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洛中[1]2003年在《《聊斋志异》商业文化思想探析》文中指出本文主要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聊斋志异》涉及商业和商人的篇章历来的评论研究情况进行回顾。划分了两个评论阶段来梳理评述：评点阶段，主要是清人的评点，其笔墨集中于对商人形象的道德评价和阐发评点者个人对有关篇章意蕴的领悟，多属就事论事，虽见识深刻贴切，但零散不系统；独立评论阶段，主要是近年来的专题评论，进入到了对商业现象的关注和对作家创作心理的探究，除了存在于《聊斋志异》研究专着中的部分评论之外，主要有评论商人形象的和评论蒲松龄商人意识的两类论文，多有创见，但缺乏从商业文化的视角下进行更深挖掘和系统论述。 第二部分，主要是探寻蒲松龄大量创作涉商类作品的外在环境因素和内在心理原因，这是《聊斋志异》商业文化思想产生的基础。清代初期商品经济有所恢复，社会上大量人群从事商业的地方背景，士人从自身“治生”需要出发对商业和商人认识的转变，蒲松龄本人贾读家世和贫乏物质生活对他思想意识上的影响等因素，使蒲松龄本能地关注社会商业活动和商人生活，并有意借助创作来表达自己的认识和主张。 第叁部分，主要根据《聊斋志异》商业活动描写、商人形象塑造及作家创作意图叁个方面，分析其商业文化思想的创作特点。 一是从商人的日常生活到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从现象到本质，“表”“里”俱到地进行描写，奠定了《聊斋志异》商业文化思想真实的写作基础。 二是在“虚”“实”之间，着力塑造了一批各有面貌的商人形象，如奸商、小负贩、儒商、女性商人等，展现了真实的商人职业特征，更融入了蒲松龄本人的爱憎情感和愿望理想，使《聊斋志异》商业文化思想的表现带有浓重的个性化色彩。 叁是以“真”“幻”融合的创作方式，针对现实生活问题，以理想逻辑构筑灵怪故事，扩大了涉商类作品的表现空间，实现了作家展精英识见、发人生感悟和达神游之快的写作目的，体现了作家特出的创作意图和卓异的审美追求。 第四部分，归纳了《聊斋志异》中体现出的蒲松龄的商业思想，并对其产生进行文化上的溯源。 一是探析蒲松龄的商业思想，主要是：定“本业”，破愚见，平等看待“士、农、工、商”；倡仁义，寓劝惩，关注商业道德建设；刺贪虐，吁民利，反对宫府侵渔商人。这些思想集中体现了蒲松龄对社会商业生活的主张，反映出其“以道自任”的精英意识。 二是追寻《聊斋志异》商业思想产生的文化渊源，主要是：蒲松龄对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为代表的传统商业经济思想的文化继承；蒲松龄对儒家“仁义”教化思想的的文学继承。 第五部分，通过分别与《金瓶梅》、“叁言二拍” 等涉及商人商业的小说作品进行比较，给《聊斋志异》商业文化思想进行文学史价值定位。《聊斋志异》是继《金瓶梅》、“叁言”和“二拍”之后又一部集中写到商人和商业的小说，它不同于《金瓶梅》的写实风格和创作主体对现实的消极认识，也超越了“叁言”、“二拍”对商人和商业的市民式实用主义态度，而以其积极干预现实生活的创作理念，以其借商贾之事驰骋神思的独特美学品位，在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丰碑。
郭英[2]2015年在《从历史的视野探析《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力量的增强,明清之际出现了反封建、反正统的文学思潮。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一书中一改传统观念下对女性的认识,讴歌了诸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书中描述的善良灵异女子形象、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形象、精明能干的女商人形象等都带有特定历史时代的痕迹。文章以历史发展的角度为切入点,对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剖析,创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路。
楚艳鸽[3]2013年在《《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中妒妇悍妻形象的文化意蕴探析》文中提出清朝是女教集大成的时期，女戒、烈女传、女孝经、女论语及女训、闺范、女范诸书广为流行，各种闺训着作描绘和劝导的夫妻关系都是夫义妇从，但《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聊》和《阅》)却强有力证明了，顺从远远不是形容夫妻关系的唯一要素，妒妇悍妻这类女性群体在清代有相当比例的存在。妒妇悍妻面对来自于家庭内部和外部的生存危机时强悍反抗，遭遇潜在情敌时拈酸吃醋，对传统女性的诸多美德进行忤逆变异，对丈夫不良行为严惩不贷。女性从自身受到禁锢和束缚的同等立场推己及彼，要求男性同女性一样约束自己，若不服从管教即严惩不贷。无论《聊》抑或是《阅》，他们在内容方面对妒妇悍妻的呈现大致相同，即对妒妇悍妻的口诛笔伐。蒲松龄和纪昀身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尤其是受自身男性的性别角色所限，导致他们形成了崇尚旧制、维护夫权、倾心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本章拟从叁个方面对两部小说存在的异同之处进行论证：呈现内容和作家态度的同一性，才子之笔和学者之笔导致二者明显的呈现风格差异，妒妇悍妻存在叁种家庭背景的差异性。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分析也可借机对文人、官宦和平民叁类家庭的生活状态进行全局扫描。《聊》和《阅》作为两部女性大融合式着作，其站在封建传统立场否定妒妇悍妻而规范女子道德的同时，也无意识体现出女性主义的意味，具有佐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意义。但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妒妇悍妻的意蕴和女性主义思想具有本质差别，妒妇悍妻所营造的强势地位及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妇女解放相比存在着局限性和肤浅性。
