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坦论文,敦煌论文,官员论文,王圆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表示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07)03-0060-17
这篇文章是我在“纪念敦煌学一百年（1907～2007年）国际会议”(A Hundred Years of Dunhuang,1907-2007)上提交并宣读的论文中译本。这次国际会议于2007年5月17日至5月19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由英国科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主办，由大英博物院(The British Museum)和英国国家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协办。会议的主旨，是反思1907年英籍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年）在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从王圆禄道士手中骗购藏经洞出土文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这次会议依次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博物院和英国科学院3个会场举行。按照会议组委会的安排，我于2007年5月17日上午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会场上宣读论文，题为Aurel Stein's Dealings with Wang Yuanlu and Chinese Officials of Dunhuang in 1907（直译为《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赴伦敦开会前，我向组委会提交了长达8页的英文摘要，在会议期间散发给了每一位参会者。我宣读论文时，配用了143幅英文幻灯稿，内容更多些，也由部分参会者拷取。本文是我回国前夕根据参会论文整理翻译而成的中译本，综合了英文摘要稿和英文幻灯稿这两部分内容。
一
斯坦因于1900～1901年在中国新疆省进行了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后，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这方面变得老练起来。在斯坦因于1904年9月14日正式向英属印度政府提交的第二次中亚考察申请书中，斯坦因罗列了相关经费的用途和数目，其中第6项是用于给中国官员行贿送礼的1500卢比：“以前的经验告诉我，获得中国州县当局的心甘情愿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了来自喀什噶尔的官方推荐之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适当地选择一些礼物，将它们送给各地方主要的行政长官。在我的前一次旅行过程中，一直没有专门用于这一目的的拨款项目，我不得不自掏腰包，将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当作礼物送了出去。在我打算要进行的新一次旅行中，这种权益之计就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了，因为我将不得不在各个州县进行工作，而这些州县的数目比前一次到过的州县数目要大得多。因此我觉得不得不建议提供一笔用于‘珍宝礼品’的经费：1500卢比。”①
斯坦因在申请书的第9部分中还特意强调说：“如果我的建议获得了印度政府的批准，我请求应该及时地采取措施，以从中国政府那里为我获得必要的护照，该护照能够使我在中国突厥斯坦（新疆省）以及甘肃省的土地上进行游历，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再往东行。在护照上明确地提一下我的官职显然是很有用的，因此我希望能尽力地提请大英国王陛下驻北京公使馆将注意力放在这一要点上来。”②
斯坦因的申请书很快就得到以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勋爵（Lord Curzon,1859～1925年，1899～1905年任职）为首的印度政府以及英国印度事务部的批准。在印度政府的推荐之下，英国驻北京公使萨道义爵士（Sir Ernest Satow,1843～1929年，1900～1906年任职）着手代表斯坦因向清朝政府外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外务部给斯坦因发放用于第二次中亚考察的中国护照。
萨道义是斯坦因密友珀西·斯塔福·阿伦（Percy Stafford Allen,1869～1933年）的舅舅，应该对斯坦因申请中国护照的事情给予了关照。对于斯坦因在申请书上提到的“在护照上明确地提一下我的官职”这一要求，萨道义确实予以了关注。1905年9月7日，萨道义致函清政府外务部，为斯坦因申请中国护照。该函称：“准印度政府咨称：本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斯坦因）请照游历新疆在案，现拟明春复派由印度携带从人前往甘肃、新疆、陕西等省考查古迹，请缮发护照。”③所谓“本国总理教育大臣”，显然有英译汉时的翻译失误。不过，虽然该函已将斯坦因的官衔夸大，指的仍是印度的“总理教育大臣”。
1905年9月10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清政府外务部为斯坦因缮写并颁发了护照。该护照全文如下：“护照。／外务部为发给护照事。／准大英国驻京大臣萨（道义）函称：‘准印度政府咨称：本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请照游历新疆在案，现拟明春复派由印度携带从人前往新疆、甘肃、陕西等省考查古迹，请缮发护照’等因，本部为此缮就护照一纸，并盖印标朱讫，送交大英国萨大臣转给收执。所有经过地方官，于司代诺持照到境时，立即查验放行，照约妥为保护，毋得留难阻滞，致干查究，切切。须至护照者。／右给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收执。／光绪叁拾壹年捌月拾贰日（1905年9月10日）。”④
经过多次传译失真后，清外务部外务部颁发的这份护照上错误地将斯坦因的官衔确定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外务部给斯坦因发放护照后，于1905年10月21日给兰州的陕甘总督升允（1858～1931年）、迪化（乌鲁木齐）的署甘肃新疆巡抚吴引荪（1848～1917年）咨文，请求保护斯坦因：“除由本部缮就护照一纸盖印讫、并函复萨使转给外，相行咨行查照，饬属俟该司代诺持照到境时，照章妥为保护，并将入境出境日期声复本部可也。”⑤陕甘总督驻扎在兰州，是晚清西北最高军政长官，统辖陕西、甘肃、新疆三省的一切军政要务，还代理甘肃巡抚职责。升允、吴引荪接到咨文后，照例要逐级下达给各级官府，直达各相关道、府、州、县。甘肃省的安肃道、安西直隶州、敦煌县等衙门也不例外。斯坦因后来在中国只是抱怨说：“由于中国外务部给我新颁发的汉文护照在行文上已将我的职位升格为‘大人’（‘阁下’，即‘大臣’）这一等级，（与地方官府之间的）那些正式互访活动便越来越显得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了，严格而又一丝不苟。”⑥但是，对于新疆省和甘肃省的所有中国官员以及普通百姓来说，斯坦因的这个官衔及其若干变体（其中包括“大英教育大臣”、“大英国总理印度教育大臣”、“英国游历教育大臣”、“英教育大臣”、“印度总理教育大臣”、“印度教育大臣”、“印度总理大臣”、“英属印度总督”、“大英国总理大臣”等），肯定会吓唬住他们，使他们不敢阻止斯坦因从事任何活动。⑦
