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与效率的辩证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等论文,效率论文,辩证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公平、平等或机会均等、效率与市场经济
公平与平等都含有伦理学的意义，都涉及价值判断问题。公平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且含义很不确定。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阶层对公平有着不同的标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评拉萨尔的“公平分配”时说：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
平等这个概念同样也有价值判断问题。历史上的“自然权利说”和“天赋人权说”都确认：“人皆生而平等”。平等又是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代、各个不同的阶级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平等观。所以恩格斯说，平等观什么都是，就不是永恒的真理。在平等观的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对它作出科学的论证，赋予了平等观念以经济学的内涵。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消灭特权，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消灭阶级。当这一步还没能做到时，至少要在经济领域实行平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平等不仅仅是表面的、政治领域的，还应当是实际的，在经济领域中实行。从而使平等超出了伦理道德的界限成为一个政治和经济的范畴。
讨论社会保障的平等，不仅仅限于一种价值判断，而是要研究它的经济内涵。社会保障是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或财富转移，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生活水平上的相对均衡，对遭受风险者保证其本人及家庭的经济安全。
1.平等与机会均等
平等是相对的。经济平等，无论是收入分配的平等还是财产分配的平等，都只能是相对而言，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按劳分配是劳动的平等交换，它相对于按财产分配是平等的，相对于按需要分配，则是不平等的。所以按劳分配的平等是相对的。而平均主义的“平等”则是假平等，是平等幌子掩盖下的不平等。因为每个人的劳动贡献不同。不同的贡献而得到相同的报酬，这是以不平等来冒充按劳分配。
经济平等只能理解为机会均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企业进入市场，需要有平等的竞争规则，机会要均等。也就是人们常常比喻的，像赛跑一样，都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是否真正能够作到大家都处在同一的起跑线上是要存疑的。因为各人的家庭和地位不同、天赋不同、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不同、社会经验和工作经历不同，因此，人们实际上所能享有的机会均等也是相对的。可是，即令相对机会均等终究比不均等要好些。正如美国学者阿瑟·奥肯说的：“源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出现的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同时也更可以补救）。”“更大的机会均等会带来更大的收入平等”。正确的选择是尽量做到机会均等。
2.效率与市场经济
效率是一个经济学范畴，意指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有效使用。任何国家，经济领域的资源总是有限的。物质资源包括资金、自然资源和物资，都是有限的。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同样是有限的。有效地配置和使用有限的资源以增加效率，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原则。效率增长意味着一定的投入而获得较多的产出，或者以较少的投入获得相同的产出。如果情况相反，投入增多而产出持平或下降则说明效率没有增加或下降。用以衡量经济效率的指标一般是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二者的提高都表示效率上升，也就是说，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将有限的资源使用在极需的地方，既节约了稀缺的资源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是最好的效率。
但是，效率的上升或下降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原材料和技术来生产，都要受市场规律支配。如果某种产品虽然能够以比较小的投入而得到较大的产出，但市场已经饱和或者产品根本不符合市场需求，其价值不能实现，产出越多，压库越重，就谈不到经济效率。这种情况在我国屡见不鲜。再如，某种产品以一定的投入而获得了较多的产出，也能销掉，但是这种东西对人的身心健康有害，或者会造成环境污染，那么，即令是经济上获利，也不能视为效率的增加。这里也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所以，考虑效率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还应包括社会效益。
那么，效率与不平等又是什么关系呢？首先要弄清楚，许多不平等并不缘于市场竞争，与效率无关。遗产继承造成的不平等就是一例。这里是讨论与市场有关的不平等。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鼓励成功者，它促使人们追求最大效率。在市场竞争中，不可能人人都成功，总是有人成功有人失败。社会就在这种不断的竞争中前进。优胜劣败，于是就产生富人和穷人，出现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财产分配不平等。这是市场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这样。从这个层次上看，市场经济与不平等似乎是一种共生关系。
既然如此，为了平等，不选择市场经济体制而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又如何呢？社会主义近百年的历史和中国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已充分证明，计划经济这种集中的体制既无效率又不平等。出路只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效率与平等之间寻找平衡。
二、平等与效率的相关关系
市场竞争在增加效率的同时，产生贫富差别，出现不平等。但是，平等与效率并不是一对矛盾，不应把它们简单地对立起来。
