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独行——1938—1949年的沈从文精神及心理状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行论文,暗夜论文,状态论文,精神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4)06-0139-05
一、紧张的人生思索
在沈从文的意识中，一个人不思考就想捡便宜，那是很可耻的。鲁迅说过，“没有思 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1](p.374)明朗的天空，单纯的人事，这样的环境 给予了不甘平凡的沈从文那抒情的心灵自由驰骋思考的空间。他的思维异常活跃，他要 为既符合自己的个性又合乎他的生活的选择去探索一番，就像当初走出湘西那样“向一 个生疏的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 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2](p.223)沈从文或许没有意识到的是 ，此时已不在是“五四”知识分子精英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并能引导人们思想潮流的时 代了，各种社会现实给予的种种条件恰恰特别能刺激知识分子的世俗欲望。在这样繁复 的时代面前，沈从文被动中选择的甘于平淡，本身构成了对他选择的诱惑、矛盾。不愿 流于世俗的沈从文开始思索怎样超越过去，达到新的高度。
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沈从文进入生命的沉思时期。他思考生命的形式，生命的质量 ，生命的意义。鉴于现实是人在“法币”空气笼罩下，生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由于在 社会里，“生命受自然限制，生活受社会限制，理想受肉体限制，”[3](p.124)因此“ 活下来总不能如人意”[3](p.4)，“有些人常常为社会所抛弃，所排斥，生活中竟只能 有一点回忆，或者只能作一点极可怜的白日梦，一个作者触着这类问题时，自然时很痛 苦的!”[3](p.86)这些带有自白性质的告白，把沈从文带入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在他看 来，人类人生全部形态和人的存在分两种层次，一是“生活”，二是“生命”。“生活 ”是人的动物性与生物性。他在《烛虚》中痛斥教育的失败，借以归类出庸俗平凡的类 型，“此类型的特点是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3](p.86)在他看来 ，这是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尤其在上层社会妇女中，这种现象犹为醒目。多数人把脑 子转移到玩牌，一有空闲就沉溺于牌局的人，他归结这些人的本质是思想平凡而自私。 根本上无所谓生活理想，是在消耗剩余生命。参与者也许享受了潇洒快乐自由，沈从文 却看他们更像一个生物。面对“多数人所需要的是‘生活’，并非对‘生命’具有何种 特殊理解”[3](p.87)的现象，他深为痛心。他希望人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有所意识 ，即并非满足于口腹之美，能生育的理想，而需要“高尚的情操”、“庄严的道德原则 ”、“勇敢的进取精神”、“独立的人格”、“远大的理想”。这些内容不定的抽象词 汇也暗示了沈从文在理解生命的内涵上，意义是不确定的。在他的思考中，生命存在于 人的生活中、生存中以及人生中，但人有了生存、生活，人生不一定有生命。生命是一 种精神，具有抽象性，生命具有神性，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生命随日月交替，而 有新陈代谢现象，有变化，有移易。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4 ](p.259)生命是“前进”、“迈进”的向上奋斗精神，是健康人生显示出的一种完美而 崇高的精神。这种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与三十年代他竭力赞扬的湘西下层人民的人生相比 ，他发觉雄强、诚朴、仗义、舍己爱人的生命的种种意义并不能获得永存的价值。重审 生命，他意识到，人们只有成为自己的主宰者，才能获得正当的生存权利，才能为生命 的永生、永存创造出必备的物质条件。
有了雄强的新的生命意识，又该如何表现这些抽象的理性的思维呢?他一时还找不到出 路。他有抽象的信仰，在生活中没有人能理解，内心的惆怅无处诉说使他倍感寂寞。“ 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4](p.295)对现实的焦虑，为未来人类命运以及自己命 运无法把握的焦虑，一种挣扎无从、无可奈何的情绪油然而生。正是在此情绪的支配下 ，由目之所及到主观自我意识所思所想形成的文字产生了。
