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学院向何处去——中国管理教育的深层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商学院论文,何处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困惑、原因、思考三个方面对中国管理教育进行了深层反思，中国的商学院需要在中国、教育、人群的全方面变化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与方位，明确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关注并认真做好顶层设计，努力探索个性化发展路径。
一、困惑
1.如何理解商学院的国际化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逐步恢复、重建商学院。从1990年开始，中国与国际接轨，开始创办由美国哈佛大学1908年首创的MBA教学体系。2002年，又推出了EMBA教学体系。以此为主导，逐步构建了商学院的专业学位体系，使中国商学院从办学架构上完全与国际接轨。
也是从1990年起，中国著名的高校开始大规模提出国际化的概念。到了21世纪，国际化几乎成为中国商学院不二的选择。这包括：（1）商学院争相进行EQUIS、AMBA和AACSB三大认证；（2）学术成果以在美国权威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为标准；（3）大量引进或柔性引进海归背景的教师；（4）与国际著名商学院联合招收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学生；（5）不再接收本国优秀博士生留校；（6）按一定比例开设全英文课程和双语课程，并将这一比例逐年扩大；（7）大规模选送青年教师赴国外进修；（8）每年数百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举行。
令人困惑的是，国际化是否等于美国化或欧美化，是否必须用美国人的语言、用美国人的研究方法，研究美国人感兴趣的问题，在美国人认可的杂志上发表成果。
近10年来，中国各大著名商学院在欧美管理学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字激增，每年都有巨大的量的突破。如今的论文数量，已名列全球前茅，但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论文和具有核心原创性成果的论文却是凤毛麟角，在国际上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管理学家尚为数不多。由中国管理学家提出的原创性理论和重大学术贡献更是少之又少。也就是说，我们努力在走国际化道路，但国际对中国管理学界的认同度并没有显著提高。
大量引进和柔性引进在国外名校任教的管理学教授，尤其是华裔教授，引进海外名校管理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管理学界与国际对接的能力，但整体发挥的作用尚待进一步考察。更多的名校华裔终身教授只是利用假期和学术休假在中国兼一份职，拿一份薪水，装饰一些门面。其发表的论文作者第一单位依然是国外的名校。对中国管理学院学术水准的提升和学术团队的形成贡献不够显著，结果差强人意。
著名商学院停止招收本校和本国的优秀博士生任教，几乎断绝了名校商学院博士生的学术前途，使博士生生源成下滑趋势。即使进了商学院，也更多的考虑向实业界和实务界发展。在校期间，花大量的功夫实习打工，为毕业以后的出路提早做准备，很难潜心进行学术研究。
全球比较典型的走这一国际化道路的是新加坡和香港的大学。国立新加坡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几乎无一例外地走这条国际化道路。但事实上，办学的结果是成为了不在美国本土上的美国大学，或者是美国名校商学院的亚洲分校。新加坡某主管官员评论说，这些大学的国际排名的确在上升，但它们对本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贡献却在日益减弱，它们的学生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在毕业以后适应本国本土的环境和市场需求。
那么这样的办学模式是否真是中国商学院想走的路子？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名校的今天，是否就是中国商学院想要发展的明天愿景？
2.中国的商学院正逐步远离中国的市场现实
一方面，中国的商学院在热衷追求SSCI、SCI论文，追求获得国际各种认证；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现状却为中国商学院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面临市场转型、企业升级、网络传播、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市场超细分、消费心理深层变化等一系列难题，中国的企业界急需中国的商学院给出明确的理论解释与实践指导。当企业界发现与商学院没有共同语言可交流的时候，他们只能转向寻求各类咨询公司的帮助。而咨询公司通常缺乏系统的理论架构和科学的思辨方法，大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延伸出更多其他的问题来。为此，企业界难免对商学院表现出失望与遗憾。
于是乎，商学院指责咨询界是“江湖骗子”，既无理论根据，又无学术体系，只会出几个点子骗钱；而咨询界又指责商学院是空头理论，不务实、不落地。甚至很多咨询公司在广告上公然打出非学院派，以表示自己的方案具有操作性。甚至有人说所谓的商学院教授就是把人人都知道的事情说得谁都听不懂。故而企业在寻求智力资源时，根本无法在所谓学院派和江湖派之间进行取舍，于是不得已自己去寻找EMBA和EDP的培训机会。自己学完让副总学、高管学完让员工学，一时间，中国各类企业培训、总裁班、资本经营班、营销精英班、国学禅修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带旺了培训市场，也将EMBA的收费和EDP的日均收费额屡屡推向新高。
在屡屡高企的EMBA和EDP，包括MBA的价格背后，又因为商学院的大量教师为了职称和头衔，不得不顾及高端学术论文而忽视对中国企业和市场现状的研究，使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不少课程令高端学员感到失望。于是，许多EMBA和EDP只能办成企业家俱乐部。大家的主要精力并不是集中在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上，而更多的关注建立人脉、拓展业务和寻求合作上。有些EMBA课程最活跃的并非课堂讨论，而是学生组织的高尔夫俱乐部、雪茄俱乐部、红酒俱乐部、茶艺茶道俱乐部等聚会场所。
