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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反法西斯国家为了战胜最凶恶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不仅坚持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而且广泛地、卓有成效地运用政治、经济、外交、舆论宣传等各种斗争形式，在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深刻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各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不仅是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而且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防止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是消除战争隐患的关键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发展直至灭亡的一种国际范围的反动的历史现象，是帝国主义制度全面危机的产物。它包括法西斯主义思潮、法西斯运动、法西斯政权等相互联系的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镇压革命，对外扩张，发动战争，争霸世界，是法西斯国家新老统治集团的共同本质和法西斯政权的根本属性。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扩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根源。
法西斯主义政治纲领的核心是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鼻祖墨索里尼赤裸裸地宣扬“扩张有理”论：“古罗马的传统是一种力量的概念。在法西斯主义的学说中帝国不但是领土的或军事上或贸易的表现，而且是精神的或道德的表现。”“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帝国的倾向，即各民族扩张的倾向，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而其反面，或守在家里，则是一种没落的标志。”（注：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百科全书》词条。）他鼓吹意大利人是高贵人种，纯粹的雅利安人的嫡系，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生存空间”，拥有对外扩张的权力，恢复罗马帝国的霸业。这种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赤裸裸颂扬，充分暴露了法西斯集团的丑恶的灵魂。
希特勒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更是暴露无遗。希特勒的基本思想是，雅利安人，即当代的日尔曼人，是上帝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必然成为“世界的盟主”，“必为万国所拥护”（注：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44～146页、第177页。）。德国这个创造世界的雅利安种族的核心， 不仅要求民族原有疆界的完整，而且要超越“种族的核心”地带，以强力扩大“生存空间”，向东反对“低值种族”的斯拉夫人，在内部反对被宣布为“头号世界之敌”的犹太人。当德国在世界上占优势之时，人类的发展就将达到鼎盛时期。德国发展史即世界发展史。希特勒强调，“只有在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从什么地方取得生存空间？用什么手段取得？希特勒直言不讳：“不能用和平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大自然并没有为任何民族或种族保留这片土地的未来所有权；相反，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注：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2卷，转引自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第120页、第121页。），“保证德国的生存空间是我们的最高原则”（注：《希特勒的演说与声明》，第1185页。）。由此可见，侵略扩张，发动战争，实行种族灭绝，妄图征服世界，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本属性。
日本法西斯萌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从20年代起，日本许多法西斯军人团体、报刊、戏剧、电影就狂热地煽动反动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等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它们极力制造战争谬论，毒化人民群众的思想，驱使人民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大肆宣扬“世界以我为中心”的所谓大日本精神，宣称日皇是“神圣帝国有其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优越性，高站于世界之巅”，而所有其他的国家则“宛如朝霞，瞬息即逝”。广泛散布“战争是创业之父、文化之母”，颂扬1894、1904和1914年战争，胡说什么日本应该每10年经受一次“战争的和风”，军人对天皇要无限信仰，随时准备为之战死。这种反动思想的极力鼓吹者、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北一辉和大川周明两个法西斯理论家。他们鼓吹“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使命”，“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主张日本不仅应吞并中国，还应侵占西伯利亚和南洋群岛。要“打倒欧美帝国列强，建设东亚新秩序”、“天国总是存在于剑影之中。”他们在一部分青年军官的法西斯分子中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在这帮法西斯分子的鼓噪声中，日本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笼。1930年，日本最大的法西斯组织樱会成立，并得到陆相宇垣一成大将等军部首脑的支持，表明日本法西斯已控制了军部。军部上层将领倒向法西斯不仅意味着日本法西斯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且也意味着日本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的临近。从此，日本法西斯便把侵占中国东北和妄图灭亡全中国的战争提上了日程。日本的法西斯势力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巨大推动力。1931年9月18日， 日本法西斯在我国东北制造“柳条湖事件”，公开走上了武力侵华的道路。这是日本企图实现称霸亚洲和世界的第一步。反过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又为日本法西斯的上台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日本法西斯为了吞并中国，经过长期多方面的准备和精心策划之后，于1937年7月7日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可见，日本法西斯的崛起，是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的重要根源之一。日本的法西斯势力在战争过程中，加强和完善其法西斯体制，而日本政权的进一步法西斯化又促进了侵华战争的升级，直到侵略战争惨败，其法西斯体制亦宣告崩溃。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战争史正是这样的一部恶性循环史。
