财重臣刘晏手下充任水陆运判官，由于其父黎干卷入杨炎、刘晏政争之中，导致“家事崩坠”，黎燧“不忍抱罔极之冤，乃誓志不仕，沉浮江湖，将廿载”，后卒于乌程县（今浙江湖州）之旅舍，38年后才得返葬邙山（今河南洛阳市北）。(36)
已看淡荣禄、无意于仕途者，也往往以江南为依归。德宗时期的著名诗人薛戎，本为河中宝鼎（今山西万荣）人，随叔父薛放迁居毗陵（今江苏武进）之阳羡山，40岁之前都不以仕宦为意。(37) 出身赵郡李氏的李津，在天宝末年父母去世之后，无意于仕途，迁居江南。(38) 京兆人王炼，虽然年纪轻轻，却宁愿呆在江南享受闲适轻松的生活，对做官毫无兴趣。(39)
也有一些是随家人迁居而来的。如《续集》贞元010《唐故焦（朝）府君墓志并序》说，焦朝因为女儿嫁到江南，也随之同行。(40) 《汇编》广明006《唐故河南府长水县丞乐安孙（实）府君墓志铭并序》记：“（孙实）后任长水县丞，秩未终，以阳氏季妹孀居襄汉，群稚无主，乃挈家赴于汉南，奉姊庇甥，未常一日有间。”(41)
由上不难看出，唐中晚期北方士人移居江南的情况与前期相比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由短暂停留向长期定居发展，并且主动型移居的情况增多。北方士人移居江南的具体情况虽不尽相同，但究其原因，大致不外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因素。
二 唐中晚期北人南迁的政治因素分析
我们注意到，唐中晚期移居江南的北方士人对仕宦往往抱有比较淡漠的态度，他们或是秩满后留居于此，或是看淡宦情而无意于仕途，江南在他们的心目中往往被视为远离繁华荣利的游心放旷之所。《汇编》长庆008《大唐故袁州宜春县尉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中提到，墓主陇西（今甘肃武威）人李某曾因在河北藩镇的仕途不顺，产生厌仕之心，打算“遗脱名利，以养浩然，徙居江淮，遂其高尚”。(42) 远离两京的江南似乎是为失意士人提供精神慰藉和自由的理想之地。这一时期，江南地区著名的隐士亦有不少，如京兆金城（陕西兴平）人窦常“大历中及进士第，不肯调，客广陵，多所论著，隐居二十年”(43)。居住在毗陵阳羡山的薛戎“年余四十，不改其操”(44)。《旧唐书》记李藩到了扬州以后只知读书，面对妻子的埋怨，“宴如也”(45)。
江南成为失意士人的理想之地，或与唐代隐逸之风的盛行有一定的关系。隐逸之风自初唐始即已流行，至中、晚唐由于时局的变化不仅没有消歇，反而更加兴盛。(46) 据研究者称，中唐时期的隐居观念逐渐偏向于“中隐”(47)，崇尚“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48)，喧闹的朝堂与寂寥的山林都不是士人认同的隐居之所，江南既远离两京，又承续了六朝的繁华，与这一观念正相契合。
当然隐与不隐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考虑，实际上，唐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应举及第者出现了增长的趋势(49)。冻国栋根据徐松《登科记考》做有统计，唐代姓名、籍贯、时代可考的及第进士567人，在属于江南道的187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方迁来的家族。(50) 华林甫对唐代宰相籍贯的分析也显示，唐代北方七道共出宰相308人，占宰相总数的85.1％，而江南的淮南道、江南东西道、山南东道所出宰相总数为51人，仅为14.1％，其中自北方迁入江南的有23人，占江南地区所出宰相总数的45.1％。(51) 也就是说，自江南地区所出的宰相中，有将近一半是来自北方的移民。两位先生所考察的唐代江南地区北方移民的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避乱而来的北方士族，这些人原本即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他们出色的表现当然不足为奇。如果抛开这一部分暂且不论的话，我们认为，南迁北人之所以能够在江南地区科举入仕的举子中表现突出，与科举制度在唐中后期的发展是有一定关系的。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以往的社会阶层与地域分隔都逐渐被打破(52)。此外，由于唐代科举考试尚未采取糊名方式，行卷之风亦盛，因而私人社会关系在科举考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53)，主司的判断，“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54)，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南迁的北方士人往往都有不少留居在两京的亲友和故旧，这类社会关系对他们在科举考试中取胜当助力不小。据客居淮上的卢轺回忆，他曾“与四房弟皆鼓箧西去……洎入关，亲知皆相贺，谓荣爵可翘足而待”(55)。他的弟弟卢辐“前年（847年）客吴会还，始负橐人长安。闻者皆辟路迎，喜果有懿誉，震于群辈间”(56)。从这些描述中，不难想象其亲族、友朋在京城为他们延誉造势的热闹场景。有此两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北方文化一直以来相对于南方的优势，使得南迁之北人能够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佳绩。
