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自主性：概念与制度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学论文,自主性论文,概念论文,制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7）03-0028-09
大学自主性与现代大学相伴而生，并成为现代大学的之所以为现代的重要特征之一。西方现代大学发展的历程几乎就是大学自主性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西方一些著名大学之所以卓尔不绝，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大学自主性的彰显与完善。中国现代大学起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虽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大力主张和鼎力推行，大学自主性曾几度弥望。但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自主性在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的惯性下，一路风风雨雨，弥而不彰。改革开放后，大学自主性旧事重提，数度成为学界讨论的议题。1998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对大学自主性诉求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本世纪初，随着北京大学酝酿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改革方案虽被搁浅，但对大学自主性的讨论却被推向了高潮。学者们纷纷就大学自主性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涉及内容之广，范围之大，辩论之激烈，前所未有。但时至今日，对中国自主性的概念、特征以及影响中国大学自主性成长的制度环境的研究仍然是一块尚未涉足的空白，而这恰恰是中国大学自主性发展和彰显的根本性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些问题，抛砖引玉，以示关注，求教方家同仁。
一、大学自主性的概念
但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大学自主性的理解甚至比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理解还更加混乱不清。无论是学者的文章，抑或政府的文件中，经常使用的关于大学自主性的称呼有：大学自治、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等等。一般地说，这些不同称呼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但是从严格的语义来说，它们之间应当存在着不可不察的差别，这些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大学自主性的某个方面特征。
（一）大学自主性就是大学的大学办学自主权。在中国学术界，大学自主性常常又被理解为高校办学自主权。虽然国内学者目前仍然交叉使用大学自主性和高校办学自主权两个术语，甚至常常以高校办学自主权代替大学自主性的情况，但这两个不同的中文称谓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同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最为流行的术语，但这一术语在传统语境中或多或少是指大学相对于政府而言，从系统的角度看，大学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从法律的层面上看，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指高校作为特定的法人单位所拥有的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权力，因此它更多的是指大学校长的办学自主权或是大学行政自主性的问题，事实上把大学自主性等同于高校办学自主权是一种误读或误解。“大学自主性”是一个哲学或社会学术语，是一个中性称谓，为哲学家或社会学家们使用，具有社会学意义。而“高校办学自主权”是一个政治学或管理学术语，为政治家或管理学家们使用，这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具有政治学或管理学意义。事实上，“大学自主性”的外延应比“高校办学自主权”更宽泛和丰富，大学自主性不仅仅是指大学与外界的独立性，更重要的还有大学内部主体教学研究人员以及学生等自身的自主性。现在学术界，许多人更喜欢用大学自主性。
（二）大学自主性就是学术自治。大学学术自治指的是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的自治。学术自治源于中世纪学者行会自己管理自己的惯例。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指出，所谓学术自治，是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团体，享有不受国家、教会及任何其他官方或非官方法人团体和任何个人，如统治者、政治家、政府官员、教派官员、宣传人员或企业主干预的自由。它是大学成员的自由，这些成员以代表的资格而非作为个人来决定大学自身的管理，它涉及的是在学校内部所必需的自我管理学者群体的权力。[1]（p.88）一般认为，它包括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1）关于教员的人事推荐及任免权；（2）对大学校长、系主任等行政管理人员的选举权；（3）大学课程编制权；（4）学位资格的审查、认可及授予权；（5）规则、章程等校内各项制度的制定权；（6）选考新生权；（7）大学设施管理权；（8）大学财政自主权等。[2] 大学组织之所以必须拥有自治权力，主要基于大学学术活动的内在逻辑。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哲学为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既然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的、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因而，在知识问题上，应该让专家单独解决这一领域中的问题。他们应该是一个自治团体。”[3]（p.28）将大学自主性界定在学术自治上，也难能概括大学自主性的丰富内涵。学术自治表达的只是大学内部主体从事学术活动的自立性和自主探究性，但是如果仅仅将大学自主性界定为学术自治，没有相对社会其他系统独立的大学自主办学权，大学学术自主也难以得到充分实现。所以，将大学自主性等同于学术自治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三）大学自主性是学术自由。不少人也常用“学术自由”的概念来指称大学自主性。