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论巴金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和译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国文学论文,巴金论文,武器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与翻译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离开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有关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的研究，也就不能充分地阐明新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巴金曾经说过，“在中国，我属于这样一种作家，即从事翻译和创作的一种作家”〔1〕。 他还并列地称自己为“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翻译工作者”〔2〕，即一身二任， 兼搞创作与翻译。可以明确地说，在现代中外文化撞击和交流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贯穿巴金的整个文学道路，成为他的文学活动极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忽视这一确凿的客观事实，也就不能准确、完整地认识巴金，并对他的思想、品格的形成及其在创作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作出科学的分析。而从宏观上探讨巴金与外国文学的整体关系，他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及其所作出的带有创造性的扬弃，也就不能不以他对外国文学的自觉接受和随之而来的有选择的翻译和介绍作为研究的起点。
一
“人类社会的历史，事实上不存在其个别部分之间缺乏相互影响而绝对孤立的社会文化（因而也是文学的）发展的例子。越是文明的人民，与别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互相影响就越活跃”〔3〕。在现代中国， 几乎没有一位在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作家不曾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学习和借鉴过外国文学。巴金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和他所进行的译介工作曾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而他通过持久的勤奋、刻苦的学习，先后熟练地掌握了英、法、德、俄、日等多种外语以及世界语（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是不多见的），又为他接受和译介外国文学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大师一样，巴金最初还是潜移默化地受到民族、民间文学的薰陶，由此而形成的深厚的民族文化修养成为他接受外来影响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稍后，他饶有兴趣地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包括大仲马、司各特、狄更斯等作家的名著，译者主要是林纾等人）。1920年他考进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后，在教师的指导下，直接攻读英国、美国的文学原著，如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司蒂文森的小说《宝岛》、华盛顿·欧文的散文《随笔集》等作品。这些外国文学原著和上面提到的《说部丛书》进一步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看到了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接触了各种生活，理解了各样人物，并领略了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为他迎接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活动准备了条件。
巴金更大量接触外国文学作品是在以北京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后。当时各种宣传新文化的报刊、书籍有如汹涌的潮水一样，流进了原先古老、闭塞的四川盆地。刚刚从自身的生活感受中直觉地树立了朴素的“爱”（爱被侮辱被损害者）和“恨”（恨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情）的观念的巴金，“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也就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即具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内容的）他都爱〔4〕，都感到兴趣。 他对外国文学的选择和吸收最初也正是从这一标准出发的。这时他对外国文学的接触范围也较前扩大了。除了原先的英、美文学外，他还阅读了不少生活环境较为接近的俄国以及东北欧的文学作品，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迦尔洵的小说、易卜生的剧作等等。这里特别应该提到两本外国小册子的译作对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一本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号召青年到民间去，积极参与社会斗争，改变私有制社会的政论《告少年》，它诱发了巴金进一步阅读无政府主义理论著作的强烈兴趣；另一本是波兰作家廖·坑夫的描写俄国虚无党人进行反对沙皇反动统治斗争的剧本《夜未央》，它引导巴金日后大量阅读俄国民粹党人撰写的传记、回忆录和作品。