宋华伟[4]2008年在《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引论《聊斋志异》是我国清代着名文学家蒲松龄耗尽半生心血所完成的一部文言短篇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同时,从世界范围来讲,它也是十七、十八世纪世界古典文学当中的一朵奇葩。目前《聊斋志异》国内外的批评与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作家生平研究、作品分析鉴赏和作品校勘整理等方面,而接受角度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展开《聊斋志异》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章《聊斋志异》接受的开始:在作家与读者互动中的诞生蒲松龄出生在明清政权更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充满饥荒和战乱的年代。这是蒲松龄选取志怪题材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时代原因。齐文化的影响对于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另外,蒲松龄坎坷的生活经历和久困科场的孤愤成为了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另一推动力量。以上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聊斋志异》这部文学杰作的出现。《聊斋志异》的读者接受从它的创作成书阶段就已经开始了。蒲松龄在创作当中一直都在自觉的展开着与读者的对话,听取读者们关于作品的信息反馈,获得由读者直接提供的创作素材,并且从读者的欣赏肯定中获得继续创作的强大动力。因此,我们可以说,《聊斋志异》正是由蒲松龄和读者们、普通群众们共同创作而成的。第二章《聊斋志异》古典接受阶段从《聊斋志异》创作初步完成至“五四”以前是《聊斋志异》的古典接受阶段。这个阶段里,《聊斋志异》的读者接受经历了一个从区域性接受发展为全国性接受的过程,《聊斋志异》逐渐成为了一部中国文学名着。乾隆叁十一年(1766)赵起杲、鲍廷博编印的青柯亭刻本十六卷《聊斋志异》是目前可考最早的一个《聊斋志异》印刷版本,它的出现标志着《聊斋志异》迈出了走向全国性接受的实质性的一步。在这个时期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聊斋志异》接受视角,如以冯镇峦、但名伦的评点为代表的审美视角、以纪晓岚为代表的官方视角、作家创作中的接受和聊斋戏中反映出的民间接受等。它们都是清代《聊斋志异》接受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叁章《聊斋志异》现代接受研究(一)“五四”文学革命在《聊斋志异》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带来了《聊斋志异》接受的一次历史性变革。从“五四”时期开始,《聊斋志异》的读者接受进入了现代接受阶段。从“五四”至1949年这个时间段中,《聊斋志异》的国内接受不断地呈现出新的情况,前后相继地出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科学的接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聊斋志异》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地位的定位,以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接受等等。第四章《聊斋志异》现代接受研究(二)本章主要考察从建国初至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前这个阶段的《聊斋志异》接受情况。建国初《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的发现以及《蒲松龄集》和《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等作品整理着作使《聊斋志异》的接受对象得到了扩展。建国初《聊斋志异》接受中蔚为大观的是社会历史批评。建国初的文学史着作和《聊斋志异》论着中对《聊斋志异》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取得了新的成绩。“文革”中出现了极“左”的纯政治化的接受,对《聊斋志异》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进行了全盘否定。直到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的召开才拨乱反正,纠正了这种极“左”的接受。第五章《聊斋志异》新时期接受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的民族复兴。与此同时,《聊斋志异》的读者接受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论文对新时期伊始出现的《画皮》热现象进行了个案分析。新时期的《聊斋志异》作品整理工作集以往之大成,使《聊斋志异》接受对象不断地得到完善。