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科技合作的内涵与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合作论文,内涵论文,东西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2)03-0053-08
“十五”期间，国家投资的70%左右将集中到西部地区，中央各部委将向西部安排超过万亿元的资金，用于推进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荒漠治理、特色经济、科教发展等方面，解决“生态、生产和生活”三大困扰西部发展的关键问题。国家对东部地区的投资相应地将有所减少，东部地区发展所需的市场和投资越来越多地要通过与西部地区合作来获得。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西部某些地区确实存在着“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但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WTO和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背景下，只有在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的基础上，在东西部知识和技术合理流动、共同发展过程中才能逐步变为现实。
一、东西部科技合作的内涵
西部是个特定概念，既指其地理位置处于西部，也指其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其他地区，包括重庆、四川、陕西、山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等十个省区和广西、内蒙两个自治区，以及河北、山西部分贫困的自治县市。东部则主要指辽、京、津、冀、鲁、苏、沪、浙、闽、粤等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东西部科技合作，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进行界定。
狭义的东西部科技合作，是指东西部科技能力方面的合作，包括科技投入、科技活动、科技人才、科技成果、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合作，具体合作内容包括知识创新、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应用、科技服务、科技管理、科技培训、生态恢复和污染治理等重大科技问题合作等。狭义的东西部科技合作，旨在释放东部科技现实和潜在能量，帮助西部提高创新能力，为东西部科技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广义的东西部科技合作，是指东西部在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科技管理水平、推动经济发展及提升社会文明等方面开展的合作，具体合作内容包括带有援助性质的东西部政府部门的对口支持、相互交流，东西部企业在市场利益的诱导下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技术项目、高新技术产品和研究开发方面的合作，产业层面的科技合作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科技支撑合作，如大江大河流域治理、荒漠化防治，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布局中的区域科技能力部署等合作。广义的东西部科技合作，还包括合作范围超出东部和西部区域地理界定的合作方式，如东中西合作、西西合作、中西合作、西部和国外合作等合作形式。
东西部科技合作的主体，从目前现实情况看，是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等共同担当的，企业是最重要的合作主体。
企业在东西部科技合作中的主体作用表现在：利用自身拥有的技术优势、规模优势、管理优势、营销优势和融资优势，积极开展东西部企业各个层面上的合作，在合作中争取最大收益；以市场为导向，实现东西部企业的优势互补和产业对接，共同进行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共同挖掘潜在市场。
政府在东西部合作中的作用表现在：创造要素集聚规模效应，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健全市场机制；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物品；推进社会改革、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东西部科技合作提供制度支持；制订方针政策，规范和优化东西部科技合作的环境。
大学和科研机构在东西部科技合作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利用大学雄厚的师资力量、办学经验和国际交流渠道，联合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面向国际先进水平、面向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需要，面向西部大开发的重大问题，发挥东西部大学各自的科研队伍、科研设备、科研基地优势，联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发活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水平；利用东西部大学已经形成的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网络，整合各方优势，服务于东西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金融和咨询机构在东西部科技合作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作用主要表现在：为东西部科技合作及时提供金融支持，保证东西部科技合作的金融需要；参与重大合作项目的咨询论证，提高东西部科技合作的金融运作效率和效益；传播科技合作的知识、信息和技术，为东西部科技合作牵线搭桥。
