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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鳊号：1006-1770(2006)11-019-03
投资速度增长过快、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和货币流动性过剩是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三个主要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从表现形式上，三者相互交织、相互推动，但是从本质上讲，三个问题只有一个根源，即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奉行的低成本要素投入的投资驱动型发展追赶战略。
一、对投资驱动型国家发展战略的反思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无论是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还是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共同的精髓都在于一点：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政府主导和推动投资的快速增长。实现这种增长战略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政府能够利用行政权力低成本地控制资源性产品（例如控制水、电、油等）价格和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价格。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不包括意识形态）是将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产权界定给政府还是界定给市场，前者由政府按计划（一个规模庞大的投入－产出表）进行（要素）投入和（商品）产出，后者由市场微观主体按照竞争性价格进行要素配置。因此控制生产要素和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定价机制是计划经济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经济追赶战略的题中之意。
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同时，由于我国一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国家追赶战略还没有彻底完成，因此两者之间便形成了一个矛盾：市场机制导向的改革不仅要求对产品市场改革，而且要求对要素市场改革。然而如果迅速对要素市场进行彻底改革，随着要素产权的不断清晰和完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界限逐步划清，政府由于无法控制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投入，投资驱动性追赶战略也就失去了制度安排基础。
从28年的改革实践来看，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折中的结果：一般性商品市场改革已基本到位，但是要素产品和资源性产品市场化改革进展十分缓慢。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由于存在城乡户籍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基本没有社会保障，绝大多数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在供严重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中得不到贯彻，在这种供求格局下，劳动力的低成本得以维持；从资金市场来看，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奉行利率管制政策，由于名义利率偏低，在一些年份扣除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为零或零以下，人为压低了资金运用成本；从土地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农村土地名义上集体所有，但是实际上产权虚置，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利用对土地的“低征高卖”，地方政府尽管大大节约了推动城市化的成本，但是对土地的滥用和浪费也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最为明显的例证是在宏观调控收紧地根时，仍然有许多地方政府以“零低价”大量出让工业用地，这种人为的“赔本价格”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均衡水平。被扭曲配置的资源也是最容易被滥用的资源，而这正是土地调控成为具有中国特色调控手段的主要原因；从技术的角度看，我们对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才刚刚起步，剽窃和复制的低成本远远大于自主创新的受益，这导致了在生产制造领域“贴牌”生产多，自主创新少。
二、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五大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维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政府对资源性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控制；二是国内企业对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模仿和学习。在低成本生产要素的支持下，通过对外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模仿，我国取得了近三十年以来（28年）平均GDP增长速度高达9.6%的增长“神话”，但是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正在凸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收支失衡。在开放的条件下，由于国内资源性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偏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产品加工基地，由此导致出口长期大于进口，国际收支失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要素价格过低，不仅是指我国相对于发达国家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偏低（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欠发达国家此类产品定价偏低是正常的），而且由于政府对资源类产品和要素价格定价机制的干预，使部分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水平大大低于合意的价格水平（市场供需平衡时的竞争性价格水平），进而人为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应对国际贸易结构失衡，可以说是文不对题——既损失了应得的国民福利，又丧失了出口产品竞争力。当务之急是把被扭曲的要素和资源类产品价格机制通过深化改革理顺开来，切实使国内的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价格以及水、电、油等资源类产品定价机制纳入明晰产权前提下的市场竞争定价轨道，这样，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巨额顺差会自行缩小，国内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水平合理回归，其所有者损失也会得到合理补偿。
第二，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当前我国投资增长速度从而投资率偏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从投资需求的角度看，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城市化和工业化中期）需要高投资，但这并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其次，从投资供给角度看，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把土地出让金的大头(70%)划拨给了地方，之后“经营城市”的口号和做法“蔚然成风”，“经营城市”的实质是“经营土地”，这些土地不但被低成本的投入政府公共建设，而且被低价出让给企业。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要素的低成本投入通过投资快速驱动经济增长。此外，由于近年来外贸顺差的不断攀升，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资金实际利率从而资金运用成本偏低也是推动整体投资规模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由于人为压低了要素价格，要素所有者（主要是劳动力和失地农民）的收入水平偏低，导致要素所有者收入水平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低工资、土地被低价征用、资金被低成本使用，其结果是投资的收益和利润不能转化为大众收入，大众消费一直是启动不起来。巨额的投资收益没有进入分配领域，而是在高投资利润的诱惑下直接进入扩大再生产。上下游投资之间的拉动只有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逻辑，这种增长方式会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水平。