斯坦因拿到这份护照后，于1906年5月29日进入中国领土，于1906年6月8日抵达新疆喀什噶尔。在英国驻喀什噶尔政治代表乔治·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867～1945年）的帮助下，斯坦因雇用了来自叶尔羌（莎车府）的湖南长沙府湘阴县人蒋孝琬（蒋资生，1858～1922年）为自己的中文秘书。蒋孝琬略有文采，自1883年起便在甘肃和新疆的各个官府为各种官员充当私人秘书（师爷），虽当官愿望强烈，但是仕途坎坷。当他被“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斯坦因雇用之后，感觉时来运转。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蒋孝琬尽心尽力辅佐斯坦因。当我们谈论“斯坦因与王圆禄和中国官员们打交道”的这个话题时，我们毋宁说是在谈论“蒋孝琬代表斯坦因与王圆禄和中国官员们打交道”。⑧
斯坦因在进入中国后，先于1906年夏季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考察。斯坦因在莎车府府治叶尔羌逗留期间（1906年6月26日至7月2日），从莎车府知府彭绪瞻那里得知，他第一次中亚考察期间（1900～1901年）结识的和阗直隶州知州潘震（1850～1925年），已经升官为阿克苏兵备道道台⑨。于是斯坦因便给潘震写信，请潘震提供帮助。潘震在甘肃、新疆两省做官40年，对两省官场情况了如指掌。他在接到斯坦因的信后，便于1906年12月给甘肃西部各主要道、府、州、县的官员们写了一系列的推荐信。1907年3月，斯坦因和蒋孝琬从新疆一侧来到甘肃敦煌县。斯坦因一踏入甘肃界内，还给陕甘总督升允发去了一份致意电报。⑩
二
当斯坦因到达敦煌县时，当地的政治局势正处在一个紧张的关键时期。当地农民为反抗当局长期征收不合理土地税，而即将走上反叛的道路。早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至雍正七年（1729年）间，清廷陆续迁甘肃关内56州县的2405户贫苦农民，来当时荒无人烟的沙州卫（敦煌）一带屯田。按照清政府规定，每屯田户授田50亩，应纳赋税2石3斗4合，称为“屯粮”。在屯垦最初几年时间里，由于屯垦户辛勤劳动，官府免征赋税，再加上风调雨顺，庄稼连年丰收，粮食总产量很高，竟然出现粮食价贱、出售困难的情况。从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官府在沙州动用官银采购农户多余之粮，被称作“采买粮”。官府规定，每年每户（每50亩田地）向官府出售粮食京斗4石，官府确定的售价是官价银3600文。此后，当地的赋税形式是“屯采并纳，永为定例”，农民每份地纳屯粮2石3斗4合，另外还要继续出售采买粮4石，仍由官府发给采买粮价3600文铜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户籍、土地等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年的收成情况和粮价也在不断波动。但是官府对于此后粮食丰歉，物价浮动，一概不予考虑，这样就形成了“利归于官，害归于民”的情况。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廷改沙州卫为敦煌县，当地兵额减少，不需要采粮。但敦煌县政府的知县、儒学、典史各署，因办公用费毫无进款，所以一直没有废止采买粮制度。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开始，采买粮制度发生了一次变化。民户在需要纳屯粮的50亩之外，再搭种不需要纳粮的20亩地。虽然每户征赋税屯粮仍按50亩计算，收京斗2石3斗4合，但是还必须照旧另纳采粮4石，由官发给采价1440文，比原先的3600文减少了2160文。乾隆以后，连采买粮官价也逐渐被扣。这样，农民的每份地，无形中增加了4石粮的额外负担。到了晚清，农民多次上书清朝各级政府，要求撤销这个不合理的陋规。但官府对于农民的免粮要求，不但不予受理，反而采用强力弹压的措施。(11)
1902年4月，汪宗翰（1845～？年）调任敦煌县知县。汪宗翰，湖北省通山人，1890年进士，1900年后在甘肃各地任知县或主考官。汪宗翰虽然博学，但不善于处理政事，在他担任敦煌县知县期间（1902～1906年），采买粮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1904年，甘肃布政使司张贴告示宣布，要在全省查禁额外浮收。于是，敦煌县十余户有影响力的富裕农民在张壶铭、张鉴铭兄弟的带领下，联名向敦煌县衙门呈交请愿书，要求免除采买粮。汪宗翰以事关成例为借口，不但拒绝了农民们提出的免除采买粮要求，而且为了惩一儆百，还将其中的3人投入牢狱。抗粮运动的领头人张壶铭等事后发誓，一定要让官府免除采买粮。于是，农民们前往肃州的安肃道衙门呈递诉状，告汪宗翰和敦煌县衙门的状。安肃道台和尔赓额批示，命令安西直隶州知州何衍庆查复核办此事。然而，当时官场黑暗，官官相护，老百姓的利益绝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敦煌县的绅民请愿者代表在敦煌县和安西直隶州衙门、安肃道衙门之间往返了三四次，而采买粮最终还是没能获免。(12)到1905年，张壶铭等来到省城兰州上控采买粮案。1905年秋季，敦煌农民拒绝上缴采买粮。1905年10月至11月，甘肃省府衙门看到敦煌县的事态严重，遂委派候补直隶州侯葆文赶往敦煌县实地调查情况。侯葆文将调查报告呈覆后，甘肃省政府于1906年3月将汪宗翰从敦煌调往省城兰州，另委任云南省保山人黄万春为敦煌县知县。(13)
黄万春上任后的当务之急，便是全力解决采买粮危机。到1906年秋天，敦煌农民第二次拒缴采买粮。在这种情况下，黄万春为了息事宁人，决定采取软的一手。1906年8月或9月的某日，黄万春在敦煌县城东门外文昌宫设宴，邀请案内诸人和案外绅耆共计二十余人到场吃饭，以缓和气氛，同时商量续缴采买粮的事情。在赴宴吃饭的人中间，态度激进的涉案诸人和态度温和的案外绅耆之间，在是否应缴纳采买粮这件事上发生了争执，案外绅耆倾向于上缴采买粮。宴会后，数十名拒绝缴粮的农民辱骂、殴打了替官府说话的案外绅耆，并拆毁他们的家院门楼。黄万春看到软的一手不奏效，于是便给上司打报告，认定几个农民挟众抗粮，拟予以逮捕判刑，但被捕者纷纷逃脱。(14)
当时采买粮是敦煌县所有行政开支和军政开支的主要财源所在，而敦煌县农民已经两年拒缴采买粮，给敦煌县政府的运作造成了很大的制约。于是甘肃省政府对于敦煌县采买粮危机十分焦虑和关注。1906年底，陕甘总督升允特派王家彦（？～1913年）来到敦煌县，实地调查局势。
王家彦，云南省浪穹人，至迟从1902年起便在甘肃省各地做官，先后担任过平远县知县、甘州府厘金委员、王子庄州同等职，以干练而闻名于甘肃官场。王家彦调查完毕后，向升允呈交了调查报告。王家彦在报告上说，如果官民各让一步，能将4石采买粮减半征收2石的话，则敦煌百姓还是有可能接受的。1907年初，王家彦被正式任命为署敦煌县知县。王家彦来到敦煌，肯定与1904年后越来越严重的采买粮危机有关，他肩负的特殊使命，便是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采买粮问题。1907年3月11日晚，王家彦从黄万春手中接过敦煌县知县的官印。王家彦任敦煌县知县的时间很短（1907年3～8月），但是恰好与斯坦因到访敦煌的时间（1907年3～6月）同时。就在王家彦接受官印的同一天（1907年3月11日），斯坦因也率领着蒋孝琬和其他随从，从西方进入敦煌绿洲。1907年3月12日上午，斯坦因和他的考察队做好了进入敦煌县城的准备。
三