巴金于1927—1928年在法国留学和回国后从事进步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更广泛地涉猎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除了俄国文学以外，自启蒙主义运动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近代法国文学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他没有直接翻译过法国文学作品，但从总体上说，“法国、法国的历史和文学对于他来说比英美文学更有意义”〔5〕。 这尤其体现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上。还可以说，世界文学史上各个时期所产生的属于全人类的经典性名著他大都阅读过了，并从中吸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丰富的艺术养料。由于他将个人的文学活动与“救人、救世”的远大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高度重视文学的政治思想方面的价值，在外国文学中他最为赞赏那些在深刻地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同时还能生动地反映社会变革的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前夜》、《处女地》，左拉的《萌芽》，米尔波的《工女马德兰》……，其中并非都是世界文学名著。而有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如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反对庸俗的短篇小说）则因生活经历的局限等多方面的原因，一时不能理解，最初尚未能自觉地接受它们。巴金早期所确立的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和一度以从事社会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在他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上也打下了烙印，这具体体现在他对俄国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某些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撰写的传记和作品的偏爱。当然，巴金的“人类爱”思想基础又使他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具有较大的宽泛性。凡是反对邪恶，伸张正义的作品他都予以肯定，不管它们是属于哪一文学流派的。如他对美文家王尔德的童话就曾反复阅读。而巴金真挚、炽热的感情，长于感受和体验的精神气质和个性，又使他特别喜爱外国文学中那些探索生活的意义、以作家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描写基础、洋溢着真情实感的作品。
二
巴金接受外国文学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而他所翻译的仅是他接触和阅读的外国文学的一小部分，这些作品大都是他情有独钟的。
巴金练习翻译是在他接触外国文学时就开始的。他译的第一篇作品是俄国作家迦尔洵的《信号》（原译《旗号》，选自英译本《俄罗斯短篇小说集》）。这篇短篇小说并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体现了只有“善”和“爱”才能把灵魂从罪孽中拯救出来的人道主义思想，巴金读后深受感动才动笔翻译。小说中的故事曾长久留存他的脑子里，《灭亡》曾引用《信号》里人物的对话，他以后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有不少与人道主义相关联。
1927至1928年巴金在法国留学期间，由于当时热心社会运动，在翻译方面也就不是以文学作品而是以理论著作为主。此时他以主要精力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等书。此外，他还译了他曾称之为“先生”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凡宰特的《无产者生活故事》。而他在文学方面仅译了一些短篇作品，如司特普尼亚克的《三十九号》、廖·坑夫的《薇娜》、蒲列鲁克尔的《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
巴金回国后，从30年代初开始正式从事文学活动，到1949年全国解放将近20年时间里，他既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又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上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搞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6〕，将译出的作品当成自己的“老师”， 这包括学习做人和作文两个方面，同时他还借翻译来练笔，在时间的安排上常将创作与翻译交叉起来进行，使之互相促进。“五四”时期（也包括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界在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上并不强调按照世界文学史的发展程序来按部就班地进行，而是主张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斗争的需要，选择最紧要最切合的先译，其中绝大部分是近现代的作品，译出的也并不全都是名著。巴金在三四十年代大体上也是如此。