学术自由理念产生于19世纪德国，当时柏林大学把“尊重自由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和学习自由”作为办学基本原则，赋予大学教师以充分的思考、研究、发表和传授学术的自由权利。学术自由在今天是指教师和学生不受法律、学校各种规定的限制和公众的不合理干扰而进行讲课、学习、探讨知识以及研究的自由。也就是说，学术自由作为一种工作条件，既是大学教师传播与追求真理所必需的，也是大学组织为了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社会组织（包括政治、经济组织）的切身利益所必须给予大学教师的权利。大学教师之所以必须享有学术自由权利与大学的组织个性及其社会价值密切相关。大学教师从事的主要是高深学问的研究，追求真理是其重要目标。而对真理的追求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需要不断创新的过程。为了保证其客观性，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自由的气氛是学术研究最有效的环境，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必需条件。
应该说，借用这个概念可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大学的主体具有“主体性”、“平等性”、“能动性”或“独立性”。相对而言，这个概念强调了大学自主性的主体性和独立人格精神。但是由于其主体的狭隘性（因为学术自由的主体往往是指大学中的教学研究成员），其外延难以涵盖大学自主性概念所要表达的大学作为独立法人单位的主要意义，“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是一对互生的概念，二者的存在是互为条件、互为依托的。大学自治是学术自由的初始行为，而学术自由则是大学自治的最终鹄的。没有大学的自主权，孤立地谈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因大学没有独立性而受到外界的干扰，也会变成一句空话。因此，把大学自主性说成是学术自由难免有“晕轮效应”的瑕疵，很难说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本文所说的“大学自主性”呢？综合前述的研究表明，大学自主性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从内容层面来看，大学自主性应该包括大学办学自主权、学术自治、学术（教学、研究）自由等，内涵十分丰富。
从自主性的主体层面看，大学自主性首先是指大学作为组织的自主性，即大学作为独立的法人单位免受外界干扰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立性和独立性人格，体现为大学组织独立的决策和独立的治理。这种大学组织的自主性，就像哈佛校长鲁登斯坦的一句名言所表达的：社会变化得越快，大学这块变化相对较少、思想观念相对独立的领地就越有价值。其次，大学的自主性是指大学内部组织学院（学部）、学科、专业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再次，是指大学学者与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即大学教师、研究人员的免受行政干预的主体性以及享受教学研究自由的权利，表现为大学教师独立地追求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独立品格。这种学者与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就应该像陈寅恪推崇的人格，“每个学者不应为了非学术的动机唯心地改变或抹杀自己内心所企及的真理，都有义务遵循自己的学术良心，并行使捍卫个人见解的权利。”大学教师应当是一种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想有一种庄严的敬意，不肯屈服于知识之外的压力并严肃追求科学、具有独立人格并以科学为是非标准的知识分子；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守望者。这种独立性就应该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鲜明个性“对于那些不管在其他方面多么有资格，却向政治巧言屈服的人，对于那些在诺言和实际间有差距的人，我们都将反对他们！”最后大学的自主性还包括学生学习自主性，即大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以及学习上的自主选择与自主管理，包括学生在入学、专业选择、修业年限等方面享有自主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有更多选择自由，可以自由选课、自己决定学习重点、自由提出和发表各方面的意见和观点等内容。
从特征层面看，大学自主性是指大学机构、大学内的教师、研究人员以及大学生身上说具有的独立性、主体性、平等性、能动性的性格特征。
因此本文中的大学自主性实质上包括了大学自主权、大学学术自由等含大学自身、大学内部学院、学科、专业、学术主体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大学生自我选择、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主特性。这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说，“系科集团在大学内部寻求自决权；大学本身又竭力摆脱国家和外部集团的控制，寻求自治权；渴望自由的人，又争辩道：自由是基础，它能保证人们在采取行动时，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在批判过去和现存的政策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还能保证其他有益活动的开展。”[4]（p.279）这种界定与台湾的界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台湾学者高强华（1990）认为大学自主性的主要内涵有：学术与研究的自主；人事行政的自主；课程与教学的自主；财政与经费的自主；大学评价与革新的自主；学生学习与参与的自主。[5]（p.23）J.Mounford（1996）提出的大学自主性包括6个方面：1、学生的选择；2、学术人员的任用；3、大学教育内容之决定与学位水平的控制；4、决定学校成长规模与速度；5、建立教学、教学与高级研究间的平衡；6、经常收入在不同领域支出方面的分配。[5]（p.24）可见，大学自主性内涵十分丰富。
二、中国大学自主性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