第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很难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排他性产权的界定问题。如果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好，政府间关系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在一个相对“软化”的产权制度环境中，所谓的集权与分权，实际上只是决定了谁（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有权力来配置本应由市场自发配置的那部分资源；而所谓的政府之间竞争也只能是加剧于对“公地”资源的攫取和滥用。因此，必须首先“硬化”产权制度环境，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然后再来规范政府间关系，这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的制度性前提条件。
第五，经济增长方式很难从由物质和资金投入型向技术和人力资源创新型转变。在要素价格被认为压低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为“明智”的做法就是过度投入这些资源。例如在社会成本（环境污染成本和由于过度采矿导致地下水脉被破坏等等）没有被列入煤炭企业生产成本的时候，实际上，煤炭作为一种资源性产品，其成本被大大低估，作为煤炭生产者和煤炭使用者均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但是整个社会却为这种生产方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外，在能源产品（主要指电和煤）的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市场供求水平的情况下，仅凭中央与地方政府签订节能责任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节能问题，因为过于便宜的东西最容易被滥用，只靠监督解决不了问题。
三、不能重调控、轻改革
回顾“二次调控”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可以归纳为“五管齐下”，即管住项目、管住信贷、管住土地、管住环保、管住能耗。其中除了项目和信贷分别属于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其它三项实际上都是在通过宏观调控解决由于要素和资源性产品定价过低而导致的要素和资源被滥用的问题。从本质上讲，这些问题都属于深化改革的范畴，用宏观调控手段来解决本应该由改革解决的问题是本轮调控在政策设计上的“软肋”。从这个角度看，本轮宏观调控从出发点上具有“暂时维持”和“姑且延续”的味道。
因此，我们应认真反思一下“点刹”、“预调”和“微调”的调控思想，不能重调控、轻改革，重战术、轻战略。要高度重视对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定价机制的改革，不能把要素市场改革滞后所导致的不良后果笼统地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甚至规定为宏观调控的常规任务。从理论上讲，要素产权和定价问题是市场体制以及制度安排中深层次的根源性问题，而经济波动和增长方式是前者的表象和后果，试图用调控手段来解决深层次的要素市场产权和定价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这正是“一次调控”不彻底还要进行“二次调控”的根本原因。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问题。发展战略的转型与否源于决策者对投资驱动型国家追赶战略历史任务是否已经完成的判断。从逻辑上讲，如果认为投资驱动型国家追赶战略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那么政府对资源和要素的控制不但不会提高配置效率反而会降低效率，进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认为这个任务依然没有完成，那么对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就得继续被搁置和顺延，否则政府推动投资就会失去制度基础和资源支撑。
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观念开放水平千差万别。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来看，政府通过控制要素定价进行投资驱动型经济追赶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是从中西部地区来看，追赶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区域间差异性和公共政策统一性之间的矛盾是大国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点和难点。从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态势看，中国不但存在产业由东向西进行梯度转移的问题，在观念和政府行为模式上也存在梯次传播和学习的过程，因此，在全国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既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因为迁就部分落后地区而人为的容忍重演已“过时”的制度变迁模式。可行的做法是通过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由国家从政策和财政投向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而在发展理念以及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定价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上，中西部要做一些必要的跨越和提前对接。
作为过渡时期，一个现实的政策选择是，以主体功能区的界定和划分为基础，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赋予不同的发展权限，当然，这个期限不能过长，应该以一个五年规划为宜。具体地讲，对于水、电、煤、油以及劳动力、资金、技术这些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源性产品和要素的定价机制改革，全国不能够搞两套方案，否则会导致资源的扭曲配置，这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应该克服困难，迅速推进。能够在过渡时期给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留有一定控制余地的权限只能集中在土地这一生产要素上（因为土地不可流动），即暂时保留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经营权，而在东部发达地区，则应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经营权，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收益主要集中于土地税费方面，而不是土地出让金。当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的补偿，应该赋予东部财政收入比较好的地方政府一定的地方举债权，而对经济欠发达的地方政府，则继续实施国债转贷。
目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如果在国家发展战略转型上产生摇摆和动摇，那么许多领域的发展方向将无所适从，包括宏观经济重大结构问题的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范化和法制化、消费主导型和自主创新型增长模式的建立等等。政府投资驱动型追赶战略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国家追赶战略的结束，而是标志着国家战略的转型。对此，国家“十一五”规划有明确的表述：“立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
结论
不容否认，在经济基础极端落后的情况下，计划经济动员和配置要素的能力是市场经济所无法比拟的。在这一方面前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及随后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它的成就是建立在对西方先进管理方法和技术的直接模仿和学习的基础之上，由于要素市场和大部分产品市场都控制在政府的计划管理之下，缺乏自由竞争所产生的资源自发配置和内在的技术和制度创新机制，因此，前苏联经济在经历了三、五十年代的超高速增长之后，模仿潜力耗尽，微观主体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问题解决不了，经济随之急剧衰退。现成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可以模仿，但是由市场竞争所形成的技术和制度创新机制却无法模仿，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精髓——竞争产生创新。对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定价机制的干预意味着其产权束的不完整，这会扼杀竞争的原动力。要素投入不但解决不了技术和制度创新问题，反而会因为人为对要素投入的低成本控制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驱动，对技术和制度创新产生挤出效应。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目前所奉行的依靠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低成本投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发展战略缺乏可持续性，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的转变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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