他所翻译的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衷心喜爱并在思想、人格力量和写作风格上受到很大影响的由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所撰写的文学传记、回忆录和作品，如俄国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司特普尼亚克的《地下的俄罗斯》（后将译文修改，并更名为《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克鲁泡特金的《我底自传》、薇娜·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美国柏克曼的《狱中记》（节译）等（此外，他还将日本古田大次郎的《死之忏悔》推荐给友人译出）。这些是当时中国翻译家较少问津，鲜明地体现了巴金在外国文学翻译选题上的个人特点。另一类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也包括其他多种文学流派在内的近现代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如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草原故事》，奥多尔·斯托姆的短篇小说集《迟开的蔷薇》，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秋田雨雀的剧本《骷髅的跳舞》，亚米契斯的剧本《过客之花》，普希金等人的诗集《叛逆者之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集》等。这些作品题材多样，风格迥异，虽然在思想性的高低上容或有差异，但大都能触及近现代社会的种种矛盾和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具有较为鲜明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此外，巴金在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务期间，曾主编《译文丛书》（选材广泛，既收入狄更斯、福楼拜、果戈里、普希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介绍东欧和亚洲的弱小民族文学）、《文化生活丛刊》（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兼收中国作家的创作）。他还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了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闪耀着人类爱思想光辉的童话集《幸福的船》（包括鲁迅、胡愈之等人的译作，1931年3 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与茅盾等作家一起积极支持出版家赵家壁编印十卷本《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并与鲁彦编译其中的《新兴国短篇小说集》（后未出版）。巴金在扶植、培养外国文学翻译的新生力量方面也倾注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建国后，巴金在繁忙的创作之余，仍孜孜不倦地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评论工作。自1949年10月至1966年6月的近17年间， 他先后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的短篇小说集《红花》、《一件意外事》、《癞虾蟆与玫瑰花》（其中有的作品是重译），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蒲宁与巴布林》、短篇小说《木木》，高尔基的可以“当作近代俄罗斯的文化史料看”的《文学写照》（一部关于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柯秋宾斯基、加陵—米哈依洛夫斯基和普多什文的回忆录），并结合自己的阅读和创作体会，撰写了《永远属于人民的两部巨著》、《论契诃夫》、《燃烧的心——我从高尔基的短篇中得到的》等闪耀着真知灼见的评论。他还为上海平明出版社编辑一套与过去《译文丛刊》相似的《新译文丛刊》。
“文化大革命”期间，巴金虽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完全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但他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精心翻译早年就十分喜爱的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第一、二部），并从中吸取了坚持生活下去的力量。他还根据俄文原版，并参考两种英译本，重译屠格涅夫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
建国后，巴金在译介外国文学的范围和思想内容上虽大致与前相似，但在下列两方面也有所变化。一是对前苏联文学由过去的疏远、冷淡到亲近、关注，这是与他在50年代初期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对前苏联的政治态度有明显的转变有关的。他从历史联系的角度，将前苏联文学视为他一向衷心喜爱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开拓者，因而感到特别亲切。他热情赞扬前苏联文学“写出了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7〕，“已经成为中国读者所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的一部分”〔8〕，并充分肯定它对我国青年所起的巨大教育作用。当然，此时巴金也尚未能觉察前苏联文学所存在的局限和缺陷。二是注意全面、辩证地评论外国文学，就是对自己所一向喜爱的作家，也不讳言其思想和作品中的某些弱点。他于1975至1978年所写的《〈处女地〉新版译后记》、《〈父与子〉新版后记》中，于充分肯定屠格涅夫“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反对农奴制度，反对沙皇专制统治”，并“理解到革命必然要来”的同时，也指出屠格涅夫“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看不清楚人民的力量”，“他赞成改良，主张用‘教育’来代替革命”〔9〕。