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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学重要职能之一的科学研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和科学技术成为促进社会生产与经济发展第一生产力的新时代，大学科研更显出它的威力与必要性。问题在于：所有的大学生都要进行科研吗？大学科研应以学术为主导，还是应以社会需要为主导？大学科研有没有确定的范畴与明确的边界？这些问题既是长期困扰高等教育学术界的理论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下面笔者就这几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科研与教学孰轻孰重——大学科研的地位
自从19世纪初柏林大学的教育改革家洪堡提出要把科研引进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关于科研在大学中应占何种地位，即科研与教学孰轻孰重的问题，理论界就从没有停止过争论。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的首要职能是科研，其次是教学。因而，科研是先于教学的大学职能。
他指出：“研究与教学并重是大学的首要原则。”（注：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1991年版）“大学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研究与教学的统一。”（注：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在提到教学与研究的关系时，他始终把研究摆在第一位。与雅斯贝尔斯持相同的观点，或者说观点更加激进的另一位思想家是罗素。他说：“我们考察一下大学的功能后就会同意：研究至少与教学同等重要。”（注：转引自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3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469页）他要求“每个大学教师都应从事学术研究，并应当有足够的余暇和精力去了解各国学者关于自己所做的研究。”（注：罗素著，靳建国译；《论教育》，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190页）他认为，对于大学教师来说，教学技能并不重要，重要是他能够熟悉自己的学科，并对该学科有浓厚的兴趣。如果他只囿于年轻时所学习的东西，那对教育是无任何益处的，重要的是要不断研究和发展。
与此相反，牛曼极力反对大学从事科研，并对英国高等教育产生了一些影响。现代新托马斯主义者马利坦，也主张大学应以教学为主，他反对现实中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指出决不能用科研取代教学。他主张把大学的科研限制在“研究院”里，而使之与普通教育分开。这样既能使研究工作者专门致力于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进，也不会影响大学正常的教学工作，从而使学校培养人和发展科学的职能，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实现。还有，常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任职的南斯拉夫学者依曼，也不主张把发展科学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而着重阐述了大学的教学与社会服务功能。
笔者认为：理论界之所以发生这种分歧，固然是个人认识不同的结果，但是与时代的变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大学在性质、任务、职能方面的巨大变化是分不开的。仔细考察一下雅斯贝尔斯、罗索与马利坦生活的年代，我们不难发现：前者是活跃于19世纪的思想家，而马利坦则活跃于20世纪中后期。但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大学与社会的迅猛发展相适应，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性质到职能到层次，都远离了中世纪大学的雏形，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局势。这种分化带来了有的大学以科研为主、有的大学必须重视培养人才、有的大学则需要科研和教学并重的结果。
大学传统应该是教学与科研并重且相互结合的。远在古代，一些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者聚集的场所，就是把研究学问、交流学术、讲经授徒等活动结合在一起。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些大学，尽管受天主教会的控制，但毕竟成为当时教学、学术研究和扩散新思想的中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越来越成为高等学校的重要内容。
但大学传统除了有被继承的部分之外，还有被打破的时候。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一些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相继产生并迅猛发展。这种二年制或三年制的高等教育机构，事实上已背离了原来大学的意义。传统大学是具有学位授予权、学术自由与自治的高等教育机构。但现在，人们约定俗成地把所有高中后教育机构一律称之为大学。国外的初级学院或短期大学，一般修业年限为二年左右，学习专业课程或比中学稍广的普通文化科学知识，毕业后能适应本地区就业需要或转入本科高年级继续学习。这种大学的宗旨是培养社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是培养工业、应用科学和服务行业所需要的技术人员的学校。
在这种大学中，科研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政府对学校的要求是培养人才。在我国，解放以来成立的高等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等教育机构，习惯上人们也把它们归纳为大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需要的多元化更是促进了各种高中后培训机构的产生与发展。这些专科学校或职业性大学，无论在师资力量、科研条件、研究设备、地理位置、国内外信息的交流、国家经费资助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局限。科研力量的薄弱和科研条件的不足，使得这些大学事实上无法进行象综合大学那样庞大的研究，与之相应，也无法取得象综合性大学或独立学院那么巨大的科研成果。事实上，从现有科研成果来看，我国专科类大学或职业类大学的成果远远少于综合大学与学院。其科研成果的重要性也远远低于前者。这既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也是社会分工的需要。
