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和平纪念馆的战争纪念 特点与作用评析
孟凡礼 王文涵
摘要 ：如何纪念二战以及选择对“加害”还是“受害”的强调，是战后日本社会进行“战争纪念”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广岛是日本作为二战“受害者”和“加害者”双重身份的集中体现，其战争纪念的内容与特点也因此具有典型象征意义。广岛和平纪念馆是战后广岛市进行战争纪念的主要设施，存在明显侧重展示“战争受害”、忽视加害者身份的现象。通过对广岛和平纪念馆战争纪念特点与作用的评析，可以加深对战后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认知，对全面评价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广岛和平纪念馆 战争纪念 战争受害 和平主义
本文作者： 孟凡礼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讲师；
王文涵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硕士研究生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肇事国，在未进行充分战争责任清算的背景下，日本关于战争纪念存在法理上“战争批判”与意图上“战争肯定”的潜在矛盾性。特别是在外部缺乏强制力量、内部拥有强烈“战争肯定”意图的背景下，日本的战争纪念存在趋向于淡化侵略者形象的问题。将本国遭受的战争受害作为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基础，成为战后日本战争纪念设施所普遍遵循的基本逻辑。原爆使广岛成为日本遭受二战破坏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使得“战争受害”拥有广泛社会心理基础。战后建立的广岛和平纪念馆具有侧重“战争受害”的显著特点，对于“片面”二战史观的塑造发挥了一定作用，而战后国际反核运动的不断发展，又使广岛成为日本进行“反战”宣传以及宣誓“和平”的重要资源。
一 、“战争受害 ”与广岛和平纪念馆的建立
作为轴心国主要成员，日本在二战期间所进行的侵略战争给亚洲邻国带来巨大灾难，是战争的主要加害者、二战的元凶之一。在二战后期，伴随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不断推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特别是美军对日本本土进行的大规模战略空袭以及对广岛、长崎所投放的原子弹爆炸，使日本本土遭受严重破坏。对于“战争受害”的总结与强调，成为日本战后重建的一项重要任务，包括厚生省、经济安定本部等都进行了战争受害调查并提供了具体数据。战争结束后不久，在1945年9月4日、5日召开的帝国议会临时会议上，东久迩首相作了题为《导致战争结束的原委》报告，这也是关于日本“战争受害”的第一次正式报告。
原爆给广岛带来的巨大破坏是直接且深远的[注] 以带来的人员死伤为例，根据8月20日广岛县知事统计报告，死亡32595人、失踪9591人，共计42550人；8月25日广岛县卫生课统计死亡46185人、失踪17429人，总计63614人；11月30日广岛县警察部统计死亡78150人、失踪13983人，共计92133人。根据1961年日本原水协专业委员会的推算总死亡人数在119000—133000人。详见日本外务省档案：「核兵器使用の多方面における影響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平成26年3月)、第14頁。 ，这为战后日本社会围绕战争性质与责任的争论增添了新内容，并成为争论的一个焦点。一派认为原爆可以抵消战时由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暴行。这一派以战争遗族会为代表，在日本政坛拥有广泛影响，且其战争“受害者”观念更能刺激民众情感而引起共鸣。另一派则主张原爆是帝国主义政策失败的表现，主张利用原爆遗迹质疑、批判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这一派以日本共产党、全国教师工会等为代表，其观点主张虽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符合战后世界的发展趋势与潮流，但在原爆所带来的满目疮痍映衬下却显得苍白无力。总之，原爆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使普通民众产生了深刻“战争受害”心理，以战争遗族会为代表的右翼力量为模糊战争责任积极利用这种“舆情”，使战争受害意识在广岛不断蔓延。
另一方面，美国在战后实现了对日本的单独占领，作为原子弹的投放者，当然不能容忍对原爆“积极”意义的反对与否定。战后担任广岛复兴顾问的美国中尉约翰·蒙哥马利，就曾坚称广岛慈仙寺所建设的“广岛市战灾死殁者供养塔”，应当取名“国际和平纪念塔”而非“战祸佛事塔”[注] 『中国新聞』1946年6月16日。 ，体现了美国对于原爆的态度。同时，在战后广岛的重建过程中，日本政府还高度依赖美国援助[注] 1945年11月13日，广岛市议会内设置“战争复兴委员会”，并与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对接，可直接提出关于复兴补助的请求。 ，美国政府的态度自然会反映到关于原爆的各种不同类型纪念活动中。
