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管理谋略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谋略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谋略，集中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通过谋略才能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转化成为改造世界的现实物质力量。谋略，其实也就是方法。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最大的特征就是其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毛泽东为改造中国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策略、战略、战术、计划、措施等，都是其谋略智慧的结晶。无论从领导学还是管理学的角度，甚至更多其他学科领域来说，毛泽东的管理谋略都是独具特色而又对当代具有很大价值的。 回顾历史，毛泽东在各个不同革命阶段，在各个实践领域，都很讲究策略或注意谋划。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里领导革命和建设，遇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都未曾遇到的特别艰巨和复杂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党除了必须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纲领以外，还必须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否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难以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且发展的条件时，就曾明确指出：“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①为此制定了指导红军作战和进行土地革命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关系，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统一战线中的各项策略方针，以及战胜困难、巩固解放区的著名的十大政策，从而克服了顽固派的投降危险，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把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1947年冬到1948年春，党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各方面工作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倾向。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指示，对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作了深刻的论述，一再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②，并及时检查和纠正了当时解放区土改、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和新区工作等方面存在的“左”的偏向，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了正轨。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曾发生过多次因政策和策略的失误而招致革命暂时失败的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是1927年北伐战争的失败和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过一次重大的调整：政治纲领由工农民主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土地政策由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到实行地主向农民减租减息、农民向地主交租交息政策的转变；红军名称由工农红军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四军的改变；争取蒋介石集团抗日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后来又提出要“拉蒋抗日”)的策略的变化；以及后来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对顽固派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方针；对敌斗争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等，都无不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谋略。 讲毛泽东的管理谋略，当首推其军事理论和实践。因为毛泽东首先统帅的是军队，他一生中最成功、最看重的也是军队的建设。到了晚年，他曾试图把其领导军队的方法推广到各界。当时中国有三大口号，叫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当时确实是有意识地要把他领导军事、指挥战争，特别是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套东西推广到全国。实际上，有些也已经推广到了全国。因此，毛泽东关于军队管理的思想，有些也就成为政府、企业和事业单位管理的原则。 一、人民至上，服务群众 任何组织都有其宗旨和目标，宗旨和目标的背后则是利益。组建和管理任何组织，首先必须明确其宗旨，即各成员为什么而结合、为什么而奋斗。毛泽东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③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这是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也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的根本宗旨。毛泽东认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他把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概括为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是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的需要而形成的，其根本目的就是使军队切实与人民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战斗队的职能是人民军队最根本的任务，而工作队、生产队的职能又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基本标志，这是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而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途径，体现了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本质特征。 早在建军之初，毛泽东就特别强调红军的性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工农的武装。广大官兵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少数长官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1929年，在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④后来，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他又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⑤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⑥“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⑦这就把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提到了全党的高度，使之成为党和政府领导机关及其一切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它要把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使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服务于人民群众的事业。共产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不是为了别的，为的是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党的每一项任务的提出，每一个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从实际出发，适合群众的需要，而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否则，革命就毫无意义。”⑧凡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损害人民利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共产党人只有牢固树立一切为了群众的思想，自觉地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做好各项工作。共产党人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负责，就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获得益处，获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免得造成人民的损失。这就要求党必须树立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对人民群众采取严肃的负责的态度，而不允许采取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力求使自己的领导保持正确，如不正确则要迅速求得改正。同时，还必须了解，向人民负责与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要把向人民群众负责与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统一起来。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注意到党在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的情况下脱离群众的危险以及可能给群众造成危害的增强，要求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广大干部都要继续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处理好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密切党和人民的关系。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等重要理论观点，以及党要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之所以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归根结底就在于：他把中国几千年来在君民之间与官民之间关系、近代以来在政党与民众关系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真正确立了人民群众的至上地位，这是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革命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其制胜的法宝，也是邓小平后来把它与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一起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原因。把是否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联系、是否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这就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人民军队无往不胜的根本原因，也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原因。“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⑨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开展一切执政活动的根本评价标准，揭示了群众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为我们深入理解毛泽东人民至上、服务群众这一管理思想提供了重要思路。 