制度环境，根据诺思的看法，“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法律的基础性规则。”[6]（p.8）这些规则包括非正式规则和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是指在人类历史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得到社会公认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它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正式规则是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政治规则与经济契约，它体现着一个社会的制度化水准。按照诺思的理解，制度环境应该是指为现行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构成的规则总和。大学自主性的制度环境是指决定、约束大学自主性活动的制度规则的总和。中国大学自主性经过对解放前大学制度的改造、模仿学习前苏联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到自我探索，再到改革开放的洗礼，在这些不断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制度环境，综合分析中国大学的自主环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学自主性的制度环境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
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制度环境是一种有利于大学自主性发展的环境。首先，宪法、党和政府的一些法律法规以及基本政策，从根本上说，对大学自主性持积极的肯定态度，这为中国大学自主性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合法性基础。2004年第十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法享有言论、科学研究以及文化活动的自由，把言论、科学研究、文化活动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确定下来。1993年颁布实施的《教师法》、1995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02年颁布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等都对大学自主性从学校、内部教师等自主性做过鼓励性的法律规定，为大学自主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依据。特别是199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更是赋予了大学自主招生；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开展小额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开展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自主设置内部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自主管理和使用经费的等自主办学权力。这些自主权赋予了中国大学自主性生长的有力的法律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如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十六大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理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等，所有这些客观上都为大学自主性的发展创造了合法的制度空间。
其次，中国所确立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大学自主性的发展创造了现实的制度基础。80年代后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放弃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的活力和创造欲，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中所奉行、高扬主体性、竞争性理念，更是激发了人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人的自主性得到张扬。人的自主性的彰显对大学内部主体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自主性发育和成熟起到了极大的助动作用。而这种主体性和能动性正是大学自主性内涵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再次，80年代以来中国在政府管理方面发生的许多重大变革，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大学自主性的发展。例如，政府日益重视依法治国，大学作为法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办学活动的空间前所未有地增大。又如，政府职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政府管理改革了传统的全能政府，把政府不该管的、管不了的事情交给了市场和社会，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治道格局，政府的角色不再是划桨而是掌舵，其管理方式由原来的直接管理转变为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相结合，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政府的基本职能定位在为高等教育提供政策和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对高等教育服务提供进行监督；保证高等教育市场的公平竞争；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等。政府将精力集中于保证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和其基本职能的有效性上。政府职能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大学自主性的发展。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制度环境对大学自主性以鼓励和推动为主的话，那么，其微观制度环境对大学自主性发展带有明显的约束性。其一，政府有关部门直接或间接针对大学自主性的法律、法规等，其基本导向虽然是对大学自主性有鼓励性条款和内容，但是具体到执行有关规定时候，政府部门却管制较多，不是充分放权。其二，大学内部行政场域与学术场域之间关系不平衡，因为行政场域掌握着学术发展的稀缺资源。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一个组织对另一个组织的依赖程度取决于：资源对于组织生存的重要性；组织内部或外部一个特定群体获得或处理资源使用的程度；替代性资源来源的存在程度。