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人排斥佛学与相信因果报应的矛盾心态
——以明代文人周复俊的《泾林杂记》为例
李 萍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冰150080）
[摘要] 随着佛教在明朝传播的进一步深入，一些文人明确的表示对佛教的不喜，却在他们的著述中不自觉的透露出佛教文化的影响，以明代文人周复俊的笔记《泾林杂记》为例，周复俊本身“独不喜佛书，尝着论辟之”，但是在他的笔记中却又不自觉的显露出因果循环的佛教义理对他的影响，这种矛盾心态从侧面体现了佛教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范围和深度。
[关键词] 排斥佛学；因果报应；矛盾心态
一、佛教与文人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就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佛寺、佛法、佛学观念在中国扎根成长，逐渐开始威胁并最终取代中国传统宗教-道教的地位，对中国的社会民生如政治、经济、建筑、信仰、风俗、饮食、服饰等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尤其在文学方面，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受到佛教的教义影响，写下了名垂千古的不朽著作，文、诗、词、曲、小说，各种体裁均有记载且数量不在少数，从佛法教义、僧侣信徒、佛寺庵堂到佛门的清规戒律佛都有涉及，从众所周知的经典之作到鲜为人知的散文篇章，均可看出佛教的思想氛围之浓厚，这些作品不但为中国古代文学凭添光彩，同时也间接的传播了佛教的教义。例如魏晋时期小乘佛教传入中原，促成了魏晋志怪小说的风行；隋唐时期各统治者大肆兴建佛寺，更有唐三藏远到天竺求取佛经翻译，后来脍炙人口的小说《西游记》就是根据唐三藏前往天竺取经的故事改编而成的；宋代甚至专门设立译经院翻译大量从天竺带回的佛经，在官方的大力支持下，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到宋代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阶段。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文人敏感多思，对社会人生感触颇多，且处在封建社会极易受到生命威胁，而佛法的微言大义，如因缘果报、无常苦空、三世轮回等精妙的思想，正可以解开这些文人对人生的困惑，满足他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并且佛法义理、寺庙的住持高僧等极大的开发了他们的思想深度与创作空间，所以历来为文人所喜爱。此外，自古文人多雅士，文人一般性喜雅静，而佛教寺院大多建景致优美，而且大多处在名山大川故环境清幽、宁静，尤其大部分僧侣知识渊博多能吟诗作词，谈古论今，宣讲佛法又德高望重，如同精神导师一样给人以高深莫测之感，还能给人指点迷津，用高深的佛法给迷茫的人们讲解人生道理，所以文人大都喜爱与这样的僧侣结交。再者，不少文人学士在身居高位之前都曾寄居寺庙，因穷困借助佛寺，帮助僧侣抄写佛经来获取报酬，而且佛教寺院对这种文人也非常友好，文人受佛寺恩惠，故在以后的人生中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还有一些文人因获罪被贬，精神、心灵无以为寄，便转而移情山水，而名山大川大多是佛寺的必选之地，受到玄而又玄的佛教义理的点拨，最终他们都在佛法里找到了心灵安顿的皈依之处。
且不可否认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传统儒家士人中排斥佛学之声一直没有断绝，即使随着时间推移，佛教在中国扎根生长并渗透进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受到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的喜欢，依然有一部分正统文人排斥佛教义理，斥责佛教为异端邪说，并且不断撰文言辞激烈的针对佛教义理提出种种反对意见。到了明代以后，经过数个朝代的发展融合，佛教早就已经完成了从水土不服的异域邪说到完全适应国情的本土佛教的过渡，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经如同烙印一般刻在骨子里了，平民百姓把求神拜佛当作穿衣吃饭一样自然，即使有些士人高举拒斥佛教的大旗想要摆完全脱佛教的束缚，却早已不自觉的受到佛教教义的熏陶。例如明代文人周复俊，周复俊（1496—1574）字子颥，号木泾，江苏昆山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曾经担任过工部主事、四川、云南左右布政使、南京太仆寺卿等官职。在他的笔记《泾林杂记》里，他明确针对佛教的转世轮回观念进行驳斥，并在笔记中对佛教高僧鸠摩罗什、哈立麻等人进行针对性的批评，直接说他们是异域番僧精通幻术，凭借幻术欺骗世人。但与此同时在他的笔记中又多处记录许多人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这从侧面反映出了佛教文化的传播深度之广，在周复俊自己没有主观意识的情况下已经在他的思想中扎根生长。
二、直接排斥与间接接受
因缘果报观念，作为中国佛教的核心教义之一，即使是没有学过佛经的普通人都有所耳闻。佛教认为“业有三报”，不论是现报、生报、还是后报，报应是毫发不爽的。人们要想求得善报，就必须持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守十善，即不犯杀、盗、淫、妒忌、忿恨、愚痴、说谎、巧辩、挑拨、恶骂。持五戒或守十善笃实者，即得善报；否则，即得恶报。因为这种因果观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依靠它可以实现教化民风、稳定世局的作用，所以一向被作为佛教宣传的重点。