结论：大学科研与教学孰轻孰重，不能笼统而论，而是根据大学的性质、任务、职能、条件与层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综合大学、独立学院、国家重点大学应该科研和教学并重，把大学建设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高等教育机构。一小部分有条件的大学以科研为主。专科类院校和职业大学则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教学应成为这类院校的中心任务，科研职能虽不可缺乏，却不是主要任务。
二、重视学术性研究（注：这里把和应用研究相对的研究说成是“学术研究”，而不是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基础研究”，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于本文所提到的两个方面：第一是高等教育理论界的学术导向与社会导向之争。第二是罗素把学问分为学术和功利。从这里，笔者取得了“学术”与“应用”相对立的意义）还是重视应用性研究——大学科研的导向
人们一方面崇尚和沐浴着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孔子等先哲的精神世界的闪亮光辉，另一方面又向往和享受着由爱迪生的发明、彼尔盖茨的创造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大便利和幸福。这使得大学在选择以学术研究作为科研导向还是以应用研究为导向时，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笔者来自于一所综合性师范大学，从事教学研究，有专利发明的爱好。但学校规定，专利发明没有学术价值，不算科研成果。这种现象在中国乃至世界不是偶然的，而是重视学术研究轻应用研究科研导向的结果。
在大学科研导向问题上，大学内部向来有社会导向与学术导向之争。所谓社会导向，指的是大学科研的主旨在于为社会经济、政治需求服务，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学术导向则强调大学的科研应以增进人类科学文化知识，进行高深的学术研究为首务。这两种思想不仅对大学的科研方向、业务导向、人才观念产生了影响，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整个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布局。西方发达国家就有以大学的纯学术研究为一方，而以大学以外的学院旨在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为另一方的高等教育结构和布局。如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曾经实行过的“双重制”，即是这种矛盾的反映。在美国，二战以后，在这一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而且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公认的结果。从各国大学实践来看，在处理这一关系时，常常偏于一端。欧洲大陆各国，尤其以英、法、德为代表，一度是重学术研究轻应用研究，而战后美国和日本又一度重应用研究轻学术研究。大国常常轻学术研究或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小国常常重学术轻应用。英国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罗素曾试图调和这种矛盾，他一方面反对英国传统大学的“绅士教育”，指出“若要使纯学术仍然成为大学的目标之一，就必须使它与社会的整体生活发生关系，而不仅仅与少数悠闲绅士的高雅欢乐发生关系。”（注：罗素著，靳建国译；《论教育》，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194页）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只讲求功利的目的而忽视人文的、被人们称为“无用的”、而他称为“非功利”的学问。他认为有的学问虽然看不出功利效果，但它仍然是有价值的，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有必要的。他明确指出：“我认为大学乃是为两个目的而存在的：一方面，为某些职业培训人才，另一方面，从事与眼前用途无关的学术研究。”（注：罗素著，靳建国译；《论教育》，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191页）兼顾学术与应用。
事实上，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所大学，应用研究与学术研究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从长远看，应当并重。但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同时并重未必最佳。大学类型不同、水平不一，理应有所侧重。如综合性大学侧重学术的、基础的研究，理工类院校侧重应用类研究。
就现阶段科学发展趋势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更重视科研的应用性和社会性。这种趋势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大学的另一职能——为社会服务职能的形成时期。如前所述，中世纪的大学是强调学术的、书卷味很浓的“象牙之塔”；但社会发展到19世纪后，大学另一职能——为社会服务职能的出现，密切了大学与社会各行各业的联系，大学科研越来越有必要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为社会实际需要服务，大学科研由此承担起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历史重任。二次大战以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更加依赖科学技术，因而更加强化了大学科研的应用性和社会服务职能，形成了社会扶持学校，学校服务社会的新潮流。以硅谷——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科技园”的产生，使大学科研的生产性和应用性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而学究气最重的英国传统老牌大学，也打开了象牙塔的大门，广泛地介入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剑桥大学周围就形成了一个依赖其科技服务的科技园，成为一个有300多家企业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很显然，大学加强科学研究的应用性，尽快尽多地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已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和共同发展趋势。
而科技的应用性和生产性，正是我国大学科研的薄弱环节。中国素来有重形上轻形下、重道轻器、重理论轻应用的传统。在中国文化教育中，技术的东西必须屈从于“天理人情”的仲裁，纯粹服务于功利目标的“奇技淫巧”在中国的文化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教育，是很少甚至完全不与技术性科研挂钩的，重视的是思想的构建和巩固，伦理的规范与协调。建国以后，我们国家曾一度受到苏联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分开的影响，大学科研只侧重于各个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据最近美国一家媒体的报道，中国2000年的科研综合实力在全世界的排位，较1999年有所下降。该媒体分析，其主要原因不在于科研成果本身的数量减少或质量下降，而在于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产业之间的横向联系没有得到加强；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机会减少。