至此，决定战后广岛战争纪念“走向”的各方博弈格局基本形成。一方是普通民众，原爆给其生活带来了巨大破坏，心理创伤需要安抚；另一方是国会以及内阁中围绕战争责任、战争反思问题出现的不同政治力量，以主张淡化侵略色彩的右翼力量为主导；第三方是坚持原爆正当性的美国占领当局，不允许抹杀二战时期反法西斯盟国的正义性、坚持日本对外行为的侵略性。在不同力量的角力与博弈下，“和平纪念”成为各方能够接受的关于战争纪念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各方乐见的一个结果。这一结果导致在广岛的原爆纪念设施中，普遍将核武器而非它的使用者视为最大罪恶。而原爆主体的缺失，也使人们不再去追究核武器之所以被使用的原因，为日本政府逃避战争责任提供了可能。广岛的战争纪念带有了先天片面性的特点。
“和平纪念”由此便被嵌入到广岛战后战争纪念的活动进程中。1948年6月20日，广岛市议会决定建立广岛和平纪念公园。1949年5月11日，在广岛籍参议院议员寺光忠提议下，“广岛和平城市建设法”在国会进行表决并获得通过。7月7日在广岛举行全民公投，91.2%的选民投了支持票。[注] 広島市役所：『市勢要覧 広島平和記念都市建設法制定記念号 昭和24年版』、1950年版、第3頁。 1949年8月6日《和平城市建设法》生效，给广岛建设相关和平纪念设施提供了财政保障。在普通市民、地方政府以及“原子弹爆炸灾害资料保存会”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下，广岛和平纪念馆于1949年开始建设，1955年新建筑落成、开馆，馆藏品5911件[注] 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灾害编辑委员会编：《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写实——社会·物理·医学效应》，钱贵等人编译，宇航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页。 。
整体来看，在公众留言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反对战争与向往和平(29%)[注] 〔日〕市川虎彦：「地域の記憶と戦争博物館」、『松山大学論集』第17巻第4号。 ，此种反战情感多是基于原爆后的惨状而形成。未成年人的参观感受最为典型、直接，表现为恐惧与震惊等。作为战争纪念馆，广岛和平纪念馆在展现战争的恐怖方面有明显效果，参观者普遍感受到战争的残忍性，但在战争历史的教育方面却作用了了。对于纪念馆的这个特征，也引起了部分参观者的质疑。
二 、侧重 “战争受害 ”的展览
广岛和平纪念馆位于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内，分东西两馆并以天桥相接。纪念馆的展览布局乃至整体建筑，在迄今6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纪念馆展品选取的主要原则——以原爆破坏为中心，未曾改变。
日本公众[注] 一般大众，指除曾经经历原爆(包括幸存者、遇难者家属以及见证者)以外的人。 特别是未曾经历二战的青少年的留言，对于评价纪念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亲历者或遗属往往会有主观情感介入，而作为一个“旁观者”，其观点与态度往往是参观带来的直接感受体验。对于二战后出生、未曾经历战争的年轻一代来说，战争纪念馆是他们了解、认识战争的重要渠道。而广岛和平纪念馆在吸引青年人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如在入场费方面，中小学生全部免费、超过20人以上的大学生团体免费。
西馆为主体馆，也是1955年开馆之后的主要展示场所。该馆是在原爆后初期所建，体现原爆巨大破坏力的各种遗迹、遗物构成了其主要展示内容。“它将焦点集中于个人而不是政治或经济”[注] Daniel Seltz. Remember the War and the Atomic Bombs: New Museums, New Approache.in Radical History Review,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98. ，并通过场景的模拟来重现这种危害，台湾学者陈佳利将其视为“重建人间之炼狱”[注] 陈佳利：《被展示的伤口——记忆与创伤的博物馆笔记》，(台北)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66-175页。 。西馆的展示可从类别上分为两大部分：物的展示和“人”的展示[注] 主要以原爆幸存者口述的形式展现，伴随时间流逝，这一部分展示内容在减少。 。物的展示包含大量受害者的遗物，如半融的酒瓶、破烂的学生服、烧焦的饭盒等，这些由一般平民或学生所拥有、日常用品的展示，往往能引发参观者的情感触动，带来明显的视觉冲击。“被爆者证言”则通过亲历者的口述来传达原爆的恐怖，形成日本人独特的战争认知。西馆的展览是建立在原爆是“特别残酷”“绝对不合理”这一系列毋庸置疑的假设基础之上的。荷兰日本问题专家伊恩·布鲁玛将广岛的战争纪念称为“情感型道德主义”[注] 〔荷〕伊恩·布鲁玛：《罪恶的代价 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林铮译，博雅书屋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17页。 ，是对这一特点的深刻总结。丹尼尔·塞尔茨也认为广岛和平纪念馆“主要是通过反对核战来宣传和平意识”，“并不是一个学习的地方”，而是如广岛和平文化中心将纪念馆定位为“世界和平的麦加”一样，纪念馆是一个民众去祈祷以及寻求赦免核战争罪恶的地方。[注] Daniel Seltz. Remember the War and the Atomic Bombs: New Museums, New Approaches，in Radical History Review,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99-102.
