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历程——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公开放映世界上最早的几部短片，宣告了电影的正式诞生。翌年8月， 一位法国商人便将这种新奇玩意带到当时还是清王朝统治的中国上海来放映，人们在白色幕布上第一次看到活动照相及异国风光，甚为稀奇，称之为“西洋电光影戏”。之后又有美国人、西班牙人相继来华放映电影，就这样，电影传入了中国。
十年后的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萌生了自己摄制电影的念头。他购得一架法国造木壳手摇摄影机和一些胶卷，在其助手刘仲伦协助下，在露天院子拍摄了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表演《定军山》的三段武场戏，这便是中国人自己亲手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它标志着中国电影历史的开端。由此至今，中国电影已走过了九十年的历程，留下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轨迹。这期间，共摄制了约4600部故事片和戏曲片，这些影片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从而折射出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变迁的历史及文化变革的面貌。
中国九十年的电影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早期电影（1905—1931）。这一时期的前十几年，是一批先驱者摄制电影的尝试期。如郑正秋与张石川编导了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黎民伟自导自演的《庄子试妻》中，由他夫人严珊珊扮演使女一角，打破了当时戏剧及电影里女角由男性饰演的传统。《黑籍冤魂》是将文明新戏搬上银幕的首次尝试；《掷果缘》则是当时喜剧短片的代表作。这一时期共拍摄了50多部短故事片，经过这些实践，积累了经验，到1921年终于拍摄出了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任彭年导演的《阎瑞生》，但都宇导演的《海誓》，管海峰导演的《红粉骷髅》。它们标志着中国电影由蹒跚学步逐渐走向成熟。特别是1923年明星公司的郑正秋与张石川编导的《孤儿救祖记》，在艺术上和票房上获得的极大成功，标示着电影已被承认为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赚钱的企业。于是新的影片公司纷纷成立，在二十几年间，上海涌现出了一百多家电影公司，并拍摄出了大量影片，在艺术上亦有诸多探索，二十年代中期呈现出电影业自由竞争的繁荣局面。
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年，还出现了两种类型片畸形发展的热潮。首先是邵醉翁兄弟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根据民间故事拍摄了一批古装片，如《梁祝痛史》等受到欢迎，营业极佳，于是其他公司起而效尤，先后拍出了《白蛇传》、《孟姜女》、《西厢记》等一大批古装片，一时间蔚为风气，形成了这一类型片的热潮。1928年，明星拍摄的《火烧红莲寺》在市民观众中引起新的轰动，该公司便连续拍了18集之多，于是又形成了一股争拍武侠神怪片的热潮。 当时上海50 多家公司共拍摄了250多部武侠神怪类型片。这一畸形发展现象，映照出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小市民阶层苦闷和徬徨的心态；也反映了电影市场激烈竞争的状况。
另外，有声电影的研制试验也在这时开始进行。《歌女红牡丹》就是首试成功的蜡盘发音有声片，接着又完成了第一部在片上发音的有声片《旧时京华》。这预示着中国电影的有声时代就要来临。
三十年代左翼电影（1932—1937）。这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时期。由于1932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空前高涨，民族危机呼唤电影面向时代。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左翼文艺工作者参加明星、联华、艺华等电影公司直接创作电影剧本，领导左翼电影运动，使中国电影面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便出现了《神女》、《春蚕》、《都会的早晨》等一批无声电影艺术的杰作；同时，以《桃李劫》为标志，对有声电影艺术的探索和提高取得很大成就，拍出了如《风云儿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等一批优秀有声片；尤其出现了《马路天使》这样经典性的电影精品。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由于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富于才华的进步电影艺术家，如程步高、卜万苍、洪深、史东山、孙瑜、蔡楚生、费穆、吴永刚、阮玲玉、胡蝶、周璇、赵丹、金焰、白杨、金山等，总之，这一时期从艺术家到电影作品，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化，这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八年抗战电影（1937—1945）。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电影艺术家与其他文化战士一样，发扬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传统，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创作了一部部鼓舞民众奋起抗日救国的电影作品，在大后方形成了一股充溢炽烈时代精神的抗战电影潮流。这一时期的电影内容由过去以阶级矛盾为主流，转变为完全以民族矛盾为主流的阶段。弘扬爱国主义，表现民族奋起抗日，成为当时电影创作的主旋律。