二、国外落后地区科技创新模式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政府都非常关注落后地区的开发，纵观全球，一些成功的开发模式已经得到公认，其经验对我国推进东西部科技合作具有借鉴意义。
1.硅谷模式：创新成长模式
创新成长模式是充分利用院校优势，不断培养激励创新人才，形成新颖管理方式下的企业群体，发挥高度互动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式。硅谷是美国西部经济的最亮点，是全球新经济发展的“旗舰”。硅谷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高技术产业的中心，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创新，既充分发挥了高校创新的潜力，又激发了年轻人勇于创新的精神，更吸引集聚了大批以创新求发展的企业。
高等学校的创新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硅谷有美国第一流的斯坦福大学，还有圣克拉拉大学、圣荷塞大学和9所专科大学以及33所技工学校，100多个私立专业学校。这些学校实力雄厚、人才济济，特别注重于新理论、新结构、新工艺的研究与开发，同不少企业组成各种专业化的新型联合体，共同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业，结果是学校和企业共同受益。各公司的生存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新的科研成果，公司与大学及其教授签订的合同越来越多，大学的创新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形成了共同创新的企业群体。硅谷有8000多家技术密集型企业，它们是承接高等学校创新成果的主力军，构成了硅谷的创新产业主体，同时硅谷还集聚了一支支撑创新的辅助企业，为创新成果、创新产业的发展服务，进行专业化协作，从而使硅谷区内材料、气体、水、化学品、零件、设备供应及维护、协作较为方便。有些企业还进行专门部件的创新生产，提供整机装配，这样就使各创新公司能够迅速取得所需器件或部件，进行整机的发展或进行系统设计及工艺创新。另外，还有许多代销店和分销店，使各公司能够以低价购买到较为优质的材料、零件甚至计算机来开发高技术、发展高技术产业。
格外珍惜和注重培养创新人才。硅谷许多公司的创业者本身就是硕士、博士、专家教授，他们深知人才的分量，硅谷各公司非常重视本部门研究人员的培养，众多公司要求大学为在职工程技术人员开办校外研究生课程，鼓励公司的研究人员攻读这类课程，以保持他们高超的创新技能。
投资效率高，创业精神强。硅谷有许多来自附近地区的创业者，有占全美35%左右风险资本的2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和为创业公司创造上市融资条件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高效的融资机制。由于风险投资盛行，在硅谷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小企业产生，小企业由于专业性强，惯性小而灵活性大，常比大企业更有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硅谷多数企业的创始人甚至最成功的大型企业的创始人几乎都是年青人，他们创新精神足，能够在风险中不断开辟创新成长的道路。
管理方式创新，上下级沟通方便。硅谷各企业差不多都采取了一种所谓“开门”政策，经理和下级可以随时交谈，以解决公司经营方面和个人所遇到的问题。在公司管理方面，鼓励公司雇员购买本公司的股份，使公司的经营状况与雇员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雇员常主动地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硅谷已经突破了自我驱动的发展模式，通过吸引全球的资金和人才、出口技术产品，形成了同全球经济高度互动的创新成长模式。我国可以试用此模式的区域有：以成都为中心的成德绵高新技术开发区、以西安为中心的陕中地区等。
2.犹他模式：后发优势模式
后发优势模式是指政府参与指导，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准确选择未来经济发展方向进行超前投资、培育，重视教育、完善配套设施，以中小企业为起点与基点，最终形成增长点的模式。犹他州成功发展的经验，主要在于下述几个方面。
超前思维，选准战略产业。早在1986年，犹他州就制定了“卓越计划”，选择投入少、效益高、运输量小的新兴产业作为战略产业，重点发展软件、医疗器械、生物工程三大产业，开始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犹他州形成了以信息软件为龙头的高科技产业群，改变了原来农业、采矿、旅游占主导地位的产业格局，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较为有效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重视教育投资，发挥人才优势。犹他州历来重视教育，人口素质较高，人才资源丰富。盐湖城地区居住着大量摩门教徒，他们有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犹他州政府预算的60%以上用于教育，州政府利用先进的教学设备，利用卫视将犹他大学等高等学校的知识传送到偏远的地区，还投资3亿美元把信息技术全面引入该州中小学，使教职员工与学生受到信息技术的训练，同时拨专款1亿美元向全州普及信息技术。这些措施为后来软件产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人才资源和文化优势吸引了大批高科技公司前来投资。