东馆是1994年重新装修后增加的设施。在地上三层的展示区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位于一楼中央的原爆遗址模型以及原爆前后广岛市的地理模型。通过原爆前后地理模型的对比，可使参观者直接获取广岛市地理面貌巨大改变的信息，感受原子弹的强大威力以及广岛所遭受的伤害。二楼以“广岛的历史”为主题，展示“战前的广岛”与“战后广岛的复兴”。
关于南京大屠杀，在“南京沦陷灯笼矩阵”展示区解说词中写道：“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许多城市，并在1937年12月占领了首都南京。……在南京，中国人被日军屠杀。但对死亡人数却存在不同认识，从数万人到数十万人。中国政府认为死亡人数为30万人。”[注] 〔日〕市川虎彦：「地域の記憶と戦争博物館」、『松山大学論集』第17巻第4号。
该馆回应外界对其只展示战争受害的质疑，刻意增加了对日本“加害”方面的展示。如，在展示中也可见对广岛作为“军都”[注] “军都”指军事首都，日本帝国议会在1895年后移至广岛，故称其为“军都”。 的历史、“南京大屠杀”以及“朝鲜强制劳工”等日本对外侵略行为的介绍[注] 〔日〕市川虎彦：「地域の記憶と戦争博物館」、『松山大学論集』第17巻第4号。 。比如，对于广岛作为“军都”的历史介绍：“1931年的满洲事变视为对中国发动十五年战争的好机会。这个事件于1937年发展成为全面对中战争。第五师团为首先加入对中战争的部队之一，并且一直维持前线作战。……随着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以及瓜达尔卡纳尔战争的失利，战局越来越不利于日本。1945年4月，第二总集团军设立于广岛，并已准备在日本进行本土决战的可能性，也因此大大地增加广岛的军事重要性。”[注]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Museum.The Spirit of Hiroshima,Hiroshima: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Museum,1999:p14、15.
可见，纪念馆中对于日本“加害”行为的展示存在避重就轻、刻意模糊的特点，与战争“受害”的展示形成强烈反差。
东馆三楼的主题为“核武的危害”，主要通过“暴风灾害”“高热灾害”和“辐射灾害”等几个方面说明原子弹的巨大危害。
张兰花用一颗赤诚的心，连续五年参与了师团“5000致富带动工程”，与女职工郭艳英结成帮扶对子，使其成为团场“脱贫致富标兵”。在她的带动下，连队25名职工成为团场科技致富的“领头雁”。她通过自学获得了第二师颁发的“高级农艺工”证书。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卡巴他赛注射液的有关物质…………………………………………………… 冯 菊等（9）：1209
德国学者阿斯曼认为，记忆不只停留在语言或文本记录中，各种文化载体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等在传递历史记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传统代代相传[注] J Assmann,J Czaplicka.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New German Critique,1995，No.65. 。特别是，在日本二战后民主改革过程中，美国占领当局认为博物馆有助于推动日本民主化、和平化的进程，将博物馆置于社会教育的核心，而博物馆的功能与作用也在明治维新后不断被日本人所接受。日本政府在1947年制定的《教育基本法》中将教育分为在校教育和校外教育两大类，博物馆[注] 此处的博物馆是泛指，包括以“物”的展示为主体的博物馆、纪念馆、资料馆和美术馆等不同类型。 作为“为所有人提供学习机会和学习环境的机构”，被视为重要的教育设施，开展定期不定期的学习活动、普及历史教育是其重要功能。1951年颁布的博物馆法，则进一步确立了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进入80年代以后，博物馆的实地考察成为日本初等和高等教育的一门必修课，博物馆在社会教育方面发挥的实际作用日益突出。