新时期的《聊斋志异》批评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主导,同时也出现了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文化批评等多个接受维度,它们共同推动《聊斋志异》接受跨入多方位、多层次接受的新阶段。第六章《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和影响《聊斋志异》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正是世界各国的读者对其展开接受的过程。从18世纪中期开始,《聊斋志异》就流传到了其他国度,出现了其他国家、民族读者的阅读接受,而且对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影响。19世纪末以来,国外的聊斋学研究出现并持续发展。二战后国外聊斋学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不同国家的接受者在阅读与接受《聊斋志异》时总是从自己的文化语境、文化视野出发的,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接受现象。结语该部分对《聊斋志异》以往接受中所表现出来的接受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概括与总结。在新时期以来百花齐放的良好文艺发展态势之下,以及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复兴和中外对话交流的时代潮流当中,《聊斋志异》的接受与批评必将广泛而深入的开展下去,达到一个新的飞跃!本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表现在:以往《聊斋志异》研究主要集中于作家生平研究、作品分析鉴赏和作品校勘整理等方面,而接受角度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论文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生产与消费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的理论思想为指导,以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为系统的理论参照来展开接受角度的《聊斋志异》研究。论文认为,《聊斋志异》诞生于作家与读者的互动之中。论文还在对《聊斋志异》各个历史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对《聊斋志异》的接受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论述。论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的吸取了域外的《聊斋志异》研究成果,引用和参考了很多外文资料来展开论文的研究和论证。以上都使得本论文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聊斋志异》的接受研究是一个涉及内容多、牵涉面广的研究课题,需要研究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学养方能给以深刻的把握。由于作者理论功底尚浅,知识面也比较狭窄,因此论文在很多方面都还存在着欠缺和不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曲金燕[5]2008年在《清代文言小说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原始文献资料出发,根据作品产生年代的时代特点,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清代文言小说的风貌,既着眼于整体上的把握,又结合时代特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析。引言中将历代学人对清代文言小说的研究状况做了详尽的综述,在肯定所取得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了研究中的缺点和不足。正文分为上、中、下叁编,共七章。上编为“鼎革易代之际的悲歌”,即明末清初时期的文言小说。其中包括两章,第一章从历史上遗民最多的时间段明末清初入手,分析了这一时期遗民的外在特征,并且从史学、文学的角度揭开了表层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第二章从明末清初时期的寄情之作着眼,通过对才子佳人之情、名士名姬之情、夫良姬贤之情的分析,揭示出特殊历史时期文人对真情的崇尚与珍惜。中编为“乾嘉时期之盛世繁响”,即乾嘉之际的文言小说。内有两章(第叁章和第四章),第叁章从乾嘉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入手,论述了中国文人的科举情结。第四章根据乾嘉文言小说与通俗文学之间存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从叁个方面论证了二者的互融,并且结合乾嘉时期的时代特点阐释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下编为“封建末世之哀音”,即道、咸以后的文言小说。共有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第五章论述了清中后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衰落和重商思想的兴起,小说中反映书生生活的题材逐渐为反映商贾生活的题材所代替,文言小说主人公发生了更换。第六章以清中后期的文言小说为研究对象,勾勒了封建末世表面繁华下掩盖的浮靡。第七章通过道、咸时期文言小说的描绘,论述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晚于西方,但却为什么一直无从发展壮大的深层原因。第八章论述了清末的“烟花粉黛”类文言小说。馀论中,根据对清代文言小说的整体把握,总结出文言小说的演变特点:由雅而俗。结论中指出本文立意、结构的出发点和独具特色之处。