除去科举之外，南迁之北人在两京的社会关系还可以帮助他们以其他方式入仕。如京兆王炼，本打算放旷江表，做个闲散之人，“后因游公卿之间，或是姻好，睹朱门赫赫，绯紫煌煌，目视心惊，忽然大悟……由是奋衣西迈，历抵京国，当年用品荫获一子出身”(57)。李藩困居扬州时，“杜亚居守东都，以故人子署为从事”(58)。他们身居江南，仍可凭借在京城或朝廷的社会关系步入仕途，可见相对于南方本地人，移居的北人在入仕方面毫不逊色，甚至具有一定的优势。
安史之乱以后，江南藩镇林立，入幕成为江南地区士人入仕的另一途径(59)。藩镇征辟大多为进士及第者(60)，且不局限于本地域。例如淮南镇，是文士入幕最集中的地区，其入幕者中以籍里为北方者居多(61)。不过，入幕通常只是士人入朝升迁的津梁(62)，所以藩镇幕府所提供的出仕机会或许会使士人短暂停留于此，但长期移居的较少，且大多是一些未能入朝者，如刘密落第之后，“束书东游济汉，揖汉南节度使樊公泽，泽爱其材，表为试太常寺协律郎”(63)。范阳卢倜“婚嫁既毕，优游淮楚，为太尉李公之所礼重，因奏授官”(64)。两人一直流连于江南幕府中，并未进入中央，最后卒于藩镇任所。可见藩镇幕府所提供的出仕机会，还是有可能吸引部分北方士人移居江南的。
总的来说，唐中晚期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对安定优美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既可以为失意、致仕的士人营造较为轻松闲适的隐居氛围，同时也不乏出仕为官的机会。对于士人而言，此时的江南是一个出世入仕皆有一定自由度的地域。
三 唐中晚期北人南迁的经济因素分析
促使北方士人移居江南的更重要的原因应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不难看出，家境贫困是居于江南的北方士人普遍面临的问题。如李藩就是因不能忍受在京城过寄人篱下的生活而决定移家扬州的。唐文宗时的宰相王涯从弟沐，“客江南，困穷来京师谒涯”(65)。生活于江南的北方士人往往都有早孤的背景，亦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他们家境贫寒的信息。如“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66)。出自赵郡李氏申公房的李逊，“幼孤，寓居江陵，与其弟建，皆安贫苦，易衣并食，讲习不倦。逊兄造，知二弟贤，日为营丐，成其志业”(67)。赵郡李珏“客居淮阴。幼孤，事母以孝闻”(68)。河南人贾
“少孤，客江、淮间”(69)。赵郡李绅，其父早卒，由其母卢氏抚养长大，少时辗转于江南寺庙中求学(70)，当是家贫所致。此外，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贫困而留居江南的，此点前述已详，兹不赘述。
可见，士人在江南的生活已可称困苦，以这样的经济能力到北方（主要指在两京一带）生活则要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唐代两京生活之不易，在史书中屡有记载。为人熟知的，如顾况对白居易言，“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71)。苗耽困居洛阳多年的情况，也常被人提及。(72) 在此我们亦可举墓志中所见一例略加说明。《汇编》所收故丹州刺史兼防御使杨某妻乌氏墓志记，杨某大约在咸通年间病逝于丹州，其妻乌氏为乌重胤之女，自咸宁护丧到洛阳，准备安葬杨某，然而尽管杨家在郑庄（或疑在河南巩县附近）拥有田产，却无力承担其在洛阳短暂居住的消费，“所有弓裘、家集、僮竖悉被他人以金讨尽。坦（杨某子）于郑庄躬耕供东周旨甘。后以道途縻［糜］费，遣域迎侍，东来就食”(73)，最后不得不离京返乡。唐代两京生活消费水平之高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我们认为，两京生活经济压力的过重，也是造成士人举家南迁的一个重要原因。前述李藩、郑当、卢处约都在父卒之后离京南迁，说明这是唐代士人中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江南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北方，经济重心逐步南移，这是目前学界比较认同的看法(74)，笔者亦无异议。不过，就上述分析来看，当时江南地区的日常生活消费应该是较为低廉的，其与两京的差距应是吸引家境不甚宽裕的士人迁居于此的原因之一。
对于贫穷士子而言，江南地区的另一优势在于，众多林立的寺观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学习环境。像卢处约之子卢辐，年少时就曾与其兄在广陵东城的佛舍中苦读。(75) 贫寒士子读书于寺院的情况在唐代的江南地区颇为常见(76)，这也应是吸引贫穷士子居于江南的原因之一。《旧唐书》称，李藩“年四十余未仕，读书扬州，困于自给”(77)。虽然生活艰辛，却不至于无书可读，亦为幸事。