习惯认为，效率和平等的增加都要有一定的代价，增加效率就要产生不平等，增加平等就要牺牲效率。我们认为，平等与效率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并非总是对立的。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面对经济危机，一些国家作出决定，选择较快的增长而较少的平等，这通常被认为是对公平与效率之间利害关系的特定反映。但是美国麻省技术学研究所所长、经济学者瑟罗说：只要考虑不同经济实绩和公平，便会发觉不是这样的。不同国家愿意容忍的不公平与它们的经济实绩之间是没有关系的。他用图表证明，“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日本有最好的经济实绩，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美国所取得的实绩几乎最低。”
第一，效率会产生不平等，但不能说非效率必然就能实现平等
计划经济体制已被证明是非效率的，但非效率并没有带来平等，或者说没有实际上的平等，相反而是带来不平等。中国改革前的劳动工资制度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领取同样的工资。表面上很平等，实际上不平等。多劳者不能多得、少劳者不会少得，多劳者应得而未得的那一部分报酬实际被少劳者无偿占有了。这种工资制度，不奖勤罚懒而奖懒罚勤，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家都不愿多干，何来效率？所以是非效率的，也是不平等的。一定程度上，不平等导致了非效率，而不是平等影响了效率。
第二，效率会产生不平等，不能反过来说不平等必然有效率，而且不平等还会影响效率的提高
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不平等竞争。
一种情况是，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经营着各种商品，形成官僚垄断资本，造成市场竞争中机会不均等，好比裁判员下场踢球，不可能有平等的竞争。另一种情况是，一些特权阶层家庭成员或握有某种特权或权力的人，“下海”经商，参与市场竞争。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并不需要从事创造财富的劳动，却能占有社会财富。这种不平等（机会不均等），无疑是没有效率的。至于一些大大小小的行政官员，利用职权，通过什么房地产批租、审批项目和审批营业执照等权利，索贿受贿，搞权钱交易，发横财致富，这种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根本谈不到什么平等，更无效率可言。后者虽不属于市场竞争范围，却是利用市场经济谋取私利。这种种的不平等，在任何国家都是人民最不能忍受、最易引起群众不满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损害效率，还会导致社会不安定。
工农之间的不平等，也直接影响效率的提高。在统购统销和物价管制政策下，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是农民厌农弃农、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会保障的残缺不全，向城镇职工倾斜，农村没有社会保障，前面已论及，这种不平等导致农民不安于农业生产，耕作粗放，并谋求一切机会，向城市转移，将土地撂荒，这是妨碍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又一主要因素。
第三，平等能够促进效率，效率也能促进平等；从长远看，平等竞争有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高效率也可促进平等；这一点容易被人们忽视
我们说，市场经济的竞争有如赛跑，参加的每个人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遵照同一的规则，结果是优胜劣败。还须补充说，市场竞争也如赛跑一样是反复比赛不断进行的。“胜败乃兵家常事”。优胜固属好事，失败也不全是坏事。失败可以鞭策人们前进和奋起，争取在继续进行的竞争中取胜。为此，人们必然要设法改善自身的竞争条件，提高素质。例如：以勤奋弥补天赋之不足；通过学习和培训提高文化科技知识和职业技能；积累经验认真吸取教训等等。总之，失败促使人们奋发图强，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自我改善，以适应市场竞争的环境，从而提高效率。如此循环往复，就能促进经济组织和劳动者整体素质提高，促进社会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从而推动社会前进。正是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机制促使资本主义在过去100 多年的时间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高得多的生产力。
效率可以增进平等，至少与平等可以并行不悖。这也是有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的。西欧国家“二战”后经济迅速发展，效率大为提高，同时，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社会保障制度也达到鼎盛时期。支持社会保障发展的经济力量，正是来源于效率的提高。没有高效率，生产力水平不高，国家、社会也无力发展社会保障。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效率很高，但是人们的收入差距并不太悬殊。相反，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慢，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效率与平等之间，有一定关系，二者不是对立的。效率包括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生产领域的效率是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讲，效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促进收入分配平等，缩小贫富差距，必须有效率，即必须发展生产力。贫穷不会促进平等，而只能是整个社会匮乏状况下的平均分配，谈不到真正的平等。中国不少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亏损严重，开工不足，设备闲置，发不出工资，只能给每个职工平均发很少的生活费，这种状况有什么平等可言？
三、协调与选择
平等与效率不是一对矛盾但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有的时候、有的国家，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是正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各国，效率与平等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70年代以后，经济出现衰退，财政困难，社会保障出现赤字。于是有人认为福利国家发生危机是由于福利搞高了影响经济增长。这样说是不够全面的。福利过高了是福利国家发生危机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1980年巴黎社会政策大会上，强调了对社会的协调，认为必须整合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必须注意经济的限制，而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社会的含义：指出这种紧密的整合只能通过制度工具来建立。
