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借鉴：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通家之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家之好论文,范式论文,生物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Q-06；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3)12-0127-08
一、被遮蔽的事实：社会科学中的生物学渊源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于学科的移植、借鉴、融合、汇通，学界多取乐观态度。这在实践上，可以从众多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的蓬勃发展中得到证明。同一学科内部的单一化与多元化的纠葛、交融，不同学科之间的渐次分化与综合，意味着所谓知识和学科的“防水舱”不过是一相情愿的臆想[1]。然而，很少有专门就某一具体社会科学为例对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彼此影响进行分析的。即使是较具体的论述，也很少深刻反省学科范式的不同、学科历史背景的差异、学科发展的路径依赖等问题。之所以出现以上状况，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学科的交叉在当代不仅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事实，更让人隐忧的是它还能够演绎为一种学科时尚。当然，我们不能够企求思想的猫头鹰在黎明就起飞。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解蔽之时，即是遮蔽之际”。在诸多学者和学科视而不见的地方，往往是若干真理的安身立命之地或被遮蔽之处。从跨学科对话的角度审视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通家之好，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譬如，生物学思想与社会学的结合，即由来已久。生物学思想与社会学的关系，从社会学的鼻祖那里就有所涉及。远者如孔德的科学层次论，讨论了学科的分化及其分层，对于社会学与生物学的关系有所涉及；近者如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在其名著《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中，把生物学的社会理论单独列出，视做社会学理论的七大板块之一。在我国社会学界，费孝通可以说是使用生物学隐喻来描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家，他认为社会学的重建，需要“七脏六腑”的筹划；他“行行重行行”，论述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时，使用了许多生物学的譬喻，如“心脏”、“肺”、“发动机”等；他论述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时，说要“以江浙为两翼、以上海为龙头”。社会学文本中的这些具有生物学色彩的有趣譬喻，不可忽视也不容忽视。然而，因为在文学中应用譬喻似乎是天经地义司空见惯，这也就掩盖了生物学思想在社会学中大量应用的事实，乍看给人的印象是：其中似乎并不包涵什么特别的生物学渊源。其实，倘若从社会学史的角度追溯之，就可以发现，生物学在社会学中应用与滥用的成果至少包括：社会有机体论、社会进化论、社会生物学、潘光旦先生的人文生物学(“位育论”)以及社会共生论。
对于生物学与社会学之间的瓜葛，斯宾塞等曾经有过较深刻的论述。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睿智的论述，面对当下的时代问题时不免捉襟见肘。潘光旦先生的人文生物学，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位育论”融进化论之精粹于传统中国文化之中，可谓别具一格，惜乎后学者未能够再接再厉，发扬光大；至于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纷扰一时，喧嚣一时，现已如昨日黄花，好景不再，然其幽灵仍常常徘徊于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类似的故事一再上演，好似生物学中的个体发育中的重演律一般，发人深思。其中，“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是一个大理论的尝试。在这一理论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以往所有争论的萌芽，比如，教化与本能的争论，野兽与天使的质疑。相同的社会学式的“天问”一再出现，只是问题的提法与回答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对此，恩格斯有深刻的体会。他说，当代的哲学家或许会纠缠于数百年前已经在哲学史上解决的问题。因为当代社会需要这样看似重复的纠缠、看似愚蠢的重复。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对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批评，正是未能够看清这一点。将生物学的术语、理论运用到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学科中，历来就不是新鲜的事情。关键在于通过考察对话的意义所在，得出生物学与社会科学通家之好的应有启示。如，社会共生论最近以一种新的姿态重现，其一部分要义在于：从前过分地强调了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生活中的“生存竞争”(斗争哲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这些认识将不再适用，更不再实用。故而，在文明的冲突到来之际，在一个只有边陲而没有边界的社会中(吉登斯语)，倡导一种共生的理念、理想，对于营造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双赢局面，是极具启发的。其实在共生这一概念之外，生物学思想早已被人为地给社会法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包括能力改变人的地位的证据，社会是互惠互利的佐证，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依据等。
二、生物学思想与社会科学的互动