李藩、卢处约、郑当这些人都属于山东五姓旧族子弟。山东旧族本位于士族序列的上层随着科举在入仕途径中渐居主导地位，这一阶层的政治地位不再稳固，同一家族不同支系政治命运的走向亦各不相同，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对新形势的适应和变化。在此情形之下，一部分山东旧族子弟仍然可以凭借家学由科举入仕，保持家族的社会地位。(78) 亦有一部分山东旧族子弟不免面临仕途不顺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则是经济的窘迫，难以承受两京高昂的生活费用。在北朝时期，他们还可以回到乡里积蓄力量，东山再起，但唐中后期河朔地区的藩镇化又使得他们与乡里在文化上产生了隔膜和距离。相对而言，江南地区较为低廉的日常消费水平似乎更具吸引力，又因此地承续六朝余风，在唐代经济发展迅速，文化积淀亦日益深厚，士人居于此或可醉心于江南地区的自然山水风景，徜徉于秀美的山水之间，游心骋物；或亦可在此地林立的寺观中苦读习学，再战两京。江南既可以成为他们安贫乐道的家园，也可以成为再起的平台，它似乎在逐渐成为落魄士族子弟的另一个乡里。唐代士族在“中央化”的进程后好像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地方化”过程，处于士族序列上层的山东旧族尚且如此，其他一般的士族子弟当亦有类似的情形。
促成北方士子移居江南的另一经济因素则与唐代的赋税制度有关。此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首先，就制度层面而言，唐中后期的税制——两税法实施后，各道、州的定额轻重不一，造成“旧重之处”民户流向“旧轻之乡”；再加上各地刺史争夺民户的斗争，更促成了两税法实施之后的民户外徙。据翁俊雄考证，民户外徙的主要地区集中在山南东道，淮南道，江南东、西道，剑南道和岭南道。(79) 大半都在我们所讨论的江南区域之内，因此税制改革的不完善是导致移民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则是寄住、寄庄户的问题。相对于北方，江南地区经济开发较晚，地广人稀，地力有余，唐代官僚士大夫在南方任满之后，于任官之地或其他州县占田置产寄住的现象在江淮、荆楚之地都颇为常见。(80) 《旧唐书》记，太原人王质“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81)。李华在移居江南后，也是以务农为业。可见他们移居南方后都在当地购置了一定的田产，是寄住、寄庄户。墓志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例如，出自荥阳郑氏的郑鲁，其父宝曾任秘书省著作郎，赠左散骑常侍；兄敬，曾任左司郎中、绛州（今山西新绛）刺史等职(82)；兄易，官至工部郎中(83)。但随着敬、易两人的相继去世，郑家也面临着入不敷出的情况，为了纾解困境，郑鲁做出挈家南迁的决定。其墓志云：
迨绛州、工部相继凋谢，府君顾谓诸子曰：善自位者，然后为用。前日家声不泯，翳吾二仲，而今而后，非我所及。度吾能者：奉先训，养诸孤，以谨家傃，其殆庶乎？谓京师艰食，终不能衣食嫠幼，往岁工部佐戎于荆，尝植不毛之田数百亩，芜废于兹亦一纪矣。府君乃喟然南来，复垦于是，疏卑为溉，陪高而亩，及今三年，而岁入千斛。是岁分命迓二嫂氏洎诸孤于二京。春三月，绛州夫人卢氏从四子至自京师；秋八月，工部夫人卢氏至自洛阳。(84)
在两税法实行之前，唐政府对寄住、寄庄户的政策是，不管资产多少，所缴纳的税额以八九等户税为标准，较土户为低。两税法实行以后，就法律上而言，除衣冠户可以轻税免差科外，一般的寄住、寄庄户，即便身为前资官，其缴税标准皆与土户无异。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寄住、寄庄户避役免税的情况非常严重，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权势之家倚权违法，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地方官对浮寄户采取宽容包庇的态度(85)，使之成为唐代社会的常态。张泽咸曾以杜牧从父兄弟杜铨为例以说明南方寄住、寄庄户避役免税的情况(86)，而郑鲁家族的情形亦与之有相近之处。根据郑鲁墓志，他曾经做过怀宁（今安徽潜山）、澧阳（今湖南澧县）二县县尉，官终右金吾卫仓曹参军(87)，但可能并未进士登科(88)，则其虽为前资官，但不属于衣冠户的范围。荆州之地为其兄郑易所购，郑易之生平亦不甚详，不过志中提到此地荒废已一纪之久，大概亦不存在缴税的问题，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在郑鲁重新开垦土地后依然存在。可见，江南地区避役逃税的便利也会吸引一些北方士人移居江南。
四 小结与申论
冻国栋认为，尽管唐代官方从法律上对于民众的自发迁徙予以严格的限制，但自开元以后，对于全国范围内人口频繁流动的状况已无能为力，只能采取默许的态度。(89) 对此观点，笔者颇为认同。我们认为，这一时期唐政府对于流动人口控制能力的相对减弱，是北方士人移居江南的总的社会背景。若单就士人阶层而言，影响其迁徙的主要原因，从制度上来说，似在于选官与赋役制度两方面的变化。
