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的思维方式及战略策略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日本论文,思维方式论文,策略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4)02－0001－14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因此陷入多年未有的严重危机。之后，特别是经过分别于2010年9月和2012年9月爆发的钓鱼岛问题两度激烈对抗，一直到执政一周年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对日关系几乎始终是(至少经常是)中国对外关系议程上最为经久的头号困难和首要纠结。
目前，在日本右翼势力日益壮大、民族情绪和公众舆论右转的背景下，安倍力图顽固推行逆转历史判决、激进修改宪法和对华军事对抗的大政方针，因而可以预料，中日关系的严重状况还会相当久地持续下去，甚或进一步加剧，中日关系前景堪忧。
从中国对外政策“内外兼顾”的三个大局——全方位外交、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之大局来观察，从中国成为战略空间更为广大、国际威望更为高扬的世界强国的愿景去估量，上述局面即对日关系的困难和问题纠结在颇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对外关系议程。尽管迫不得已，且有经过对日斗争得来的重大裨益，但是弊端依然可见。其中，包括现实的和潜在的外交被动以及相关的若干战略、政治风险。要设法缓解甚或最终大致消减这些弊端，就需要审视、反思和适当调整关于当前的日本问题与中日关系的某些思维方式，进而思考、规划和实施对日战略、政策和策略的某些调试。特别是，其中直接、间接地涉及的中国基本利益之重大，相关的多方面局势之新颖、能动和复杂，更增添了此类调整和调试的需要和意义。
一 日本政治右倾化与对华战略调整
安倍晋三2012年12月再度当选为日本首相，自民党时隔三年重新取得执政地位。安倍上台后，提出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并抛出“侵略战争未定论”，直至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政治风向急剧右转，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日本政治右倾化影响着日本的国际信誉和安倍政权的稳定，国际格局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影响着日本的对华战略调整。
(一)国际格局变化与日本政治右倾化
当前日本越来越民族主义化、越来越右倾化的趋势已毋庸置疑。但是，日本政治右倾化问题必须仔细地研究：(1)目前的程度如何？(2)原因为何，是否只有单纯的原因，与中国有无关系？(3)特征是什么？(4)我们应采取何种对策？对策又分为当前的、中期的甚至长期的。
如果在世界大趋势之下来观察，毫无疑问，在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日本越来越“正常国家”化，不管“安倍经济学”是否靠得住，20多年来“正常国家”化的趋势日益加剧了。同时，日本过去一直振兴贸易、振兴国际经济地位，其总的战略是国际主义的经济。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其国际经济影响力不断弱化，包括它的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软实力影响也受到质疑。日本靠经济这样一个重要的元素来提升其大国地位遇到很大障碍，尤其是当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之后，它感觉经济方面与中国的差距可能越来越大。实际上，战后很长时期，日本都是通过经济、贸易、技术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大国地位，也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期，可以说日本在整体上的国际地位达到了顶峰。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经济泡沫破灭，它的相对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地位快速下降。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从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日本对大国目标的追求并没有放松；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上升趋势受到挫折之后，它的紧迫感越来越强烈。此外，国内外形势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秩序带来的消极影响，加上国内老龄化加速、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负面效应逐渐暴露、结构上的僵化等等，日本依靠经济提升大国地位越来越困难。因此，日本逐渐转向从政治、安全层面甚至从军事上来提升它的大国地位。
从日本发展趋向来看，未来五至十年，政治右倾化是一个总体发展趋势。究其原因，一是从国内背景来看，最近十几年，日本经济低迷，日本人产生了焦虑、焦躁、彷徨，自尊心受到很大损害；二是中国的崛起，日本越来越觉得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要接受这个现实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从大的视野来看，鉴于这种格局的变化，日本越来越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手甚至是假想敌来看待。