斯坦因到访敦煌时，王家彦作为一位新任敦煌县知县，没有及时看到有关斯坦因到访的任何官方文书或信函，因此对于这位不速之客的到访起初并没有在意。潘震于1906年12月为斯坦因访问事给甘肃西部各主要道、府、州、县的官员们写的推荐信中，包括写给敦煌县知县黄万春的一封信，这封信也没有被王家彦注意到。当斯坦因于1907年3月13日正午第一次到知县衙门拜访王家彦的时候，王家彦“刚刚才设法从他前任的官文档案中刨掘出我的庇护人（阿克苏）道台（潘震）写来的那封措辞优美的介绍信函，道台写这封推荐信的目的是为了提请知县对我加以关照。他显然是被推荐信的内容打动了；我本能地感觉到：上苍真是有眼，给敦煌委派来了一位最恰当不过的官员，我在这片古代边境地区进行第一次工作时，他是会帮助我的。”(15)接待并保护斯坦因这样一位冠有“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头衔的非同寻常的洋客，对于王家彦这样一位以处理日益严重的采买粮问题为头等大事的新任敦煌县知县来说，一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斯坦因接下来拜访了负责敦煌县治安的当地驻军长官、沙州营参将林太清（1851～1912年）。林太清，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铜鼓山人。林太清系行伍出身，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后，他曾奉命率部东进勤王，迎接仓皇西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及皇后，并护送到陕西西安。因功累保花翎副将衔（从二品），补用参将（正三品）。1902年初，林太清被任命为沙州营参将，从此大部分时间驻扎在敦煌。斯坦因到达敦煌后，在1907年3月13日与林太清初次见面之前，林太清就已经派遣了一些士兵充当斯坦因的营帐护卫队。两人见面后，斯坦因更是意识到林太清实际上控制着敦煌县的实权。斯坦因记录说：“对于我们来敦煌县的长期探访活动，林大人显然是欢迎的，因为这是让他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一次娱乐消遣活动。他坚持要让他的忠实随从跟着我们，做我们的护卫队，以便能从大局上防范敦煌人民的消极破坏以及偶然的骚乱活动。事实很快就证明护卫队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有用的。有一点非常清楚，即林大人在他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比王氏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更有权威，因为王氏是个新来的文官。在林大人手下人的引导下，我们的骆驼队很快就找到了好牧场。幸运的是，这两位高官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知县只是非常急切地要让我受惠于他的军事同僚林大人在当地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力。”(16)
斯坦因隐隐约约察觉到了当地因采买粮危机而形成的严重局势，以及官府和农民之间因此而产生的矛盾。对于斯坦因的询问，老百姓“一律是一问三不知，回答的话无非是那句难以理解的‘不知道’”(17)。这使斯坦因意识到“在当地汉族居民中遮遮掩掩、守口如瓶的不坦率习惯根深蒂固”(18)，使斯坦因感觉到“人民充满疑虑，缄默不语，自始至终都是最可怕的障碍”(19)。但是斯坦因并没有看出来，敦煌的官员们也假装对周围的遗址一无所知：“对于我急于想进沙漠寻找并考察的那些遗址废墟，我们的朋友知县和军事指挥官都一无所知，在敦煌的其他受过教育的中国官员也对此一无所知，虽然他们看上去对于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乐于相助。”(20)其实，不论是官员们，还是老百姓们，都不愿意看到斯坦因在当地逗留很久。最后，斯坦因只好转而求助于居住在敦煌的维吾尔族商人。正是从一位来自新疆迪化（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商人扎西德·伯克(Zahīd Bēg)那里，斯坦因第一次听说了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传说。
藏经洞的发现者是王圆禄（1850?～1931年）。王圆禄，湖北省麻城人（一说陕西省汉中人）。1875年（光绪元年）后的某一年辗转来到甘肃肃州（酒泉）当兵。在光绪年间，肃州是甘肃的道教活动中心之一，当地道士习惯于在驻军士兵中间传播道教教义。王圆禄便是在肃州服役期间皈依道教的，退役后便以道士为职。晚清时，肃州的道士还十分热衷于占领那些空无僧侣的佛教石窟寺，改建成道观。1899年前后，王圆禄云游至敦煌莫高窟，从此以后便定居于此。刚开始时，王圆禄居住在属于下寺的莫高窟第344窟中。后来，他逐渐扩展地盘，不断将下寺管辖的那些坍塌的佛教石窟寺改造成道观。就在王圆禄修复改造石窟的过程中，于1900年6月22日偶然发现了藏经洞。
当然，关于藏经洞的发现时间和发现经过，历来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仅是发现年份，便有1885年、1896年、1899年、1900年、1901年、1902年、1903年、1905年等说。比较各种说法，发现于1900年的可能性最大，暂时可以视为定论。而1900年6月22日这个具体日期，主要是依据是王圆禄本人生前撰写的《催募经款草丹》确定的。
自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初开始，到斯坦因于1907年来到敦煌之前，藏经洞文物已经进入了四处流散的进程。首先通过王圆禄，一些古AI写作本和绘画品流入甘肃许多官员的手中（譬如张元潹搜集品、张庭武搜集品、恒寿搜集品等）。1902年汪宗翰被任命为敦煌县知县后，加速了藏经洞文物的外流。汪宗翰任敦煌县知县期间（1902～1906年），许多藏经洞写本和绘画品被送给了在兰州的甘肃学政叶昌炽（1849～1917年，1902～1906年任职）和其他官员。(21)
据说还有一些写本和绘画品的样本被送到兰州的甘肃省官府，但是省政府并没有重视这些样本。藏经洞文物多达7辆大车的预估总数，也耽搁了它们的运输。1904年5月，甘肃省政府命令汪宗翰将整个发现物封存到原来的存放地点。于是，汪宗翰率敦煌县的文武官员来到莫高窟，将藏经洞里的所有写本等检点一遍。随后，汪宗翰命令王圆禄在文物的最初存放地点照管它们。王圆禄于是在藏经洞的入口处安装了一扇粗糙的木制门，在门上安装了一把锁。这把锁的钥匙由王圆禄本人亲自保管。直到1907年斯坦因到访时，情况一直如此。
1907年3月16日，斯坦因和蒋孝琬在敦煌县的一名衙役陪伴下，第一次探访莫高窟，目的是确证一些细节。不巧的是，王圆禄当时外出，去敦煌绿洲化缘去了。但是，在青年喇嘛易昌恕（1886～1962年）的帮助下，斯坦因还是确定了藏经洞的位置。从1907年3月23日开始，到5月15日为止，斯坦因主要在敦煌绿洲以北的沙漠废墟中工作。在此期间，陕甘总督升允在收到斯坦因的致意电报后，于3月底电告几位道台和所有知县知州，命令有关官府关注斯坦因。
四
斯坦因结束了他的野外考古工作、并于1907年5月15日返回敦煌县城后，便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往莫高窟。但是，由于农历四月初八日释迦牟尼诞辰浴佛节（1907年5月19日）即将来临，敦煌县城的居民开始了一年一度齐聚莫高窟进香还愿的活动，迫使斯坦因不得不将他前往莫高窟的时间往后拖延。斯坦因在敦煌县城等待期间，蒋孝琬与再到敦煌县城化缘的王圆禄接触过。他们约定，王圆禄在莫高窟等待斯坦因的到达。整整100年前的今天（1907年5月17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六日），斯坦因正在敦煌县城焦急地等待着去莫高窟。他当日的日记极为简单：“一整天忙于账单和钱币兑换事。全敦煌的人都去了千佛堂，所有的道路都是空荡荡的。令人厌烦的一天。傍晚，朝着月牙泉的方向散步。在米兰的摄影工作失败，令人感到沮丧。”(22)