总而言之，德、日、意这三个法西斯政权无一不与扩张和发动侵略战争密切相连。扩张版图、称霸世界，是它们的共同目标，而达到这个目标的主要手段，就是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换句话说，发动侵略战争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本属性。规模空前、危害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德、日、意法西斯发动的。
反法西斯的世界各国人民同仇敌忾，摧毁了法西斯政权的统治，终于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赢得了和平，赢得了进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了一个战争与动乱的旧时期，开辟了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历史新时期。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时至今日，法西斯主义并未从世界上彻底根除。战后，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值得世人警惕的新法西斯主义思潮及其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意大利、德国、法国、美国、比利时、奥地利和荷兰等60多个国家，存在着新法西斯主义及其组织的活动（注：[德]D·艾希霍尔茨和K·戈斯魏勒主编：《法西斯主义研究》，柏林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7页。）。特别是日本少数右翼分子一直在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活动尤为猖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其他战败国相反，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所致，军国主义历史传统和社会基础都非常深的日本，不仅从未对国内的法西斯分子及思潮进行清算，而且对那场使亚洲各国惨遭蹂躏、本国国民也深受其害的战争，从未认真清理过。许多罪恶累累的战犯很快被解除“整肃”，重返政界，有的甚至还当上了首相。每年的8月15日，都有那么几个日本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堂而皇之、 大摇大摆地走进靖国神社，向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亡灵顶礼膜拜。甚至有的日本首相也踏进这个实为日本历史上对外侵略扩张象征的所在，影响极为恶劣。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政治倾向的信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国内一些人，包括某些身居高位的政客，一直打着维护国体的旗号，竭力推行战前的军国主义教育。从1948年起，日本文部省就不断要求修改教科书中有关批评军国主义的内容，到50年代，右派政要也曾利用舆论工具公开掩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80年代以来，文部省又多次掀起修改学生教科书的风波。修改后的教科书歪曲历史，美化日本的侵略扩张，删去有关发动战争的责任的内容，将“侵略”一词统统改成了“进入”，把发动“太平洋战争”表达为从欧洲列强统治下“解放亚洲”的战争。至今，日本高中的历史课只教到明治维新，考大学也不考现代史。改头换面、遮遮掩掩的历史教育，使日本多数青年只知本国遭受过原子弹的轰炸，而对日本当年给中国和其他亚洲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却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据1995年初日本NHK广播公司对1800 名东京青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对日本在“二战”时犯下的侵略罪行“深感痛心”的仅占20%，表示“不了解”和“与我无关”者竟高达31%，有22%的日本人认为“没有必要”把日本在二战时的教训告诉日本下一代人。正是日本在二战史教育方面的误导，使二战残留的军国主义余毒在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尚有一定的市场。日本新法西斯主义组织有“蓝色冲锋队”、“夏季冲锋队协会同盟”等。右翼团体就更多了，60年代时为400个，而现今竟骤增到800多个，其成员更是以每年12万人的速度递增。1996年，日本自民党甚至还要求赴日访问的外国元首和政界要员参拜靖国神社。1998年8月，小渊内阁21名成员中有13 人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势力还利用文艺、报刊等媒体制造军国主义舆论。日本自民党105名议员组成“历史研究委员会”， 编写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极尽否认侵略历史、为侵略罪行翻案之能事。5月， 又公映日本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并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宣扬日本无罪论。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时，日本不肯在中日发表的《联合宣言》写入“道歉”一词，并从1998年底在日本形成一股“正确认识历史”的逆反心理，认为中国向日本提出的“历史问题”是“不合理要求”。1999年9月， 鸠山由纪夫要角逐自民党党魁前夕公开表明支持修改宪法的立场，并明确提出宪法第9 条禁止日本拥有军力的条文应改为“保持海陆空军及其他战力”，为日本正式修宪铺路。10月，小渊惠三改组内阁刚刚完毕，新政府两名新政客即针对战争和历史的敏感问题发表“惊人言论”；其一是日本防卫厅政务次官西村真悟公然宣扬“核武装论”，即日本要玩核武器；其二是自民党政调会长龟井静香竟发表《日本侵略亚洲否定论》，妄谈日本侵略亚洲“只是攻打欧美在亚洲的殖民地”，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公然否定侵略。此外，尤为令人注目的是，1999年日本国会还一口气通过了诸如《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5月24日）》、 《宪法调查会设立法（7月29日）》以及规定太阳旗为国旗、 《君之代》为国歌的《国旗与国歌法（8月9日）》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敏感法案。