19世纪自然科学(主要是生物学)的新发展，为现代社会科学中系统思潮的形成提供了具有深刻影响的理论背景。科学史学家W·C·丹皮尔指出，在19世纪科学的飞跃进步中，从物理学到生物学和生命现象的兴趣转移，“最有效地扩大了人们的心理视野，促成思想方式上的另一次大革命”[2]。比如，近三百年间，牛顿经典力学及其科学观一直被人们奉为科学的圣经，人们笃信科学真理一定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绝对性。这是一种建立在机械决定论之上的科学观。到了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进化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及在此前提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沉重地打击了这种形而上学的科学观。随之建立起新的科学观：相对性、历史性和主体实践性。随后，本世纪初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混沌理论的创建，对旧的科学理论框架从总体上、根本上予以否定：相对论排除了绝对的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
控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的可预见性狂想。继相对论、量子力学
之后创立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横断科学”的
崛起，不仅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宇宙之间事物和科学本身新的本质结构，更为重要的是，
进一步提供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新手段。科学史昭示我们：自从自然科学从宗教神学的桎
梏中脱颖而出，昂首走上人类认识的舞台，便拉开了社会科学步其后尘的序幕。如， “
日心说”的创立，不仅标志着自然科学率先冲破宗教神学，而且意味着人类崭新宇宙 观
生物学研究的突飞猛进使人们对复杂的生命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化，进而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三大理论观点：生物体是一个有机整体；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相互联系；生物体这种有机整体在结构和功能方面从简单到复杂逐级进化[3](P65)。这些观点的影响大大超出自然科学的范围，风靡整个学术界。生物学思想的成熟是对19世纪传统物理学世界观的一种颠覆，给以探索复杂社会现象为己任的社会科学以革命性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学对现代世界观的形成、对近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4]。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生物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新进展，这些新进展正在改变和重塑着诸多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都从生物学的新进展中感知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和挑战。加之生物学革命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广泛影响，凸显了人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的统一问题，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加拿大哲学家M·鲁斯在其《生物学哲学》一书中指出，未来的社会科学将和生物学结合起来，社会学将把生物学的成果包括在自己的理论中，研究这种结合会提供许多有意义的东西[5]。从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可以看到，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些学科(如遗传学、动物行为学、生态学等)与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等学科的渗透、融合，不仅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同时也启迪了对生物学规律和社会规律二者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例如，生态经济学作为生态学与经济学交叉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主要是阐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经济系统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历程，就如英国著名学者贝尔纳所说：“科学影响历史有两条途径，第一是靠科学在各种生产方法上所导致的那些变更；其次，靠科学所蕴涵的各项发现和观念。”“种种科学观念，一旦形成条理，就回到人类的思想总汇去。”“知识和科学方法就在不断增强地影响到思想、文化和政治的全部形式。”[6]E·O威尔逊曾直言不讳地说，“生物学是社会科学的对手学科(anti-discipline)”[7]。目前，国际上生物学界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叫做BioX。X是指生物学以外的任何其他学科，BioX则是生物学与这些学科的交叉学科。现已出现了生物物理、生物化学、生物数学、生物信息、生物医学等交叉学科，这其中有理论的问题，有应用的问题；与哲学有关的有生物哲学、生物伦理学等，都是生物与其他学科交叉的产物[8]。这一趋向表明，生物学是理解人的行动的关键因素之一，社会科学家决不能忽视生物学机制和原则，只有在吸取生物学思想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的解释将更完美，更具有说服力。