1907年5月21日下午4时，斯坦因一行到达莫高窟。王家彦和林太清派遣了一名小军官，率几个敦煌士兵随斯坦因一同前往莫高窟，目的自然是保护并监视斯坦因的活动。5月22日上午，王圆禄出面欢迎了斯坦因。王圆禄给斯坦因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斯坦因记录说：“他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极度地胆怯害羞并且神经质，不时地还露出一丝狡猾的表情来，而这种表情绝不会让人感到乐观。”(23)因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斯坦因故意装出对藏经洞不感兴趣的样子，而是致力于其他工作，表面上显露出他逗留莫高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查并拍摄石窟寺。(24)当斯坦因自己调查莫高窟的同时，他派蒋孝琬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去和王圆禄打交道，试探王圆禄对待藏经洞出土写本的态度。斯坦因授权蒋孝琬，作为诱惑王圆禄的条件，可以许诺为莫高窟捐一笔钱款。这个许诺有了初步的效果，诱使王圆禄同意斯坦因最终可以看看藏经洞一些藏品的样品。1907年5月22日的下午，斯坦因在蒋孝琬的陪同下，前去正式拜会王圆禄。快到傍晚时，蒋孝琬第一次看到了藏经洞的内容，并带走了第一包写经卷子，以“供检查”(25)。
1907年5月23日中午，斯坦因也第一次看到了藏经洞内的东西。他是这样描述当时背景的：“这一天天空晴朗，气温炎热，上午抬着我的照相机跟在我屁股后面走来走去的‘士兵们’现在都去午休了，在饱吸鸦片之后舒舒服服地睡起了大觉。所以只有蒋氏一个人陪着我去了石窟。”(26)然后王圆禄向他们打开了藏经洞的室门。从当日下午开始，斯坦因将16窟的甬道及其带侧室的前室当作一处隐蔽的“阅览室”。在此后6天时间里，在这里秘密地从藏经洞的各种捆子里挑拣写本和绘画品。到5月28日这项工作结束时，竟然没有一个士兵或香客注意到斯坦因的活动。
当斯坦因结束了他在5月23日的工作时，蒋孝琬的劝说以及“为写本做出的补偿”而支付的103米斯卡尔（即10.3两）银子(27)，诱使王圆禄允许蒋孝琬把斯坦因挑选出来的东西偷偷运走。斯坦因记录说：“道士已经鼓起了勇气，同意满足我的愿望，但有一个严格的条件，那就是：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不得有任何人知道我们所做成的这笔交易；只要我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就不能将这些‘发现物’的来源透露给任何一个活着的人。”(28)就这样，蒋孝琬自告奋勇地充当了惟一的搬运工，除了5月23日夜晚之外，“在后来的另外7个夜晚，每当夜深人静、人人都睡了觉的时候，师爷便采取了同样的预防措施，他就是这样小心谨慎地来到我的帐篷里。”(29)
1907年5月27日，王圆禄首先提出了让斯坦因向寺庙捐款的要求。斯坦因接住了这个话题，因为从这个话题可以直接进入到购买藏经洞文物的话题上来(30)。但是斯坦因并没有立即提出捐款的确切数目，他首先表示，他要等看完所有的藏经洞文物之后，才能提出确切的捐款数。在斯坦因的金钱诱惑下，贪财的王圆禄率领他的徒弟，和蒋孝琬一起，拼命地干了整整一个下午，从藏经洞中把写本卷子全都清理了出来。当时，斯坦因“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只购买其中一部分的话，将意味着有可能造成大混乱与大破坏，我必须竭尽全力地去拯救整个收藏品。”(31)
1907年5月28日上午，斯坦因意识到“这些写本能够装满许多大车，若将这么多的写本移走，就不可避免地要将整个交易公之于众；因此就有可能在敦煌引起宗教方面的不满情绪，即便这种不满情绪不至于立即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但肯定会有损于我在甘肃的进一步工作。”(32)但是斯坦因自谓：“为了拯救整个这批密藏物，我准备面对这些危险，而不是放弃努力。”(33)至于斯坦因为整个收藏品所出的价钱，他曾暗示说要付40个马蹄银（即银元宝，斯坦因所持的银元宝每个重50两，40个银元宝等于2000两银子），如果必要的话，他也愿意付这个数目的两倍。但王圆禄因不敢出卖全部藏经洞文物，而拒绝了斯坦因所出的价钱。关于斯坦因和王圆禄谈判的结果，斯坦因在1907年5月28日日记中记录说：“在纯粹是做交易的基础上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起初，他要求2个元宝换20个捆子，但最后他接受了我提供的3个元宝，即1500米斯卡尔（包括已付了的340米斯卡尔），换我此前挑选出来的所有东西，再加上50捆典籍。”(34)1500米斯卡尔即1500钱，或150两。
1907年5月29日上午，斯坦因和蒋孝琬一起去接受他们此前挑选出来的东西。到上午11时30分，斯坦因和王圆禄完成了交易，付清了款，其结果令双方都很满意。(35)为了掩人耳目，不让负监督职责的士兵看见真相，在5月29日和5月30日的夜里，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斯坦因便派遣蒋孝琬领着最可靠的考察队员提拉·巴伊(Tila Bai)和伊不拉欣·伯克(Ibrāhim Bēg)，在夜色的掩护下，溜着陡峭的河床阴影往返，偷偷摸摸地把捆子从16窟运回营帐。装满藏经洞文物的大袋子最后被安全地放入斯坦因的储藏室中，竟然没有任何人察觉到一点蛛丝马迹，即便是斯坦因的其他手下的人，也毫不知情。(36)
1907年5月31日早晨，林太清派遣的一名敦煌军官（刘大人）到访莫高窟(37)，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查看斯坦因的行动。王圆禄在和斯坦因做完交易后，自己觉得做了亏心事，为了打探他和斯坦因之间进行交易的事情是否走漏了风声，也为了避免施主们怀疑，于是在5月31日前往敦煌城，恢复了他的化缘之旅。(38)
五
当斯坦因忙着在莫高窟进行各种工作的时候，王家彦也在致力于解决采买粮问题。王家彦到任敦煌县知县后，于1907年4月和5月广贴布告，宣布自当年起，4石采买粮减免2石，但1905年和1906年这两年未上缴的采买粮，也自1907年起分期带征补缴。绝大多数农民此时都产生了引退让步的想法，有意接受王家彦提出的条件。但是，农民首领张壶铭、张鉴铭兄弟则坚决反对，坚持要全免采买粮，拒绝接受条件。于是王家彦先请林太清和其他敦煌当地官员找张壶铭、张鉴铭兄弟协商，但是仍无效果。此时的王家彦恼羞成怒，决定以武力对付抗粮的农民，解决采买粮问题。由于王家彦担心使用武力有可能导致农民起义，进而对长久滞留敦煌的斯坦因造成人身伤害，于是不得不将他计划采取的军事行动向后拖延。
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斯坦因在敦煌的长期逗留引起了甘肃省各级官府的不安。显然是基于王家彦和林太清的报告，负责甘肃西部治安的肃州镇镇台柴洪山于1907年4月给陕甘总督升允写了一份报告。柴洪山在报告中说，斯坦因的考古活动必定会掘墓翻尸，这就会引起大众的不满，从而使斯坦因的人身安全处于危险之中，也使省政府面临着麻烦(39)。升允接到报告后，很快就命令王家彦采取一切有策略的斯文手段，劝阻斯坦因不得进行发掘活动(40)。
1907年6月1日下午，王家彦在从敦煌县城前往安西直隶州的途中，绕道来到莫高窟，一是探望斯坦因，二是传达升允的命令。但是，王家彦来得太晚了，没有影响到斯坦因和王圆禄之间的交易。王家彦对于斯坦因购买藏经洞写本的事情也一无所知，在看望斯坦因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提及写本之事。(41)斯坦因对这一点感到很欣慰，但是当他通过蒋孝琬的私下转达，而得知王家彦到访的真正目的时，这让他感到很不安。6月2日上午，斯坦因派蒋孝琬回敦煌县城住两天，在敦煌县衙门进行活动，确保王家彦给安肃道道台崇俊和陕甘总督升允的回函中尽量说好话，避免说坏话，只解释斯坦因的工作全在沙漠中进行，其性质也是无害的。(42)