由于日本很快侵占京津沪宁，局势进一步恶化，电影工作者由上海撤退到武汉，再撤至重庆或香港，以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场为基地，开展了大后方抗战电影的拍摄。如阳翰笙、史东山、田汉、何非光、孙瑜、沈西苓等编导了《八百壮士》、《塞上风云》、《日本间谍》、《保卫我们的土地》、《还我故乡》、《东亚之光》、《中华儿女》等一系列抗战电影作品，蔡楚生与司徒慧敏在香港编导了《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孤岛天堂》等影片。香港电影界同仁李枫、卢敦、苏怡等也创作出了《民族的吼声》、《小广东》、《小老虎》等影片。
上海租界区成为“孤岛”以后，那里的电影制作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形态。他们的制片以赤裸裸的营利为目的，不择手段地迎合“孤岛”民众心情苦闷、寻求感官刺激的需要，先后泛起了神怪、武侠、恐怖、古装片的浪潮。同时，也有如欧阳予倩、阿英、于伶等一些文化志士，在逆境中坚持创作《木兰从军》、《花溅泪》、《葛嫩娘》等弘扬民族气节的电影作品，鼓舞大众斗争。
1938年，延安也成立了电影团，因条件限制，只能拍摄纪录片。
当时日本在长春、上海建立的“满映”与“华影”，在摄制奴化中国人的所谓“国策电影”，沦陷区民众以拒绝看电影给予抵制。
在战时中国这片土地上，同时出现了解放区、大后方、“孤岛”、沦陷区诸多电影基地，形成了复杂多样，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电影风貌，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页。
战后现实主义电影（1945—1949）。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矛盾焦点再次由民族矛盾转向民主问题，表现在特定时期的电影文化上，便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电影意识形态：一种是维护国民党统治利益的正统电影意识；另一种则是以社会批判为特征的进步电影意识。这两种电影意识在战后四年对立斗争中，尽管国民党当局利用手中的电影检查权，对进步电影采取禁拍、篡改及删剪等手段进行扼制，但后者仍然以其辉煌的实绩赢得了四十年代下半期最具声势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瞩目的电影艺术运动之一，这便是战后现实主义电影的勃兴与深化。
战后，国民党垄断了统治区全部电影机构，进步电影工作者一部分进入“中电”各厂，利用国民党的电影基地，拍摄进步影片；一部分人参加了进步电影阵地昆仑影业公司。同时，中共地下组织对文华、国泰、大同等民营影片公司也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在解放战争大背景下，在这些电影基地拍摄出了一大批优秀影片，这些影片主要特点是采取了以暴露、隐喻及嘲讽的手法，控诉和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黑暗；真实反映了沦陷时期和国民党统治下广大人民所受的灾难与痛苦，揭示了人民斗争的出路。昆仑公司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编导）、《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编导）、《万家灯火》（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希望在人间》（沈浮编导）、《丽人行》（田汉、陈鲤庭编导）、《乌鸦与麻雀》（陈白尘等编剧、郑君里导演）、《三毛流浪记》（阳翰笙编剧、赵明、严恭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松花江上》（金山编导）；文华公司的《夜店》（柯灵编剧、佐临导演）；“中电”一、二、三厂的《还乡日记》（张骏祥编导）、《天堂春梦》（徐昌霖编剧，汤晓丹导演）、《乘龙快婿》（张骏祥编导）、《无名氏》（于伶编剧、应云卫导演），《忆江南》（田汉编剧、应云卫、吴天导演）等，这批影片都以现实主义手法，从各个角度，空前深刻地反映了战时与战后的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真切的生活气息。另外，还出现了诸如《小城之春》（李天济编剧、费穆导演）、《假凤虚凰》（桑弧编剧、佐临导演）这样别具风格的文化心理片和喜剧片，颇有艺术特色。这时南下香港的电影工作者也拍摄了《珠江泪》、《野火春风》等优秀影片。
同一时期解放区电影也有了新的发展，在延安建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进行《边区劳动英雄》的拍摄，但因战争影响，未能完成。1946年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大量解放战争的新闻纪录片，还拍摄了人民电影的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动画片《瓮中捉鳖》、《皇帝梦》，并完成了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