加强基础设施，完善投资环境。为了吸引更多高科技厂商来投资，州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有效改善了硬件环境，改建国际机场，使其运营能力跻身世界大型机场之列，不断完善高速公路网，电力供应充足而且价格持续下降，供水充足而且水质好，办公和居住用房价格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加快发展信息高速公路，支持盐湖城一带的高科技工业区发展；并十分重视营造有吸引力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好，犯罪率低，医疗条件好，教育发达，很多有子女的父母乐意到犹他州工作。
提高服务质量，刺激中小企业发展。犹他州政府很注重为创业者服务，从申办执照到资金支持等多方面为企业开办和运营提供便利，并在新办企业使用土地、用房及开展市场调查、推销产品方面给予协助和优惠；州政府还利用互联网为企业提供服务，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网上主页可以看到各种招商材料以及优惠措施，开办企业的有关手续也可以在网上办理。针对信息产业尤其是软件产业创业阶段风险较高，银行不愿提供贷款和担保的情况，州政府实施了提供优惠贷款，减免税收等多方面的措施，吸引了众多公司来此落户，奠定了从盐湖城到普罗活之间绵延60余公里，美国最大的“软件硅谷”的基础。
我国可以试用犹他州模式的区域有：贵州（有军工产业基础）、云南（农业、旅游业等传统工业发达），但普遍欠缺的是人力资源、配套环境设施。
3.田纳西模式：流域开发模式
流域开发模式指结合自然优势，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在政府的法律法规及资金支持下充分、合理、科学、有效地开发利用资源，形成经济增长的模式。田纳西河是密西西比河的上游支流，开发前该流域内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被毁，土力贫瘠，地下丰富的矿产资源、巨大的水能和航运潜力，因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而无力开采利用。全区劳动力的62%从事农业生产，只有12%服务于简单的加工工业企业，人口大量外流，是全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经过精心开发，洪水等自然灾害得到消除，水能资源获得充分开发，土地获得全面改造和利用，种植业的产品产量增长2～4倍，森林覆盖率达85%，交通运输得到大发展，成为美国东南部的“工业走廊”和科研中心；每年游客多达6500万人次，已达到全面振兴地区经济的目的，成为“世界上大规模区域经济开发的先驱”和“流域综合治理的样板”。田纳西模式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下述几个方面。
设立权威性的TVA。1933年4月国会通过关于开发田纳西河流域的法案，5月总统批准立即建立横跨七个州的特殊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授予全面规划，开发、利用流域内各种资源的广泛权利。在对田纳西河的开发治理中，流域管理局把握住了流域发展最为关键的环节——水坝建设，从而规范了流域的水资源，解决了洪水控制、航运、水能开发和工业、农业、旅游业、城镇发展等问题，为摆脱贫困，实现流域经济振兴奠定了基础。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统筹规划和组织领导下，经过数十年的综合开发与治理，田纳西河流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这里既是美国电力、炼铝、军工和化肥的重要生产基地，又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重视科学研究在流域开发中的作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拥有一个专门的科技队伍，其科研课题涉及TVA所从事的各项业务领域，通过深入研究，科学地制定了流域资源统一开发规划和综合发展战略，再推广给各级地方政府和农民。TVA的基本战略方针是：一个地区的所有自然资源必须统一开发，不应该只是追求少数几个部门或人群的最大效益，而必须寻求全体居民的最优效益。在这个战略指导下，TVA明确了综合资源协调开发的规划和主要任务，并通过举办各种教育活动，提高农民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水平，从而保证了农业规划的实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田纳西河流域开发的效果。
强调综合开发利用水资源。田纳西河流域开发以水电开发利用为中心，利用水利资源修筑了水电站与电力输送系统，利用丰富的煤炭资源和方便稳定的水源，就近修建了大型火电站，又修建了核电站，形成了多种形式的高容量电力系统。同时在支流上建筑水坝，基本控制了洪水灾害，促进了农牧业和林业的发展；修筑了过船闸，疏通了航道，促进了工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廉价可靠的电能，大大促进了沿河两岸炼铝工业、原子能工业、化学工业等高耗能工业的发展，形成了综合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布局。
开发初期资金靠国家拨款。在开发初期，资金主要依靠国家（包括地方政府）拨款，每年只偿还资金占用费，尽管当时美国才经历了“大萧条”，经济十分困难，政府还是拨给2.5亿美元建设专款。TVA建立20余年后的1959年，国会通过法案，才允许它单独发行公债，自筹资金，解决进一步发展所需资金。
依法管理。1933年出台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为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提供了法律依据，在该法的第1、4、5、9条中明确规定了管理局的自主经营权，明确了由总统任命的三个理事会构成的多元化决策机构，强调了择优录用的人事制度。