1907年6月5日夜里，蒋孝琬从敦煌县城返回莫高窟。他向斯坦因保证说，王家彦已通过电报方式给肃州发送了报告，报告中解释说斯坦因的“嗜好”从性质上讲是清纯无害的(43)。同一天，进敦煌县城探听风声的王圆禄也返回莫高窟。王圆禄在敦煌县城旅行了将近一个星期时间，发现他和斯坦因之间的钱物交易并没有走漏风声。于是王圆禄又壮起胆来，于6月6日和斯坦因做了第二笔交易。也是为了避免陪同的中国士兵看见真相，第二笔交易所获全部搜集品是在晚上11时才被运到斯坦因营帐的。(44)
斯坦因完成第二笔交易之后，从1907年6月7日开始为他所获的藏经洞文物打包装箱。当时当地局势的动荡，以及对流行传染病白喉的恐惧，迫使斯坦因要尽快离开莫高窟。从6月7日开始，斯坦因以前就出现过的发烧症状复发，他在当日日记中记录道：“下午，忙着打包装箱。发烧的热病复发。”(45)6月8日，斯坦因“脸部肿胀得很严重”，但还在继续“包装千佛洞获得物”(46)。
在斯坦因打包装箱的过程中，林太清于1907年6月9日早晨来到莫高窟拜访斯坦因。在王家彦到访后不久，林太清也来到千佛洞，其目的有二，一是观察斯坦因的行动，二是暗示或劝说斯坦因尽早离开敦煌这个是非之地。林太清悄悄地向斯坦因透露道，他和王家彦都认为，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要等斯坦因安全地离开敦煌县境之后再采取针对农民的军事行动。斯坦因认为这一暗示是非常体贴人的(47)。林太清看到斯坦因自6月7日起开始发烧生病，于是便夸张地讲述了许多敦煌当地流行白喉的事情，显然是为了尽早吓跑斯坦因(48)。
敦煌确实在晚清频频遭受到白喉的侵袭。在同治九年（1870年）、同治十年（1871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敦煌遭受喉症传染最剧。文献记载：“一人患则一家不免，一家患则一巷不免。患者九死一生，至有全家绝嗣、弃其手足骨肉而不顾者。”(49)到1907年，敦煌县城再次遭受到白喉的侵袭。当斯坦因于1907年3月16日第一次探访莫高窟时，途中曾见到一座庙宇，庙中的僧人都进城为驱除病魔而做法事去了：“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建筑物，在风蚀地面上遗留下来的一片看上去有点像‘见证物’的地方拔地而起。但最后得知该建筑物并不是一处废墟，而是一座庙室，里面有几间简朴的附属小室，供僧侣们居住。居住者不在里面，也许是协助举办宗教仪式去了。据报告说，城里正在举办宗教仪式，目的是驱除一种传染病的侵袭，根据描述，这种传染病像是流行性感冒。”(50)斯坦因还记录下了林太清在1907年6月9日说的一些话：“据林大人估计，敦煌现在的人口是8万人。康熙二十一年（光绪二十一年之误，1895年），敦煌流行了一场瘟疫，死亡的人数比8万还要多，那场瘟疫和现在导致敦煌城中很多人死亡的流行病差不多，显然属于类似于白喉一类的病。以前负责看守我的营帐的那个小兵娃子，就在几天前死去了。”(51)根据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与敦煌考古有关的现金支出账目表，他在1907年6月12日的支出中有一项是“为（已死亡）士兵的服务做出补偿”，赔偿金额是50米斯卡尔银子，也就是5两银子(52)。
林太清的来访加速了斯坦因的离去。在1907年6月9日，尽管斯坦因“因发烧而感到疲惫不堪”(53)，但还是继续他的装箱工作。6月10日，虽然斯坦因“由于发低烧，感到非常难受”(54)，他还是去“接近道士，建议他随后再转让一些‘经’给我，但是遭到拒绝，原因是他以前就有的那种恐惧担忧心理以及其他一些事情。”(55)6月11日，斯坦因给在莫高窟担任警卫监督任务的“军事大老爷和护卫队”发放了110米斯卡尔（11两）银子的礼金(56)。在长达3星期的时间里，对于斯坦因在莫高窟的所作所为，对于斯坦因和王圆禄之间的秘密交易，负责就地监督斯坦因考察队的这位小军官“高大老爷（音译，Go-Daloi）及其手下人”(57)竟然视而不见，或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间先后到莫高窟看望斯坦因的刘某、王家彦和林太清等上级官员，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警报。难怪斯坦因最后给他们发放了11两银子的奖赏。
斯坦因于1907年6月12日离开莫高窟。关于斯坦因和王圆禄分手时的情况，斯坦因记录说：“当我最后向千佛洞告别的时候，道士那张快活、轮廓分明的脸上又一次重新恢复了怯懦害羞但又自满安详的神态。我和道士是在十分和睦的气氛下分手的。”(58)
六
斯坦因于1907年6月12日上午11时返回他们在敦煌的旧居花园，然后“首先见到林大人，然后见到王大老爷。再次和这位文雅干练的学者愉快地畅谈了一番。他已经为我在安西的活动铺平了道路，他还使肃州道台消除了对我的图谋所产生的疑虑。他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是一位庄重的贵妇，摆好姿势让我给他们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59)。重新聚集在林大人家中，吃了一顿便饭。”(60)同日傍晚6时，斯坦因离开敦煌县城，他“发现昂邦们（王家彦、林太清等）和他们手下所有的官员们，都聚集在城东北门外的寺庙附近欢送我，祝我一路顺风。戴着红缨官帽的一群官员，以多彩的寺庙门廊为背景，这是一幅构图很好的画面。在高庙的阴影中，透露出古代东方的景象，这便是我对敦煌的最后印象。”(61)这也是斯坦因最后一次和林太清见面。
斯坦因于1907年6月17日到达安西城。在安西逗留期间，斯坦因拜见了安西直隶州知州恩光（裕如），并在恩光的帮助下，最终将他所获敦煌藏经洞文物箱子存放在安西直隶州衙门里，这对斯坦因来说是最安全的一处储藏仓库。(62)6月24日，斯坦因一行离开安西，前往南部的祁连山西端考察。6月29日早晨，斯坦因从桥子进山，途中考察了踏实河流域的榆林窟（万佛峡）和小千佛洞。到达榆林窟后，蒋孝琬于7月1日在榆林窟第10窟的甬道南壁上用刀子刻下一条题记：“大清光绪卅三年五月廿一日（1907年7月1日），湖南湘阴县蒋资生与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当暮游历到此。”(63)张大千1941～1943年在敦煌、安西临摹壁画期间，看到并抄录了这条题记。据张大千生前告诉台湾电视台主持人刘震慰说：“蒋曾经用刀在洞中壁画上，刻上了斯坦因和他的名字，上面写的是‘某年某月，湘阴蒋资生随同英国总理大臣斯坦因到此……’等文字。大约也是他的崇洋心理作怪吧，蒋资生竟把斯坦因当作英国总理大臣了。”(64)斯坦因在榆林窟除了调查壁画、彩塑外，还试图寻找到一处类似藏经洞的古代文献秘藏处，最后感觉到“天哪！这里没有可供探索的藏经洞，即便有这类储藏物的话，那石窟的岩壁也会把它们的秘密给掩藏起来。”(65)7月3日早晨，斯坦因离开榆林窟，继续进东南方向的祁连山脉考察。考察完毕后，斯坦因于7月22日下午3时到达肃州。
