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冷战论文,结束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普通国家”的内涵界定
我们可以对“普通国家”作出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狭义的“普通国家”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告别战后”，修改宪法第九条，打破战后体制的制约和政治上的“禁忌”，让日本享有拥有军队和向海外派兵的权力。换言之，“普通国家”就是日本军事大国化的代名词。而广义的“普通国家”则是以日本的国际化为主线，强调日本不仅要为国际社会作出军事贡献，还要承担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的责任，不仅包括对外战略的制定，也包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改造，其核心在于强调日本在开放的世界上应该拥有大国的权利。
二、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国内实践
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过程，涉及到国内方方面面的变革，其重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改变国民意识，强化国家观念。冷战结束后，日本在推进“普通国家化”进程中，把取得国民认同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规范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非常注意强化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和“为世界做贡献”的大国意识，把培养民众的国家观念作为教育的基本方针。
2.防卫政策调整。
首先，自卫队以参与维和行动为名走出国门，开始“为世界做贡献”。
其次，借助日美同盟，走向世界军事大国。
再次，加强自主防卫力量建设。
3.修改和平宪法，对普通国家地位予以法律上的确认。目前，日本国民和政治家的修宪意识迅速增长，修改宪法的社会基础已经具备。尽管很多人在“修宪”问题上主要强调宪法制定程序上存在缺陷，但从“普通国家”的广义内涵看，所谓要让日本民族根据自己的意志修改宪法，以真正实现“国家自主”本身就是对“普通国家”地位的确认。这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
三、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国际突破
1.联合国外交：在国际体系内打破战后体制对日本的束缚。冷战结束后，日本看中了联合国这一国际政治资源的重要意义，开始改变冷战时期实际执行的“联合国冷淡主义”外交，试图通过联合国框架打破战后体制的束缚。在参加维和活动之外，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点集中在如下两方面：
首先，删除“敌国条款”的努力。
其次，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追求。
2.政府开发援助：为“普通国家”目标服务的经济外交。冷战结束后，日本借政府开发援助(ODA)这一传统经济外交手段谋求国际主导地位的倾向更趋明显。
3.人类安全保障：提出自己的国际政治理念。
从本质而言，“人类安全保障”是日本在国际社会确立属于自己的政治理念的尝试，是想通过提出“领导21世纪国际协调行动的宗旨”，使日本在全球规模的各个领域问题的解决中发挥领导力。“人类安全保障”理念虽然是以对人的关注为名义的，但归根到底还是日本想在自身军事作用发挥受限的情况下，通过谋求自己制定和创设国际事务规则，开辟能够自己做主的空间，以实现“普通国家”的自主性。
四、关于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几点认识
第一，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实际上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在当代的体现。由“国际国家”、“政治大国”演变而来的“普通国家”口号，就是要使日本在国际社会金字塔中处于一种主导和支配地位。如果说强大的经济力量是日本走“普通国家”道路的物质支撑力，那么日本民族文化中的这些精神特质则是其重要的精神推动力。“普通国家”理念实质上是日本文化特质特别是其对等级制度的迷恋情绪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折射。这是我们对“普通国家”进行广义研究的一个根本依据。
第二，社会思潮是“普通国家”的主要作用机制。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思潮中的和平主义主张无论内涵还是外延与过去相比都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日本人的政治意愿从“战败——厌战——反战”模式向“稳定——安全——防卫”模式转换。社会政治思潮意义上的“普通国家论”正在对日本实际政治运作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当然，社会思潮既表明了公众对国家政策的认同程度，同时又具有被人为诱导的性质，会被决策者依据政策需要而导向。
第三，对日本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必须慎重。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经常考虑到等级制，并且在历史曾经试图向世界输出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如果“普通国家”的主张得到彻底贯彻，日本的国内制度和法律限制被突破，那么完全具有重演的可能。在对日本政治进行分析时，任何建议和实际应对措施都不应该不顾这些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人们对日本未来特别是军事动向给以关注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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