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问题的若干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非洲论文,看法论文,政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自身政治发展的问题，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发展的任务尤为繁重和紧迫。是故，比较政治学理论一般将政治发展界定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政治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关于政治发展的涵义，虽因研究者的理解不同而各异，不过，政治发展意味着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的增加的观点则受到普遍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民主既是政治发展的内容，亦是政治发展的目标。
一、黑非洲国家独立后政体的演变
黑非洲国家独立后，为探索和实现国家的政治发展进行了不懈努力和诸多尝试。就政治体制的取向而言，多数国家经历了两次大的变迁，即由民主政体向集权政体，再由集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变。进入90年代，黑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了独立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几乎涉及政治体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宪法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行政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人事制度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其要旨是以多党制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取代以一党制或军政权为特征的集权政体。目前，黑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制度性建设，即政治制度建设和法律制度建设已具雏形，绝大多数国家通过修宪立宪、全民公决、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等方式，初步确立了民主政治的框架。在国家政权系统的设置方面，本着分权与制衡原则，分别设置了民选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独立的司法机构。同时，建立了与国家政权活动相关的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在公民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了反映和聚集公民利益要求的媒介体，诸如大众传媒系统和各种利益集团。不少国家还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完成了立法和总统换届选举。以被奉为黑非洲民主样板的贝宁为例，贝宁开90年代黑非洲国家政治变革之先河，成为黑非洲大陆第一个在多党民主化浪潮中通过召开全国会议实现政治体制转轨与政权和平更迭的国家。到90年代中期，贝宁的民主政治框架已初步建立。根据1990年新宪法，贝宁系“法制和民主国家”，国家政体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分离的原则及总统制。宪法法院（1993年成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1994年成立）及最高视听和通讯管理委员会（1994年成立）是依据新宪法在民主化进程中成立的用以平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权力的新机构。其中以宪法法院最重要。宪法法院独立于最高法院，是国家在宪法事务方面的最高司法机关。其主要职能是审理法律是否合乎宪法，裁决政府、议会和其他国家机构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并拥有对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结果的仲裁权。最高视听和通讯管理委员会是国家最高新闻、通讯监督机构。其职能是保证新闻和通讯自由，并在选举期间合理分配参选党派及候选人使用官方传媒的时间。经社理事会是政府最高咨询机构。其30名成员除总统任命3人和议长指定2人外，余者由社会各行业推荐产生。其职能是就政府拟议颁布的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科技进步等有关的法令法规及计划草案提出意见或建议。此外，还有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专门负责选举事宜。上述国家机构的建立，标志着贝宁民主政治的框架已基本确立。
关于民主的涵义存在着多种理解，诸如：民主是按照人民的意志进行政治统治；民主是人民投票决定权力的归属；民主是人民参与政治决策；民主以公民权利的自由、平等为核心原则；民主以多数裁定为最基本规则；民主是多种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等等。据此，笔者认为，民主的基础是社会决定国家，民主的实质是社会参与国家。民主政治体制与集权政治体制的区别在于，前者能够保障各种政治主体公开表达自己的利益，并按照既定的政治规则展开竞争，为各种政治主体参与决策提供均等的机会。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政治信息、政治规则是公开的，决策程序是稳定的，决策者也是可以更换的。相反，集权政治体制则压制各种政治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组合，并往往导致特定的个人或少数人掌权的制度化。在集权政治体制下，政治信息和政治规则往往是不公开的，决策者是固定的，决策程序亦往往随掌权人的意志和情绪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对于黑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它开启了人民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家政治管理的渠道，即开通了社会参与国家、社会决定国家的途径。但仅仅确立了民主政治体制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实现，而只是民主的开始，确切地说，是为实行民主政治提供了制度性条件。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作为民主的手段固然重要，但它们还仅仅是民主的形式，民主的实质比民主的形式更为重要。健全民主的标志之一则要求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民主的形式，以为促进更广泛、更充分的参与创造出新的条件和渠道。因此，政治变革只是实现政治发展的一种方式或手段。
90年代黑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是实现政治民主化。这已成为黑非洲政治发展的指向。因此，黑非洲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已不再是要不要实行民主，而是如何实行民主并使之深化的问题。
二、对黑非洲政治民主现状的基本评估
政治民主是一种社会政治的管理形式。鉴于政治民主是一个不断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持续过程，因此，民主在任何一个政治社会或国家都存在着一个程度问题，即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刚刚步入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黑非洲国家也是如此。
政治参与系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不仅是公民表达各自政治态度的需要，且是政治体系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支持条件。因此，通常把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质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衡量一个政治社会或国家是否民主或民主的程度，一方面要看其民主的广度，另一方面还要看其民主的深度。前者由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比例来确定；后者由参与者参与时是否充分、有效来确定。在黑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暴露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民主有广度但缺乏深度。而民主的程度不仅取决于民主的广度，更取决于民主的深度。诚然，民主化扩大了黑非洲国家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这可以从各国参加选举活动的投票率中得到印证。以贝宁为例，在1996年3月进行的民主化后首次总统换届选举中， 参加第一轮投票的人数占到登记选民的87.8%，第二轮的投票率为80%。但是，公民参加投票的高比例并不等于政治参与的质量的提高。笔者在贝宁工作期间，曾就此问题与贝宁官员、学者、记者交换过意见。他们普遍认为，贝宁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虽然很高，但政治主体意识淡薄，极易受政客煽动的影响，其参与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其原因在于，投票只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方面，而充分的参与则应包括公民在行使政治权利前的许多活动，尤其是积极参与对社会的思考，投票只不过是思考的结果。而贝宁的广大民众在行使政治权利前恰恰缺乏独立思考这一中间环节，他们既没有很好地审视自己的参与行为，也没有深思这种行为的后果及其应负的责任。实际上，这也是其他黑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既然政治参与已成为公民的政治权利，那么，充分的政治参与就应是一种主动、自愿、自主和理性的行为。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渠道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充分的政治参与则须建立在自主和理性的基础上。而目前黑非洲国家民众的政治参与尚停留在动员型或由动员型向自主型转变的过程中。