唐中后期科举考试中冒籍取解行为的普遍化，起到了消解科举与乡贯关系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给予士人更多的在不同地域间流动的自由。安史之乱后，北方士人入幕江南藩镇的普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士人阶层的流动。因此，就制度层面来说，居住地对于入仕的重要性的降低以及相关性的减弱是士人流动的前提。当然，两京地区在科举入仕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依然非常明显。此点由开元、天宝以后，举子长期聚集在京畿地区，寄应国子监、馆学取解以及在京兆、河南两府取解的普遍现象亦可窥见一斑。(90) 因此，士人对两京的向往，相对于唐前期而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单纯为寻求入仕机会而移居江南的情况还是较为少见的。此外，唐代官人宦游生活的常态化应是导致士人移居江南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许多官员都是因在江南任官而留居此地的，特别是一些低阶官员，由于官职迁转的区域往往比较临近(91)，而任期结束后守选的时间又比较长，使他们对江南有进一步认识和了解的机会。与之相关的，是一些随任家眷也往往在官员去世后定居于此，当然这一点通常都是与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从赋税制度方面来说，寄住、寄庄户的政策以及两税法，在政策的制定上都对官僚士人阶层有所偏向，同时又由于这些政策在具体实行过程中的不力，更使得某些权势之家可以利用威权规避政策，上下其手，以达到避役逃税的目的。因此，在北方土地开发已较充分的情况下，尚处于开发状态的江南地区对士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此外，根据学者的研究，长庆元年（821年）以后，两税法由“税资产”改为“税土地”，大量的浮寄户不入籍，不缴税，(92) 国家对人口的控制进一步松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口在不同地域内的流动。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士人移居江南或许是出于不同的考虑，但他们似乎都不希望子孙世代留居于此。在仕途顺达或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重回两京仍然是他们的强烈愿望。在移居江南的北方士人中，连续三代以上定居于江南并将家族墓地安置于南方者较少。根据吴松弟的统计，安史之乱结束后，整个南方区域的北方移民中，北返中原和归葬者占26％，其中自今江西境内北返者更高达41％。(93) 如若加上在唐中后期陆续北返的移民和归葬者，这个比例应该更高。而那些移居江南的士人入仕为官后，也往往会再次迁居两京。如李绅家族虽居于江南已有经年，但位至京官的李绅却坚持要将去世的兄嫂及侄女归葬于长安附近的祖茔。(94) 另有一部分士人虽终老于江南，但亦在死后归葬或倾向于归葬北方的祖茔。如一些墓志中往往会写上“权厝”、“权葬”字样，表明将来有机会还是要进行迁葬的，不论需要等待的时间是几年还是几十年，也不管迁葬过程中所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和身心的极大消耗。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在史籍记载中，对于北方士人在江南的居住多采用“客居”、“寓居”等词来进行描述。当然，“客”、“寓”也可能包含有“客户”的意思。
上述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北方士人与江南之间的疏离，个中原因较为复杂，留待另文专论。不过，潜移默化之中，江南文化亦对北人产生了影响。如李绅之兄李继长居江南，其家亦逐渐为江南文化所熏染。李绅之嫂崔氏在夫丧之后，因信巫而不愿护丧回长安，引起李绛的愤懑，竟至于在墓志中毫不客气地指责道：“崔嫂以信乎巫神，不护灵旐，可为痛哉！敢志于石，用告幽壤。谨志。博陵不义不顺，不奔不护，明神有知，终不得祔。”(95) 其用词之严厉，殊为少见。崔氏出身于山东旧族博陵崔氏，却被李绛批评有违礼法，大概是由于久居江南，受当地风俗影响所致。(96)
当然，更多的北方移民由于无力北返，最终留居江南。比如一些声称权厝于江南却始终没有迁往北方的墓主的子孙，其中大部分应是留居于江南了。他们在江南居住已久，也将士族传统带入南方，以至于北方的士人反而要到南方寻访家法谱牒，例如出身赵郡李氏的李观就曾经前往吴中收集资料以备家传之缺(97)。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留居江南的北方士人逐渐演变为当地的新土著，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呈现出新的文化性格和面貌(98)。
最后，拟对北方士人移居江南在地域上所表现出的特点略言一二。由前述分析可知，在唐前期，移居江南的北人比较集中在距离关中较近的荆襄地区；大历以后，移居的范围则自荆襄延伸至江淮乃至湖南、江西一带。从墓志和史书记载的相关情况来看，移居荆襄、江淮的人数较多，湖南和江西的相对较少，这与北人南迁的总体情况大体是一致的(99)。