特别明显的是，刚出海外名校毕业的博士生们，在MBA和EMBA课程评估上有不少处于排名的最后端。而他们又是商学院未来发展的精英和中坚。如此下去，商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保证？
可以类比的是医学院的办学模式，大凡著名的医学院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必须均衡发展。基础医学为临床医学提供机理分析和科学解释；临床医学则把基础医学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广大的病患者，同时为基础医学研究提供足够的病例与个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国的商学院因为“临床”环节的薄弱，导致了商学院远离中国的市场环境；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大大减弱了商学院学生对母校的依恋和崇敬。商学院学生为母校的捐款、捐赠，就显得相对不足。学生与母校的关系大量的存在于学生与母校中的几位明星教授的私人关系。他们在言谈举止中对母校的教学水准、师资能力、知识提升水平整体评价并不高。
3.面对商学院的全面转型，各种矛盾如何协调
中国绝大部分顶级商学院，其师资构成有3个方面的力量：第1类是早年毕业于该校，留校任教的老师，他们有的博士毕业留校，有的博士后出站留校；有的本科或研究生毕业留校，后来在该校在职完成博士学位，有人把这类人称作“老爷兵”。第2类来自国内其他名校的商学院。他们从五湖四海加盟到该校，当年在打破“近亲繁殖”方面功不可没。现在在大量的“海归”回归之后，这些“土鳖”处境尴尬，角色趋向边缘化，有人称之为“杂牌兵”。第3类是近年来新引进的海归博士。商学院为了把各种数据做上去，也因为他们缺乏教学经验往往减少对他们课程方面的工作量，而强化高端论文的考核考评，他们为了取得职称晋升，拼命发表论文；商学院则给予几乎与国外接轨的高薪水平。薪水低了，“海归”炒商学院；文章少了，商学院炒“海归”，有人称之为“雇佣兵”。
与这3种力量整合困难相关，一系列的关系处理也令商学院相当头疼。
（1）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大学培养人才是天职，老师教书育人天经地义，而科研恰恰是教师个人的爱好；但我们的考评体系却完全注重于科研，教学的重要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专业学位与科学学位的关系国家的方向是逐步减少学术学位的比例，加大专业学位的比例。专业学位的培养是学术学位的“通俗版”、“简略版”吗？
（3）高端学术与现实应用的关系没有高端学术，大学便难以称之为大学；但商学院毕竟是研究现实问题的基地，如果无法为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的发展做贡献，那么商学院价值何在？
（4）国际接轨与政策接轨的关系要成为体育强国，必须参加奥林匹克，所以与国际接轨无可厚非；另一方面，教育部又有一套自成体系的考评方法。无论是本科评估还是一级学科评估，无论是985还是博士点申报，无论是精品课程还是重点学科，怎么协调两者的关系？
（5）教研体系与行政体系的关系商学院由于其工作的特点，教研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比例大多在1﹕1左右，有的甚至高达1﹕3，1﹕4，EMBA、EDP的学院，包括MBA的学员，其自我定位逐步从“产品”走向“客户”，他们需要与高昂学费相应的服务。因此行政人员的角色日趋重要，甚至许多行政人员的年薪已经超过教授。
此外，还有许多林林总总的关系，令商学院在战略定位和价值取向上左右为难。最后的处理方式，当然是折中和平衡。希望用多目标体系来解释商学院的困境，来处理各种矛盾，来平衡各种关系。问题是，多目标的最后结果往往走向没目标。导致的结果是，哪一方都不满意。
二、原因
1.中国在转轨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步打开了闭关锁国多年的大门，融入了国际社会的大家庭，目前的GDP已达到世界第二，并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有望成为GDP世界第一。500强占79席，同样排名第二，数量在持续增长，各种显性指标令人鼓舞。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只是一个经济大国，远非经济强国。我们的人均指标还非常低，我们在高新技术产业、核心尖端科技、社会管理水准、企业运行状态上也与发达国家有着巨大差距。中国护照在全球的免签证国家排名在倒数几位，我们希望得到国际认可，但国际还没有完全认可，这种生存状态，使得我们还缺乏文化的自信和足够的话语权。当今的主流文化，依然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东方体系尽管在商学院中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致力研究，但尚难以与西方管理构成足够的抗衡。
我们的商学院同样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得不与欧美主流商学院的价值相接轨。从语言架构、评估体系、学术规范到研究方法，不得不与欧美商学院的标准相对接。无论是东方管理，还是中医中药、国画书法、民族音乐，乃至服装服饰、举止礼仪，都是以西方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为标准。这既是综合实力的结果，也是思维惯性的使然。相信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成，中国将会有更强的自信心和更大的话语权。如果全球真正产生两种，乃至更多种类的主流文化，真正做到了各种文化样式的并存、共生和协调发展，中国将有可能构建以东方价值体系为基调的价值观，或者优化并均衡西方主流价值观，使得西方主流价值观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
2.教育在转轨