《云南看云》由卢锡麟先生的摄影引出思考。他盛赞云南的云单纯、挚重、素朴，而 大地上却充满痛苦、纠纷、丑陋。人怎样在这苦难矛盾中生存下去才不失去人所应有的 “灵敏与弹性”，对生命应怎样有个深层次上的认识?如果乐意在地下爬，不挺起脊梁 做人，只求自己吃饭，顾眼前，市侩气，不习惯向远景凝眸，必然导致社会整个精神状 态的萎糜、堕落。文中他以演讲般的激情再次阐明他的人生价值取向。事实上，他更多 的是徜徉于郊外、独坐案头，在阳光下或面对朗朗星空，在大自然恬静和谐的怀抱里， 思绪离开了眼前的世俗生活和经验世界，进入到抽象的精神领域；任何一点小小触发， 都会立即唤起他的回忆、联想、独白、辩难。此时他的思维敏感异常，捕捉飘忽不定的 思绪。他说：“我之想象，犹如长箭，向天空射去，去即不返。长箭所注，在碧蓝而明 静之广大虚空。”[5](p.110)心灵全为“虚空”敞开，为抓住飘忽灵动的思绪，他祈求 宁静。他说：“我需要清净，到一个绝对孤独环境里去消化生命中具体与抽象。”[4]( p.280)“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悟彻‘爱’和‘怨’等等文字 相对意义。”[4](p.280)靠宁静的沉思获得的作品有“七色魇”命名的六篇：《绿魇》 、《黑魇》、《白魇》、《青色魇》、《赤魇》、《橙魇》。而从文本看来，那对光、 对色彩、对自然万物生命形态极致入微的玄想与摹写，透露出沈从文试图抓注飘忽不定 思绪时的急切与慌乱。这也许正是心灵孤独时最佳的思维方式体现。《水云——我怎么 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中“墙壁上一方黄色阳光，庭院里一点花草，蓝天中一粒 星子，人人都有机会见到的事事物物，多用平常感情去接近它。对于我，却因为和“偶 然”某一时的生命同时嵌入我记忆中印象中，它们的光辉和色泽，就都若有了神性，成 为一种神迹了。”[6](p.287)平凡的自然万物在他眼里却那样神圣、亲切、引起惊奇， 继而产生庄严之感。一群白色蜉蚁蚊蠓在阳光下旋成一团，他体会到它们“暂短生命的 悦乐”[6](p.85)一只小甲虫也体现出造物的鬼斧神工，令人“无限惊奇”，长脚蜘蛛 施展吸引异性的技巧，“可见出简单生命求生的庄严与巧慧”，[6](p.108)“眼目所及 若有神迹在其间。”[6](p.290)这份单纯惊奇的观察和幼年逃学时的沈从文所看到的是 多么相似啊。他此刻只不过是把对生命、对人生的思考融入其中了。如果说当初他怀着 好奇、有趣的兴致去观察，如今他却是因为孤独。一个人只有在孤独时，才会试图和大 自然下的小生灵建立起特殊感情。沈从文一直是孤独的，这是来自心灵深处的痛。在湘 西土著部队生活的几年，他对“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把头砍下， 我可以说全部懂透了。”[7](p.65)这段生活经历使他明白生命的无常和命运的无可把 握。之后北京达三年之久的生活压力、个人情感的失败，以及为自身命运走向的担忧、 焦灼，时时折磨着他，凭个人力量在自己梦中的园地立足显得那么不切实际，不甘放弃 使他异常孤独无助。即使挤进了教授层，在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学者教授荟萃的高等学府 里，虽说他也是大学教授了，却因为只有高小文凭，就引起一些人的鄙薄。国故派经学 大师刘师培的弟子之一，曾公开说沈从文算什么教授，这位旧学根底极深的老先生，在 思想上看不起沈从文；而陈铨这批留学欧美的洋博士，也对沈从文奢谈尼采、叔本华等 的哲学思想表示一种轻蔑的态度。在“战国策”派看来，沈从文还需要他们进行西洋文 化的启蒙，根本没有资格来和他们商榷讨论问题。旧派和洋派教授对他轻蔑奚落的做法 ，对他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痛苦的刺激，被孤立感的产生就很自然形成了。他有过这 样的言论，即使“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 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4](p.33)走到任何地方，他都带着乡下人的 尺和秤，“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 值和意义。”[6](p.266)