新中国前十七年电影（1949—196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这十七年新中国电影的历程是光辉而又曲折的。首先表现在电影性质的划时代转变。随着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原来的私营电影公司由公私合营而转入国营制片厂，中国电影也历史性地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它以崇高的革命思想为指导，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新颖的艺术形式，反映了崭新的时代生活和人民的审美理想。新中国十七年间共出品670多部故事片和艺术片，他们都以健康的思想内容， 鲜明的民族形式，创造了广大工农兵、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崭新的银幕形象；特别是创造了一大批带有革命英雄主义光彩和社会主义精神的新人形象，成为激励人民前进的生动榜样。而且新中国电影题材广泛，反映社会历史生活面异常丰富而广阔，这些都是旧中国电影无法比拟的。新中国十七年电影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却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50年，随着欣欣向荣的新时代，这一年出品了60部影片。从第一部故事片《桥》开始，拍摄了《白毛女》、《钢铁战士》、《赵一曼》、《新儿女英雄传》、《我这一辈子》等优秀影片。由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使1951年到1952年的电影一下子跌入了低谷。以后经对电影体制的改革，以及指导思想的调整，到1956年电影产量又发展到42部，出现了一大批优秀影片。如《龙须沟》、《南征北战》、《智取华山》、《平原游击队》、《鸡毛信》、《上甘岭》、《祝福》、《柳堡的故事》等。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及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等“左”倾政治路线的干扰，再一次严重影响了电影艺术的正常发展，致使1958年出品了一批图解政策的低劣“跃进片”。由于迎接国庆十周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电影，从而扭转局面，在1959年出现了我国电影艺术的一次高峰，这一年出品80部影片，大多艺术质量优异，题材、风格、样式多姿多彩，给电影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如《林则徐》、《青春之歌》、《永不消逝的电波》、《林家铺子》、《战火中的青春》、《老兵新传》、《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既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民族色彩，又创造了众多不同历史时期的银幕形象，讴歌了民族的气慨和精神，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的统一。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及反修斗争，使1961年电影再一次跌落。经过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又激发了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从而在1963至1964年间，电影艺术再度获得发展，便出现了又一批优秀影片。如《甲午风云》、《李双双》、《革命家庭》、《红旗谱》、《舞台姐妹》、《小兵张嘎》、《英雄儿女》、《早春二月》、《农奴》、《阿诗玛》、《达吉和她的父亲》、《冰山上的来客》、《野火春风斗古城》、《独立大队》、《杨门女将》、《红楼梦》等佳作都再现在这一时期。这时电影观众也达到历史最高纪录，从1949年的4700多万，发展到1965年的46.3亿人次。电影工业也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可以生产洗印、录音、摄影、放映等各种设备器材，中国电影事业形成全面发展的繁荣局面，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电影遭到灭顶之灾！
从以上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历程的“四起四落”现象中可以看出，中国电影艺术家是成熟的，只要政治安定，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尊重艺术规律，中国电影艺术就发展、繁荣；否则，就出现曲折与跌落！这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得出的深刻教训。