日本认为，中国崛起对日本威胁很大，日本一直实行和平主义，而现在轻武装已经行不通了，要谋求发展军事。日本依靠美国，但它的军事化受宪法的限制。日本始终缺乏大战略。而一般说来，战略的实施过程，一定要有一个谋求缓和的对话关系，这在外交上是必要的。在当前困难情况下，主导日本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寻求外交战略的转变。民主党失败了，更右的日本维新会兴起，这都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社会思潮保守化的结果。日本外交战略的转变，首先是重提价值观外交。战后日本强调和平主义，但它不是价值观外交，现在关注环境和生态，和平主义失势了。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和平主义、自由主义，没有给日本带来一点好处，反而使日本越来越弱了。
当前国际格局、权势转变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首先，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持续20多年强劲崛起，美国却呈衰落之势。在中日政治安全对立中，美国对日本安全做出承诺，必然在日本越来越深刻地受到关注。
美国正在调整其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性前沿存在，把军事基地迁到关岛等地方。如果大胆假设，随着中国战略性军事打击力量的发展，美国会让出西太平洋地区，那么东京一定会怀疑美国会不会冒险来保卫日本？这是结构性的。比结构性稍微变动多一点的是形势性的。比如，外部形势特别是有关国家的外交活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从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以后，再加上2012年9月的“购岛”，不但是中国政府，中国全民参与保钓行动。日本非常害怕，把“中国威胁论”鼓吹得越来越厉害，并意图扩大到朝鲜半岛。日本原想改善与韩国的关系，但朴槿惠上台后日韩关系因领土、历史等问题急剧变坏。还有朝核问题。虽然日本追随美国，对美国来说，日本很重要，因为它是美国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军事盟国，但是中国对美国的意义则是多方面的，对美国来说，中国可能已经比日本重要，这是很明显的。因此，美国对日安全承诺越是空洞，日本就越是恐惧。
但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日本来说，仍然有鼓舞、吸引作用。当然，还有东南亚，日本跟中国争东海，东南亚部分国家跟中国争南海，日本和东南亚地区自然就加强了联系。而且，印度与中国虽有合作但有些矛盾也很深刻。
其次，从日本国内的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层面来看，总体趋势表现为衰退，这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也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长时间的衰退。因此，日本的政局不稳，对外政策成效甚微，并越来越感到困难。在日本存在一种心理，就是意志消沉，没有自信心，看不到前途。
(二)日本对华战略的调整
在国际格局变化与国内政治右倾化的形势之下，日本对华战略面临调整。日本对华战略大致有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政治安全上搞对立，经济上捞实惠。日本一直把日中关系看成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是其中间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日本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个“互惠”主要讲的是经济上的互惠。所以，捞取经济利益对日本而言非常重要。这样，就出现了在政治安全上对立、在经济上互惠合作的一种局面。现在，日本要坚持“政经分离”的原则，继续在中国捞取更大的实惠，这也决定了日本不愿意跟中国搞全面型对抗——全面型对抗必然会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影响，这是它不愿看到的。
从政策排序来看，安倍做了优先顺序的调整，由原来稳定美中两国，到现在因日中关系不好而在优先考虑美国之外多考虑周边，主要是东南亚、东盟国家，还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基本的思路，是跟美国和周边国家都搞好关系，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之后再与中国改善关系。因此，当前日本积极强化日美同盟，希望借此牵制和遏制中国。此外，强化日美同盟也是想“借船出海”。
第二，构筑“中国包围网”。通过在周边构筑一个围堵中国的网，充分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这些年发展产生焦虑的机会，为己所用。