严倩[6]2015年在《《聊斋志异》异类婚恋叙事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运用叙事学的方法,对《聊斋志异》异类婚恋各个故事进行比较分析,将相同故事按照类型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对《聊斋志异》异类婚恋叙事各个要素的具体表现和特征进行分析。对《聊斋志异》异类婚恋叙事类型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将《聊斋志异》异类婚恋叙事类型与叙事传统结合起来深入挖掘出异类婚恋叙事故事的深层次内涵。从整体的异类婚恋叙事研究到具体的文本分析,再到特殊的异类婚恋叙事群体,将叙事理论结合叙事个案,具体分析其中的叙事情节结构,最后引出对《聊斋志异》异类婚恋叙事的思考。第一章确定了异类幻化的原型、异类婚恋的特征、异类的角色形象与婚恋产生缘由,进而归纳出两种特殊的异类人物形象与婚恋叙事的关系,阐释了异类人物形象与异类婚恋叙事归类的双重意义。第二章将异类婚恋叙事划分成单元型和多元型。单元型中,按结果划分成两种类型,分别是因恩施报型、因恶惩戒型;按照过程划分成两种类型,婚恋型和艳遇型。各个类型又是交融的,多元型分为因恩施报的婚恋型、因恩施报的艳遇型、因恶惩戒的婚恋型、因恶惩戒的艳遇型。探讨了异类婚恋叙事婚恋关系在各类型故事塑造中的功能以及表现形态。第叁章本章是将叙事的时间、空间两个叙述要素分节展开论述,以及探讨它们分别对异类婚恋故事的意义。探析异类婚恋故事中的人物善恶与婚恋的关系,此关系在空间类型的表现形态得出空间承担的功能。第四章通过对《聊斋志异》异类婚恋叙事的分析。挖掘出《聊斋志异》异类婚恋叙事的创作动力。首先,蒲松龄的精神动力。蒲松龄的生存环境以及背景造就了这种动力。其次,作者对《聊斋志异》异类婚恋故事中女性的关注。它们二者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作者的创作心理动力。
李汉举, 吴兴兰[7]2008年在《2005年蒲松龄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本年度蒲松龄研究的重头戏还是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涉及蒲松龄交游行迹以及《聊斋志异》的思维、版本、文化、思想等多个方面;聊斋俚曲研究也有较有深度的论文出现;聊斋诗文研究还是非常寂寥。
杨柳[8]2013年在《论田中贡太郎对《聊斋志异》的翻译》文中提出田中贡太郎(1880—1941),身跨明治、大正、昭和叁个历史时期,是日本知名的小说家、随笔家、大众文学家,创作了大量读者喜闻乐见的怪谈类作品。同时他钟爱中国志怪传奇小说,翻译了《聊斋志异》等多部作品。他的译文既忠实原作,又通俗易读,并运用多种翻译策略以适应大众的阅读需求,且不乏个性化的艺术特征,受到大众读者的普遍欢迎,从而大大提高了《聊斋志异》在日本的知名度,有力推动了《聊斋志异》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而通过阅读和翻译又对译者自身的怪谈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拟运用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田中贡太郎翻译《聊斋志异》的活动加以个案考察,旨在探究其在翻译过程中所进行的文化操控和俗化处理,以及所反映的时代特色与审美传统,以期为进一步研究中日文学交流的规律提供又一个典型的例证。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其中正文有叁章。绪论部分：主要对日本翻译《聊斋志异》的总体概况和发展过程进行宏观的梳理和综述,并闸明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和预期目标等。第一章：介绍翻译的背景和动机,从文化传统、时代背最以及译者自身的禀赋喜好叁方面来探讨田中贡太郎翻译《聊斋志异》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第二章：重点考察翻译特征以及翻译策略,通过译作与原作的对照研读总结其翻译的个性化特征,归纳其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客观品评其译文的质量水平并进一步探析译者进行取舍、操控的深层文化动因。第叁章：分析译者阅读翻译《聊斋志异》对其自身怪谈创作的影响,通过对田中贡太郎怪谈类作品的文本细读,在比较之中捕捉其创作接受《聊斋志异》影响的痕迹。结语部分：总述田中贡太郎翻译《聊斋志异》的特点及成就,提炼论文观点,点出本文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徐彩军[9]2011年在《《聊斋志异》文学形象的影视传播变异》文中研究说明《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是我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因其故事情节曲折离奇而备受影视界关注,自1926年至今,《聊斋》很多故事已得到影视传播,并且有些故事已经家喻户晓,甚至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此,笔者试图研究《聊斋》文学形象的影视传播变异,拟从五个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探讨《聊斋》文学形象与影视传播的关系,重点分析分析《聊斋》得以传播的原因;并对《聊斋》进行相关文献综述: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性艺术性的文本研究,笔者试图以新的视角来研究《聊斋》。第二部分,细述《聊斋》的影视传播历史,主要探讨80年代以前、80年代、90年代及2000年以来的传播特点和成因,在探讨中揭示文学形象在各个时代的变异特点。第叁部分,立足《聊斋》文学形象的影视传播现状,在文学形象古今变异的成功与失败中,探讨《聊斋》的成功变异,并进行个案分析,如《画皮》等。第四部分,提出《聊斋》影视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从思想、艺术、语言方面分析。第五部分,对《聊斋》文学形象的影视传播大胆构想和展望:文学形象广且深;影视传播后现代化;志怪与魔幻共搭舞台。