自从斯坦因离开敦煌之后，王家彦便全神贯注地去处理采买粮事件。就在斯坦因到达肃州的次日（即1907年7月23日），王家彦差遣自己的门丁何林，率领巡勇20名，带着轻重枪炮，于五鼓时分越墙潜入张壶铭家所在的张堡，去搜缉张壶铭。在双方打斗的过程中，外逃的张壶铭在自家房顶上被枪击中，身受重伤，坠地而死。张氏家族的男女老少在打斗过程中都遭到官军的殴辱，张家的财物也受到官军的劫掠。王家彦意识到，张壶铭之死必将激起敦煌百姓的叛乱，于是便急忙找到林太清一起商量对策。他们首先下令，立即关闭敦煌县城的城门，以及衙署的大门，还命令总数200多名的敦煌巡勇齐登署门，持枪炮警备。当官府正在部署防卫的时候，敦煌绿洲的百姓很快就听到了张壶铭被王家彦门丁杀死的消息，都感到义愤填膺。他们在西云观、文昌宫两处地点鸣钟集会，有3000人从敦煌县各地不约而会。他们集合后，斩关扭键，打开县城的城门，冒着枪林弹雨，蜂拥入城，一起向县署奔去。当百姓朝敦煌县署发动攻击的时候，为了保证王家彦全家老少的安全，林太清保护着王氏一家从县署转移到沙州营参将署。喧嚣雷动的群众到达县署衙门后，争先破署门而入。他们闯入县署后，怎么也找不到王家彦。愤怒的百姓在不能泄愤的情况下，将县署衙门内的器物全部打砸抢烧一光，并打死14名巡勇，然后一哄而散。(66)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老百姓抗粮抗税，进而发展到与官员作对，围攻县城县署，打死官兵，打砸抢烧政府财产和文件，这些都属于“十恶不赦”的造反事件。王家彦看到张壶铭已死，百姓攻破捣毁了县衙门，知道事态已经很严重，纸里包不住火，于是急忙派人驰赴安西直隶州州署衙门汇报。安西直隶州知州恩光又打电报给省署，汇报敦煌发生民变的消息。陕甘总督升允接到电报后，一面电令安西直隶州知州恩光、安西协镇副将张其高、玉门靖逆营游击康凤麟等率军赶赴敦煌县弹压叛乱，另一面将王家彦撤职，以安西直隶州吏目张乃诚取代王家彦，代理敦煌县知县。升允还命将王家彦和十几名农民起义首领分别提往肃州，接受调查和审讯。斯坦因是在肃州逗留期间听说敦煌发生动乱消息的。斯坦因知道敦煌的动乱对他有利，因为这样一来当事人就不会再对他的考古活动感兴趣，敦煌等地的中国官员也不会再对他的文物搜集品造成威胁。于是斯坦因从1907年7月28日开始，前往肃州南部的祁连山脉考察。9月13日，斯坦因返回肃州，并在这里最后一次见到正在接受审问的王家彦(67)。9月16日，斯坦因离开肃州，并于9月25日前后返回安西。
七
斯坦因在安西逗留了12天（1907年9月26日至10月7日）。在此期间，他取回了1907年6月份存放在安西直隶州衙门内的17箱子藏经洞文物。在安西，斯坦因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派遣蒋孝琬再次秘密潜回敦煌莫高窟，与王圆禄商洽第三次较大规模的秘密交易，又购买到一批藏经洞文物。
据斯坦因给珀·斯·阿伦写的一封信中说：“我在6月份曾将17箱子的古AI写作本等物品存放在了安西衙门。我现在安全、完整地收回了我的17只箱子，我对此感到极为高兴。在我离开敦煌大约一个月之后，敦煌当地发生了一场暴动，知县的衙门在动乱期间遭到了抢劫和焚烧。我是否已经告诉过你这个事件？……由于这场起义纯粹是在当地起源的，没有任何排外感情的迹象，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再次鼓足勇气，在千佛洞的窖藏里又挖掘了一把。我们以前进行搜寻的秘密，一直被保守得滴水不漏。我知道，这样会激发我那害羞的道士看护人，使他产生新的勇气。我提出一项进一步购买的建议，通过一位可靠的信使送了过去，得到的回应令人充满希望。但是为了避免一切怀疑，我本人不得不远离现场，而把实施这项交易的任务委托给了我那位永远热心的秘书。他编造了一个十分恰当的借口，并在这个借口的掩护下出发了。与此同时，4头骆驼也出发了，走一条沙漠道路，前往石窟寺附近的一处秘密会合地点。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他们又重新出现在我的寺庙附近。好道士在劝说下，又出让了230捆子写本，大体上包括将近3000件典籍卷子，绝大多数都是汉文佛经和藏文佛教著作。但是迄今为止，一直不可能对它们进行真正的检查工作。在这一大批获取物中，极有可能出现中亚语文译本。眼下，这批新的获取物正装在巨大的袋子里旅行呢，我们尽最大能力将它们很好地伪装了起来。当这些驮子第一次从寺庙那‘牢房般的黑洞’里被清理出来的时候，秘书和可靠的伊不拉欣·伯克一定度过了一个繁忙的夜晚。他们凑巧碰上了一些到石窟寺访问的西藏游客，为了避免有人注意等等，而只在夜晚行军，最终返回了安西，这些故事都是非常浪漫的。目前，我们必须将知道一个秘密的范围限定于我们两人之间，不得外传。……这个秘密就是，从千佛洞获取的一切，只破费了政府大约130英镑的经费。写在棕榈叶子上的单独一页梵语写本，再加上其他一些‘古物’，就值这个价钱了。”(68)这230个坚实的捆子中，包含了近3000件典籍卷子，比斯坦因于1907年5月和6月在莫高窟获得的藏经洞文献还要多，无疑是斯坦因一次性获取的最大一批敦煌文献。
此时的斯坦因已害怕夜长梦多，于是在1907年10月8日离开甘肃省安西，于10月19日到达他的下一个目的地新疆省哈密。在哈密，斯坦因给他从未谋面的陕甘总督升允写了一封信，替王家彦求情。斯坦因吹嘘道：“后来，我从哈密给总督寄去一封告别信，蒋氏让我在信中为王氏说了几句好话。我不知道总督是否真的注意到了我说的这几句好话，但是在我离开突厥斯坦之前，蒋氏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说是王氏已被最终宣布无罪，并且在其他地方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的官职。”(69)至于那些在肃州受审的敦煌农民起义首领们，4人被判处死刑，4人被判处终身监禁。但这次审判对敦煌民众来说也带来了一个好结果，即采买粮从此全免。
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结识的沙州营参将林太清，常“以忠义自许”(70)，在1911年10月10日中国辛亥革命后，当他听到1912年2月12日颁布宣统皇帝退位诏书的消息后，当日便在敦煌喝毒药自杀(71)，终年61岁。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结识的敦煌县知县王家彦，在辛亥革命后从甘肃省转往新疆当官，于1913年2月任新疆省政府内务司长(72)，不久便因劳累过度，于1913年11月1日在迪化（乌鲁木齐）病死(73)。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结识的王圆禄，因为非法向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外人盗卖藏经洞文物，而遭到各方唾骂，到20世纪20年代时精神失常（或是装疯卖傻），晚年过着悲惨的生活，于1931年6月3日死于莫高窟(74)，终年80余岁。
1907年斯坦因和王圆禄在敦煌莫高窟进行多次秘密交易的结果，给英国带去了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所谓的“斯坦因搜集品”。同时，斯坦因也给西方人带去了一个让他们一直视为浪漫传奇的“来自千佛洞的‘道士的故事’”(‘the Prieste's Tale’ from the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75)。前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勋爵于1909年3月8日给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莱奥纳多·达尔文少校(Major Leonard Darwin)写的一封信中曾兴高采烈地说：“在考古学发现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事件能够比斯坦因博士在敦煌石窟里与王道士之间的长时间讨价还价更富有戏剧性、更富有成果。据我所知，这次讨价还价的收益现在存放在伦敦，将会提供另一批证据，展现东方和西方之间那些神奇的会合点，中亚充满了东、西方的会合点。”(76)但是，西方人应该理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结果，斯坦因首次将敦煌文物大规模转移到西方去，使此后一百年间中国学术界蒙受了巨大的耻辱。陈寅恪（1890～1969年）记录下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之说(77)，正是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内心感受。
收稿日期：2007年6月1日
注释：