荆襄和江淮两地移民人数较多，其原因可能是：荆襄地区靠近关中，有其地理上的优势；江淮地区在唐中后期经济发展迅速，有后来居上的意味。比较而言，湖南、江西两地既距中原较远，经济开发程度、文化水平与前两个地区亦有一定的差距，所以移民较少。我们在墓志中看到，北人偶尔会谈及在湖南、江西两地因水土不服致病之事，如《汇编》大中082记载，华某的夫人张氏在大中年间随华某游历江南，结果因“素有宿疾，及到水乡，土地卑湿，旧疴旋发”(100)，年仅34岁就去世了。又崔倚、崔偃兄弟病卒于湘潭，其亲友认为是“长沙地卑，蒸湿为疠”(101) 所致。这一类说法体现出北人对两地的印象不佳，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熟悉与认识。
收稿日期 2010—01—12
注释：
① 关于此点，论者已研究甚详，如林立平的《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江汉论坛》1983年第10期）、周振鹤的《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3期）、冻国栋的《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中国人口史》第2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吴松弟的《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和《盛唐时期的人口迁移及其地域特点》（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陈勇的《唐后期的人口南迁与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吴松弟的《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对这一时期的移民及相关问题都有深入分析。
②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振芳的《略论唐后期士大夫与南方文化》（《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景遐东的《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姜修宪的《唐代士人的流迁与江淮文化的发展》（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③ 本文所指江南，系广义的江南，泛指长江以南地区，但不包括四川及云贵地区。
④ 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279～280页。
⑤ 冻国栋的《唐代人口问题研究》和姜修宪的《唐代士人的流迁与江淮文化的发展》都提到移居江南的士人中还存在主动移居型，但对这一问题都没有展开论述。
⑥ 本文所涉地域的划分皆依吴松弟《盛唐时期的人口迁移及其地域特点》一文为准。荆襄地区指唐代属山南东道的大部和淮南道的西部诸州，大致包括今湖北省长江以北地区及河南省的南阳盆地。江淮指今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安徽两省。湖南指今湖南全省和湖北省的长江以南地区，唐代属江南西道的西部诸州及山南东道、黔中道的相邻数州。江西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
⑦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12页。
⑧ 长孙嘉庆之父长孙顺德，新、旧“唐书”中皆有传，与太宗的长孙皇后同族。
⑨⑩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368、1097页。
(11) 《广宗潘君（伽）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2) 开元308《大唐故忠武将军河南府怀音府长上折冲上柱国河间郡刘（庭训）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369页。
(13) 景龙018《唐故处士陇西李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唐故余杭郡于潜县尉宋君（裕）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190～191页。
(14) 景遐东：《唐代文人漫游江南之风及其影响》，《沙洋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15) 吴松弟认为，南方“某些地区在和平年代突然出现较多的移民，其中的相当部分可能都是为逃避赋役而来的北方逃户”（见氏著《盛唐时期的人口迁移及其地域特点》）。因本文主要探讨北方士人迁居问题，这一阶层的逃户现象较少，故在此暂不讨论。此外，任官期间居于江南以及因避乱而徙居江南的情况，鉴于学者已有较多的研究，亦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16)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2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7～179页。