充分的政治参与不仅要看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多样性程度、自主性程度，还要看其有效性程度。黑非洲国家现行的民主体制是代议制民主。在这种间接民主制度下，国家政治权力的运用方式是双向的，即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管理及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充分的政治参与或民主的深度，部分决定于选举代表时公民政治参与的自主性；部分决定于公民对当选代表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从理论上讲，代表（议员）的权力来自选民并应对选民负责；选民亦有权利对其实行监督。但在黑非洲国家实际的政治生活中，选民对代表（议员）的约束力和影响力普遍微弱。代表（议员）只是在未当选时与选民接触，而在当选后则难觅其踪影。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代表（议员）们在讨论社会事务过程中，往往自行其道，有的代表（议员）在行使权利时，甚至出于个人恩怨或为一已私利而置选民利益于不顾。贝宁国民议会中议会党团高频率的分化组合即可印证这一点。由此可见，仅仅有代议制并不意味已经实现民主。代议制只是一种实行民主的工具，并不等于民主本身。代议制作为一种民主的实现工具，可以使用得当，亦可能使用不当。关键是要建立公民对权力主体的监督机制，否则，公民的政治参与便失去了实际意义。
黑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现状虽不尽如人意，但却又属正常。如果认识到政治民主化既是政治发展的一个过程，其本身亦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就大可不必对其前景过分地悲观。
三、黑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黑非洲谈论民主，不能脱离各国的国情。黑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坎坷经历及在这一进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从黑非洲历史与现实的境遇中找到答案。民主与国情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黑非洲国家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所无法回避、必须认真对待和慎重处理的问题。
民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民主政治的萌生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纵观政治发展史，以多元代议制为主要特征的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形式和国家制度，是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出现的。这就连带地提出了民主的萌生或实现条件问题。谈到民主的条件，首先要申明的是，并非一定要等到条件完全具备方能实行民主政治，但条件的充分与否则直接关系到民主的程度，乃至民主的存续。必须看到，一方面，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是相对独立的，那种认为政治发展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观点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另一方面，从实证角度来看，首先步入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国家是那些最先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当今世界民主政治比较完善的国家也多系社会、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因而，政治发展又是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互影响的。二次大战后，伴随殖民地国家独立而兴起的政治发展理论及其代表人物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等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其宏观视角所研究的领域无不涉及政治系统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系统之间的关系。不仅民主的生成与既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条件相联系；而且民主的程度亦取决于经济、社会、文化的实际发展水平。
以民主的物质条件中的经济因素为例，一方面，经济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了基本物质条件。诚然，自由、平等是公民的政治权利，但公民只有首先实现了生存权，才有可能实现其政治权利。经济不发展，公民的基本物质需求得不到保障，民主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国家财政拮据，无力承受民主运作的巨大开支，民主的存续亦将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民主政治的规则是商品经济规则的政治运用：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契约关系、自由竞争等原则在民主政治中都有相应的体现。经济发展不仅为政治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还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分化及传统政治文化的变化，从而对民主政治的生成与发展产生影响。黑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之所以艰难，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和商品化程度低，物质财富匮乏；社会结构分化缓慢，民族资产阶级弱小，中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国民素质低下，文盲率高，民众的公民意识和政治主体意识淡薄，等等。此外，传统政治文化亦是制约黑非洲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参加本次会议的卡特琳纳·科克丽－维特罗维奇教授1992年在《非洲政治》季刊上载文专论了这个问题。因为现代化的过程亦是一个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转变过程。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的或先进的社会政治管理模式、经济管理机制、科学技术、教育制度等，这在黑非洲国家并不罕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就不可避免。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变远远滞后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因而其对黑非洲政治发展的惯性作用是巨大而持久的。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黑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目前还只是一种城市现象；广大农民则处于民主运动之外。诚然，他们也参加了投票，但他们的政治参与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我们注意到，有些学者，包括一些政治家将黑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诸如党派林立、部族矛盾、宗教分歧、社会动乱、政治不稳定、政治低效能等归咎于政治民主化，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上述问题与民主化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民主化只是使这些黑非洲国家固有的问题暴露得更充分而已。上述问题，包括黑非洲政治民主化难以深化的深层次原因，只能从黑非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与现实的境遇中寻求解答。恰恰是黑非洲国家长期实行的集权政治体制及殖民地的经济性质，异质性的社会结构和臣属型的传统政治文化等因素迟滞了黑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并导致其政治民主化进程步履维艰。
民主与条件，换言之，民主与国情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可以借助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进行解析。