如果一个组织非常需要一种专门知识，而这种知识在这个组织中又非常稀缺，并且不存在可替代的知识来源，那么这个组织将会高度依赖掌握这种知识的其他组织。[7] 因此，大学学术场域对行政场域有相当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导致两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造成了大学行政场域对学术场域自主性的约束和压制。其三，大学行政场域在现行学术管理上所制定的评价体系，功利主义色彩相当严重，强调短平快，注重量化，不考虑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运用“一刀切”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严重地制约着大学教师的学术自主性，导致大学教师为了生存而去盲目适应这些评价标准，追求数量，牺牲自己的研究兴趣，导致学术浮躁。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行政等非学术力量对于学术场域的强力约束，以至于学术场域缺乏基本的独立性，甚至出现制度性学术腐败现象，诸如领导利用职权剽窃他人成果、领导直接参与并控制学术资助、学术评奖及职称评定、学术委员也会被玩弄于领导的股掌之中。其四，正像对经济发展一样，政府对大学自主性也实行宏观控制。当大学自主性在一段时间内发展过快，政府受传统文化惯性的影响，担心大学自主性张扬后，带来校园和社会的不稳定。正是这种“趋安避乱保稳”的心态，制约着大学自主性的发展和成熟。
（二）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
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同时并存，是中国大学自主性制度环境的又一特征。一方面，关于大学自主性的政策规定大量重复、交叉和繁琐。例如，对大学的管理，不仅有国家的法律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有主管部门的实施细则，而且还有其他部委（文化部）联合颁布的管理规定，或者由各部委单独制定的管理规定；一些地方省级政府也纷纷制定本地管理大学的一些实施办法和意见；不仅业务主管部门制定了众多的法规、条例和规章，而且各级党委和政府也根据情况的需要不时发布一些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措施。类似的规章制度过多，造成了对大学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剩余”。
制度剩余集中体现为教育主管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对同一大学组织的管理职能重叠。无论是管理职能的重复，抑或是制度重复，都会带来制度资源和管理成本的极大浪费；而且事实上，“制度剩余”也未必增强政府对大学组织的领导能力，相反，往往会削弱其管理能力。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对大学实行有效的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但实践证明，制度和监管的交叉重复易于导致相互推卸责任，出现监管漏洞或监管不力。
然而，另一方面，在制度剩余的同时，对大学自主性的制度保障又存在着许多“真空”地带，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大学内部缺乏一种保障大学自主性的制度基础。在国外大学，为了保障大学自主性，一般大学都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自主性保障组织大学评议会或教授会制度。中国历史上曾经在蔡元培掌管北大，梅贻琦长清华和西南联大时期倡导并推行过的教授治校的教授会制度，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目前中国有部分大学如北大、东北师范大学等在试行这种制度，由于观念和认识的问题，所以还没有在其他大学推广开来，大学自主性在制度基础上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其二，教授治校的制度要纳入法制化进程上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需要走，在这个过程中，大学自主性的制度基础可能会缺场一段时间。其三，与大学自主性紧密相关的民主传统、政治文明、公民社会环境比较欠缺。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文化传统，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抗衡，但是余灰难尽，成为大学自主性发展的藩篱；中国政治文明虽然已经起步，但是任重道远；中国公民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并且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公民社会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和困难来自其制度环境。与成熟的西方公民社会相比，中国公民社会具有官民双重性和自主性不足的特点，这些制度环境势必影响中国大学自主性的发展。
制度匮乏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使大学自主性无所适从，不管是教育部直属大学还是地方性大学，甚至连985工程大学概莫能外。例如，我们的大学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行政泛化现象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术人员在学术泛化面前表现出麻木不仁，存在严重的集体无意识现象。
（三）观念空间与制度空间
制度空间要远远小于观念空间，这是中国大学自主性的制度环境的一大特色。这里所说的“制度空间”，就是按照大学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的法规合法存在的空间；“观念空间”即大学自主性在人们观念中的存在空间，或是人们内心所意识到、内心盼望的大学自主性。大学自主性的观念空间大于其制度空间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观念中的盼望、呼唤大学自主性，要远远多于现存的制度空间。从主体层面看，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大学领导人、大学学术场域主体、大学生群体等都看好大学自主性。从政府官员的角度看，他们认为，大学拥有充分的自主性，可以改变全能政府的观念，把自己从一些纷繁复杂的具体细致的管理事务中抽身出来，做一个有限有效政府；从大学领导的角度看，他们觉得大学拥有了自主性，他们可以根据社会和市场对人才的需要，创造性地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从学术场域主体的层面看，他们认为，一旦拥有了自主性，知识的传播、发现、运用和创造的使命和责任就能尽情地发挥；从大学生的角度看，他们认为大学生拥有了自主性，就能充分实现自我选择、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可见中国大学自主性的观念空间是广袤的。
