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科的功能与现状——兼谈加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中共论文,学科建设论文,学科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06）03—0071—05
中共党史学科的定位首先应当是历史学科，其研究对象，笔者同意张静如的界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① 同时，这门学科的教育功能尤其显著，具有重要的“资政育人”作用，因此，我国的学科分类又将其归在法学门类的政治学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然而，不管学科门类怎样划分，其史学的学科性质和政治理论上的教育功能是不言而喻的。
一、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党史的“资政育人”作用
俗话讲，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的“资政”作用。党史，尤其是作为专题史或断代史的中共党史，其“资政”作用就更为直接。因此，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
1942年3月，为了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党的思想，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表讲话，深入阐述了党史的“资政”作用。他说：“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
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②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此，我们要用历史、要用我们党的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他说：“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③
1996年6月21日，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党史的重要性。他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④ 1998年5月29日，江泽民亲临中央文献研究室视察工作，对党的文献工作寄予了厚望。他还亲笔致信中央党史研究室，阐述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信中他指出，党史是一个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要重视党史工作，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1999年11月24日，胡锦涛在接见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发表讲话，不仅阐明了党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寄党史工作者以厚望。他说：“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认真回顾20世纪的历史，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我们开拓更加美好的新世纪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党史工作者在这方面肩负着光荣的使命。”⑤ 在2003年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和2005年6月13 日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先后发表重要讲话，反复强调了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重要意义。
党的历代领导人关于党史学习和研究的重要论述，清楚地阐明了党史的“资政”功能。除了“资政”之外，党史还有“育人”功能。这主要体现为教育人民，尤其是教育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方面的例证很多。“文化大革命”中张志新烈士为坚持和捍卫真理，同林彪、“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进行了宁死不屈的斗争而英勇献身。这种信念和勇气来自何方？从她的自述中可以找到答案：“我在人民大学系统地学习了包括中国革命史在内的四门政治理论课，这帮助我树立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帮助我决心为真理而献身。”可见，系统的革命理论、革命历史，主要是党史教育，对青年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拨乱反正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高等院校恢复开设四门或五门政治理论课（理、工、农、医类学校开四门、文科开五门），无论是四门还是五门，第一门都是中共党史课。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曾涌现出张华、邵小莉等一批青年大学生英雄人物，他们的成长与学习中共党史不无关系。当然，对成年人也是一样。“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老干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被打倒，但是他们对党忠贞不渝，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党的历史，相信党最终会搞清楚一切问题。毫无疑问，这个信念的确立，来自他们对党的历史的深切体悟。
二、党史学科的发展现状
虽然党史学科在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其发展现状却令人担忧。同其他学科特别是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相比，党史学科显得相对弱化和边缘化。
就全国高等院校的学科发展和学位点布局来看，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和湘潭大学招收中共党史专业本科生，截至200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批审批，高等院校和省级党校系统的中共党史专业的硕士学位授权点不超过30个，而博士学位授权点只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七个。这样的学科布局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相比，显得很不协调。从生源数量和质量来看，仅有的两个中共党史专业本科生招生单位的招生数量极其有限，每年仅招20人左右，甚至还不是每年招生；中共党史专业的硕士点虽然不算太少，但生源质量不高，较少有人出于对学科情有独钟，准备以此为专业选择而献身终生，多数考生则是出于改变环境或“跳槽”的考虑，因而很难保证培养质量。
就专门研究机构来看，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权威机构，研究实力强，产出成果多且优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党史研究室或党史工作委员会，要么编制不足、人员不全，要么偏于资料的整理和编辑工作，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相对不足。至于县一级党史研究室多形同虚设。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党史研究机构，尤其是省一级社会科学院所属党史研究所、室，不少更名“易职”，真正研究地方党史者寥寥无几。
党史学科的相对弱化和边缘化还表现在，1985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轮高校政治理论课改革，取消“中共党史”课，改设“中国革命史”，时段拉长（由五四运动前移到鸦片战争），课时减少（由原来的72学时压到54学时），这就相应削减了中共党史课的教学内容。而1998年第二轮政治理论课改革又取消“中国革命史”课，改为“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时进一步压缩为36学时），加强了“论”，削弱了“史”，从而进一步弱化了中共党史的内容。即将出台的第三轮政治理论课改革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合并为一门课，新增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虽对“史”有所恢复和加强，但仍使“中共党史”课的教学内容得不到充分落实，这样，中共党史的“资政育人”功能，尤其是对大学生系统的党史教育在客观上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
三、对加强党史学科建设的思考
为了解决中共党史学科的极端重要性与学科建设的薄弱现状之间的矛盾，使党史学科的“资政育人”功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得到有效发挥，必须切实加强学科建设。结合前述党史学科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加强党史学科建设，应在如下方面做工作。
第一，切实加强学科队伍建设，全面提高现有队伍的素质。