对于赫尔岑，巴金也明确点出“他的思想是有局限性、甚至也有错误的”〔10〕，如《往事与随想》“里面也有好些糟粕”〔11〕，并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赫尔岑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的立场”的批评〔12〕。巴金在新时期回顾过去在寻找革命的道路的过程中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薇娜·妃格念尔等人的回忆录时，也不无感叹地说，结果“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虚”〔13〕，从切身感受的角度说明这些著作和作品最终未能给他指出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三
巴金翻译外国文学与他从事创作的目的基本上相一致。他曾一再声明，他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只是把写作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14〕。而正象他“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一样”〔15〕，他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正如他所说的，不过是“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帮助自己战斗。他在《〈巴金译文选集〉序》中就明确告诉读者，虽然他的译文“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但他“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这清楚地说明巴金译介外国文学并非单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有着鲜明的社会功利目的，这也正继承和发扬了新文学运动译介外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五四”时期，鲁迅、茅盾等先驱者最初就是从思想启蒙出发来进行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的。他们试图通过译介外国文学来传播进步的思想，改变人们的精神，从而促进社会的改造。后来，随着投身于社会实践和自身的思想发展，他们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进一步译介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巴金将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武器”，与鲁迅当年将《毁灭》的译介当作给造反的奴隶“私运军火”在精神上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巴金又并不象鲁迅、茅盾那样，在所译介的外国文学的思想内容上曾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巴金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是经过慎重选择后才确定的，大都是他所喜爱的，在阅读时曾深受感动，并引起心灵上的共鸣，而其中的思想、主题也正是他原先想说的，这就是所谓“借别人的酒杯盛自己的酒”〔16〕，或“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以求“打动更多人的心”〔17〕。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巴金的翻译类似以另一种形式来表现的创作。如克鲁泡特金的《我底自传》所生动地展现的“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是巴金历来所敬仰并一直将它当作为人处世的标本的；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所真实地反映的社会转折时期新旧两代人的斗争也正是巴金代表作《家》中所要着重表现的主题；而屠格涅夫的另一部作品《蒲宁与巴布林》中描写的农奴主子弟彼嘉与仆人之间那种纯真、亲密的友谊，巴金在童年、少年时代曾有过相类似的经历（他同看门人、听差、轿夫、厨子等所谓“下等人”做过朋友，接受了他们的行动所体现的“要真实地生活”的教导，并在《我的几个先生》等散文中提到过这些事情），对此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在巴金看来，翻译自己在思想感情上认同的外国文学作品与从事创作是合二而一的，它完全可以收到与创作同样的社会效果。他在辛勤创作之余还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的最终根由也正在这里。像这样将翻译的作用提到与创作同样的高度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还是不多见的，我们由此可以理解巴金对翻译情有独钟的奥秘。
巴金在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上高度重视社会功利性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早期也曾一度出现过忽视艺术性的偏颇。如他在30年代中期出版的以“描写旧俄的新女性的姿态”为主要内容的译文集《门槛》，其中除了屠格涅夫的精美散文诗外，其他的短篇作品“并不是文学上的名著”〔18〕。巴金在翻译时也完全意识到这些作品的价值“并不在它们的文字，却在所描写、所叙述的事实”。而在他看来，“这事实却是不死的东西，所以文章也就能够活下去了”〔19〕。他显然是将文章所反映的“可歌可泣的事实”本身及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看得比艺术的表达方式更为重要，从而在翻译的选择标准上完全倾向政治思想一边，并不要求思想性与艺术性这两者的完美统一。当然，这只是个别的现象，就巴金翻译的大多数作品而言，它们不仅是有较高的认识、教育意义，而且在艺术上也属于精品，就是他翻译的回忆录，有的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如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就被誉为“全世界的诗的文学中最优美的作品之一”〔20〕。