十年“文革”电影（1966—1976）。这一时期整个国家处于灾难之中，电影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光是大“破”、大批判运动，上百部影片被打为“毒草”；广大电影工作者受到迫害，直到1970年才开始拍摄样板戏电影；1973年才有故事片拍摄，但在创作上江青强制推行“三突出”原则，表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影片，便产生了一批诸如《春苗》、《决裂》、《欢腾的小凉河》、《反击》、《盛大的节日》等，这些影片的情节全是胡编乱造、歪曲生活的。也出现了《闪闪的红星》、《创业》这样极少数的优秀影片。
新时期电影（1976—
）。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中国电影事业获得了新生。前两年电影生产开始复苏。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广大电影工作者激发起了空前的创作热情，使电影取得瞩目成就。1979年是第一个丰收年，全年生产故事片60余部，优秀者如《保密局的枪声》、《吉鸿昌》、《曙光》、《北斗》、《从奴隶到将军》、《小花》、《啊，摇篮》、《归心似箭》、《泪痕》、《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甜蜜的事业》、《瞧这一家子》等。同时，这一年电影观众高达279亿人次，创中国电影观众最高纪录。
1980至1983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深入人心，广大电影工作者更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我们电影创作获得更大发展，影片年产量上升到127部， 特别是艺术水平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我国电影呈现出多姿多采的局面，首先表现在电影题材、样式、风格的多样化。如《天云山传奇》，是第一次反映“反右”斗争扩大化问题的影片；《巴山夜雨》是一部具有浓郁诗情的影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一部深沉的悲剧片；《喜盈门》是一部富于乡土气息的轻喜剧，《人到中年》提出了正确认识知识分子价值和作用的重大主题；《骆驼祥子》是一部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影片；《廖仲恺》是一部血肉丰满的革命家传记片；《西安事变》是一部史诗性佳作；《城南旧事》是一部优美的散文叙事诗；《沙鸥》是一部富于哲理的散文诗电影；还有《邻居》、《乡音》等片都是这一时期极富艺术特色的优秀影片。
1984年以后，我国电影艺术的探索向纵深发展，视角的多面性，审美追求的独特性，呈现出多元走向的态势。无论在电影语言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有新的发展。如老一代艺术家谢晋的《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凌子风的《边城》等，在艺术上都有较大突破，特别是中年一代导演在这一时期创造出了突出的成绩。如丁荫楠的《孙中山》，颜学恕的《野山》，张暖忻的《青春祭》，黄健中的《良家妇女》，滕文骥的《海滩》，吴天明的《老井》、以及《红衣少女》、《湘女潇潇》、《人生》、《黄山来的姑娘》、《失信的村庄》等影片，都表现了第四代导演的艺术探索和追求，以及他们日趋成熟的功力与修养。
在1984年至1986年期间，第五代导演异军突起，给中国银幕带来了青春的活力，令人耳目一新，如陈凯歌的《黄土地》，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吴子牛的《喋血黑谷》，以及张艺谋、田壮壮、张军钊、周晓文等人的《一个和八个》、《猎场扎撒》、《绝响》、《盗马贼》等作品、都表现了这一代人大胆的艺术探索勇气和成就。
1987年娱乐片大潮席卷而来，《金镖黄天霸》、《翡翠麻将》、《最后的疯狂》、《东陵大盗》、《少爷的磨难》、《京都球侠》、《摇滚青年》等影片应运而生。理论界面对电影业的困境，也展开了一场娱乐片大讨论。进入九十年代，全国影片年产量均在150部以上， 娱乐片占多数，真正优秀者却很少。这一时期有突出成就者却是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如《周恩来》、《重庆谈判》、三部六集的《大决战》三大战役影片等，都以史诗的恢弘规模取得巨大成就。另外，中外合拍影片非常繁荣、许多导演通过这条途径获得拍片资金、拍摄自己想拍的生僻题材影片，而屡屡在国际上获奖。可见，中国电影正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和困难。出路在于改革。1993年首先在电影发行机制方面进行改革，由原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包销改变为电影厂家自主发行。接着又在制片体制上着手改革，随着电影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问题总会逐渐解决的。近年来不断有新的优秀作品问世，如《焦裕禄》、《蒋筑英》、《凤凰琴》等：1994年，又出现了《被告山杠爷》、《留村察看》等一批农村题材影片，给电影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总的来看，目前中国电影创作的总体艺术质量亟待提高，平庸之作为数较多的状况应尽快改变。促力作，抓精品，全面提高电影艺术水平是中国电影人的当务之急。
在举世纪念电影百周年诞辰之际，回顾中国电影九十年的历程，有曲折的教训，也有辉煌的成就，这是付出了历史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财富，使我们更振奋精神，充满信心地迎接中国电影的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