第三，渲染“中国威胁论”，突破国内禁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历史问题上挑战中国，这种挑战是日本要营造一种气氛，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假想敌来看待，然后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以此制造一种外压。历史上，日本特别擅长这一套。日本领导者认为，现在日中关系面临的一些挑战，正好给其自我松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可借机强化日美同盟，同时在国内突破宪法的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日本可以借这个机会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自身的存在感。同时，日本积极参与地区制度的构建，并开始把手伸向比较边远的地区，比如中东、非洲等地方。
二 钓鱼岛问题与中国的对日战略
但是，中国也不要夸大日本对外政策的战略性。首先，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独立的对外政策，其战略性将很有限，而中国的对日政策虽然不能说没有问题，但是战略性强。其次，中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强于日本。再者，中国要应对的基本问题是国外多方面的，需要顾全大局、权衡利弊，因此受到外交决策的限制。日本则有所不同，日本现在就是与中国为敌。所以，虽然战后日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战略性就思维、体制、政策贯彻水平而言是不高的，但因为它任务集中，对外主要就是对付中国，这加强了其推出战略政策的便利。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的对日战略正确。从短期态势看，中日钓鱼岛争端不能得到根本解决。从长期态势看，中国包括钓鱼岛问题在内的对日政策必须做战略性思考。
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①决心很大。不重视周边，不把中国周边外交至少当作对美关系一样的重中之重是不行的。周边搞不好，中美关系永远搞不好。中美关系在2001年和2012年最僵，其中一半是因为周边问题，诸如东海、南海、朝鲜半岛问题等等。中国的领导人频繁出访周边国家和地区，就是要大力振兴周边，显著改善周边关系。中国重视周边外交，最终目的除了振兴中国的经济发展之外，就是在战略上要形成一种逼使美国给我们应有的战略空间环境。当然搞好周边还有一个意图，即孤立日本、孤立菲律宾，但这只是战术问题，不是总目标。总目标当然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②
钓鱼岛问题用战争做比喻，不管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操作都有战役的阶段作用——第一战役、第二战役、第三战役……钓鱼岛斗争超出了一般的战斗的层次，是战役。这个战役有它的必然性。但是，这个战役发动的时候，2012年9月10日，在我们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石原欺骗世人，野田突然“购岛”。这个战役不像淮海战役，它的开始有突然性、袭击性。对于这样的战役，尽管它包含的目的、斗争、进程很多都符合我们历史性的总方向，但毕竟有偶然因素，毕竟有不是完全出于我们主动积极战略规划的因素。日本“购岛”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了，现在始终有一个问题，这个战役同我们的周边战略也就是战争目的，有协调的方面，也有不协调的方面。如何对待这个不协调，也就是说，这个战役特别是考虑到它有突然性，到底利在哪里，以及到现在为止弊在哪里？
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强调要着眼大局、管控风险、推进周边。从邓小平时代到十六大以来的周边总战略还是比较顺的，内在统一。但我们现在的总战略内在有不统一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我们的钓鱼岛斗争取得很大成就，而且必须进行，但是一定程度上中国和日本都被“锁”住了。因此，我们要处理这个战役同我们的战争目的那些不协调的方面，制定中国周边的总战略，做到内在的统一性。
中国迟早要给日本乃至全世界一个根本态度的宣告，就是一个长远视域下关于日本可以是什么样的根本态度的宣告。这很重要，早了晚了都不行。外国说中国“不透明”，对中国不放心。那么，中国就是要明确让日本搞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成为一个中国能够接受的“正常国家”。反过来，我们也要想清楚日本民族可以期望一个怎样的强大的中国。还要向日本讲日本要靠美国，但长期靠美国完全靠得住吗？
中国和日本交往悠久，尤其具有复杂性。过去中国做日本工作，有时候重大的成就是一分一分得来的。在当前中日对抗情况之下，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大体已经放弃与日本的交流活动。反观历史，毛泽东、周恩来跟日本打过很多年仗，但他们还是认真做日本的工作。如果说情况困难就基本停止做日本公众的工作，那中国永远干不了事。这不仅是针对日本，更代表一种作风，对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如缅甸、蒙古(美国总统过去十年去过蒙古一次，副总理去过两次)。中国人做事情有时候干得成功，有时候干得不太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不是认真。中国13亿人口，不能光靠政府。
要继承毛泽东、周恩来那样伟大的国务家和爱国主义者的好作风。从古到今，好的战略家、好的国家，都很有计谋，有战略，能团结人。中国与日本加强领域对领域、地方对地方、企业对企业、人对人的这种交往，是有作用的，应持之以恒。中国20世纪80年代播的种子，有的长得好，有的长得不好，到了90年代有的就烂在地里了，到了日本右翼领导人，就基本没有效果了，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播种和培育工作还是要持之以恒、滴水穿石地去做。