二、党揽全局，各方协同 实现人民军队的宗旨，毛泽东的办法主要是靠两条：一是要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把广大官兵组织起来，形成坚强、可控的战斗集体，为共同的利益而斗争；二是坚持开展广泛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官兵认清自己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焕发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极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同时，通过正确处理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正确对待俘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早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毛泽东在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时，就首创了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在红军中实行班、排设党小组，连队建党支部，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立党委的制度，整个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湾改编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929年，在福建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心思想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队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⑩《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各项措施和制度。此后，毛泽东在总结党内正确与错误两种思想斗争的经验，特别是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更为深刻地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是，“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1)。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以抗日为基础、建立统一战线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仍坚持了自己对于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在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成为坚持抗战、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针对高岗的“军党论”，再一次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首先是政治思想方面的领导，党的思想领导能够使人民军队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能够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人民军队始终与党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积极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表现在组织方面，就是必须建立健全党在人民军队中的各级组织，发挥军队中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建立以党委为领导核心的一整套制度。此外，军队还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同时接受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和监督。这样，就形成了从上到下，从领导机关到基层连队的完整的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人民军队建立后，毛泽东即着手在军队里建立党代表、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确立了政治工作在人民军队中的地位。在人民军队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创立了一整套方针和原则，成为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措施。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中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明确地概括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三大原则。 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是处理人民军队内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的准则。实行官兵一致，就要求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尊官爱兵，官兵团结、互助，同甘共苦，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建立自觉的纪律。秋收起义以后，毛泽东提出要废除旧军队的雇佣、打骂士兵和枪毙逃兵的军阀主义制度，并提出了官兵平等的口号。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对军阀主义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亲自制定了废止肉刑和优待伤兵等项决议案。官兵一致的原则，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是提高人民军队战斗力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由于军队实行了官兵一致，“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12)，“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13)。 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是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准则。实行军民一致，就要求军队奉行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拥护人民政权，积极参加地方建设；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要减轻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建立起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人民群众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军民一致原则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正如毛泽东所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14) 坚持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是人民军队从政治上动摇敌人军心，破坏敌军战斗力的策略和手段。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就要求人民军队配合军事打击，开展政治攻势，对敌军官兵进行政治宣传和组织瓦解，动摇其军心、涣散其意志，争取其放下武器，投诚、起义，脱离反动阵营，并实行宽待俘虏政策，不杀不辱，不没收私人财产。实践证明，“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15)。 上述三大原则是新型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人民军队正确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16) 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军队政治工作的思想十分丰富，体现在他关于军队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全部论述中。这些思想，后来不仅在军队中得到贯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运用于其他工作领域，成为各方面管理的重要指导原则。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原则问题，他指出：要坚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并指出：“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17)由此，毛泽东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18)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由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管理谋略讲得非常清楚了。 三、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统筹兼顾，从语义上来理解，“统筹”即通盘筹划；“兼”为同时进行多样工作；“顾”即照顾。统筹兼顾即统筹处理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全面与重点的关系，力求实现综合平衡，使各个方面的利益和发展要求得到兼顾。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统筹兼顾就多有论述。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把照顾多数、照顾全局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政治策略提了出来。他说：“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19)“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20) 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深刻阐述了“统筹全局”的思想。他指出：“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21)1949年3月，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毛泽东又把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工作的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弹钢琴”，强调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并指出：“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22)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23)。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统筹兼顾作为一个重要方针和方法，运用到各项工作中去。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24)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围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基本方针，从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布局、利益分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多个角度，集中论述了统筹兼顾的思想。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论述。毛泽东指出：“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25)同年，毛泽东还曾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过：“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26)所谓“管事”，就是执政、为人民服务。显然，毛泽东在这里已经把统筹兼顾作为一种执政之道，作为一种重要管理谋略。 坚持统筹兼顾，必须统筹好中央和地方、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努力做到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联系起来，处理好立足当前与谋划长远的关系；努力做到既要有全局观念、避免顾此失彼，又要善于抓住重点、着力解决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和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努力做到兼顾各方，综合平衡，使各个方面的利益和发展要求得到兼顾。 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把经济社会发展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中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既善于调动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鼓励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努力实现均衡发展，注重发展的协调性和稳定性。1959年，毛泽东曾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27)1959年7月，他在庐山会议要讨论的18个问题中也谈到了综合平衡的问题，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28)1959年1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再次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29)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把统筹兼顾与综合平衡提到了社会主义建设重要指导思想的高度，并赋予其管理谋略以重要价值。 