(17) 《旧唐书·李绅传》记：“父晤，历金坛、乌程、晋陵三县令，因家无锡。”（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97页）
(18) 《新唐书·王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15页。
(19) 《旧唐书·崔论传》，第2624页。
(20) 陈国灿、刘健明主编：《（全唐文)职官丛考》“李华贬官之异”条，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页。
(21) 《新唐书·李华传》，第5776页。
(22) 大和077《唐故鄂州永兴县尉汝南周（著）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152页。周著籍贯不详，但从墓志记载来看，其父、祖皆在北方任官，他很有可能自幼居于北方。
(23) 《唐故宋州谷熟县令渤海吴府君（邵）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416～417页；《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忠州司马兼监察御史杨府君（随）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38页。另据杜牧《唐故复州司马杜君墓志铭并序》记，杜铨解职后，卜居于汉水以北。（杜牧著，陈永吉点校：《樊川文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2页）
(24) 胡云薇：《千里宦游成底事，每年风景是他乡——试论唐代的宦游与家庭》，《台大历史学报》第41期，2008年6月。
(25) 甘怀真：《唐代官人的宦游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95年版，第39～60页。
(26) 《唐故苏州海盐县令范阳卢府君后夫人赵郡李氏墓表》，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99页。
(27) 长庆004《唐故朝议郎行扬州大都督府法曹参军京兆韦（署）府君墓志文》，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060页。
(28)(29) 大和081《唐故扬州大都督府法曹参军京兆韦（署）府君故夫人荥阳郑氏墓记》，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154页。
(30) 《唐故太子左赞善大夫太原王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嬇）合祔墓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20页。
(31)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定数八·李藩》，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99页。
(32) 贞元109《赵郡李（孙孙）氏殇女墓石记》是李藩亲为其女所写墓志，其时李藩已任秘书省秘书郎，志中有“吾身苦病，尔之疾畏吾之知；吾家苦贫，尔之欲亦畏吾之知”等语，可见李藩在入仕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处于贫病交加的状态，更勿论此前的境遇。（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916页）
(33) 《旧唐书·李藩传》，第3997页。
(34) 开成039《唐故桂州员外司户荥阳郑（当）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196～2197页；《唐故进士卢府君（衢）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92页。
(35) 开成011《唐故处士太原王（修本）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175页。
(36) 开成007《唐故河南府士曹参军黎（燧）公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173页。
(37)(44) 《旧唐书·薛戎传》，第4125～4126、4125页。
(38) 大历018《大唐故李公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771～1772页；大历020《唐李处子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772～1773页。
(39) 开成054《唐故婺州东阳县主簿王（炼）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208页。
(40)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741页。
(41)(42)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504、2063页。
(43) 《新唐书·窦常传》，第5244页。
(45) 《旧唐书·李藩传》，第，3997页。