这种固执与孤独，在四十年代再次显露出来。生命无意义地消耗，腐乱的现实众人熟 视无睹，他敏感地发掘深层意义上的问题，却无人理解，空留惆怅。他只好拿这些思绪 对着不能言语的花鸟虫草倾诉，同时，他赋予它们“神性”的光辉，呵护它们，理解它 们。很自然，沈从文过于急切了，他想一古脑将自己的寂寞转移，因此，在思绪上显得 跳跃，语言上的重复，没有了昔日的从容，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还尝试用写小说的方式来解答对人生的多种思考。1943年完成的“艳而不庄”的小 说《看虹录》、《摘星录》，两篇都写爱情。《看虹录》写主人公从日常生活轨迹中“ 出逃”去进行一次小小的情感冒险，从而体验到生命的奇异和美丽。他的结论是“神在 我们生命里”。[8](p.260)从小说中处处可见“天堂”、“上帝”、“神奇”等之类的 词汇，诉说他对生命的敬畏和膜拜。他认为能被生命之火燃烧的“生命”才是真正的“ 生命的享受”。这种“生命的享受”被沈从文运用许多富有象征意味的隐喻弄得晦涩不 明。实际上，沈从文仍在写二三十年代贯写的男女情爱的题材，题材可以不变，但对生 命的深层理解和挖掘，对生命应以“诗与火同样使生命会燃烧起来的”[8](p.268)呼唤 颇有新意。《摘星录》写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主人公，在恋爱中受挫，终于失去青春，找 不到合适对象，不得不顺手抓一个解除寂寞的人，过一过恋爱瘾。沈从文颇为娴熟地运 用弗洛伊德性心理学说，把女主人公的性心理分析得细致苛刻，这种能力真令人可怕( 可佩服)。这两篇小说都把“性”同“生命”联系起来，表达出雄强的生命就该释放的 自然观念，潜在中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否定。
思索已成为四十年代沈从文的一种生存方式。他免不了在思索中进行自省。“发现自 己，得到自己，认识自己。”[9](p.82)他写《烛虚》、《潜渊》、《长庚》，写《生 命》、《水云》，这些内省式文字对生命的理解，在认识自我的同时已上升到了哲理的 美学高度。以“魇”为题的《绿魇》颇有代表性。它由《绿》、《黑》、《灰》三部分 组成。整体上描述了他对自然与生命、自然与人的思绪，并混沌地发出有关这方面的感 慨。《绿》写“我”在山坡的一片绿色包围中产生的困惑；《黑》写“我”试着从黑处 找寻，把思绪拉回到五年前，进行叙事，写了人事变迁；《灰》从五年前思绪回闪到现 在，发现自己得到的“只是一种思索继续思索，”[6](p.101)于是从山坡回到大院；夜 晚再来山坡时，发现白天阳光下的那片绿色已变成一片灰色，“我”恐怖地感到“灰色 正像一个人生命的形式，”[6](p.104)回家后，似乎“重新发现了那个在绿色黑色灰色 中失去了的我”，[6](p.104)最后，“我”的梦醒了，发觉做了个“新黄粱梦”。全篇 片断式的思绪，文中绿的世界、虫鸟的搏翅、人声等等引发他关于生命的种种意志，以 及人的意志的联想。他感受到对“一切生命无不出自绿色，无不取给于绿色，最终亦无 不被绿色所困惑。”[6](p.105)自己尽管感到痛苦和孤单，仍强烈呼求“人的意志”， 重造一种观念，重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时值抗战时期，文中表现了他此时的 特殊心境和对人生的抽象看法。而他最终追求“人与自然完全趋于和谐”的超脱一切的 人生最高境界的理想生命模式的宣言，再一次通过思考以纷乱的形式申诉出来了。
二、民族命运在何方
沈从文曾在《灰》中所言，“普通人用脚走路，我用的是脑子。”[6](p.89)进入四十 年代后，战争带来经济困窘，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为了生存下去的急迫冲淡了人们对整 个人类、民族命运前途走向的重大问题的思考。早在写《边城》时，他对两种不同的求 婚方式(走“车路”与走“马路”)引起的冲突，引发他感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似乎 以道德的退化为代价。这不仅仅是湘西，而且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人类深感痛苦又无法躲 避的历史进程。道德感的丧失带给民族堕落的因子，人这个主体缺乏健康理性的精神， 就不会深思民族命运的走向。在理性地思索现实中人们的近视症之余，他对曾经构筑的 理想未来进行解构。他在执笔时不再一味写和谐纯洁的画面。他写《黑夜》、《过岭者 》、《早上——一堆土一个兵》，虽然舍不得放弃对他们人格本身优秀部分的赞美，但 是对他们理性上不自觉，仅凭朴实、忠诚就投身革命战争和民族战争中的举动，既忧虑 又痛苦。《会明》写老兵会明呆相十足，不明所以地上前线。这难道就能挽救民族的命 运吗?沈从文深表忧虑。他渴望这些“乡下人”理性精神的苏醒，在保留自身长处的同 时，以新的理念参与到民族血液中来。《长河》正是沈从文从深处对民族现状进行反省 后，既悲观又乐观的复杂矛盾心态的写照。《长河》写于抗战时期，人物背景又置于19 36年前后。在《题记》里说，“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 方差不多”，[9](p.239)显然，它的意图是让外界正确认识湘西。另一方面，表现出这 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带有民族反思的意味。它沿用一直熟悉的人事作题 材，但在指出湘西民族的未来之路该这样走时，他也无法肯定走哪条路了。他在接触到 现实后的思考远比写谐趣的牧歌情调沉重得多，因此，事后，他是很不满意《长河》上 的人事安排的。他感慨道：“个人所能作的，十年前是一个平常故事，过了将近十年， 还依然只是一个平常故事。过去写的也许还能给他们一点启示和认识，目下可什么全说 不上了。”[9](p.241)对地方、对国家以及民族前途命运感到茫然、彷徨的情绪流露出 来。虽然他并不自信地乐观申明：“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不用悲观。 ”[9](p.92)