所有这些法案，都是日本要进行“政治总决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2000年1 月日本最高法院再次无理驳回因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而被反诬损害他人名誉罪的东史郎等人的上诉，并对他判处50 万日元的罚款。 2000年1月23日， 日本的一小撮极右势力竟在“宣传反战追求和平”的公立设施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所谓“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彻底检证集会”，妄图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这一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在意大利，意大利社会运动（MSI ）是最大的新法西斯主义组织，它与250个极右恐怖集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多数成员是墨索里尼的信徒。他们极力美化法西斯制度，表现出明显的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此外，在意大利还有墨索里尼战斗协会、意大利复仇者协会等法西斯组织。在德国，新法西斯分子经常聚集一地，偷放、复制纳粹党和第三帝国时期的影片，对有关冲锋队列队行进、希特勒演讲和战争场面的影片百看不厌。他们还自拍影片、制作录像、灌制唱片，相互传看传听，千方百计地宣扬法西斯暴力，美化侵略战争。德国新法西斯组织还定期出版《纳粹战斗呼唤》、《褐色营》、《德意志之声》等多种报刊杂志，有的每周发行量高达17万份，成为德国庞大的新闻媒介之一。他们强烈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负有“战争罪责”言论，要求“全部释放纳粹战犯”。他们狂妄叫嚣，应该“系统地准备战争”，准备“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其恶劣影响不可小视。在英国有民族阵线、英国运动、大英国民族党、英国军事志愿者协会、英国好斗集团“克鲁姆88号”、青年民族联盟新法西斯组织。在法国有手工业者与商人保卫同盟、法兰西行动、法国民族社会主义党等法西斯组织。此外，还有美国的反共产主义阵线、民族社会主义党、国际自由运动等；阿根廷的反共产主义联盟和民族社会主义阵线；比利时佛兰德人民党；巴西的反共产主义联盟、骑兵敢死中队和维持传统、家庭和财产协会；智利的自由党；芬兰的爱国人民阵线；希腊的民族政治同盟、民族人民党、新秩序等；哥伦比亚的祖国与秩序党、黎巴嫩的雪松护卫者同盟和精锐骑兵队党；挪威的诺尔斯阵线；奥地利的新权利运动、欧洲自由集团、人民觉悟工人党和人民社会主义运动；葡萄牙的蓝色解放阵线、解放民主运动和保卫西方文明行动司令部；南非的地狱天使协会；瑞典的民族协会，瑞士的民族运动，等等。
诚然，战后出现的新法西斯主义及其组织的活动近年又有重趋活跃之势，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尚处于法西斯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阶段，还没有发展到群众大规模地涌向新法西斯主义组织的地步，新法西斯主义尚未构成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和世界和平的直接威胁。尽管如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密切关注其现状及动向，对它可能造成的危害决不能低估，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做到防患于未然。绝不容许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绝不容许历史的悲剧重演！务必时刻牢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告诫：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而防止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是清除战争隐患的关键。
二、反对绥靖政策，及时制止大国争霸的局部侵略战争，是消除大战隐患的重要举措
绥靖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法、美等西方国家推行的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它的基本特点是：对法西斯侵略姑息纵容，委曲求全；背信弃义，以出卖、牺牲盟国和小国的独立、领土和主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顽固坚持反苏、反共，包藏“祸水东引”的祸心。实际上，绥靖政策助长了德、意、日法西斯的霸权野心，纵容法西斯国家发动局部侵略战争，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绥靖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起的恶劣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姑息纵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促进了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战争；（二）姑息纵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不仅出卖了弱小的阿比西尼亚，而且鼓舞了德、意法西斯的侵略野心；（三）姑息纵容德、意出兵干涉西班牙内战，促进德、意结成“柏林—罗马”轴心；（四）姑息纵容和支持德国法西斯重新武装、占领来因兰非军事区、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鼓励、推动和加速了希特勒下定发动大战的决心。
英、法等西方国家推行绥靖政策时间长，造成严重恶果，是有其国内根源和时代背景的：（一）英、法等国实力日益衰退而又想维护其霸权地位，因此选择了损人而实际上不利己的绥靖政策；（二）英、法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普遍存在厌战畏战情绪和和平主义幻想，这也影响和制约政府采取息事宁人而实际上是火上加油的绥靖政策；（三）英、法等国企图利用法西斯力量对付社会主义力量，推行“祸水东引”，而实际上也是引火烧身的绥靖政策。
绥靖政策是英、法等国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为保住其霸权地位而采取的一种嫁祸于人并坐收渔人之利的帝国主义政策，是法西斯政策的帮凶。这就是结论，也是历史事实。以史为鉴，反对绥靖政策，制止大国争霸的局部侵略战争，是消除大战隐患的重要举措。