三 中日对抗的思维方式和战略策略问题
钓鱼岛争端引发的中日之间的对抗，有两个背景：一是中国的军事力量持续增长，美国也这样看；二是日本战后走和平主义、自由国际主义，日本人长期在和平主义的思潮下，不会全然忘了和平主义。但是，日本人感到，战后的道路除了让日本把日子过好之外，没有让国民得到真正的放心和安全，没有使日本能够至少在经济和外交上继续在亚洲特别突出。实际上，对美国的安全承诺，日本人很怀疑，在一些日本人眼里只有中国，觉得中国威胁日本的安全，这跟过去很不一样。
回顾钓鱼岛争端，在中日对抗形成后，中国对待钓鱼岛问题的战略虽然正确，但主流思维方式有一些值得反思。
首先，中国应注重外在根本环境的规定作用。规定作用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美国。但崛起的中国、巨型的中国怎么做、做什么，也对周边有极大的规定作用。第二，日本是效率低的国家，在日本国内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是难得的，而对此中国注意得还不太够。第三，战争是一个互动过程，一方的行为会影响另一方对它的行为方式，中日之间的互动值得注意。第四，提及国内政治的动力和制约，中国对相关各种情况讨论得很不够。中国国内的情况也很复杂，战略需求有国内制约，要在这种矛盾之下做好工作。第五，中国特别多地讲实力，尤其是硬实力，软实力则讲得比较少，特别是外交上，虽然中国GDP超过了日本，但中国在外交上对日本的软实力得分不多。另外，中国地缘优势不够，虽然中国比日本发展势头好，但体量大，使中国战略发展容易分散，中国进行战略安排的客观困难比日本要大。
在日本问题上，许多人惯常地缺乏必要的“文学透视”③，特别是对当前日本民族心理的透视，这尤其依赖置身其中式的观察、调研、理解和适当的想象。这种缺乏广义的“文学透视”的思维方式不会注意到一点，即时代性和历史性的根本环境对民族心理的规定作用。笼统地说，这种根本环境大略是：(1)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近些年，日本在世界政治经济大局中的国家方向、国内状态和对外态势；(2)世界政治经济大局的急剧变化，还有日本在其中甚为窘困的处境和地位。至于这些根本环境与其变化规定的日本民族心理，则可以归结为日本民众几乎人人都会自问的两个问题：上述国家方向、国内状态和对外态势带给了他们什么？他们能否继续适应自己设想的民族所需状态？
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的角度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60余年，即在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经济体系和美国优势显赫的时代，日本奉行“贸易立国”④式的商业福利与和平主义国家方向，对外注重倡导生态保护，施行发展援助，传播日本文化，追求国际性软实力，但这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他们现在亲历亲见的最基本状况和趋势如下所述或至少包括下列事态：20余年超长久经济衰退，世界商业市场大为紧缩，巨型中国的经济力、军事力和国际影响急剧持续上升，美国优势显著相对缩减，美国对日保护义务的可信性潜在动摇，日本军事安全环境在日本人看来甚为严酷和恶化(更何况他们的战后附庸地位导致或加剧了他们的偏执多疑)，日本国际地位、国际形象和国际威望显著急速下落。不仅如此，他们所见的这些基本状况和趋势，全都可以是经久结构性而非短暂情势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当然易于倾听和接受右翼的多方劝说和鼓动，易于按照右翼的意愿去考虑接受日本的国家方向变迁。
与此相关，在中国值得反思的思维方式中，还有很重要的另外两点：第一是日本国内日益趋于形成右倾化、民族主义化和“正常国家”(实为大国权利)军事化这一危险的共识实属难得。这里的“难得”是指，在享有大致以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生活方式历经60余年之后，日本大多数公众要改而接受右翼鼓动的新国家方向，特别是在中国强劲崛起、美国优势缩减和美国军事保护的可信性逐渐趋于动摇的时代，就需要有安全领域的严重刺激，首先是来自海空军事和所谓“海洋领土”方面的。
第二点甚至更有悖经验性常识(common sense)，即在当前时期的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上，许多人似乎忘了国际政治一般固有的互动性质和互动机理，那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探究中就战争的本性反复强调的。就此需要指出，中日两国以外的绝大部分国家大致都认为，已历经数年的中日对抗，特别是2012年9月以来的中日对抗，起初是由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势力挑起的，或者说出自日本改变现状的挑衅性行为，然而其加剧、升级和经久维持却源自中日互动。我们需要在思维、判断和战略政策拟定中记住这一点，按照我们的大义和正当利益，真正地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说服或影响绝大部分世界其他国家。
不仅如此，还有两项也应该纳入需要调整的思维方式之列。首先，许多人只单方面地看待或谈论中日对抗的国内政治动能，亦即就此只看或只谈论日本方面，却忽视或不谈论中国国内的情况。当前，中国的特征之一在于大众民族主义持久勃然上扬，给当今和未来的中国既赋予一大力量，也增添一些麻烦。与此密切相关，并且大增其动能的是，中国大众传媒迅捷发展且日益多样化。还有，尽管与此大致无关，政府部门和政府机构日益多样化，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较之先前遇到更多的困难。在中国对外政策的日本问题上，这些情况可谓尤甚。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和估量这一点，否则至少难以充分认识中日对抗有多么强有力的动能，难以充分预估要处理中日关系难题需要在国内做何等的努力。