恐怖感加深(43.8%)[注] 〔日〕伊藤泰郎：「広島県の小中学生の平和学習の経験および 戦争と平和に関する知識や意識の分析」、『現代社会学』(13)、2012年。 。整体来看，原子弹爆炸的巨大破坏力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使青少年参观者在惊奇与恐惧中结束参观，很少能够起到对于战争历史的社会教育作用。
三 、社会教育 ：塑造 “战争受害 ”的片面二战史观
另外，在东馆内还设有一个“外国人被爆者”的主题展览。受广岛原爆影响的主要有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劳工、东南亚国家以及南北美洲移居日本的居民，但在纪念馆中却没有给予他们如日本人般的同等待遇，只在一个角落里有简单的文字说明。
广岛原爆因具有“地域性”和“普遍性”特征[注] 破坏地域的“有限性”与受害体验的“普遍性”并存，参见〔日〕市川虎彦：「地域の記憶と戦争博物館」、『松山大学論集』第17巻第4号。 ，对全国范围参观者与学生的修学旅行具有巨大吸引力。1955年开馆以来至2017年4月，总入馆人数接近7000万人，除去不足500万人的外国参观者，日本本土参观者约有6500万人次。[注] 公益財団法人広島平和文化センター：「広島平和記念資料館の入館者数等の概況について」。http://www.city.hiroshima.lg.jp/www/contents/1491263589626/index.html. 对于广岛和平纪念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本文一方面以广岛和平纪念馆留言薄为素材，另一方面以广岛和平研究所2010年对中小学问卷调查结论为依据，评价其在塑造二战史观、战争观方面的具体作用。
广岛和平纪念馆自1970年10月15日起，在出口处设置参观者留言簿，让参观者表达其参观感受及意见。纪念馆选取1970年至2005年920条留言中的325条，集合为《来自广岛的质问：和平纪念馆的“对话笔记”》一书出版发行。
概括地说，知识图谱是显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图形。三元组是知识图谱的通用表示方式，基本形式主要有：实体1-关系-实体2，实体-属性-属性值。例如：珠穆朗玛峰-简称-珠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米，珠穆朗玛峰-地理位置-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交界处。知识图谱已被广泛应用于智能搜索、智能问答、个性化推荐、内容分发等领域。
1.2.2.1 结构变动度(Degree of Structure Variation，DSV)[2, 5]
广岛和平研究所曾于1968年12月、1971年7月、1975年6月、1979年8月、1987年12月、1996年5-6月和2010年8-9月，先后7次对广岛中小学生进行“和平”学习的路径与效果进行了调查。比较7次调查结果，发现关于“原子弹爆炸”信息获取来源的变化最大——由电视转向原爆幸存者[注] 由1987年24.5%升至2010年47.7%。详见〔日〕伊藤泰郎：「広島県の小中学生の平和学習の経験および戦争と平和に関する知識や意識の分析」、『現代社会学』(13)2012年。 ，广岛和平纪念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广岛和平研究所2010年调查报告[注] 调查对象为小学5年级到初中3年级共计375名学生，其中小学生113名、中学生375名。详见広島市教育委員会：『調査報告書 平和に関する意識実態調査』、2011年。 ，初次到访广岛和平纪念馆的学生集中在小学4-5年级(55.1%)，而参观感受更多是对于原子弹爆炸的“受害”印象与
根据东馆展览的结构设计，可以看出设计者对西馆单纯的“受害”展览进行修正的努力，尝试加入了一些“加害”、普遍性危害等因素。正如东京大学教授加藤归一所指出的，在广岛和平纪念馆1994年重新装修之前，“展示战争中日本的加害行为是不被许可的”[注] 〔日〕藤原帰一：『戦争を記憶する広島·ホロコーストと現在』、講談社2001年版、第16頁。 。但通过考察其展示内容及展示形式可知，在东馆中“刻意”增加的对于“加害行为”的展示，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表现在展现程度的局限性以及展览材料的单调性。