道德重建、理性复苏、不悲观就能拯救一个民族吗?他回顾近十年来自己为之奔走呼告 的理想之路，以及在昆明几年生活有限范围内的耳闻目睹，他要寻求更好的方式来激活 民族正常的生命。一种紧迫感使他躁动不安。现实是：“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 ’、‘设计’、‘理想’，都找不到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自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和 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后都有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 行。”[9](p.92)他要越过纷繁世界的表象，追求一种哲学深度的思想，来指点他找到 人类民族的前途。他思考后指出这样一条道路来：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关键在‘人的重 造’，“民族精神的重造”。他追问道：“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它的逐渐堕落，是不 是纯由宿命，一到某种情形下即无可挽救?会不会只是偶然事实，还可用一种观念一种 态度将它重造?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些人，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用一些新的抽 象原则，重建起来?”[6](p.89)“新的抽象的原则”该如何表达呢?他为自己找到了以 文字为工具去重建民族的希望之路。在他看来，我们的民族历来是个受文字拘束的民族 ，那么真正进步的希望应该建筑在文字上。由于一切进步观念、思想把它输入民族成员 肌体中，形成一种普通力量，在中国，通过文字这种最简便的工具，就可以最容易地解 决。通过文字输入一种健康、雄强的人生观，改变人生，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 烛如金。”[9](p.64)改造人的精神的途径是进行文化重造，进而达到对国家、民族的 重造，对于知识分子，尤其重要。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理性和良知的代表，进行文化 上的先行改造，对民族群体精神的挽救，责无旁贷。1941年在写给在乡镇工作的小学教 员的信中，毫不客气地抨击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沉沦之举，又明确了知识者 的态度。他认为，打两回败仗并不要紧，可怕的是“后方读书人精神上即见出败北趋势 ，”[9](p.164)这个国家的明天将不可设想。对于计较个人出路得失，消磨生命的生存 方式，“与腐烂堕落只相差一间，[9](p.163)应该对他们投以“轻蔑”和“怜悯”。强 调文学艺术的力量，并试图把它与抽象的意志结合起来，为民族以及人类命运铺设一条 理想大道。虽然他的理想不被人理解与接受，他仍然有坚持的理由。作为受“五四”新 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个体人格中精神自由与精神追求形成他的终极目标 是“诗学的梦想”。面对现实的纷争战乱，他思考很多，“但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 一己信心的固执，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9](p.15 3)他孤独地沿着“诗学的梦想”思考。当现实迫使他重审文学及文学家的定位问题时， 一方面，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9](p.172)另一 方面，他认为文学革命的意义，实质包含两个目标，“工具重造”、“工具重用”，新 文学的意义在于创造经典，从一个崭新观点去建设国家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扩大了 年青学生对社会重造的幻想与信心，引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腐烂现实的怀 疑。他还逐渐强调人的“意志”的重要性，“明白国家转好，完全出于多数人的意志， 大家只要有信心和勇气。”[4](p.291)至此我们可以觉察到，他的这些见解始终是建立 在人性、道德、精神层面上的。他过份相信并夸大了人的意志和文学的功用，以为只要 用文字来重造民族的经典，人心就会改变，国家就能重建。和同时期现代作家相比，他 单纯得近乎幼稚了。虽然他理想的民族振兴之道过于苍白、贫乏，但他的思考自有其价 值。一个事实是：这时期以文字付诸理想的行动太少了。这或许是他也意识到理想的不 可实践，无可奈何，阻碍了他写作的兴趣吧，他只有自我安慰地把希望交付给时间。