其次，不仅在对日关系方面，而且在中国的整个对外关系体系中，许多人真正重视的大致只是实力，不很明白在世界上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实力、朋友、才能三者不可缺一。不仅如此，许多人虽然时时念诵“软实力”一语，可是内心并非真正足够重视软实力，尤其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特别是自2012年9月因日本政府非法宣布钓鱼岛“国有化”而爆发中日两国间又一轮对抗以来，中国是否还要保持一种决心或意愿，即前文所述要持久和认真地做日本民众工作？而且这方面的欠缺还关系到思维方式上的又一个问题——多少忽视了日本作为自由民主制国家在舆论形成和政策形成方面的复杂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悍然参拜靖国神社，挑战世界正义，加剧中日对抗和韩日对立，因而受到包括美国等各大国政府在内的广泛的国际指责和世界舆论批评。这就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至少战术性)机遇。2012年9月爆发中日两国间又一番对抗以来，就“作战主动”问题而言，中日两国大致在军事及准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分享”主动权。现在，由于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局面已被扭转，即中国取得外交主动权。为此，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在坚持实地的钓鱼岛斗争和东海斗争的同时，方式适当、程度适当和为时适当地进行调整行为主动，同时更加注意已经显著加大的相关外交努力的态势和话语。在后一方面，应本着邓小平式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凡做事须看具体环境，讲具体实效，重具体结果，高度注意和努力加大国际社会、国际舆论对中国有关外交态势和话语的认同程度和接受程度。在这方面，要力求避免一种粗糙和简单化的情况，避免由着性子自说自话而不顾效果。
新形势下，中国在钓鱼岛问题斗争上的常态性战略策略也需要相应地做些调整。为此，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基本问题：日本在悖逆历史、激进修宪和与中国对抗的方向上“被动员”是出于怎样的动能？就近期而言，主要的动能来自安倍的大力操作以及中国的“外压”。中国的“外压”即对日斗争，当前需要转移重心，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始，要使之在今后一个时期被置于阻滞安倍的操作及其国内外鼓噪的位置上，争取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孤立安倍，就像多年前中国成功地争取到孤立反复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那样。这实际上就是按照形势提出的需要和提供的便利，程度适当和方式适当地缓减上述“中国动能”。
为此，目前中国似应：(1)坚持宣示主权的钓鱼岛海上巡航常态化，适当调整巡航，严格避免中日之间在东海上空的军机冲突；(2)灵活地在实践中暂不坚持贯彻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最大版”，主要是其中关于外国民航飞机的某些规定；(3)在绝不与安倍作中日最高级会晤的同时，恢复实际上自2013年夏季以来一直中止的中日较高层外交接触，以利控制对抗、防止对抗升级为军事冲突⑤；(4)正确地报道中国自身的军力建设，这不仅关系到对日关系，也关系到中国对美关系和外交全局，即如何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制止“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严重加剧，并且转化为非常顶真的对华军事及战略竞赛？或者说，如何争取中国人民增强中国军力和战略性军事活动范围的强烈愿望与中国复杂的战略性外交需要相对平衡起来？⑥(5)与以上诸项皆密切相关，利用美国对安倍倒行逆施的战略忧虑，争取美国在中日对抗问题上摆回到不那么同情和偏袒日本的原有立场(即在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2013年1月18日声明⑦以前的立场)，以有力地参与阻滞甚或制止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大倒退和激进修宪趋向。
就此需要指出一点，目前安倍因参拜靖国神社陷入的严重国际窘境是相对的，甚或很可能是暂时的，因为他会调整，他虽然依赖日本右翼，但也和日本右翼乃至整个日本一起空前程度地在战略及外交上依赖美国。安倍的最大外交难题，将是国际社会对他梦寐以求的未来激进修宪的可预料反应。与此同时，东海对抗或对立给中国带来的国际反应方面的困难是较长期的，因为在中国中远程军力加强和大众民族主义持续上扬的背景下，中国迟早会做这桩紧密涉及美国及其战略伙伴国日益担忧的一大历史性事态，亦即中国在本国沿岸狭窄水域(offshore water)以外的、对中国来说天经地义的战略空间有限扩展。因此，不应当过高估计中国突然拥有了的、安倍经参拜靖国神社“送来”的外交优势条件。
四 今后的中日关系展望