我国可试用此模式的区域有：四川攀西地区，云南西部怒江、澜沧江等上游地区，重庆市三峡库区。
4.亚马逊模式：增长极模式
增长极模式主要是指利用地区相对特殊的优势资源，结合配套政策、资金、交通、教育条件发展经济增长点的经济增长方式。亚马逊河流域不仅拥有丰富多样的农业资源、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而且拥有世界储量最大的高品位铝土矿和铁矿，亚马逊河流域虽然是巴西开发最早的地区，但由于流域的资源优势和有利条件未被充分认识和有效利用，一直是巴西最不发达的地区，人烟稀少，交通闭塞，资金技术力量不足，商品生产很不发达。二次大战后，巴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经济发达区与亚马逊河流域经济落后地区的区域差距急剧扩大，为扭转这种局面，巴西政府1970年制定了《全国一体化》规划，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投资，实行联合开发。20世纪70年代在亚马逊地区，巴西联邦政府确立了15个“增长极”，各个“增长极”根据各自的资源特征，确立经济增长点。目前，巴西内地已形成以城镇或“增长极”为单位的经济发展态势。亚马逊地区的开发已取得初步成效，农业特别是畜牧业得到很大发展，建立了一批水利灌溉、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建立了冶金、建材、食品、木材、电子、化学、纺织等工业，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开发和资助落后地区的机构，人均收入明显提高。亚马逊河模式成功的经验主要在于下述几个方面：
提供优惠政策，引导投资。巴西政府规定为前往西北部和东北部投资的外国汽车厂商提供大幅减税优惠，使巴西汽车工业的重心逐渐从东南部转向中西部地区；巴西政府鼓励纺织、制鞋等传统工业将企业转设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积极发展无污染有机农业，力争将这一地区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无污染农业出口基地；地方政府也纷纷向投资者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包括改善基础设施、减免土地使用费、参与新建企业股份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各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在减免税收的政策上相互竞争，展开所谓“州际减税战”造成了地方税收大量流失，地方财政亏损转嫁给中央政府，成为巴西联邦政府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
能源交通起步，提供发展支撑。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巴西政府从流域规划中的能源交通起步，兴建了总长1.3万公里的公路网，开展水陆联运，使边远地区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为流域综合开发创造了条件。巴西政府积极开发水利资源，在亚马逊地区建造了总装机容量800万千瓦的图库鲁伊水电站，为落后地区的发展提供电力资源，在农牧业方面，组织了较大规模的移民开荒和开辟牧场活动，增加了农牧产品产量，一定程度上也巩固了边陲。
重视基础教育，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巴西政府近年来投资7亿美元成立了东北部教育基金，帮助落后地区培养教师，免费发放教科书，并于1996年启动“远距离教学计划”，通过电视卫星向偏远地区播放教学节目，使落后地区的文盲率大大降低，从而为这些地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人才支撑。
我国可试用此模式的区域有：新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沙漠中的绿洲地区，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等。
5.内格夫沙漠模式：荒漠治理模式
荒漠治理模式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点，加以政府政策倾斜、法规支持，并大力发展专项技术，变荒为宝的经济增长模式。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土地贫瘠、水资源缺乏，沙漠占国土总面积的60%以上。以色列开国总理古里安在建国后豪迈地预言：未来在南方。以色列的南方是内格夫沙漠，对以色列人来说，它如同我国的大西北，以色列人正是在这片土地上，靠治理荒漠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今天的内格夫沙漠生机勃勃，现代化城镇、农庄和工厂掩映在沙漠森林、果园、温室和农田之中，沙漠开发和现代农业，使以色列可耕地面积由立国之初的10万公顷增加到44万公顷，灌溉面积从3万公顷扩大到26万公顷，农业产值增长了16倍。内格夫沙漠模式成功的经验主要在于下述几个方面。
制订法规，注重可持续发展。以色列建国后，陆续出台了自然资源保护、规划建筑、水源、水井控制等方面的法规，对珍贵的水资源实行严格的配额和奖惩制度，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开发沙漠。以政府在保护植被的同时，植树、种草以防止土地沙漠化。如今，在年降雨量仅1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的沙漠区，以色列建造了3个森林区，绿化面积达1.2万公顷，大大改善了当地的气候和生态环境。以色列1986年制订了全面绿化沙漠规划，继续探索在保护生态前提下，根据降雨、地表水、地下水与动植物的生态联系建设绿洲。现在，内格夫沙漠开发区已营造出新的生态系统，在尽量保持地貌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实现沙漠绿化。