“时间”给了他怎样的回答呢?漫长的八年抗战结束了，同时也结束了他在乡下“相当 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的八年人生旅程。回到一别九年的故都，虽然街上人和车比 以往更多了，但他记忆中仍保留着二十多年前初到北京时的孤独印象。漫步街头，面对 满载新征壮丁的卡车，面对军警对任何行人的盘查，看到用来屠杀中国人的美国坦克， 他为具有安闲、从容气度的故都及人民的命运担忧，感慨。更另他痛心的是“许多人一 眼看去样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6](p.310)“不管是伟人，还是羊肉馆 掌柜，神气之间都有相通之处，俨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 形中，脸上各部官能因不曾好好运用，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6](p.130)还有一 部分人，或是官僚侦探之类，热衷于“劫收”敌伪资产，或是有某些劣迹的文化人，正 在千方百计伪装自己，以便重新露面。在这样的人群中，他不禁失望了，思绪又放飞： “我们是不是还有方法，可以使这些人恢复正常人的反应，多有一点生存兴趣，能够正 常的哭起来笑起来?我们是不是还可望另一种人在北平市不再露面，为的是他明白羞耻 二字的含义，自己再也不好意思露面?我们是不是对于那个更年青的一辈，从孩子时代 始，在教育中应加强一点什么成分，如营养中的维他命，使他们生长中的生命，待生命 的情绪，得到保护，方可望能抵抗某种抽象恶性疾病的传污，方可望于成年时能对于腐 烂人类灵魂的事事物物，能有一点抵抗力?”[6](p.130)庄严的使命感伴随着他的生活 。他认为现实仍然需要“人”来重新写作“神话”，人的作用尤为重要。或许“教育这 个坐在现实滚在现实里的多数，任何神话都无济于事。”[6](p.130)但对于正在成长的 孩子们及青年学生们还必须进行教育。沈从文把这种促使人更好地活的信心，称之为“ 野心”，即社会重造国家重造的野心。而当时教书做官的都害怕幻想，害怕理想，对人 民的教育的责任，还得寄托在一种新的文学运动上。重新回到通过普遍提倡艺术文学哲 学来改造人，消解民族战争，净化中国的目的在抗战中始终无法实现，没有成为“重造 这个民族品德的一点转机。”[6](p.120)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这种“民族自杀的悲剧 ”[6](p.318)行为，破碎了他将来有这么一天，“决不会还需要用战争来调整冲突和矛 盾!”[6](p.132)的美好愿望。
1946年已44岁的沈从文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教育太多了，他需要回顾走过的路，有助 于在当前现实中坚守原来的信念。《从现实学习》是他自省重审自我后发出的宣言。长 文从当年从湘西来北平后数十年间所目击的现实变化以及自己思想的来龙去脉，新的现 实更增强了他对政治的厌弃和对文学信仰的坚守。同时，一种虚空与怀疑袭上心头，过 去数十年生命中所保有的单纯热忱和信仰，至今似乎只剩下一片“寥廓的虚无”。他并 不彷徨泄气，他自知“既无从去积极参加改造，也无望消极去参加调停”，[6](p.320) “唯对于文学运动理想之一，各自留下点东西，作为后来者参考”，[6](p.321)即用手 中的笔，通过作品追求抽象信仰，为民族复兴找到一条新路。他在分析形势时，怀着讥 讽、痛斥的口吻，他说“真正丰富了人民的情感，提高了人民的觉醒，就还是国内几个 有思想，有热情，有成就的作家。”[6](p.322)一种清醒中的自得情绪流露出来了。时 局剧变，他在书斋中的静静思索被迫终止了。固执、天真的沈从文在四十年代对人类命 运、文学的出路的孤寂探索打上了休止符。
作为一位现代作家，他深知：“与其把大部分信仰力量倾心到过去不再存在的制度上 去，不如用到一个崭新的希望上去。”[9](p.5)正因为这理性的清醒，体现出这样的特 点：在“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野性’与‘文明’的多重文 化冲突中，作出以文学的道德力量与美学力量介入‘民族自救’的历史发展进程中”[1 0]的文化选择。他向往新的力量介入寻求‘明天’，但又不能与某种致力于改造明天的 政治力量认同。追究其因，正如他所言：“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 ’、‘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 的产物。”[9](p.92)一切从现实中取证的态度，他处于政治的边缘角色。对于他，昨 日的不再和今日的烦恼都不断向他袭来，至于将来，他只得以似主动实消极的心理等待 着。
收稿日期：2004-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