华勒斯坦等社会科学反思者则告诫我们，19世纪中期以来，社会科学诸学科之所以试图并能够从启蒙主义的大哲学中解脱出来，是因为当时的学者看到了一种更有利可图的依附关系的存在。民族国家的兴起、建设和成熟，要求更多的为政府治理和社会秩序化所需要的经验性社会知识，启蒙哲学在完成了思想解放以后，也为正在呈现的民族国家带来了秩序混乱的问题，为了使知识再度服务于秩序(而非启蒙)，时代要求将知识还原为科学，使之更易于为人所把握[9]。华勒斯坦点出了社会科学从启蒙主义得以解脱的社会背景，但对其中的具体学科背景及其影响历程，很少涉及。而福柯，则从知识考古学(系谱学)的角度探讨了学科建制，这对我们审视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对话有一定启发[10]。其实，正是以生物学为首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的“解脱”提供了重要契机，使社会科学得以摆脱物理学的羁绊，实现范式的转型。倘若把这种转向称为一场革命，那它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物思想的新进展所启动的。
根据著名生物哲学家迈尔的考证，“生物学”一词是19世纪的产物。19世纪以前，作为科学的生物学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包含在医学中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以及博物学和植物学等学科。牛顿的物理学革命当时并没有引起生物学的革命性转变。生物学思想的重大革新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才开始产生的。因此，当科学哲学在17和18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或者说，当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康德论述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时候，完全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的。当时(19世纪)物理学的世界观占据着主导地位。以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为例，其言外之意是什么呢?物理学规律支配一切。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某一学科的建立往往不由自主地选择向物理学看齐。众所周知，社会物理学就是在物理学范式影响下建立的，孔德本来想以社会物理学为社会学命名，后来因为它已经名声不佳，只好作罢。迈尔由是不无遗憾地感叹，他书架上那些声称是“科学哲学”的书，实际上全都是仅仅论述物理科学哲学的，其哲学和方法论几乎完全立足于物理科学，仿佛世界上活生生的有机世界中的种种现象和过程并不存在似的。鉴于此，迈尔强调，需要改变科学统一的传统信念，适当突出科学的多元性。他指出，生物科学与物理科学有着不同的传统。人们常常把牛顿和自然规律看成是与科学共存的东西，实际上，考察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的思想环境，就可以发现当时与力学传统并存的，有好几个“科学传统的原型”，如，草药学家的植物学传统、博物馆学传统等。迈尔的考察有些类似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这是相当有见地的。他明确指出，生物科学研究就包含在这些传统中，“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科学史是主张生物学自主性的历史，是反对轻率地用力学和定量来说明生命现象的潮流的历史”[3](P38)。迈尔的考证表明，生物学思想的自主性使之得以从物理学思想的藩篱中突围出来，并为社会科学摆脱物理学的范式影响打破一个缺口，意义重大。
那么，生物学思想的自主性从何而来?生物学思想的自主性是建立在反驳物理学思想中还原论的基础上的。迈尔对物理主义的理论基础——还原论进行了区分，认为物理学的还原论者所说的还原，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其一，组成的还原，认为有机体和无机世界的物质组成是一模一样的；其二，解释的还原论，认为在没有把一个整体分解为它的部分，这些部分又分解为部分的部分直到阶层系统的最低层次(如果存在的话!)之前，是不能理解一个整体的(具体到生物学来说，就是把生命现象还原到分子水平才能够理解生命)；其三，理论的还原论，认为生物学的术语可以用物理学术语来定义，生物学理论可以从物理学理论推导出来。迈尔认为，除了组成的还原论可以接受外，解释的还原论和理论的还原论都是错误的。比照社会学的说法，它们是犯了“层次谬误”的错误。因为在“较低层次上的发现对较高水平上提出的问题的解决通常很少有生命补益。”[3](P70)
生物学思想的独特之处何在?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对传统科学观念的实践性反思。迈尔依据生物学发展的历程对传统科学观念提出了置疑。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自然规律是用数学语言表述的。伽利略曾经说，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之后，牛顿在他的力学体系中成功地运用了数学。伽利略和牛顿的成功似乎赋予了数学无限的特权，结果就有了康德的著名箴言：在自然科学的任何分支中包含了多少数学，在其中便能找到多少科学。对于这些颇为流行的观点，迈尔从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入手，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些看法对涉及定性的和历史的科学，或者涉及那些过分复杂而不能够用数学公式表示的系统科学来说是错误的……因而是造成生物学领域产生诸多轻率而且完全错误解释的根源。”[3](P43)生物学自身发展的历程证明，数学统治一切科学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有人反对。首先反对的是彼埃尔·培尔，在他看来，历史的确定性并不比数学的确定性低人一等，只不过性质不同罢了。历史事实，比如地球上曾经存在恐龙，这是和任何数学定理同样确切的；博物学是反对科学的数学观念的第二个根源，博物学的各个部分太复杂，在这里，观察和比较的方法才是适合的方法。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数学，但有谁说它不是科学呢?总之，生物学对象的定性化要求、生命实体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的历史性，导致了生物学规律的或然性。强调定性、独特性和历史在生物学中的作用，成为生物学思想的新面貌。