学者太田满认为，虽然在广岛和平纪念馆新增的东馆中增加了对加害事实的记述，但在具体展示上依然是将原爆之外的东西排斥在外[注] 〔日〕太田満、田渕五十生：「戦争·平和博物館」展示と国際理解—平和の祈りに隠された問題—『奈良教育大学紀要』、2003年第52巻第1号。 ；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部副教授、国际和平博物馆副馆长山根和代也指出，“与直白的表述原爆危害的事实不同，日本对邻国如韩国、中国的侵略行径在纪念馆中很少被看到”[注] Kazuyo Yamane：Contemporary Peace Education in Peace Museums Student Visits to Hiroshima and Nagasaki，立命館国際研究27-1，June 2014. 。而且，在为数不多、程度有限的关于加害行为的展览中，仍然存在展览形式上的不足：缺乏“物”的展示。根据越智启太对东京家政大学199名曾到访广岛和平纪念馆女生的问卷调查，发现“记忆率”与展示物的种类直接相关，实物的展示往往更能被记忆，而认知的形成则依赖由“记忆率”所带来的心理冲击[注] 〔日〕越智啓太：「広島平和記念資料館の記憶」、『東京家政大学博物館紀要』第10集、2005年。 。进行物品展示是纪念馆的职能所在，广岛和平纪念馆对于日本“加害”行为的“文字化”处理，极大削弱了其在这方面的警示与教育意义。
广岛和平纪念馆在“展现”历史方面的取舍，限制了其社会教育功能的发挥，同时，“片面”历史观念的塑造，又成为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与周边国家实现真正和解的巨大障碍。
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应结合绿色生产的特点，应从绿色经济发展需求角度出发，应具有代表性，避免重复。
四 、国际传播 ：以反核重塑 “和平主义 ”国家形象
“和平”是战后日本政府所强调塑造的国家形象，以其作为弱化并取代军国主义形象的重要工具。对于和平国家形象的构建，“广岛的和平纪念馆是一个适合用来做对外宣传的窗口”[注] 王众一、朴光海：《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战后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具体政策并积极推动，使广岛和平纪念馆成为广岛乃至日本的名片。比如，由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管理的“联合国裁军奖学金计划”，将培养外交官“致力于裁军的意志”为使命，自1983年以来，每年有24名到30名不等的受训外交官到日本进行学习访问，截至2012年共计761名。[注] 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24/9/0926_01.html. 这些年轻外交官在日本为期6天的学习日程中，会专门安排一天参观广岛和平纪念馆。“听到原爆幸存者的讲话，是我生命中最受震撼的一件事情”[注] 日本内阁府档案：「MIRAIプログラム 平成28年度 結果概要」。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16351.pdf. “使我对和平有了新认识”[注] 日本内阁府档案：「Juntos !! 招へいプログラムの記録ブラジル ·グループ(経済関係者、州議会議員など )テーマ：政治交流」。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163502.pdf. ，是这些年轻外交官们普遍的参观感受。另外，根据广岛《中国新闻》的调查，二战结束至2014年8月，超过155个国家的大使级以上政要曾到访广岛，其中82个为部长级。近
其中,Y、K、L、A分别表示总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综合技术水平，α、β分别表示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
年来，每年也有50至60名政要到访。[注] 公益財団法人広島平和文化センター ：「1年間のセンターの歩みと世界の平和·国際交流関連の主な動き(平成26年4月1日～平成27年3月31日)」。 http://www.pcf.city.hiroshima.jp/hpcf/jigyo/pdf/2015/16.pdf.