三、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是制止或推迟大战爆发和赢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协力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和平与进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举。它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和斗争策略，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未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未能制止或推迟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轴心国和同盟国两大对立集团之间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要对付德、意、日如此凶恶的敌人，需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共同奋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时代的需要。德意日法西斯对内专制独裁，对外侵略扩张，无论对苏联还是对英、法、美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均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就是说，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当时世界上完全具备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是，由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政治短视和基于民族利己主义的考虑，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外交上的某些严重失误所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却迟迟未能建立起来。德、意、日法西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提前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迟迟未能形成，是大战初期被侵略国家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诚然，二战初期被侵略国家屡屡受挫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诸如错误估计形势，国防观念不强；军事思想保守，军事理论落后；指挥不够稳定，效率低下；对敌主要突击方向判断有误，造成战争初期的忙乱与被动；等等。但其中，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迟迟未能建立，是造成二战初期被侵略国家被动、失利和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战胜德、意、日轴心国的重要保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反法西斯力量历经周折，终于联合起来，建立起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后，尽管盟国之间尚存在某些分歧，但却能坚持打败轴心国的原则立场，在经济上互相支援，在政治上互相协商，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对迅速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为反侵略国家的外交政策和斗争策略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实践表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打击共同敌人的有力武器，是战胜德、意、日轴心国的重要保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各国人民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世界各国人民必须联合起来，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在侵略者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时，力求防患于未然；在侵略者已发动局部战争的情况下，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制止战争，绝对不能靠牺牲别国安全来摆脱自身的危险。否则，最终只能自食其果。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爱好和平的各国政府和人民只有同心协力，共同维护，方能成功，别无他途。
四、实行全民动员，开展全民战争，是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反侵略战争是民族抵抗和解放战争，只有动员全民、依靠全民、实施全民抗战，才能赢得战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人们的重要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是法西斯国家还是反法西斯国家，从现象上看，反法西斯国家开始受挫而最终获胜，除了法西斯非正义战争必败，反法西斯正义战争必胜这条根本规律之外，在实施全民动员的时机、指导思想、计划组织及开展武装斗争的形式等方面，均有一些经验教训可以吸取。
（一）实行战争动员，开展全民战争，要以对战争形势的清醒的估计为基础
实行全民动员，有一个时机的把握和抉择的问题，对战争形势有清醒、正确的判断，就会在恰当的时机实行全民动员，开展全民战争。而对战争形势失察，则会丧失警惕，贻误实施全民动员的时机，在敌人来犯时就会措手不及，痛失国土，惨遭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普遍存在厌战畏战情绪，认为战争会限制人们的自由，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对战备持非常消极的态度。面对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战争威胁，法国首相达拉第认为，如果与德国打仗，只会对苏联有利；为了避免战争，必须寻求外交妥协。法国1928年就提出了国家动员法案，但直到1938年才予以通过；而实际的战争动员开始得更晚，丧失了实行全民动员进行战争准备的有利时机。1940年5、6月间，号称欧洲最大的陆军强国的法国，在战争中只坚持了42天，便宣布向德国投降。
苏联在理论上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因而在战前也作了一些准备；但在实际上对当时的战争形势认识不清，总认为战争不会过早地爆发。由于对战争爆发时机的判断失误，所以苏联在遭受德国突然袭击之前没有来得及进行全民动员，就是一般的战争动员做得也不够。例如，苏联部队临战前仍缺编严重，战备训练脱离现代战争的实际，缺乏对打集群坦克、反空袭和组织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训练，忽视了研究预想敌人的作战特点。各级指挥人员和司令部人员军事理论水平、指挥作战能力较低，文化科学知识较差，大部分尚不具备与其职务相称的战役、战术修养。部队战备观念较差，作风松散。基辅特别军区第8集团军， 在纳粹德国军队入侵苏联前几个小时仍然照常开晚会；空军飞行员大部分在休息；许多连队的干部不在位，回家过周末去了。由于对战争动员的时机抉择失误，苏联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从1941年6月22日开战， 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德军向苏联境内迅猛突击，在西北方向推进约400 —450公里，在西方向推进450—600公里，在西南方向推进300—350 公里。苏军遭到重大损失，西部边境军区170个师中，有28个师被歼，70 个师人员武器损失过半。这些对整个战局造成了严重的、深远的影响。