科研和生产结合，开发沙漠现代农业技术。以政府建立了很多沙漠研究所，开发出高精尖的沙漠农业技术。以色列淡水资源仅16亿立方米，人均270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3，我国的1/7。政府1953年开始，用11年时间建造了145公里长的“北水南调”输水管线。但是，沙漠改造和现代农业真正腾飞是在60年代中期发明滴灌以后。当时国家大力支持滴灌技术的推广，形成电脑化的全国灌溉网，取代了沟渠漫灌。封闭输配水灌溉系统极大减少渗漏和蒸发，水、肥的利用率高达80～90%，节省用水1/3。以色列还因地制宜开发地下盐碱水灌溉、沙漠温室大棚、地表水径流利用、花奔及废水灌溉等技术。
政策倾斜，发挥市场引导作用。为了缓解沿海城市人口压力，政府把沙漠地区列为最优惠开发区，把内格夫沙漠作为未来农业和社会发展的重点，国家除扶持出口型农产品企业，还鼓励工业项目发展，采取了对企业实行10年免税等优惠措施，引导人口向沙漠地区迁移。
土地沙漠化是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预计今后50年内全球将有近2亿人因沙漠化而被迫迁徙。以色列开发沙漠的经验，特别是他们在开发南部地区时很多成功的做法，对我国今天的西部开发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可试用的区域有：西南（主要是贵州）岩溶地区，内蒙古的草原生态区，新疆等地的沙漠区域等。关键在于：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解决灌溉问题。
三、国内东西部科技合作典型模式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省市纷纷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东西部科技合作，西部的西安、重庆纷纷召开东西部合作贸易洽谈会，新疆、宁夏等省区纷纷与东部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东西部科技合作已经涌现了广为人知的陕西—康佳模式、温州—广元模式等。本文重点是提炼出一些正在萌芽和形成之中的东西部科技合作模式，力求归纳出这些合作模式的特征，以完善和发展东西部科技合作模式。
1.上海模式
上海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政府倡导、市场主导、全方位推进，利用各方优势，获得多赢发展的东西部科技合作模式。
上海模式的基本做法是：制定规章制度，出台《西部大开发科技协作项目管理试行办法》，保障东西部科技合作的顺利实现，确定东西部科技合作的十类合作领域和参与方式；委托拥有上海技术交易所、技术经纪人事务所、上海科华资产评估所、上海锦科会计师事务所等10家科技服务机构的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负责合作项目具体管理工作，拨1000多万元巨资支持东西部科技合作项目；有组织、有手段、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项目对接，技术转移以适用技术为主，高新技术为辅。
西部大开发、东西部新技合作，借鉴上海模式，应当更多地通过政府有组织、有手段、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区域项目对接，通过东部向西部转移适用技术，实现东西部的共同发展。
2.江苏模式
江苏模式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利用江苏企业优势到西部“造车间”，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原料、劳动力、技术、市场等优势资源，实现生产要素跨地区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获得合作双赢的结果。
迄今已有20多家江苏企业通过独资、合资、收购、兼并、租赁等多元资本运作方式，与西部企业或地方政府合作，办起了众多生产车间，如江苏凤鸣集团与陕西铜川李华葡萄酒厂签署协议，合作建设葡萄酒生产基地，总投资2亿元。AB集团与湖北秭归县政府签署协议，由AB集团独资3580万元兴建三峡针织印染公司。连云港连众玻璃钢集团与新疆哈密市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签署协议，合资组建哈密连众玻璃钢管道有限公司，连众集团出资1480万元，占总投资的96%。如皋市磷肥厂与陕西咸阳旬邑县供销联社签署协议，出资350万元租赁经营旬邑复合肥厂等等。
“江苏模式”是东西部产品链互补层面的合作，伴随着这些合作的是人才、技术和知识由东部向西部地区的转移，我们应当鼓励更多的东部优势企业到西部投资、建厂、开发资源、改造老企业，鼓励企业出资金、出技术、出管理，与西部地区联合办企业，实行资产在更广范围的优化组合，在东西部科技合作中涌现更多产品和产业链合作发展的企业和区域。
3.慈溪模式
慈溪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充分利用西部广阔的市场空间建网点销售本地商品，利用西部丰富资源建立稳固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经济参与西部开发的重要作用。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慈溪一些个私经营户瞄准中西部广阔市场，带着本地生产的服装、鞋帽、小家电等产品闯市场，十几年下来，已经在新疆、四川、陕西、甘肃等10多个省（区、市）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点。仅成都金牛区就集聚有2000多名慈溪经营者，每年经营的慈溪产品达10多亿元。新疆乌鲁木齐沙衣巴克、天山等区则活跃着1600多名慈溪经营者，每年在该市销售或中转出口的慈溪针织服装有近5亿元。宁波恒康食品有限公司看准中西部瓜子价平质好的优势，从1995年开始，通过当地农民经纪人，在甘肃民勤、新疆富康、内蒙古伍原等地建立了3.25万亩瓜子原料基地，年收购金额近4000万元。