平等与效率之间有时候会出现矛盾和冲突，解决的办法是协调。在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协调意味着一定的妥协，“为了效率而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要牺牲某些效率。”（阿瑟·奥肯）然而，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尤其是那些允许经济不平等的社会政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
效率对实现平等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时时事事都采取效率优先的原则，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特别是社会保障，何时何处侧重平等，何时何处侧重效率，要依具体情况而定。上文已谈到，效率会产生不平等，不平等也会影响效率，因为机会不均等条件下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心理不平衡，必然缺乏工作或劳动的积极性。
在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上，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既存在经济不平等，同时又是非效率的。从80年代初期改革到9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了，1995年GNP为1978年的388.2倍。但是国有经济部门效益不高，90年代更是下降。到1996年经济效益低的情况还没有改观，而且出现了普遍的不平等。可以说，不平等是全社会的，非效率主要存在于国有部门，而且国有部门内部也存在不平等。无论是经济部门还是政府部门，都表现出严重的非效率和不平等，而以国有企业最为突出。
90年代以来，大量资料表明，社会不平等较前严重了，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扩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国家统计局“收入分配问题”课题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个人收入比重上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财产性收入比重明显提高，工资外收入越来越多，贫困问题仍比较严重”。按国际上通用的综合反映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衡量，1980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6和0.24，1995年分别上升为0.31和0.33。目前我国个人财产收入的形式主要有利息、红利、租金等。据统计，1978年个人储蓄利息收入仅为6亿元，1995 年达3000亿元，占整个个人收入的比重由0.3%上升到7.9%。工资外收入比重越来越大。以城镇为例，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统计数据表明，城镇职工工资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由1985年的8.9%上升到1995年的31%。 而且，由于漏统情况比较普遍，实际上，这个比重可能更高。贫国问题仍较严重。据抽样数据推算，1995年底城镇贫困人口近13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6500万人。而调节收入差距缓解矛盾的再分配功能薄弱。一方面是所得税收入比重过低，漏收甚多，难以通过税收对高收入进行调节；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失业保险不健全，社会救助也还待制度化，许多地区还未实施最低生活标准等等，致使一些极低收入者或没有收入者不能通过社会救助获得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加之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也没有获得解决，农民流入城市而又找不到工作，基本生活没有保证。近几年社会秩序混乱，抢劫、枪杀等案件增加，与这种经济的不平等有密切的关系。实践表明，不平等正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这种情况，也不利于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大部分国有单位和企业，没有效率或效率很低。
政府机构过于庞大。机构越大，权力越是滥用，人浮于事，效率很低，助长权钱交易，国家机关直接办公司“创收”，进一步助长了腐败和不平等。国有企业改革滞后，“负盈不负亏”的惯性尚未扭转，亏损面扩大，亏损额增加，效益不断下降。1996年1～9月出现过工业行业全面亏损。而在亏损企业中仍然实行大锅饭、平等主义的分配制度；多余人员仍然滞留在企业里面以维持3%左右的社会失业率； 企业办社会的局面还没有改变。企业的劳动成本和社会负担降不下来，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平等。同时公有企业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形成个人说了算，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控制了企业的人、财、物大权，导致企业资产流失，企业收入分配不公，企业领导以权谋私，挫伤职工积极性等现象严重存在。实践表明，企业效率低现象的后面，有经营管理不善问题，也有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
以上情况说明，我国既存在经济不平等，又没有效率。这种情况下，处理平等和效率的关系，就不能够一般地采用“效率优先，兼顾平等”的原则，而应针对不同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有所选择。针对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出现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秩序和稳定这个重大问题，应侧重平等。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工农产品的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强税收征管，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实现财富在高收入者和贫困者之间的转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加快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将“送温暖”等季节性的社会救助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对老年退休金实行大范围调剂使用，历年结余滚存的几百亿养老金也应在时序上调剂使用，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对工伤、医疗、生育等保险要尽快实现社会化。这样，可以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使其产生安全感，以保障社会稳定，从而促进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