从对生物学思想崛起的学科背景的分析可以看出：对物理学作为惟一科学范式的颠覆，是生物学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对所谓科学规范的历史必然性进行解构，寻找多元性的科学、多元性的知识类型，是生物学思想脱颖而出的前提；最后，生物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其非均一性、非线性、多元的包容性、对远因和近因研究同等重视的历史意识等，都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范式借鉴：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通家之好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经历了分化后，学科间往往会出现综合的趋势。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79年后，列宁把这种趋势叫做“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他指出，这种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二十世纪，这个潮流也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11]正所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山脚分手，它们将在山顶汇合。
过去有人认为只存在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渗透和影响，这是一种误解甚至是偏见[12]。仅就方法论来讲，二者是相互渗透的。譬如统计方法，17世纪首先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来，开始是人口死亡等统计，继而被运用于保险事业，后又发展为经济统计。自然科学普遍应用统计方法则是19世纪的事情。再如，热力学中的“熵”的概念被引入经济学；电子学中“阈”的概念被引入心理学和用来研究社会变革；物理学中的“惯性原理”被引入社会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同样，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概念和研究方法，如“系统分析”、“模糊集合”、“目的的假定”等，已被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所吸收。而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愈来愈考虑到它的社会(和经济)功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能够相互借鉴，是因为其范式的某种共同特性。社会科学范式与自然科学范式之所以有相同的特征，首先在于，社会历史是自然历史的延续，社会历史的主体——人也是自然界长期高度发展的产物。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物质世界中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由于人类社会与自然历史在本质上的联系性，研究社会规律的社会科学范式与研究自然科学规律的自然科学范式就必然有某些相同的特征。其次，是由于人类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和一致性。知识体系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理论体系，它包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和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两种知识都是人类知识体系之树上的花朵(无论是结果实的还是不结果实的)。人们在认识自然界的同时，必须认识社会，因为任何有关对自然界的知识，都只有在社会中才有可能，都受社会知识的制约，同样，社会知识也受自然知识的制约和影响。一言以蔽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研究和认识物质世界的，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必然要求两者紧密结合起来。
“范式”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在颇具影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及其他一些论文中，库恩运用“范式”的概念对物理学、化学等经验自然科学进行了探讨，得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结论，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库恩看来，“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science community)。一种范式，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范式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知识，而且还包括各种与理论密切相关的哲学信仰、价值标准、研究方法，就自然科学而言，甚至还包括仪器设备等，即范式是所有这些东西的“分解不开的混合物”。尽管库恩很少用“范式”概念来说明社会科学，甚至认为“在社会科学中究竟哪些分支已具备这种范式，还完全悬而未决”，但是，库恩将科学视作一种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依然给我们极大的启示。这里尝试从范式借鉴的角度，对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通家之好予以分析：
通家之好的中心在于范式的借鉴。这种情境恰如库恩所述：“他会发现，在用熟悉的工具观察他以前已经观察过的领域看到了新的不同东西时，范式改变确实使科学家们用不同的方法去看待他们的研究工作约定的世界。”[13]生物哲学家迈尔也指出，范式的改进要比新事实的发现更能促进我们对世界的有效理解。“新概念和概念的多少带有根本性的质的变化，和事实及对事实的发现比较起来，常常具有同等的、甚至是更重要的意义。”[3](P26)概念的改进常常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引起学科的进步。原因在于，这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从前学科混乱的状态，引发新伦理的形成和数不清的新研究。生物学思想的进展历史表明，下面几种概念的改进是卓有成效的：(1)通过消灭无效的理论和概念。如，自然选择学说的成熟与确立就是在逐渐驱逐所有与之竞争的学说，如骤变论、直生论、获得性遗传学说等过程中实现的。(2)通过消灭不一致和矛盾，取得学科发展的规范性。(3)消灭语义混乱。术语之间的战争往往引起莫衷一是的混乱，通过新术语的引进，可以达到澄清的目的。(4)从其他领域输入。如，类型学的模式在社会学中的应用。(5)对立概念的折中融合。学科之间的范式借鉴与改进，是学科协同进步的重要条件。