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没有队伍建设，就谈不上学科建设。除前面提到的省级以下专门党史研究机构编制不足、人员不全外，从1985年高等院校停止开设中共党史课起，高等院校的党史教师和研究人员也减少了许多。虽然仍有一部分教授中国革命史或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教师还坚守在业余党史研究的阵地上，但毕竟从总体数量上减少了许多。不仅如此，在现有教学和研究人员中，相当多的人非科班出身，缺乏专业基本训练，理论水平不高，科研能力不强。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史学科队伍中的一些人，耐不得寂寞，坐不住冷板凳，不甘过清苦生活，“身在曹营心在汉”，占着党史队伍的编制，下海经商或干它业。有一些人虽没有离开阵地，但心态浮躁，急功近利，追求编造“短、平、快”，不愿“十年磨一剑”。因此，加强党史学科的队伍建设，一方面要编制合理，把人员补充齐；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现有队伍的业务培训（包括科研能力、思辨能力等等的培养）和思想教育，使我们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光荣感。
第二，重视和加强学位点建设和重点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关系密切。学科建设固然有其自身内容的规定性和规律性，但学位点建设可以为学科建设做支撑，并且相互促进。就高校的情况看，凡某一学科有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该学科就相应建设得好一些，产出的成果多、质量好、层次高，社会认可度也较高。无疑，重点学科建设单位或学科基地的情况会更好。相反，除专门的权威性研究机构外，在普通高校和省级党校，凡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固然不乏有科研能力强的人，但往往是队伍松散，散兵作战，研究零散，很难形成学科特色或研究特色。基于此，加强党史学科建设，一定要重视高校党史的硕士、博士点和重点学科的申报工作。当然，申报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和重点学科既不是终极目标也不是申报即可批准，最终还取决于研究队伍的状况、科研水平的高低以及研究特色的显著与否，但朝着这方面努力，本身就推动着学科建设；进一步说，经过不懈努力，这些申报点终究会达到标准，其申报获得批准，这就推动了学位点建设；而有了学位授权点，又会培养出更多本专业的高层次人才。一言以蔽之，二者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
第三，切实推动党史研究的理论创新和精品意识，树立学科威信。
近些年来，党史研究领域的新著很多，出了一些精品，对党史研究的深入和党史学科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就学科整体而言，目前党史研究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太小，仅仅局限于党本身，没有把党的历史活动放到整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运动中去研究，即缺乏与整个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和政治史研究的结合；过多地集中在对党的领导人思想言论的罗列，有时甚至存在一篇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基本上是由领导人的言论组成的情况，缺少有见地的深入的理论分析，从而导致人们对党史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与轻视；许多研究论著的政策性太强，严重混淆了政策宣传与理论研究的区别；党史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缺乏有机的联系，研究相对孤立，彼此借鉴较少，导致许多重复研究；从研究资料看，大量重要历史人物的回忆论著较少有人在研究中使用，对这些重要的资料缺少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很多党史研究者多年来还是靠领导人物的著作来研究党史，仅仅把党的历史看成是领导人的思想发展史，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从这些情况来看，党史研究距离党中央提出的理论创新还有很大的差距。要真正推动党史研究中的理论创新，必须积极倡导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与时代发展的研究视角相结合，必须积极倡导研究者个人的创新与整个研究群体的研究相结合的方针。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特别要树立精品意识，多出精品成果，防止研究中的“伪创新”。只有这样做，才能推动真正的研究创新和理论创新，才能牢固确立党史专业的学科威信。
第四，应重视和加强党史学科的内外互动。
党史学科建设除了专业内的发展和队伍建设外，加强党史界的内外互动亦至关重要。笔者非常赞同龚育之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的观点，如果把党史的“界内”仅仅局限在党史研究机构和教学人员中未免太狭窄，其他学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身边工作人员也不能说他们不是“界内”人，因为他们（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本身就是党史人物，是党的历史（或长或短）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同时也不要把研究机构的官方、民间划分得十分清楚，因为党性和科学性本来就是统一的，他们的回忆录是党史的有益补充；一切观点、结论归根到底要经受历史的检验。如果一定要做这种区分，“二者之间不应当互相轻视和诋毁，而应当良性互动，共同推动党史学科的繁荣和发展”，否则，“界外研究不被界内重视，界内研究不被界外接受”⑥，必然起不到“资政育人”的作用。所以，加强学科的内外互动，也是推动党史学科发展的途径之一。
第五，挖掘高校系统中现有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内在潜力。
即使目前在高校政治理论课中，中共党史的内容被压缩在“毛泽东思想概论”等课程中，但在高校系统加强党史学科建设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党史学科仍有发展空间。无论你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还是讲“中国近代史纲要”课，都离不开中共党史，而且关系极为密切，即便讲三个“概论”合一的新“概论”中的任何一段、任何一部分同样离不开中共党史，因为我们的学科原则是论从史出发，史论结合。这样，如果政治理论课教师对党的历史不了解、不清楚，不能从党的历史发展上阐述党的理论的发展变化，论中没有“史”，那么，只能使学生感到理论学习枯燥乏味，除了为应付考试记一些干条条外，很难真正有所收获。因此，要达到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教师本身必须要去学习研究党史。只有熟悉了党的历史，才能讲清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内容，也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清楚地展现出来。因此，虽然不开设中共党史课，却没有任何理由放松对中共党史的学习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看，现有政治理论课教师中有很大的研究潜力可以挖掘。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是他们讲清讲透理论的客观前提，应当鼓励和支持政治理论课教师深入研究党史；从价值上说，他们的研究远比一些专门研究机构重要，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的是千百万青年学生，直接影响着青年学生对党的认识。另外，他们的研究动机一般情况下是从教学中形成的，研究成果也要回到课堂教学中来，作为教材的拓展和补充，所以他们的研究可能更新鲜活泼一些。因此，政治理论课教师对党史的研究是整个党史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当挖掘他们的潜力，促使他们形成自觉的研究习惯。
任何一个有世界性影响的政党都不会漠视对自身历史的研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应该这样。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对象的党史教育和研究，决不能在“纯学术化”的名义下被弱化和边缘化。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不仅有其史学的科学性，而且有其“资政育人”的政治性，承担着为党领导的人民事业作直接的历史性辩护的重要任务，因此，面对党史学科令人担忧的现状，现在是需要大声疾呼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注释：
① 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 《静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编《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④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225页。
⑤ 《人民日报》1999年11月25日。
⑥ 龚育之：《萎缩还是繁荣——2005年7月6日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六届理事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据笔者记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