如图3所示，中国和欧盟可再生能源专利在总专利数中的比例较小，均小于4%，总体变化趋势大体相似，都是先上升，然后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开始呈下降的趋势。1999年前，中国和欧盟可再生能源专利在总专利数中的比例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1999年之后，欧盟可再生能源专利所占比重明显高于中国，可见欧盟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对总体技术进步的贡献更大。2014年中国和欧盟可再生能源专利在总专利数中的比例分别为1.01%和2.00%。
总而言之，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是依托其“技术哲学三部曲”，在借鉴马克思、马尔库塞、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等先哲们的著作和观点基础上，通过对技术设计案例的具体分析，阐明了技术的发展是一个社会斗争的舞台，它是由技术标准和社会标准共同决定的，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芬伯格认为，技术的设计要充分考虑人的需求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的协同发展，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技术产生的负面效应。芬伯格通过技术政治学为实现技术体系的革新提供了可能性，芬伯格借用了具体化理论对社会技术复杂系统进行研究，勾画了技术民主化实践中的具体环节，这些技术哲学领域的新理论在哲学界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第三，佛教所宣扬的善恶报应、因果轮回作为对人的一种道德约束，与儒家的“仁、义、礼、智、圣（信）、恕、忠、孝、悌”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从道德角度出发约束人们的行为思想。儒家思想作为流传数千年的中国正统思想，至今仍然从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约束，周复俊处于明代理学思想僵化，八股文严重束缚文人思想的时代，在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影响下，道德标准已经升至决定人们生死的地位，周复俊作为受中国传统文化培养长大的正统文人，他本身“尤嗜左马屈宋诸家”，“致政归，深居寡出，日惟以读书著述为事，更不问生产仆业，士论高之。”而且他还担任过四川提学副使，总管一地学务，职责就包括考查各府州诸生的文才、品行、学习勤惰，并对所属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学官进行考核，这就要求他本人品行端方才可以胜任这个职位，从提学这个位置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何他本人对道德修养有着较高要求。在明代文人于慎行为周复俊撰写的墓志铭中道：“时人称其为人仪观简重，言笑有常。在官三十年，贞介严明，终始一节，监司所积赎，举付诸守藏，未尝私取。滇南宝物出纳，一无所染。”由此可见复俊高风亮节，颇有操持。反应在他的笔记中，他通过记录身边的奇闻轶事对人的道德修养提出规范和约束，是身为正统儒家思想传承者的“天职”，而借助包含佛教因果报应的外衣则是周复俊无意为之，受佛教思想在中国发展一千来坚持不懈的进行广泛化、大众化的努力。
三、产生原因
究其根本，导致周复俊极度排斥佛教，却不自觉的用佛教义理导人向善这种状态产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佛教文化自传入中国起，就不断进行着中国化的努力，将自身的影响从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等层面融入社会生活当中。而结果不言而喻，佛教在进入中国的初始过程中，受到了反复质疑和挑战甚至一度面临灭绝的风险，抵抗力量也主要来自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传统士大夫，他们所持的反佛理由主要有：佛教害政，不事生产却享用民脂民膏；佛法无助于延长国祚，以幻术迷惑人心蛊惑力极强；僧尼守戒不严，佛寺沦为贸易之场、逋逃之薮等；严重的还斥责佛教“人伦灭尽、弃君背父”。后来随着禅宗另辟蹊径，佛教文化开始适应中国士人和百姓的心理需求，形成与儒家、道家三足鼎立的局面，并在后来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大潮中依然保持住了自己的立身独立性。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却在历史的长河中信众逐渐减少，而中国佛教在历经数朝演变后最终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本土化后的中国佛教深谙中国的民族性格和民众心理，和儒道两家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周复俊怎样排斥佛教，只要他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导，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其次，周复俊处于明代，即佛教文化经历过质疑挑战、高度发展繁荣后的稳定时期，其基本教义和典故、僧侣、寺院已经遍及天下，其对社会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无法改变，尤其经历过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高速发展，佛教文化已经深度嵌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之中。