巴金虽有上述将他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当作战斗的“武器”的提法，但他对此还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运用的。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存在揭露、批判这些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时，并未涉及反抗和斗争，而他之所以将它们介绍给中国读者，只是赞赏其中具有揭露、批判性的进步内容，而对其思想上的局限和缺陷，则往往在自己撰写的译文序跋中予以点明，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巴金翻译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剧本《过客之花》，只是“因为它给我们展示了一幅贫穷与不幸的图画，而这图画又是用另一种笔调描绘出来的”，与此同时，他又清醒地意识到亚米契斯与他的思想之间“显然有一条鸿沟”，明确表示他完全不能同意作品中所描写的女主人公安娜与她的恋人阿尔背脱之间的“永别”，最后消极地让“安娜在宗教的信仰中度她最后的日子”〔21〕。又如巴金对他所喜爱的描写两个相爱的孤儿不得不分离的悲剧《秋天里的春天》，既提到他在阅读时曾深受感动，甚至几次流下了眼泪，又敏锐地指出原作者通过书中卖艺人巴尔查达师傅之口，宣扬了“神秘的定命论”，而它“在巴基的小说里，……只是一个装饰，用来掩饰，或者取消这作品的反抗色彩，使它不带一点反抗性，而成了一个温和地悒郁的故事。在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巴基，他只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22〕。这清楚地说明巴金对他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也不是全盘接受”，而“只是各取所需”〔23〕。
在巴金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也有一些主要以艺术上的精美见长。如他在40年代初期翻译的德国作家奥多尔·斯托姆的着重抒写个人和家庭生活，洋溢着淡淡的感伤主义情调的短篇小说集《迟开的蔷薇》（收入《迟开的蔷薇》、《马尔特和她的钟》、《蜂湖》等三篇作品，其中《蜂湖》又译《茵梦湖》，是一部描写资产阶级社会里青年男女婚姻不自由的现实主义悲剧，主人公逆来顺受，缺少反抗性），就较多着眼于它的感情的纯真、文笔的清丽、结构的单纯和由此可能带给处于日常烦恼和心灵的劳瘁中的读者的审美愉悦。如果看不到这在翻译选题上与重视社会功利性相并存的另一方面，也就不能完整地认识作为卓越的文学翻译家的巴金的全貌。
四
巴金对待翻译的态度与他从事创作一样地认真。他曾经说过，“翻译并不是容易的事情”〔24〕。1934年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译文》在上海创刊，巴金曾撰文赞扬这个杂志的几个编者的“严肃的，忠实的态度”，并恳切地“希望它能够在这恶草丛生的翻译界中洒播一点新的花种”〔25〕，这正是针对当时翻译界存在的种种不良倾向而发的。与此同时，他还不留情面地对一位译者在翻译左拉的作品中本不应出现的谬误和草率进行了坦诚批评。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则十分严格，翻译时除根据原著外，常不止参考一种外文译本，多方面进行比较。他并不满意自己的译文，常谦虚地称它为“试译”，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反复修改，认真校对，甚至在日后几次重译，力求精益求精。巴金的挚友、文学评论家唐弢尝谓“巴金对自己的译作极认真，又诚恳地向读者负责，所以重版一次，即思修改一次，作家对自己译作屡印屡改者，当推此公为第一名”〔26〕，给予很高的评价。巴金译作的高质量正是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后才取得的，称他为我国文学翻译界的楷模是丝毫不为过的。
对原著的准确、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是搞好翻译工作的重要前提。巴金早在30年代就明确指出：“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工作，所谓翻译并不是单把一个一个的西文字改写为华文而已”〔27〕。他往往是在对原著的反复阅读、背诵，不断思索，在总体上有了较多、较深的理解后才开始动笔翻译的。而正因为巴金与外国作家“同样是人，同样有爱，有恨，有渴望，有追求”〔28〕，他就能够设身处地理解他们。他在谈到翻译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作品时，曾说“难的是把作者那颗真正仁爱的心（高尔基称契诃夫的心为‘真正仁爱的心’）适度地传达出来”），并郑重地提出“要是译者没有那样的心，要是读者不能体会到那样的心，我们从译文里能得到什么呢？”〔29〕这也说明译者以自己的心去体会原作者的心，适度地将它传达出来，从而感染读者的重要性。应该说，这一要求是相当高的。