普遍性与特殊性在哲学意义上是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以民主为例，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联系到特定的国家，民主又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和相对的。普遍性意味着各国的政治民主化应以民主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日趋全球化的时代，黑非洲国家以自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性为借口来抗拒政治民主化，不仅无助于其政治发展，也将妨碍其整个现代化的进程。特殊性则要求每一个国家在实行民主的方式、步骤及确定民主的形式、目标方面应从本国国情出发。
黑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确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由历史与现实或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构成的。首先，黑非洲国家的殖民地性质是其中的致因之一，这一带根本性的特征始终伴随并影响着黑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由于黑非洲大陆国家形成的特殊性，使其政治发展始终同时面临着政治一体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双重任务。尽管发展的逻辑意味着民族国家建设先于民主政治建设，但发展的现实却迫使黑非洲国家将两者同步进行。其二，黑非洲国家尚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但民主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和政治发展的指向，特别是由于西方国家的示范作用，使得黑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已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从容有序。在过渡性的社会环境中，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同时并存；需要与要求相互冲突。政治上，集权的需要与分权的要求相冲突；黑非洲国家在建立有效的中央决策机构以促成政治认同从狭隘的部族意识向民族国家意识转变之前，就受到各种政治主体政治参与要求的压力。经济上，发展的需要与分配的要求相冲突：黑非洲国家在尚需集中资源以实现经济增长之时，就面临民众要求增加福利分配的压力。这种需要与要求的矛盾，也是造成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进退维谷的重要原因。
如何适度地兼顾民主与国情或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值得欣慰的是，在经历了民主化初期的狂热之后，黑非洲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发展或民主的程度与本国国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民主是在既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任何脱离了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发展。没有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发展无疑形同沙基建楼。从这个意义上讲，黑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即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最终还将取决于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实际发展水平。早在政治民主化浪潮初兴之时，黑非洲的有识之士即敏锐地提出了民主与国情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布基纳法索学者约瑟夫·基－泽博就曾警示过人们，“我们应当谈论普遍性，但不能忽略它的反面——特殊性；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把它们视为一对对立物”。“比如民主问题，我们既可以认为世界需要的民主是西方式的民主；也可以力图从每一种文化中寻找民主的起点或民主的倾向”。“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提出让人们去适应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是一种乌托邦。”
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非洲学研究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黑非洲政治发展而言，如何把握好政治民主与本国国情之间度的关系，不仅是黑非洲各国政治家必须认真对待和审慎处理的问题；也是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特别是那些制定普遍性概念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认真对待的问题。
近、现代民主源于西方，关于民主的普遍性概念首先是由那些处于国际权力中心地位和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提出来的。对于这一概念所阐释的有关民主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并无异议。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普遍性概念本身也包含着国家或地区的特殊性。既然普遍性是由许多特殊性抽象概括而成的，那么，普遍性也涵容着多样性。即便在西方，由于政治文化的差异，各国的民主形式也不尽相同。具体到黑非洲亦如是。虽然民主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遍意义，但民主在各国的具体实践则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国家民主的发展都必定是在其自身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即使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可能完全偏离自身的基础。黑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已经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在民主化浪潮初兴之时，外部因素可以说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一段时期内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民主运动的逐步深化，内部因素即国情因素的作用日渐凸显，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事实上，黑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所面临的环境挑战亦主要来自其内部。
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一种相互联系的辩证关系。诚如美国学者戈兰·海登教授所言，“在非洲研究中，既需要普遍性的理论，也需要特殊性的理论，它们在帮助我们理解非洲中是互补的”。基－泽博亦强调，“相互联系的原则最为重要，遵循这一原则就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并建议：“将自我了解和相互了解的权利列为基本人权。”基－泽博的这段话既是讲给非洲人听的，亦是讲给民主国家的人听的。置本国国情于不顾，一味追求超越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基础的政治发展；或在普遍性的名义下，一味要求黑非洲国家实行同一种既定的民主模式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移花接木或揠苗助长，往往是事与愿违，欲速不达。好在西方国家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先后调整了各自的对非政策。总之，非洲的问题只能由非洲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寻求解决的途径和办法。政治民主化首先并且主要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发展过程，只有符合国情的民主方具有生命力。
民主既需要横向比较，亦需要纵向比较。民主无好坏之分，只有程度之别。对黑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评估，关键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政治稳定；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几乎涵盖了政治系统的各个方面，亦涉及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的各个方面。西方民主的发展已经历了近四个世纪，至今仍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黑非洲的政治民主化才刚刚起步，民主在黑非洲的发展必然是一个长期、渐进和探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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