针对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的现状，应鼓励更多的东部个体私营企业投身到西部大开发中去，在东西部合作起到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转变体制和机制的推动作用，为东西部科技合作创造更好的基础和条件。
4.大连模式
大连模式的特点可概括为：国有大企业结合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和新技术开发的要求，瞄准西部开发大项目全面出动，在东西部合作过程中形成优势互补的产品链和产业链，获得国企解困和发展的双重机会。
大连市国有大企业进军西部大开发市场的主要做法是：首先，立足企业现有的产品优势，直接与西部基建和技改项目“对接”，如大连机床集团为四川绵阳新晨动力机械厂配套的汽车发动机自动线项目，大连起重集团为长江三峡开发公司配套的启闭机项目，大连重型集团为山西焦化厂配套的6M焦炉项目均属凭借现有优势“捷足先登”之作。其次，大连国企围绕西部开发中一些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加速科研开发和引进先进工艺技术，以收“一石二鸟”之效。如大连叉车厂专为西部市场新开发的新型扒渣车，大起集团为“西气东输”项目与中美合资三高公司共同研制开发的直缝焊管加工设备，大连电瓷厂为“西电接东送”项目研制开发的直流绝缘子和适应西部铁路电气化改造需要的铁路绝缘子产品，均属技术创新之作。
东西部产业的发展处于不同的发展层面和发展阶段，东部地区的国企正面临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的挑战，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还必须大力推进，东西部产业结构的互补性极强，东部的国有企业应当主动参与西部大开发，更多利用东西部合作的机会，合理调整技术、人才、产品结构，与西部企业共同开拓市场，争取更大的市场空间。
5.鄂渝模式
鄂渝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利用地理位置相连、自然条件相近的特点，在发展交通运输、保护生态环境、承担重大工程、发展特色产业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寻求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湖北与重庆的交流与合作源远流长，重庆地处西部之东，是西部地区交通枢纽，具有发展江河运输、江海联运的独特便利条件，地处三峡工程库区腹地，投资巨大的移民搬迁和企业迁建为库区经济社会功能重组、再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湖北处于东中部之西，具有实力雄厚的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和功能齐全、容量较大、辐射力较强的市场优势，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湖北和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两个“桥头堡”，两地携手合作，可以架起西部“通江达海”的桥梁，这对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发展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鄂渝双方合作可以打通断头路，有利于西部大通道建设，贯通西部与中、东部的公路主骨架、铁路主干线、水运主航道、西电东送大电网、西气东输大管道都需要湖北和重庆的参与。同时，双方在国有企业改革、建设市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人才培训交流、科技成果转让、发展高科技、促进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合作前景，可以实现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广大的中部地区，如河南、安徽等省，已经明确提出“承东启西”，建设大通道的发展思路，鄂渝模式可以借鉴，东西部科技合作也需要中部的参与，中部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必须得到增强与提升。
6.新疆模式
新疆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利用地方资源、产业和企业优势，通过政府搭台，大力发展与国内著名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实现官产学研优势互补、实现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多重发展目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针对区内高校少、科研能力弱的特点，在政府推动下大力开发产学研合作，利用著名大学的科技创新能力来开发新疆资源、发展新疆经济。目前他们已经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数十所大学签订了全国合作协议，合作内容包括这些大学优先承担新疆在西部大开发中遇到的各类科研课题、继续保持扩大招收新疆少数民族本科生、继续为新疆培养各领域各层次的人才、推动新疆科技成果产业化、接收高级访问学者等方式全面提高新疆科技创新能力。新疆特变电工与清华大学合作，在清华科技园建立“特变清华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中心”；新疆与北京大学合建高科技产业园，首批入园的8个项目包含微生物肥料、生物塑料薄膜、风力应用等具有市场潜力的高科技特色项目；大连理工大学与新疆独山子石化公司将在石油化工新产品新工艺开发上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新疆模式是西部地区主动寻求与东部科技合作的范例，西部地区的发展靠政策、靠人才，拥有最新科技知识、管理知识的人才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西部大开发的成功，西部一些区域的跨越式发展，必须走产学研合作的道路，借助于东部人才和国内外一流人才发展西部。