日本在中国整体外交格局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拥有双重身份，既与中国维持着大国关系，同时也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可见，日本在中国外交中非常重要。因此，中国在处理双边对峙关系的时候，尽管中日矛盾摩擦不断凸显，但还是要考虑到中日关系不仅仅是竞争关系，还有合作。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还是要强调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中国有市场，但还需要向日本学习，中国可利用的空间还非常大，未来十几年或者更长时间，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⑧，还是应该稳定中日关系，甚至利用这一块。而且，日本是中国很重要的周边国家，稳住日本对于中国经营周边有非常大的帮助。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发展未来的中日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对策：
第一，应该要把握大局，保持耐心，努力创造谈判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契机，维护我战略机遇期。在对日斗争中，中国保持非常清醒的大局观非常重要，必须处理好国家发展利益和主权维护利益之间的关系，要清醒地知道国家发展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利益。但是，主权问题的高度刚性，决定中日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纠纷短期内不可能得以解决。所以，我们应该设立一个长远的目标，努力创造谈判的契机，并且延长这样一个进程，以时间换取空间。
现在，日本利用主权问题干扰中国发展进程的动机是十分显见的。所以，中国应该冷静地应对，开展有理有据的斗争。针对日本的种种挑衅言行，要严格区分性质，对于涉及主权的原则性问题要高度警觉、准确研判。日本政要经常用言语方式来故意刺激中国，有时候对此进行冷处理反而是很好的办法。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的态势很好，只要我们坚持“不挑事但也不怕事”的基本原则，保持战略耐心，稳守既有的成果，坚持常态化的维权、执法行动，结合外交上的主动作为，中国就能够稳住当前的局势。目前的僵持阶段也是一个时间收益，将来中国与日本谈判也是为了时间的问题，只要把握大局，不要出现意外事件，对中国是有利的。
第二，在周边外交领域，中国应该有所作为。其实，中日之间的关系从根子上讲是中美关系的问题。美国是做局的，既然做了这个局，中国就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对其抱有任何期待。但是，我们要看到美国的战略设计，美国是想让中日长期争斗，但又不至于破局，在双方彼此消耗中，达到牵制中国和控制日本的双重目的。所以，美国在中日领土纠纷中，可能会选边站在日本方面，但同时也需要兼顾中国的感受。当前尽管中美间的结构性矛盾日趋凸显，但建立新型大国的基本条件都存在，美国对中国既牵制又避免与中国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战略红线非常清晰。所以，中国应该加强中美多方面领域的合作关系，只要中美关系搞好了，日本应该不会掀起太大的波浪。此外，韩国和日本同样存在着领土问题，而且长期有争议，中国应该考虑联手韩国保持对日压力。
第三，在军事方面，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可能在现阶段挑起全面军事冲突，但作为一个解决领土问题争端的途径，中国应该抓紧做好对日的军事斗争准备。比如，当前在东海方面，中国要加强军事力量。这是因为，中日军事实力不可能单纯在两国之间做对比，其中还涉及美国的因素。而且，仅就中国和日本来对比的话，目前中国在一些实力上还确实不如日本，比如中国的海上力量、远程战略监视等能力都弱于对方。但是，中国也有中国的长处，中国在战略打击方面比日本强，所以军事方面的准备中国应该扎扎实实地做。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中日关系不可能回到20世纪70年代，也不要幻想会像80年代以经济合作为主，未来中日之间必将是合作和摩擦并存，而且是摩擦为主、合作为辅并不断变化。在合作层面上，当然有相当大的合作空间，比如区域性合作。2013年两国贸易呈现上升态势。所以，从双边经济合作来讲，日本离不开中国，但中国也不要幻想回到过去。中国要转变观念，不要按照过去对日本的老传统思维面对今天的现实。中国必须要掌握这种趋势，然后寻出一种新的思路。从过去讲友好变成讲利益，中国要现实一点，现在的思维要更多换成利益，换成中国的发展，然后适当考虑“政经分开”。在有些问题上可以“拉”，往回收一收。
展望中日关系，可以看到几个趋势：(1)中日之间斗争和合作并存的现象会持续下去，但主要是斗争问题；(2)中日关系将来会走向缓和，但是要有一个合适契机和基本前提。“岛争”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从中日关系整体来看，应该说两国关系有向正常轨道往前发展的可能性。从长远来看，中日两国通过外交努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这个问题不至于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另外，中日冲突尤其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值得关注的是，这几年有几个时间敏感的事件：201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2015年是抗战胜利日本投降70周年，2016年日本要举行议会选举。连续三年之内，日本有可能利用一些时机继续做出一些动作来干扰中国的发展。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态势不会改变，修宪的步伐也不会停止。靖国神社问题目前不单单是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是被日本作为一张牌来干扰中国。