但是当下中国大学的制度空间，正如前述的，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鼓励大学自主性的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度空间仍然十分有限，有待进一步的拓展。无论是国家宏观层面的，还是学校微观层面，抑或是学校内部学院、学科、专业角度的，都应该在有关政策方面给予自主性足够的鼓励、支持、保护。特别是中国大学在内部管理方面，给予大学学术场域主体的自主性仍有很大的制度空间尚待制定和完善，使大学自主性的制度空间满足观念空间的需要，达到制度空间与观念空间平衡发展。
三、中国大学自主性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主体的制度环境决定主体的自主性的存在和发挥。中国大学自主性的制度环境特征及其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大学自主性的成长发展的总体状况和基本特征。从某种程度来看，中国大学自主性整体特征是中国大学自主性的制度环境方面的某种体现。在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制度空间小于观念空间等制度环境特征的观照下，中国大学自主性表现出如下特征。
（一）中国大学与政治经济具有高度同构性
中国古代社会学在官府、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惯性始终存在，其阴霾挥之不去，这种制度环境成了中国大学自主性生长和发展的藩篱，是中国大学自主性发展的障碍和阻力。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肇始于近代洋务运动时期的京师同文馆（1862年）。但是中国大学自主性发展难逃既有的窠臼，所以中国大学自主性的发展历程相当曲折。民国初期特别是蔡元培执掌北大、梅贻琦长西南联大和清华时期，大学自主性有了相当程度的成长。但是好景不长，此后其成长过程遇到很大的障碍和阻力，甚至一再中断。只是到了1979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许多高校渴望发掘自身潜力为社会多作贡献，但又深感高教管理体制和规章把高校捆绑得“过死”。所以，一股强烈的“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愿望和要求迸发出来。197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等几位著名大学校长、书记关于《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的呼吁。《人民日报》还为此加了编者按语，提出：学校应不应该有点自主权，应该有哪些自主权，教育体制如何改革，才能更好地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希望全社会就此提出建设性意见。这份呼吁和这条按语，在高教界引起了强烈共鸣。这场《人民日报》发起的讨论，对中国大学自主性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此舆论推动下，1983年6月9日，国家教育部同意上海交通大学扩大管理权限，增强学校办学活力。后来其他省份还纷纷结合本地情况，由地方政府出面，开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诸如，1983年2月浙江省就高教改革做出了5条决定；1984年6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就高教改革做出了的6条决定；同年7月黑龙江省政府做出了《关于扩大全日制高校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同年12月，山东省提出了高教改革6条措施等。这些决定，重点都突出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这样，中国大学的自主性才得到重视和改善。不过这种重视和改善还只是大学与外界层面上的事情，远未涉及大学内部关于教师和学生教学、学习自主性问题。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大学收费制度的兴起和改革的推动，学生的学习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得到相当的重视，于是围绕学生自主性的学分制被提到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行的桌面上来，此后，大学生的自主性随着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和推广，得到了彰显和发展。但是大学自主性的问题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触及到大学教师的层面。本世纪初，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不断完善，大学内部体制改革浮出水面。但是从近几年的观察看来，虽然围绕大学人事制度、劳动分配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涉及大学内部教师自主性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盲点，仍然还未看到破冰之时。
（二）中国大学自主性具有典型的两极性和明显的两重性
一方面大学的宏观环境上大学作为独立法人享有宽松的自主性，大学被赋予了办学自主权，虽然党和政府力图增大大学组织的自主性，屡屡发布文件，充分赋权给高等学校；大学生的自主性随着高校学分制的推进和改革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有效的发挥。另一方面在高校内部却是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权力，出现行政泛化现象，大学中许多政策完全由行政系统一手操办，听不到大学教师在大学发展决策和管理中的声音，大学教师为行政的许多有悖于发展规律的规定和繁琐管理所累，导致大学教师的自主性缺位。其两重性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一方面政府赋予大学一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对大学自主权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校长遴选权却缄口不语；其次，大学内部领导虽然民主治校朗朗上口，但是却不付诸实践，有“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或口是心非之嫌。一方面想放权给高校，另一方面担心大学滥用自主权，导致大学发展失序。殊不知，无序的安排会产生有序的发展，而有序的安排往往会导致无序的发展。就是说，政府对大学秩序化的努力往往会导致无序的状态。特别是随着社会变化速度的加快，这种适得其反的现象无疑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意大利和法国是典型的集权制领导体制，这种集权制容易导致了僵化越来越严重，官僚和学术权威的控制越来越紧，使大学发展常常陷入僵局和瘫痪。这种体制的内部结构无法及时地应变外界的变迁。这种拒斥外界的变迁导致混乱。法国1968年高等教育系统经历了大瘫痪，并在随后的10年里发生了大动荡。所以中国大学自主性具有两极性与两重性的显著特点。