①1904年9月14日斯坦因致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首席专员助理秘书函（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申请书），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94号，第85v张。
②1904年9月14日斯坦因致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首席专员助理秘书函（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申请书），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94号，第86张。
③1905年10月21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外务部致新疆省政府咨文，转引自1908年1月28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沙雅县知县张绍伯致于阗县知县安允升移文，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341号，暂编第97件。
④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83号，第6张。参见王冀青：《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简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第69～76页。
⑤1905年10月21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外务部致新疆省政府咨文，转引自1908年1月28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沙雅县知县张绍伯致于阗县知县安允升移文，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341号，暂编第97件。
⑥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12,Vol.I,p.141.
⑦关于斯坦因虚高官衔的作用，参见王冀青：《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简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第69～76页；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简析》，《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第21～30页。
⑧关于蒋孝琬的生平，参见王冀青：《不能被忘却的蒋师爷》，《华声视点》2002年第10期（总第90期），第46～49页。
⑨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 I,pp.132-133.
⑩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p.68-69.
(11)关于采买粮的起源，以及敦煌县农民抗缴采买粮的过程，最重要的记载散见于敦煌人吕钟（吕少卿）于1941年修成的《重修敦煌县志》各卷中。下文所引用的该书页码，依据吕钟修纂、敦煌市人民政府文献领导小组整理《重修敦煌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646页。
(13)同上，第646页。
(14)同上，第646～647页。
(15)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14.
(16)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18.
(17)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41.
(18)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33.
(19)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41.
(20)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p.32-33.
(21)关于叶昌炽搜集藏经洞文物的详情，参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Rong Xinjiang,‘Ye Changchi: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荣新江《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IDP News: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Studies,The British Library,No.7,Spring 1997,pp.1-4.
(22)斯坦因1907年5月17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04张。
(23)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165; Aurel Stein,Serindia:Detailed Report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Vol.Ⅱ,p.803.
(24)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165; Aurel Stein,Serindia,Vol.Ⅱ,p.803.
(25)斯坦因1907年5月22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05张。
(26)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172.
(27)斯坦因1907年5月23日支出账目，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77张。
(28)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 Ⅱ,p.181.
(29)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181.
(30)斯坦因1907年5月27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15张。
(31)斯坦因1907年5月27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16张。
(32)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191.
(33)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191.
(34)斯坦因1907年5月28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18张。
(35)斯坦因1907年5月29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19～320张。