中国的教育体制，当然包括商学院的教育体制，依然是在行政主导下的教育体制。其重大政策的出台、招生、教学管理、毕业流程的控制、科研课题的申报、各类评估，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利，均集中于各级行政部门。新加坡国立大学走出了一条国立大学投资体系与准私立大学经营模式相结合的办学范式。这是否是中国教育未来改革的方向？中国高校去行政化的说法已流传多年，国家最近又出台了公益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最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目前尚在探索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必将有助于使中国教育，包括商学院的教育，回归教育本源。这也必将有助于中国的商学院明确战略目标、廓清战略定位、设计战略方向、提升运营水准。
3.人群在转轨
我们的教育对象越来越开始面向90后，乃至00后的新一代学生。他们已呈现出诸多全新的特点。我们的教育方式必须顺应他们的需求。举例来说，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全方位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形态，学生和老师将在完全同等的信息占有条件下开展教学活动，甚至学生掌握着更多的、全新的、即时的信息。学生们开始不必更多地考虑知识储备，而可以采用google、百度等方式进行及时调取。学生也可以通过网络和世界名校的开放课堂，聆听到全世界最著名的商学院、最著名的教授全部的课程，可以远距离与各大名校建立各种虚拟社区，形成虚拟团队，可以及时地跟企业和各社会组织建立起互动甚至雇佣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商学院的教学模式该如何调整，我们的教师该具备怎样的核心竞争力，这些是必须引起商学院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三、思考
1.商学院的价值趋向和社会责任
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世界格局在变、中国的地位在变、市场形态在变、教育对象在变。作为与社会现实关系极其密切的商学院，必须重新思考其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问题。在这方面，哈佛大学商学院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对MBA教育的定位和价值取向，做了几次重大的、革命性的调整。这次美国金融风暴以后，以哈佛为代表的美国顶尖商学院再次提出了商学院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问题。他们认为商学院教育助长了贪婪和无休无止的欲望，在金融危机问题上难辞其咎。中国就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商学院培养不出顶级的企业家，而只能培养所谓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商学院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商学院在经济发展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关注顶层设计
商学院研究管理，理当在自身管理上为中国的高校做出表率。否则，商学院的教育和培养将缺乏说服力。而我们现实的管理状态恰恰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甚至有人评价中国的高校集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毛病与一体：人浮于事、相互推诿；内部沟通障碍重重；团队文化勾心斗角；创新动力严重不足；人力资源能进不出；对社会环境反映冷漠；教学内容僵化死板；教学体系陈旧落后；科研组织各自为政；只重树木不重森林；学科界限深如鸿沟；课题选择雕虫小技；科研成果多而不精；缺乏战略性、原创性、根本性、系统性的规划和架构。凡此种种，都已表明商学院到了需要关注顶层设计的时候了。
3.关注商学院的个性化
只有构成自己的独特性，才能形成竞争中的不可替代性，中国顶尖的商学院目前的发展方式大多千篇一律，各学院的发展战略几乎可以通用。这方面美国的顶尖商学院在个性化建设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哈佛坚持案例教学；芝加哥大学执著地追求理论体系；宾大沃顿强调给学生广泛选择；哥大与纽约“世界首都”氛围全面对接；耶鲁注重社会管理；MIT斯隆强调信息化；斯坦福关注创新创业；西北凯洛格强调市场营销；达特茅斯坚持小而专。这种个性化的商学院发展定位构成了美国商学院的群星璀璨、特征纷呈、共性制约下的个性张扬，形成商学院良好的社会生态。由此，中国的商学院有必要在个性化的道路上有所思考、有所探索。
综上所述，中国的商学院经过了30多年的长足发展，构建了完善的管理学教学科研体系。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3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面临新形势、新环境，我们的确有诸多困惑。国际化的道路怎么走、各种目标如何整合、各种关系如何平衡、如何对中国的市场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商学院的职责和使命，更是我们这代管理者不容回避的挑战。我们当秉着对历史负责、对国家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崇高使命感，在中国、教育、人群的全面变化中，来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与方位。明确商学院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关注并认真做好顶层设计，努力探索个性化发展路径，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辱使命，守土有责。
我们欣喜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学院的同仁，发现、关注并思考商学院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开始研究对策，寻找突破的方法与路径，相信凭着中国商学院同仁对国外商学院发展的有效借鉴，对中国市场发展的深刻认知，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崇敬，有责任也有能力在不远的将来，能寻找出中国商学院发展的方向和出路。让我们共同为这一目标的达成而携手努力。
（作者本人根据第五届“管理学在中国”大会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