（二）实行全民动员，开展全民战争，要以正确的军事思想为指导
战争动员是在一定的军事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只有先进的军事思想，才能广泛地动员民众，开展全民战争。军事思想落后，就会限制和影响动员民众参加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被袭击的一些国家，由于军事思想比较落后而未能依靠全民、发动全民进行反侵略战争；只是在法西斯国家坦克、火炮、飞机的威逼下，它们才端正了军事思想，依靠全民进行战争，因而赢得了胜利。
波兰领导人在战前对纳粹德国将大量使用坦克、飞机进行“闪电战”一无所知。他们仍然认为，战争会象1920年波兰对苏俄作战时那样缓慢地展开。设想敌人会先以轻骑兵进行活动，然后以重骑兵实施冲击；波军则在国境线进行作战，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动员和展开，等待英、法军队到达后，击退敌人，转入反攻。在这种陈腐军事思想指导下，波兰自然不会动员民众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因而在遭到德国大量坦克进攻时，竟用骑兵实施反冲击。这怎能不招致灭亡呢？！
法国军事领导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进行了阵地战。他们把阵地战取胜当成了永恒的真理，认为阵地战在未来作战中仍然是保证法国安全的最有效的作战样式。在这种“防御比进攻更有效”的思想指导下，法国不是广泛地动员民众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而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了一条马奇诺防线，将大部分兵力拴在这条防线上，忽视了战役纵深的防御和全民的抵抗。因此，一旦马奇诺防线被突破，法军的阵地防御也就迅速崩溃了。
美国在战争初期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在法国战败之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声称，当战争和和平的选择权还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当避免冲突。同时，美国一向把欧洲作为战略重点，在亚太地区采取防御战略，总认为日本可能配合德国进攻苏联，因此对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侵略企图虽然有所察觉，但估计不足。直到1941年12月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国太平洋舰队一时陷于瘫痪之后，美国才摆脱了“孤立主义”，领导层统一了战略思想，树立了把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从此，美国开始了空前的全民动员，全力投入反法西斯战争，进一步壮大了反法西斯阵线的力量，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
苏联领导人也没有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的旧观念的影响，对战争初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缺乏科学认识，片面强调进攻之利，忽视积极防御。他们认为，在战争开始时，还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有一个边境交战的阶段，作战双方只使用部分兵力进行边境交战，敌军主力和苏军一样，需要在15—20天才能完全展开投入交战。根据这样的军事思想，苏联当然不会在临战前动员全民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就是军队的动员也很不充分，以致在战争初期抵挡不住纳粹德国军队的“闪电”进攻，遭受严重损失。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创造的先进的军事思想，对动员民众开展人民战争取得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发行，1991年版，第511页。）。 他十分重视对广大民众的动员、组织和武装。“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发行，1991 年版， 第408页。），他强调军队与民众要结合。“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 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发行，1991年版，第509页。）。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发行，1991年版，第512页。 ）这个著名论断揭示了人民群众与战争胜负的内在联系，不仅是动员民众、开展全民战争的理论依据，而且也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三）实行全民动员，开展全民战争，要有强有力的领导
人民群众存在着巨大的战争潜力。但是要把这种潜力转化为现实作战能力，就需要国家有强有力的计划组织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民众动员的实践表明，民众的战争潜力因国家计划组织能力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国家的计划组织能力强，民众战争潜力发挥就好；反之，民众战争潜力发挥就差，有的甚至得不到发挥。例如，波兰政府软弱无力，民众的战争潜力没有能得到发挥便亡国了。
国家的组织能力虽然可以决定民众战争潜力的发挥程度，但不能超过民众战争潜力的限度。因此，战争指导者在动员民众时必须加强计划性，使自己的主观企图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之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表明，在战争初期民众的动员固然十分重要，但这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更关键的还是在战争过程中民众战争潜力的有效计划组织，使潜力逐步发挥出来，使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向转化，从而扭转战局，在最后的决战中取胜。