同样，日本打破战后国际秩序成为“正常国家”的目标不会改变，阻遏中国和平发展的举动不会停止，依靠美国主导亚洲乃至成为世界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臆想不会舍弃，以东南亚、印度、澳大利亚等为重点构筑“中国包围网”的企图也不会罢休。
在军事领域，日本基本目标是建设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能够在世界确保其利益以及与中国抗衡的军事实力。为此，日本近期会与美国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日美同盟军事关系，并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行使、将自卫队打造成“国防军”，为达成大国目标准备硬实力。同时，在军事力量建设上，日本着重加强信息化建设、远程化武器装备以及大型化武器装备。虽然日本在拥有战略进攻性武器方面还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碍，但在常规力量的建设方面会下大力气，以培植一个不落后于时代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在联合作战领域，近年日本出台了很多重要的措施，包括具体的一些准备，都在扎实进行当中。这些都值得中国高度警惕。
注释：
①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于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这是党中央为做好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②参见《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5日。
③“在国际问题研究的种种基本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当中，必须有广义的‘文学透视’方法……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人世间事以人——具有异常复杂的社会属性和更为复杂的心理属性的人为主角，更何况关于民族和民族国家的人世间事是以千百万性质如此的人和他们之间错综交织、能动易变的交往为内涵，充满或许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一语去表述的远非完全受制于‘规律’的一切：人类行为和人类关系中高度微妙、模糊可变和难以预料的一切。如果没有广义的文学透视方法，有谁敢宣称能非常接近认识它们的真相和奥秘？”参见时殷弘：《文学透视方法与美国精神辨识》，《江海学刊》2011年第4期，第24页。
④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5.
⑤控制对抗、防止对抗升级为军事冲突的问题非常重要。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前三周，笔者在与一位西方学者的电邮通讯中写道：“这一争端在未来长期不可能解决，因而控制中日对抗和防止它升级为军事冲突是北京、东京和华盛顿面对的唯一实际可行的任务。然而，考虑到国内和国际动能、中日敌对、对抗的现有烈度以及事故性冲突的增大了的风险，这任务将很不易完成。”“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些，反过来说控制意识可能在所有三个首都皆被增强。可是不幸的是，由于几乎完全缺乏外交和防务沟通，加上可燃的国内舆论的充分供给，控制对抗的努力将是在两大对抗者之间不同步的。”“近期的未来不确定，但对日本、中国和美国来说，防止军事冲突的利害关系都显然很大。什么利害关系？两个东亚大国之间的最低限度和平，甚至中美之间的最低限度和平，加上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各自的皆为经济和社会性质的国内优先。因此，维持中日之间的一种冷和平或冷战在可预见的未来(近期未来)依然很可达到。”
⑥参见时殷弘：《当今世界政治形势与中美关系前景》，《战略研究》2013年第3期，第9、11页。
⑦希拉里·克林顿声称：“我重申美国关于尖阁群岛(钓鱼岛)和我们的条约责任的历来已久的政策。有如我先前多次说过的那样，虽然美国不在该岛(钓鱼岛)的最终主权问题上采取立场，但我们承认它处于日本的行政控制之下，我们反对任何谋求损害日本行政控制的单边行动。”参见：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after Their Meeting",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 D.C.,January 18 2013,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3/01/203050.htm。
⑧“两个一百年”是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十八大报告重申的奋斗目标：一是到2020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二是到21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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