四、民主管理，纪律保证 军队是一个武装集团，斗争的主要方式是战争。而战争又异常残酷，由此决定了军队管理必然遇到一些特殊矛盾。这些矛盾古今中外普遍存在，能否解决得好，直接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关系到军队的生死存亡。毛泽东从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于民主管理的思想。军队历来以等级森严、垂直领导为主要特征，常被认为是最不讲民主的地方。而毛泽东却一反常理，明确提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军队也需要民主。毛泽东指出：“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30)他认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31)同样是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中不勇敢，今天在红军中很勇敢，这就是红军民主主义的影响。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中，正式把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概括为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他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32)政治民主，是指官兵只是职务和分工不同，没有高低和贵贱之别，政治上一律平等，干部尊重战士，战士积极参加连队管理；经济民主，是指官兵有权管理和监督经济生活，由连队军人大会选出经济委员会协助连队首长管理伙食和农副业生产，监督经济开支，防止贪污浪费，不断改善生活；军事民主，是指在军事训练中，实行官兵互教，开展评教评学，在战时发动官兵讨论如何完成战斗任务，战后开展战评，总结作战经验；在战备、施工、生产、科研等任务中，发动官兵出主意，想办法，调动指战员的积极性。 三大民主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成为人民军队民主生活的基本内容和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得到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目的。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中的具体体现，是人民军队团结一致、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实践表明，这一思想极有见地，民主同样可以出战斗力。毛泽东关于民主管理的思想主张及成功经验，是军队管理理论的一大突破。 鞍钢宪法，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对中国国有大型企业管理模式进行探索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以“宪法”来定义鞍钢的管理模式，表明它是中国企业必须贯彻执行的“法律、法规”。而鞍钢宪法与大庆经验的结合，则是毛泽东企业管理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其精髓在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以人为本”、“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首先，确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如同战争年代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以确保党指挥枪一样，把党委建在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就是要用制度在企业落实为人民服务这个党内“法规”，确保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实现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权力有了相互监督、制衡、约束的机制。其次，确立工人在企业的主人翁地位，试图改变过去见物不见人的传统管理，把人提升到管理的中心，激发劳动者的高层次竞争动机，实现更高的效率。再次，“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它既是在企业实现群众路线和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一种途径，也是预防官僚主义的一种机制，体现了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从60年代初开始，“鞍钢宪法”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由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他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这才使得鞍钢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从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关于纪律建设的思想。战争要求军队像机器一样高速、精确、有效地运转，而残酷的战斗、艰苦的环境、单调的生活，又给军队纪律和秩序的建立、维护带来诸多难题。毛泽东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不仅提出了以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代表的一系列纪律要求，而且找到了维护军队纪律的一整套有效方法。我军一向以纪律严明著称，这本身就说明了毛泽东纪律建设思想的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把军队纪律建设的思想引入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提出了党政干部要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与纪律建设紧密相连的还有作风建设。作风是我军独创的一个管理概念，现代管理科学中很难找到与之完全对应的范畴。按词典解释，作风是指表现出来的态度、行为。一支部队的作风就是其在战场上、训练中和日常管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贯的群体行为特征。毛泽东把作风培养纳入军队管理的范围，将优良作风视为我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在管理学理论方面这是一大创新，在实践中也收到了良好效果。直到今天，“作风优良”仍是军队建设的总要求之一。 五 分类指导，典型引领 毛泽东指出：“任何领导人，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①这就把分类指导与典型引领紧密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领导原则。分类指导，就是根据工作对象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行业所产生的不同情况，分别采用适当的政策和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各项工作，防止和摒弃对不同工作对象不作具体分析，不加区别的“一刀切”、“一锅煮”的做法。分类指导原则，首先是社会实践不同领域的分类指导，主要有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科学文化、军队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不同领域、同一领域不同方面的工作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分类指导就是要适应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工作的不同要求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其次是不同单位的分类指导，不同单位有不同的情况，需要认识和把握不同单位、不同人员的不同情况和问题，进行分别指导。分类指导原则的确立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原理在方法论上的运用，实施正确的分类指导就必须既要善于从矛盾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从个性中概括出共性，又要善于在矛盾普遍性的指导下具体地分析矛盾特殊性。 实施分类指导，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宣传和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使广大群众受到先进思想和模范行为的启示和教育，使先进思想和模范行为得以发扬光大。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②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等光辉典范教育了一代乃至几代人，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典型，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面的典型对干部和群众具有有力的示范引领作用，反面典型则对干部和群众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人应接受正反两方面的教育。 正确运用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先进典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实践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毛泽东创造的具有重要特色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也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 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发表《纪念白求恩》，树立了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这一典型形象；通过发表《为人民服务》，赞扬张思德为人民利益而死、重如泰山的革命精神；通过题词颂扬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等等，动员和组织了广大人民群众，并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运用这一方法，在全国不同行业树立各种先进典型，各行各业通过广泛掀起学先进、赶先进的群众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比如在全国范围掀起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群众运动。在工业战线树立了大庆这面红旗，树立了“铁人”王进喜这个先进典型等等。作为组织领导者，通过抓典型，加深对事物个性和共性、特殊和一般的正确认识，保证领导工作高瞻远瞩，减少失误，用典型示范指导中心任务的完成。 此外，毛泽东的人才建设思想，也很有特色。管理靠人才，带兵打仗更要靠人才。毛泽东在缔造和领导人民军队的实践中，高度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很早就提出了把军队办成一所大学校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十分重视培养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创造出了不少宝贵经验。毛泽东的麾下战将如云，许多出身贫寒的放牛娃，成长为叱咤风云的高级将领，并最终战胜了正规军校培养出来的“洋学生”，这本身就证明了毛泽东人才建设思想的价值。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⑧《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页。 ⑨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1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8页。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356页。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52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1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 (2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5页。 (2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2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页。 (2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2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2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2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3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5页。 (3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页。 (3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