另一方面，在政府高层交流之外，还有大量研究机构以及青年学生到访，广岛和平纪念馆发挥了重要公共外交载体的作用。此种民间形式的人员交流与信息传递，具有一般政府或官方层面所不具备的优势，具有全面化、深层化与广泛性等特点，对推动和平主义国家形象的全面扩展具有重要意义。
广岛和平纪念馆真正被世界所广泛关注，是在2016年G7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的到访。美国总统于5月27日应邀到访广岛，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献花并“发表了超过预期的17分钟演讲”[注] 〔日〕鈴木達治郎：「訪問と演説の評価」、『オバマ米大統領広島訪問の意義と課題』、長崎大学核兵器廃絶研究センター 、2016年。 。作为战后首位访问广岛的在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到访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与意义。自2009年以来，日本广岛、长崎民众曾先后6次向奥巴马发出邀请，因此也有论调认为这是“民间外交的成果”[注] 〔日〕鈴木達治郎：「訪問と演説の評価」、『オバマ米大統領広島訪問の意義と課題』、長崎大学核兵器廃絶研究センター 、2016年。 。美国总统虽然没有为71年前美国投下原子弹的行为道歉，仅表示对遇难者的哀悼之意，但无论如何，美国总统到访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特别是在日本公众对于二战历史的态度方面。正像《联合早报》一篇社论所指出的，“即便不道歉，访问仍将助长日本右翼模糊二战罪行的势头，加速日本政治的右倾趋势”[注] “奥巴马广岛之行的历史性意义”，《联合早报》2016年5月30日。http://www.zaobao.com/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160530-623008. 。访问也引起世界对于广岛的进一步关注，在奥巴马访问的第二天即5月28日、29日，广岛和平纪念馆的参观人数达到13389人，包括2869名外国人；6月份游客人数为148462人比去年增加41.8%，而外国人增加56.5%[注] 〔日〕伊藤歩：「オバマ訪問1か月、広島は何が変わったのか」、『東洋経済』2016 年7月18日。 http://toyokeizai.net/articles/-/127571. 。
根据国际著名旅游网站“猫头鹰”(Trip Advisor)在2014和2015年所发表的年度报告显示，广岛和平纪念馆连续两年位居“日本前10博物馆·美术馆”第1名、“最受外国人欢迎的日本景点”第2名、“亚洲前25博物馆·美术馆”第3名。在来自世界各地参观者的4900条点评中，“有意义”“震惊”“反思核武”“世界和平”等表述反复出现，并感叹日本政府保存原爆遗迹方面的成就、称赞其在和平教育方面做出的努力。
对抑郁动物模型中所有的趋化因子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各组间趋化因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6]。在一个慢性社交缺乏应激动物模型中检测CCL5和CCL11水平发现，对照组及社交缺乏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野生型BDNF缺乏动物模型(假定神经元营养缺乏与抑郁样行为相关)中两者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47]。在不同的慢性不可预计温和刺激动物模型中，刺激程序包括潮湿垫料、禁水、鼠笼倾斜等，尽管在强迫游泳中发现抑郁行为增多，但两组海马组织中CCL2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8]。
总之，广岛依据其自身独特“优势”，在世界反核、弃核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平”逐渐成为这座城市的重要符号象征。同时，作为代表日本国家形象的广岛市，也因在国际无核化运动中的突出作用而使日本的和平主义国家形象凸显。只是在这种形象的构建中，日本政府“刻意”淡化了加害者形象。日本试图以曾遭受原爆严重危害的广岛为起点展现二战历史，这应当是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真正实现“超越”的起点，是对日本普通民众、世界爱好和平人士所谓负责的态度，也成为其迈向和平主义国家的真正开端。
1、建立健全兽医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兽医行政管理机构。中央一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列入农业部的内设机构。省以下兽医行政管理机构由省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养殖业发展情况和兽医工作需要确定，并按程序报批。上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下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负有指导职责；各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动物防疫、检疫工作负有指导和监督职责。要加强兽医医政、药政管理，实施官方兽医制度。
对于二战历史的态度已成为影响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障碍性因素。战争记忆构成一个民族记忆的主体，共同的荣耀或苦难经历是推动民族主义发酵的重要因素，正确战争观与历史观的塑造与培育便显得尤为重要。日本确实遭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因原子弹而逝去的日本民众也确实值得同情，但正如王毅外长被记者问到对日本政府邀请外国领导人赴广岛访问的看法时所指出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加害者永远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怜悯之情不能取代理性反思，正视历史永远都是更好走向未来的前提。而“战争受害”与“战争加害”这一对看似矛盾的身份也并非不可融合，就像在广岛和平纪念馆东馆出口处一块展示标语中曾写的：“日本也有殖民主义政策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对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也是不可逆的伤害。我们必须反思战争以及战争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核武器。我们必须吸取历史教训，仔细辨别并避免军国主义道路”，只是类似的展示与态度在日本的战争纪念馆中并未成为主流。
责任编辑 ：乌兰图雅
DOI： 10.19498/j.cnki.dbyxk.2019.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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