(46) 关于中唐隐逸思想的研究，可参见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和《唐代隐逸兴盛原因的社会学阐释》（《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以及蔡淑珍《白居易“闲适诗”研究——以“情性”为考察基点》（台湾成功大学中国研究所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论文。另外，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第6章对唐代江南隐逸文化的兴盛也有所探讨。
(47) 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48)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卷三六《闲题家池寄王屋张道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3页。
(49)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278页。
(50) 冻国栋：《六朝至吴郡大姓的演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亦收于氏著《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1) 华林甫：《论唐代宰相的籍贯地理分布》，《史学月刊》1995年第3期。
(52)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268～278页。
(53)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54) 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韩文公荐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69～670页。
(55) 《唐故进士卢府君（衢）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92页。
(56) 《唐故乡贡进士范阳卢府君（辐）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78页。
(57) 开成054《唐故婺州东阳县主簿王（炼）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208页。
(58) 《旧唐书·李藩传》，第3997～3998页。
(59) 《旧唐书·地理志一》记：“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寇盗稍息，则易以观察之号。”（第1389页）
(60)(61)(62)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83、80、11～18页。
(63) 大和050《唐故朝请大夫唐州长史兼监察御史彭城刘（密）府君墓志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131页。墓志中并未说明刘密的籍贯，只提到其郡望彭城，不过该志显示，刘密父祖皆为官北方，其祖姑为睿宗皇后，则其应为北方人。
(64) 元和146《唐故大理评事赐绯鱼袋范阳卢（倜）府君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052页。
(65) 《新唐书·王涯传》，第5319页。
(66)(76) 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卷七《起自寒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67) 《旧唐书·李逊传》，第4125页。
(68) 《新唐书·李珏传》，第5359页。
(69) 《新唐书·贾传》，第5320页。
(70) 李濬《惠山寺家山记》称，李绅十五六岁时曾肄业于惠山。（董诰等：《全唐文》卷八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施宿等撰《会稽志》（上海古籍出出版社2003年版）卷八《寺院》中记，李绅曾肄业于会稽郡嵊县《令浙江嵊县）龙藏寺。按，元人王仁辅所撰《无锡县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称，李绅“读书惠山，少苦贫，每有著述，潜取寺中佛经窃识。其后为主藏者所知，致被殴辱。后徙剡川天宫精舍……肄业数年，去将赴解举，僧分橐金助其行”。可见李绅先读书于惠山寺，后又寓居龙藏寺。《太平广记》卷二七、四八皆记李绅少时习业于华山，或应是其离开江南以后的情况。
(71) 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卷七《知己》，第152页。
(72) 《玉泉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 咸通088《唐故丹州刺史兼防御使杨府君张掖郡乌氏夫人封张掖县君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448页。