(36)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193; Aurel Stein,Seriadia,Vol.Ⅱ,pp.824-825.
(37)斯坦因1907年5月31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4张。
(38)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193,p.220; Aurel Stein,Serindia,Vol.Ⅱ,p.825.
(39)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232.
(40)斯坦因1907年6月2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7页；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232.
(41)斯坦因1907年6月1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7页。
(42)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p.232-233.
(43)斯坦因1907年6月5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35页。
(44)斯坦因1907年6月6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38～339页。
(45)斯坦因1907年6月7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0页。
(46)斯坦因1907年6月8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1页。
(47)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233.
(48)斯坦因1907年6月9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4页。
(49)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599页。
(50)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21.
(51)斯坦因1907年6月9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4页。
(52)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支出账目，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78页。
(53)斯坦因1907年6月9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5页。
(54)斯坦因1907年6月10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5页。
(55)斯坦因1907年6月10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5页。
(56)斯坦因1907年6月11日支出账目，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78页。
(57)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51页。
(58)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194.
(59)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为王家彦拍摄的这幅全家福照片，便是以前被许多学者误以为“汪宗翰全家福”的照片。参见Wang Jiqing,‘On the Photograph of "Magistrate Wang and His Family"’,IDP News,No 10,Spring 1998,p.6.
(60)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51页。
(61)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日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52页。
(62)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236.
(63)胡开儒：《榆林窟近代名人涉足记事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敦煌市委员会编《敦煌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95年9月，第51页。
(64)高阳：《张大千——梅丘生死摩耶梦》，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58页。
(65)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262.
(66)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647页。
(67)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336.
(68)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转引自Jeannette Mirsky,Sir Aurel Stein:Archaeological Explorer,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280.
(69)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Ⅱ,pp.336-337.
(70)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214页。
(71)同上，第214页。
(75)一说王家彦于1913年6月29日任新疆内务司长，参见胡正华主编《新疆职官志》，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1992年，第88页。
(73)杨增新：《电呈请奖恤收抚哈密叛缠在事出力人员文》（1913年11月19日），《补过斋文牍》，乙集一，戡定编一，北京：新疆驻京公寓初版，1921年，第21页。
(74)卫聚贤：《敦煌石室》，附录九，《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3年5月，第36页。
(75)Aurel Stein,Serindia,Vol.Ⅱ,p.830.
(76)'Dr.Stein's Travels in Central Asia: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The Times,9 March 1909,p.10,a-d; Geographical Journal,Vol.XXXIV,No.3,for September 1909,pp.267-268.
(77)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书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