胡小芳[10]2017年在《蒲松龄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聊斋志异》作为一部经世不朽的文学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情世态。作者蒲松龄立足于明末清初的社会背景,顺应传统道德重振的时代要求,以创作来宣传教化,向人们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教育世界。小说文本中劝善惩恶的教育性与文学的娱乐性水乳交融,充分反映了蒲松龄丰富的教育思想。更为可贵的是,他的教育思想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旧思想旧制度的束缚,呈现出划时代的创新意识和独特光辉,对我们发展现代教育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聊斋志异》的教育意蕴以及蒲松龄的教育思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忽视。本文基于研究视角的调整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对《聊斋志异》中的教育世界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并以之为视窗,对蒲松龄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概括。首先,论文对《聊斋志异》创作的社会境遇和作者的人生遭际进行了历史溯源。从社会境遇来看,明清易代的政治动荡和清代的人文启蒙思潮是影响《聊斋志异》形成的时代因素;从蒲松龄的人生遭际来看,困苦不堪的生活、屡屡失败的科举和喜爱创作的性情,则构成了促使《聊斋志异》问世的个人因素。其次,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向人们勾勒出了一个包括男性教育、女性教育以及青少年教育在内的完整的教育世界。其中对科举制下男性教育世界中“陋劣幸进,英雄失志”的这一现象展开了有力的批判,并剖析了科考异化的原因及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对传统礼教下女性教育世界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德育观进行了反击,并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男女礼顺”的传统婚恋观;对古代社会中的青少年教育则进行了深刻揭露与重新构建,反对“有爱无教”,提倡“尊师重道”。最后,论文基于对《聊斋志异》的教育考察,进而对其蕴含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浅析,强调“才贤双重”的教育目的,主张“德智并举”的教育内容,推崇“活泼民主”的家塾教育形式,提倡以“劝善惩恶”为导向的教育方式。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这部文言小说时,担负起了“文以载道”精神的传承与创造的历史使命,其所作所为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睿智。《聊斋志异》中虽然没有直接对教育理念等进行直白的论述,但是很多篇目蕴含着劝惩的教育思想。蒲松龄的教育思想教值得我们后人思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聊斋志异》商业文化思想探析[D]. 孙洛中.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2]. 从历史的视野探析《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J]. 郭英.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5
[3]. 《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中妒妇悍妻形象的文化意蕴探析[D]. 楚艳鸽. 长沙理工大学. 2013
[4]. 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D]. 宋华伟.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5]. 清代文言小说研究[D]. 曲金燕. 苏州大学. 2008
[6]. 《聊斋志异》异类婚恋叙事研究[D]. 严倩.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5
[7]. 2005年蒲松龄研究综述[J]. 李汉举, 吴兴兰. 蒲松龄研究. 2008
[8]. 论田中贡太郎对《聊斋志异》的翻译[D]. 杨柳. 天津师范大学. 2013
[9]. 《聊斋志异》文学形象的影视传播变异[D]. 徐彩军. 中南民族大学. 2011
[10]. 蒲松龄教育思想研究[D]. 胡小芳. 曲阜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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