通家之好的关键在于打破旧范式根深蒂固的稳定性，发展或重建新范式，进而引起思维方式的转变。范式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范式借鉴的难度。库恩认为，“范式”不同于波普尔所说的“理论”，它不会一遇到反常就被证伪，而是在一定时期内依靠定向聚焦的作用，把科学共同体的注意力集中于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而不顾反常的冲击，并通过不断解决疑难和适当调整结构，去消解反常和促进自身的发展，范式在遇到实在无法逾越的危机之前，都能保持相对稳定，这种相对稳定性有时也被称为“范式韧性”。社会科学范式同样具有类似的特征，如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60年代一度陷入困境之后，并没有一直衰落下去，而是在继续坚持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自身调整以适应现实社会的变化，形成了新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并继续在社会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范式危机也常常是学科的危机与新生的先兆，克服范式的韧性往往需要借助外力，从其他学科如生物学等引进新概念、新理论。
通家之好的条件是学科自觉。特定的学科范式是不能够脱离学科环境(包含方法论预设)及其研究对象的。其间的借鉴，往往意味着范式的“脱域”。范式的“脱域”，需要在学科自觉的基础上予以警惕。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应用生物学范式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首先，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有目的的主体意志造成实践过程的震荡，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具有多方面复杂关系的社会意识使社会更加复杂化，更具有随机性。而且各种复杂的关系、结构具有不可重复性、不可逆性。其次，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差分是判别生物学范式的适用范围的关键所在。
故而，在应用生物学思想的范式的时候，须臾不能忘记的是：其一，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人的生物属性从属于人的社会属性；第二，一般生物即使是高等哺育动物也只是依靠自然的本能活动来适应自然界，而人类则通过劳动来改造自然界，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第三，人是惟一具有第二信号系统——语言的动物，他不仅能够通过感觉器官来反映客观世界，还能够通过第二信号系统对感官获得的材料进行抽象思维，从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以上区别决定了生物学规律的适用层次与范围[14]。最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范式意味着不同的世界观[15]。自然科学范式与社会科学范式的相互借鉴，其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高下正确与否都只能由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
四、结束语
其一，生物学思想的崛起，是通过对物理学范式的反动获得的。它对后者的批判，不仅体现了自然科学对实证主义的不满，也为社会科学向实证主义开战提供了有效的武器。同时还折射出学术圈对话语表述危机和范式危机的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反应。恩格斯曾经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遗憾的是，在一般人的眼中，这种“革命性力量科学”似乎是狭义的，它似乎只是指自然科学。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赢得了社会科学界的强烈反响，也反衬了这种看法的普遍性。为此，为了使社会科学也获得“历史的推动力”，一种直接的做法就是宁汉合流，生硬地借用、移植自然科学的概念、范畴，并将之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通家之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否应当通家之好的问题上，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什么争论了。但是，宁汉合流终归只得皮相，如何实现真正的“通家之好”?应当防止什么问题?具备何种前提?这是学界不得不注意的问题。
其二，对生物学思想在社会科学中应用与滥用，国外学者多有评论[16]。如马尔库塞及哈贝马斯，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作为文化过程的科学”等角度展开对自然科学引发的社会效应的分析。这对考察生物学思想如何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科学一方面提高分析方法和规范化的概念(如关于空间的表述)甚或主题(通过创造性的想像提供富有源泉性的类比)，创造解决问题的模式，另一方面，它还影响文化的表现形式”[17]。目前将生物学思想引进到社会科学中，有一种通俗化的倾向值得注意。其言外之意是：社会科学研究更为复杂，自然科学可以帮助化解这种复杂。其实质在于注重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的理论形式，沉溺于器用，缺乏必要的学科自觉和借鉴时应有的反省意识。对这一情况，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指出，科学的解释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存在于由复杂到简单的简化过程之中；相反，他说，科学的解释存在于“用较易于理解的错综复杂的事物来取代较不易于理解的错综复杂的事物”。这和维特根斯坦的话异曲同工，“我想说的是，把一个不明显的胡说变成一个明显的胡说”。其实，通俗化只是手段，真正的问题是在借鉴的过程中体味并学习科学的精神；何况，学科的沟通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它是沟通理性建构的表现方式之一。
收稿日期：200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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