四、我国东西部科技合作的新型模式
比较国外科技开发的成功经验和我国东西部科技合作模式，面对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WTO的挑战与机遇，根据国家十五科技发展规划确定的“创新、产业化”方针，立足我国东西部科技合作的现状，我们认为，在巩固和发展已有东西部科技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当前应当倡导和积极推进下述四种新型的东西部科技合作发展模式。
1.知识创新联盟模式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WTO的加入，使我国的东西部科技合作必须适应21世纪世界发展潮流，在知识创新层面发展东西部科技合作联盟。
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知识创新工程已经在东西部间的科技合作方面开始布局，全国的高校和其他科技创新力量，也应在国家“十五”科技发展规划继续推进“知识创新工程”的过程中，积极开展东西部知识创新联盟，发展东西部科技合作的新模式，为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整体能力，提高科技国际竞争力，为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提供更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东西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组成不同的知识创新联盟，使知识与技术的产生、加工、流动、扩散与转移一气呵成，将知识创新的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促进知识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有效解决科技链与产业链相互脱节的状况，推动东西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产业结构互动模式
21世纪初是全球产业重组的重要时期，我国力争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必须运用全国的产业基础和产业潜力，形成东西部产业结构互动的良好局面。
东西部的产业结构互补，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逐步展开，21世纪初我国的产业结构重组，东部将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群体，西部将产生现代农业、旅游业、医药业、信息业和制造业大发展，将为我国东西部产业结构互动，为我国产业结构融入经济全球化，获得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奠定基础。
3.产品合作创新模式
创新则兴，守旧则败，现在的市场竞争关键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企业竞争更多地表现为产品创新能力和创新速度的竞争。
东西部企业可以通过产品合作创新计划、集成、控制等功能，合理配置东西部企业的人才资源、资金资源、材料资源，可以填补产品空白、降低资金投入风险和项目开发风险，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并逐步形成企业群体，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东西部企业的合作创新，应当遵循产品的生命周期，在不同生命周期（创新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选择不同的创新重点，在东西部企业之间实施不同的分工协作模式，以充分利用产品合作创新的成果，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4.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协作模式
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杨凌等国家重点扶持的五大高新区，已经于2000年4月6日签署了《建设世界水平科技园区合作宣言》，这是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中国东西南北四方科技力量的合作。五大高新区在合作宣言中提出了建设世界先进水平科技园区的发展目标。为此，五大高新区必须彻底消除在人才、成果项目、资金流动和市场交易方面的壁垒，积极推动要素的优化配置，鼓励各高新区企业间的相互投资、参股，为投资方提供便利条件，抑制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和扭曲市场关系的恶性竞争。它们还将推动信息资源的合作开发和共享，运用网络技术建立人才、技术、项目、市场等方面的资料库，促进信息的交流和共享。
53个国家级高新区和数百个省市区级高新区，是我国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新增长点产生的主要基地，是东西部科技合作的重要场所。全国应当形成五大高新区为第一层面，东西部数十个高新区为第二层面，全国53个高新区为第三层面，各省市区的高新区为第四层面，努力形成全国分工合理、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高新区布局，切实提高东西部科技合作的层次和水平，提高东西部科技合作支撑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力度和水平，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和创造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