因此，加强大学科研的应用性，应成为现阶段我国大学科研的主要方向和现阶段迫在眉睫的任务。加强科学研究的应用性，不仅意味着大量进行应用性研究，还意味着：(1)开发基础性科研成果。大学具有学科专业齐全、技术智力密集的优势，如能开发基础科研成果的应用价值，将产生难以估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参与国家和地方的多学科联合科研攻关，对准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开发出大量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新工艺，以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3)组织和参与科技市场，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许多大学教师热衷于科学研究，可是由于缺少时间和精力，也缺少一种市场意识来转化自己的成果，使得许多成果成为“死的”成果，没有发挥出这些科研成果本应起的作用和本应发挥的力量。如何建立一种科研成果转化机制，确实是大学科研工作者和管理者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目前，已有一些大学在这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实践，但还远远不够。
三、大学生科研属不属于大学科研——大学科研的范畴
把科学研究引进教学过程是大学教学过程的特点之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大学教学的一条特殊教学原则。这意味着对大学生的教育教学活动，都含有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科研要求。一般来说，大学生的科研活动，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平时的科研活动。包括听取校内外专家的学术报告；参加校内或校际的学术讨论活动；根据学生各自的兴趣和爱好，独立进行研究活动（包括撰写论文与科技发明活动）；参加学术性社团或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吸收学生参加学校的某种科研工作，如在科研课题中当教师或科研人员的助手，承担力所能及的科研任务。第二种，学年论文和课程设计。这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运用一门或几门与课程相关的知识，独立解决一些不太复杂却又具有综合性的问题。第三种是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这是一种带有总结性的集中的科研训练，是在系统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及平时科研训练的基础上，按照规范化的研究程序与方法所进行的科研活动。
从以上大学生科研活动的形式可以看出，大学生科研活动具有两大显著特点：
第一，学生科研活动主要是在教师引导下进行的。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是一个逐步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就知识领域而言，在其发展过程中要经历由基础知识到专业知识技能、由专业理论到专业实践、由自学能力到科学能力等一系列的转变。这些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教师有意识的逻辑安排、课程顺序设置，有赖于教师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地进行科研指导训练。学生平时的科研活动，虽然是分散的，不在教学计划之中，而且多数是自发的，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年级的教学任务与实际水平，进行调控和引导。大学生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虽然强调学生的独立性，但丝毫不能减低教师的指导作用，相反，教师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并由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强的教师担任，对学生在树立正确的科学研究态度、正确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设计方法、论文的理论深度和广度等方面进行指导。
第二，大学生的科研活动，主要是一种研究性的学习活动，而不是独立的科研活动，因而进行创造发明、参加重大的科研项目攻关、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不是大学生科研的主要任务。大学生科研活动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目的在于：(1)掌握有关的科学研究信息，包括阅读有关书刊和参加学术活动，经常了解科学发展的脉博、科学研究的动态、趋势、新的科技信息和科研成果。(2)培养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科学精神是指敢于创新的精神，敢于克服困难攀登科学高峰的意志，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严谨踏实的作风；科学道德是科学工作者的行为规范，决不可弄虚作假，把他人的论点作为自己的创见。(3)进行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运用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和统计方法，运用辩证法、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问题。以上这些，都不是以取得科研成果为目的，而是进行科研的学习与训练。
由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大学生科研活动与作为大学职能的“大学科研”是两个范畴的概念。作为大学职能的大学科研，是指大学不仅具有培养人才的职能，而且应当承担科学研究的任务，作为发展科学，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生产的一支方面军。而大学生的“科学研究”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引进科研活动，是大学教学过程的一个特殊因素，旨在更好培养有科研能力和创造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一涵义的“科学研究”，仍然内涵于“培养人才”这一职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