在翻译的方法上，巴金视各篇作品的具体情况而定，并不固定于一种模式。如他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时，由于这是一部纯理论著作，不敢稍微违背原文旨意，使用“硬译”，就是按照原文，按照外国文法，一个字一个字地硬搬。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忠实性是达到了，译文却不免稍有晦涩之处。巴金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一般常采取“直译”的方法。与“意译”相对的“直译”这个名词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用白话文翻译外国文学时兴起并流行的。它反对歪曲原文，强调要准确、忠实地表达原作精神，而并非机械地要求“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当时鲁迅、茅盾等新文学运动先驱者都是积极提倡“直译”并亲自带头实践的。巴金曾经提到他翻译世界语本的《秋天里的春天》时，就以“直译”为主，但“有时候也把那些译出来便成了累赘的形容词删去一两个”，并不“接受死译”〔30〕。他以“直译”方法为主翻译迦尔洵的《癞虾蟆和玫瑰花》时，也有几次将原文字句中的结构前后作些变动。这与鲁迅、茅盾所倡导的“直译”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巴金在翻译外国剧本时，由于“常常感到创作的情味”，便“屡屡在不损害原著底本意这个范围之内增改了原著，加入自己以为可以加入的字句”〔31〕。对有的作品（如司特普尼亚克的《地底下的俄罗斯》和高尔基的《草原故事》中《为了单调的缘故》的某些部分），巴金也采取过较为灵活的“意译”的方法。
历来翻译界对翻译标准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能将原作的风格翻译出来作为对文学翻译的最高要求的。如钱钟书先生就曾经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他说，“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32〕。而巴金虽也曾提到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作的情调、韵味（如他翻译高尔基的早期短篇小说集《草原故事》，就希望“译文还能够保留一点原著的那种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忧郁的调子”）〔33〕，但他似乎更为重视翻译工作的创造性。他提出“翻译里面也必须含有创作底成份，所以一种著作底几种译本决不会相同”，并强调“每种译本里面所含的除了原著者以外，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34〕。这就是说翻译除了要忠实地传达原著者的意思外，还要能体现译者自己的风格。他甚至说“我的译文是跟我的创作分不开的”，“丢失了原著的风格和精神，我只保留着自己的那些东西”〔35〕。他的夫人肖珊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可是他仍表示喜欢，就因为“它们都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36〕，也即它们是真正体现了肖珊自己风格的作品。
由于各民族语言存在的差异和翻译工作者主体性因素必然产生的潜在作用，文学翻译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它只能在大体上接近原著，而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原著，要真正译出原著的风格更是相当困难的，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与巴金交往密切的散文家黄裳尝谓“原作既已迻译为他国文字，而译者各有手眼，不能不发生作用。所谓能传达原著风格云云，悬鹄虽高，多半英雄欺人语耳”〔37〕。巴金所翻译的外国文学大都经过他自己审慎的选译，只介绍与他精神气质相吻合的，为他所喜欢的作品，这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位翻译家的鲜明主体性。而他在翻译时又像平时进行创作一样，通过优美、抒情、流畅的语言，把他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倾注在那些作品上面，以体现自己的审美个性，黄裳尝问巴金“五四”以来文学译本名作以何种为第一，巴金说自然是鲁迅译的《死魂灵》。“人们读果戈里，同时也是读鲁迅”〔38〕，这是因为《死魂灵》译文正体现了鲁迅自己的风格。据此，我们同样可以说，人们读巴金的译作，同时也是读巴金，因为它同样体现了巴金的风格。广大读者象热爱巴金的创作那样，喜欢他的译作，其真正的奥秘恐怕也正在这里。
注释：
〔1〕《答瑞士苏黎世电台记者问》，《巴金全集》第19卷。
〔2〕《个人的想法》，《巴金全集》第19卷。
〔3〕《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4〕〔13〕《巴金选集（上下卷）后记》，《巴金全集》第17 卷。
〔5〕《巴金研究在国外》，湖南文艺出版社。
〔6〕〔15〕〔17〕〔28〕〔35〕《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全集》第19卷。
〔7〕《伟大的革命，伟大的文学》，《巴金全集》第15卷。
〔8〕《全世界进步人类的节日》，《巴金全集》第18卷。
〔9〕《〈处女地〉新版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
〔10〕〔12〕《〈往事与随想〉后记（一）》《巴金全集》第17卷。
〔11〕《致黄源信》，《巴金全集》第24卷。
〔14〕《文学生活五十年》，《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6〕《致姜德明信》，《巴金全集》第24卷。
〔18〕〔19〕《〈门槛〉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
〔20〕《家庭的戏剧》，文化生活出版社。
〔21〕《〈过客之花〉译者序》，《巴金全集》第17卷。
〔22〕〔30〕《〈秋天里的春天〉译者序》，《巴金全集》第17卷。
〔23〕《随想录·我的“仓库”》，《巴金全集》第16卷。
〔24〕〔25〕《关于翻译》，《巴金全集》第16卷。
〔26〕《晦庵书话》，三联书店。
〔27〕〔31〕〔34〕《〈我底自传〉译后记》。
〔29〕《我们还需要契诃夫》，《巴金全集》第14卷。
〔32〕《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
〔33〕《〈草原故事〉引》，《巴金全集》第17卷。
〔36〕《随想录·怀念肖珊》，《巴金全集》第15卷。
〔37〕〔38〕《题跋一束》，《过去的足迹》，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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