(74)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
(75) 《唐故乡贡进士范阳卢府君（辐）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78页。
(76) 《旧唐书·李藩传》，第3997页。
(77) 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79)(85) 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80) 参见张泽咸《唐代的寄庄户》（《文史》第5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259～280页）以及吴松弟《盛唐时期的人口迁移及其地域特点》的相关论述。
(81) 《旧唐书·王质传》，第4267页。
(82) 元和088《唐故朝散大夫绛州刺史上柱国紫金鱼袋郑敬公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010～2011页。
(83) 按，郑易的名字，《唐代墓志汇编》残志031中记作“曰□易，官至工部郎中”。但在其兄郑敬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元和088《唐故朝散大夫绛州刺史上柱国紫金鱼袋郑敬公墓志铭并序》）中的题名为“季弟朝散大夫守尚书工部郎中易述”，似其名即为单字“易”。
(84) 残志031《唐故右金吾卫仓曹参军郑（鲁）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558～2559页。按，此志未标明年代，但郑鲁次子郑绲墓志有存，收于《唐代墓志汇编》中，即元和138《唐故荥阳郑氏男墓志铭并序》。据志，郑绲元和十五年（820年）卒于江陵私第，而在郑鲁墓志中提到其中男郑绛“早损”。郑绛与郑绲似为同一人，郑鲁去世于其子之后，则墓志应撰于元和十五年之后，郑鲁去世时迁居荆州已有三四年，则其卒年或在元和十六年至十九年之间。
(85) 张泽咸：《唐代的寄庄户》。
(87) 残志031《唐故右金吾卫仓曹参军郑（鲁）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558～2559页。
(88) 唐人视进士登科为荣耀之事，往往在墓志中提及，郑鲁墓志中未曾提及他是否进士登科，说明他很可能非经科举入仕。
(89) 冻国栋：《唐代有关徙民的限令与官府所组织的移民》，《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
(90) 金滢坤：《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1页。
(91) 胡云薇：《千里宦游成底事，每年风景是他乡——试论唐代的宦游与家庭》。
(92) 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
(93) 吴松弟：《盛唐时期的人口迁移及其地域特点》。另可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第9、10章相关列表。
(94) 元和094《唐故试太常寺奉礼郎赵郡李（继）府君墓志文》，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015页；开成016《唐故博陵崔氏夫人□□李（继）府君坟所志文》，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179页。
(95) 元和094《唐故试太常寺奉礼郎赵郡李（继）府君墓志文》，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015页。不过，在后来的崔氏墓志中，李绛的观点已发生变化（开成016《唐故博陵崔氏夫人□□李（继）府君坟所志文》，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179页）。
(96) 关于唐代江南巫风盛行的情况史书多有记载，此不赘述。
(97) 李华：《李遐叔文集》卷一《送观往吴中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98) 冻国栋：《六朝至吴郡大姓的演变》。
(99) 吴松弟：《盛唐时期的人口迁移及其地域特点》。
(100) 大中082《前忠武军节度押衙兼马军左厢都兵马使子城都虞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詹事兼监察御史上柱国平原华公妻清河张夫人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311页。
(101) 元和149《唐故潭州湘潭县尉崔（倚）府君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054页；元和150《唐故处士崔（偃）府君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0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