苏联由于临战动员不力，在战争开始时，曾遭受严重挫折。但苏联迅即采取紧急措施，在全国开展总动员。由于苏联人民的爱国热忱和长期建立起的较完善的动员制度，所以在战争爆发九天内就动员了预备役士兵530万人，一个月内征召预备役军官65万人。随后， 苏军总兵力逐年平稳增加，到1945年5月，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460增至1136万。苏军兵力的增加，也造成了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苏联进行了合理的计划安排，扩大了劳动力的来源，动员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劳动，其中包括家庭妇女、身体不宜服兵役的男子和伤残不能归队的军人，以及14岁以上的少年等。这些人力资源的充分动员和掘挖利用，对保障战前后方人力资源的巨大需要，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苏联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了充分的全民动员，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采取断然措施，进行全国总动员，加速扩大军队，全力投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共动员兵员14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0%，占劳动力的21%。由于美国对其人力资源的合理安排利用，虽然民用工业因劳动力减少而受到影响，军事工业劳动力却稳步上升，从而保证了军队和军工生产的需要。
（四）实行全民动员，开展全民战争，要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武装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反法西斯战争，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以军事斗争为主，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全民战争的整体威力。就军事斗争而言，把正规战和游击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歼灭战和消耗战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赢得战争。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人民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创造了反侵略战争的十分宝贵的经验。这方面的经验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也有一定的适用性。
苏联在抵抗纳粹德国的战争中，认识到了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认为“游击运动不但具有战役、战术意义，而且具有战略意义”（注：苏联国防军事历史研究所，苏联历史研究所等合作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结与教训》，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 根据国防委员会1942年5月30日决议， 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立了游击运动总司令部，行使军事指挥机构的职能，总司令由苏共政治局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罗夫担任。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也都成立了游击运动司令部，对当地的游击战争实施领导。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在敌后活动的游击队和地下活动小组有6000多个，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共100多万人。他们在敌后建立游击区，大力开展游击活动， 共颠覆敌人军用列车2万辆，炸毁装甲列车5万多辆，而且牵制敌人不得不派大量正规军协助其警卫部队保卫后方设施和交通线。苏联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起了示范作用。
从1941年起，欧洲各沦陷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游击战争。南斯拉夫于1941年春开始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 同年底游击队发展到几十个。 1942年11月，南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把游击力量命名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终于获得解放。保加利亚1941年6月决定开展游击战争，随即建立游击队， 数量不断增加。波兰于1942年1月开展游击战争， 袭击敌人的交通线和军事、工业目标，到1944年改编为人民军时，波兰游击队达到200 多个。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及希腊均于1942年春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并取得了反抗侵略军的彻底胜利。法国沦陷后，民族阵线组织义勇兵、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43年5月成立全国抵抗委员会， 以协调各种军事行动。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也都开展了游击活动，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与敌军作战120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6万余，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同时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及领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加以认识，创立了系统的游击战争理论。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发行，1991年版，第522页。）。 “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发行，1991年版，第405页。）。 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来认识，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使人们提高了对游击战争所蕴含的伟大力量及其重要历史作用的认识，是对游击战争理论的重大发展，并极大地推进了游击战争的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而且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空前壮丽伟大的一幕。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创立的游击战争理论，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而且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未来的大规模反侵略斗争中仍具有原则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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