（三）中国大学自主性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
与西方国家的大学自主性相比，它还很不成熟，其典型特征如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等还不十分明显。随着行政体制的变革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当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赋予了大学办学自主权后，一些大学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僵化的大学制度结构却显示出对社会适应性的“捉襟见肘”及其在大学自主权行使上表现为力不从心：一方面内心渴望大学自主自立，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因自身的治理能力的限制，缩头缩脑，束手束脚，或者是临深履薄，不敢放手行使属于自己的自主权；由于历史文化积淀的惯性，当政府放权还权给大学时，这种曾经对政府形成的依附性心理阴影和怪圈却仍然是挥之不去，难以冲破，难以割舍。一些大学仍然与政府“套近乎”，在心理和行为上对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卿卿我我的状态。君不见，我们的一些大学的校长们不是到社会、市场中去寻找资源，不是依法治校，而是经常跑上级、跑腿政府衙门，看行政部门的眼色行事。曾经的“等、靠、要”的方式在政府放权还权近十年后依然存在。君不见，有些校长已经没有自己的自主性了，整天周游于官场，低眉邀宠，口号不离嘴。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校长不专心于大学治理，要么为仕途奔忙，要么为金钱折腰，不亦乐乎。可见，大学的自主性仍然具有不成熟的一面。
（四）与上述特征相适应，中国的大学自主性的制度保障还比较欠缺
虽然1998年《高等教育法》颁布实施近十年，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发生了改变，国家有意识地试图对大学的控制和干预进行了松绑，赋予了大学在某些方面的自主权，国家关于高等教育的管理在某些方面已经规范化，比如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贯彻执行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些无疑对促进高等教育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还没有开始，比如，高等教育法里面关于高等学校实现民主管理的规定，在大学实践中就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更重要的是少有大学去研究构建一种制度保障大学的自主性以实现民主治校，而这一点对大学的自主性却非常重要。所以，一方面政府对大学减少干预实行松绑过程才刚刚开始，远没有结束，另一方面大学的内部的民主治理还没有开始，更是任重道远。如何在大学内部建立一种基于减少来自行政权力的干预、彰显大学自主性的制度，是未来大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五）中国目前各类型各层次的大学自主性的发展不平衡，不同的大学之间在自主性的地位和程度方面差距很大。
总体上看，中国大学自主性还有待提高。但相比之下，国家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的自主性比一般性大学的高；研究型大学的自主性比教学型大学的高；教育部直属大学的自主性比地方政府辖属大学自主性高。层次、水平越高的大学，其自主性就越高；层次、水平越低的大学，其自主性就越低。大学学术水平与大学自主性之间有某种的相关性，这似乎是验证了一个道理：彰显大学自主性，有利于学术发展，有利于提升大学的自主创新能力最终达到自我实现。
大学自主性不是大学可有可无的特性，也不是附赘悬疣侈于形。对大学自主性的诉诸，是中国政治文明、教育民主、社会整体进步的重要表现，它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进程，而且也有助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有助于提高大学的治理能力，有助于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大学自主性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必须依赖其制度环境的改善。从1998年以来，中国出台和实施了《高等教育法》，分别赋予了大学在人事、内部机构设置、招生等重要内容的办学自主权，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规范大学自主的法律、规章和政策，转变了对大学自主性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是直接促成大学自主性迅速成长的制度因素。经过近1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大学自主性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存的制度环境在许多方面已经难以促进它进一步生长的需要，其中有些制度性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大学自主性发展的瓶颈，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改革的重点，应当是在深刻认识大学自主性发展规律和重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对大学自主性的态度，对大学自主性给予正确的定位，加紧出台和完善关于大学自主性的法律、规章和政策，要对大学自主性既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营造一个有利于大学自主性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是既要防止大学给政府制造麻烦、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不健康的、傲慢任性的膨胀，又要防止政府、社会以及大学内的行政场域成为大学自主性发展的障碍，使现代大学以及大学学术主体更好地与政府、社会以及大学行政场域更好地合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民主、公平、宽容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