而明朝历代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态度十分暧昧，从佛教能够“暗助王纲”、“阴翊王度”的角度出发支持其发展、兴建寺庙，但同时又制定律令对佛教的方方面面进行严格规定和限制。总体上出于实用主义考虑，明代统治者在佛教有利于“助王纲、治天下”的情况下还是支持佛教发展的，因此佛教文化在明代社会生活、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周复俊不自觉的表现出佛理对他的影响也是情有可原。
周复俊本身“独不喜佛书，尝着论辟之，辞旨甚辨，正学之士宗焉。”在《泾林杂记》中列举这些因果相报的故事时还不忘贬斥佛教，如针对佛教的转世投胎说提出“万古之天下，未必人人尽投胎而生”，打趣“释迦为何不娶”，指出鸠摩罗什破戒却不许别的僧人模仿是因为他精通幻术，明确指出“第诸愚僧，尚未谙此，故为所欺耳”；还详细记录了李蔚针对唐懿宗奉佛饭僧的谏言、狄仁杰谏言武则天营造大像，姚崇谏言唐中宗时期，公主贵戚竞相奏度僧尼；并借别人之口指出僧人建造佛殿是为了满足私欲，“佛求汝乎？汝自欲造之乎？佛无故求于汝，汝自欲造之也。今之佛宫凌云之阁，万木之殿，碧瓦鳞鳞，轩牖金粉，虽王公之居不能敌此也。”
而通过《泾林杂记》也可以看到佛教的宣传是非常成功的。周复俊作为一位十分排斥佛教道义的人，在他的笔记中不自觉的列举了大量了善恶相报的例子。例如，一富商本命数将近，但因行善事救人一命反而避开劫难，最后逃脱死劫；一书生因偶得余财便将多余的拿出来周济乡人，后书生落难幸得当年同乡救助，最后安全回到家乡；一书生为卖身葬父的女子出钱安葬其父母，并且不需要该女子的侍奉，但女子走投无路，书生只好把她介绍给同窗，后因该女子和同窗的偶然帮助，因缘巧合避开了死劫。此类因果相报的故事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故事无一不透漏着浓厚的劝人向善的佛教道义，可能作者记录这些故事只是觉得新奇，但大量的此类故事出现在笔记中，不得不让人猜想作者是不是想通过此类故事劝诫人们多行善事，而这种因果相报、劝人行善的思想正与佛教道义契合，也可以说是佛教用几千年的时间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种下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种子。
第四，受宋明以来三教合一潮流的影响，明代时儒家排佛的声音有所减弱，一些文人提出了“三教同源”、“理无二致”、“三教一家”的主张，甚至还出现了“三一教”。而且在民间，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人都有人信奉，大部分民众还三教同信，由此可以看出学术界和民间对于佛教的态度都有所缓和，不再像前代一样“欲除之而后快”。明代中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更是吸收了佛、道两教中有益的部分融合进自己的学说，例如王阳明的“三间屋舍”论就明确表现了他援佛、道入儒的思想，受明代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尽管周复俊本身“独不喜佛书”，也没有前代排佛文人那么激烈的言辞抗拒，只是在笔记中针对转世投胎、修建佛寺、佛教典故有理有据提出自己的反驳意见，而在《泾林杂记》导人为善的例子下运用佛教的因果报应的义理来阐释，也反映出了明代排佛文人对于佛教的宽容态度，这也是明代儒士排佛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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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周复俊既排斥佛教又不自觉的受佛理影响，运用他所排斥的因果轮回的佛教义理劝人向善，这种矛盾心态在很多排佛士人中都存在，而且不止于明代，比较著名的就有唐代的韩愈和宋代欧阳修、朱熹等，只是到了明代以后理学思想僵化，对人的道德压迫进一步上升，而受三教合一，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影响，明代文人周复俊在劝人向善要求人们提高道德修养的同时，不自觉的展露出佛教义理对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归根结底与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范围之广，传播广度之深有较大关系，更与佛教文化适应中国人的心理需求、性格特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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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198（2019）04-0088-05
[收稿日期] 2019-06-28
[作者简介] 李萍（1996—），女，黑龙江省绥化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姚延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