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行政现代化的文化战略——中西传统文化比较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中国论文,中西论文,视角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行政现代化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文化战略的设计更为关键和困难。一方面，数千年的文明史，使中国文化有着丰厚的历史积累，但近代以来随着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艰难进步，传统文化受到致命挑战；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参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而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型时期，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造成中国行政现代化的空前复杂性。因此，我们既要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理论特质和现实状况，又要符合文化发展演变的逻辑，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进行文化战略设计，以促进中国行政现代化的实现。
一、中西方公共行政的文化底蕴
一般来讲，一国行政范式主要由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国际环境等因素决定的，其中文化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尤其传统文化在行政现代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它对行政发展具有最深刻、最持久的影响。
文化是人在社会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是对整个世界，包括社会和自然的认识，是人类内在精神的外在表现；它是每一个社会的社会发展的象征，是不同时代精神之所在，也是各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表现。[1]
西方文化有两大源头，一是希伯来宗教文化，二是古希腊的理性文化。两大文化在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中逐步融合在一起，共同形成西方的文化，从而才有文艺复兴后的科技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发育。西方行政文化是以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作为它一以贯之的基本理论特质，它是沿着教育途径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发公众对理性的自觉性，从而确认科学中的理性权威性、程序和方式可预测性、数量的精确性，以科学原则为社会生活原则，并依此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准则。[2]
在西方行政现代化的进程中，韦伯的现代官僚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对整个二十世纪乃至更为久远的未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代官僚制作为西方行政范式，是以理性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合理分工，明确划分每一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严格固定这种分工；层级节制，按照权力和责任分成一定的等级，只接受来自上层的合法命令；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制定一整套规则和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非人格化，运用各种文牍来管理，组织成员和私人生活相分离；管理是专家的行业，需要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3]可以说，现代官僚制是作为资本主义文化基本内核的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历史展现。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其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主要是伦理型、非理性文化。它是沿着传统的途径，以道德代替宗教的伦理关系的方式，自我的道德意识和自律形式，依据传统的权威性、宗族的依赖性、标准的模糊性和情感的主导性来调节人际关系。[4]
中国传统官僚制，亦称“家产官僚制”，是以非理性文化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德治文化强调自身道德修养，倡导个人修养和德性，普遍缺乏公务人员专业化分工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专业化技能和人才；传统文化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性文化特质，个人或传统权威得到遵从，行政官员及行为缺乏规则和规范，行政权力表现出规则欠缺和随意性特征；行政人员与上级之间是一种依附和从属关系，没有个人独立的人格尊严，上级评价行政人员主要看个人德性及忠效程度；官民有别，行政管理以“身份取向”凌驾于“成绩取向”之上，个人德性取代了作为整体绩效的价值取向。
二、中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
根据现实行政实践证明，无论科学理性或非理性构建起来的社会生活并不能完全被理性化或非理性化，因为它一旦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项具体内容，就必然会受到它所在的社会中的其他精神文化影响，而且只有在与其他精神文化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磨合成一种有价值的社会生活要素。因此，可以说，理性和非理性文化是在社会生活中相互调整和适应，也许在某一时期某一特定环境中，理性或非理性一方占主导地位，另一方占次要地位，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此消彼长的过程，任何社会生活都不可能存在纯粹形式的理性或非理性。
现代官僚制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纯粹理想的类型，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企及。也正是因为现代官僚制片面强调工具理性和形式合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成为纯粹的技术体系，本应作为管理的手段，但在现实行政中蜕变成管理的目的，而且摒弃人的作用及其价值的存在，由这种理性文化建构的社会是片面的“单向度的社会”。[5]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现代官僚制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评和攻击，西方纷纷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从而开始构建新的行政范式——后官僚行政。对后官僚行政有些学者有不同称谓，如“新公共管理”、“企业化政府”、“公共管理主义”等，这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后官僚行政强调政府、社会和个人的作用，希望打破官僚制刻板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组织秩序，重视政府与各种非政府组织关系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系统合作，以公众为主体，鼓励公众参与，这是一种社会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公共行政范式。
中国社会并不缺乏理性，但缺乏理性精神的普照之光，弥漫于行政组织的是世俗取向的理性主义，即“实践政治的理性主义”：通过个人内心信仰和道德体系的建立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维系社会的既定秩序，以此获取固定俸禄、收费以及其他“合理”利益。这种理性缺乏求知欲和追求精神方法的动因和张力，无法超越人的主观性因素，因而极易坠入人伦等级的泥潭；理性思维受制于权力等级和道德信仰体系所显现出的不成熟，严重阻碍着行政组织的效率化、自觉化和科学化。当今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系。这充分体现了对理性的重视，对科学精神、法治精神、契约精神的褒扬，它与西方理性精神所倡导的不谋而合。
随着各地区和国家交往和联系日益加深，尤其经济全球化影响下，各国相互依赖性和依存性加强，民族多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成为发展趋势，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日渐明显和密切。“西方文化中心”论已经过时，民族文化多元化得到有力的肯定。中国文化不仅不能简单看作已经僵死的“遗迹”，而且已融入世界文明之中；其精神经过现代转化后，已一定程度融入现代东亚社会，并成为塑造东亚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力量；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化将在西方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的转变就是明证。
三、中国行政现代化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加入WTO后，中国将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内参与国际化进程，实现行政现代化不应看作一个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立过程，它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行政现代化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与西方公共行政在某种程度或某些方面上，呈反方向发展趋势，这不是简单的往复，从辩证唯物主义来看，是事物发展的一种螺旋式上升时前进发展的社会现象；中国有自己特殊国情，社会发展由于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时期，处于现代官僚制不足阶段，公共行政中理性精神严重缺乏，呈现出二元化特征，一方面，中国社会形态具有现代社会形态，但由于传统惯性和思维定势，传统官僚制仍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影响着中国行政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正努力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行政范式，其主要根据是西方公共行政范式；中国行政现代化面临着学习借鉴和超越双重任务，一方面学习借鉴西方先进行政范式的优长，另一方面超越其与中国不适应及本身的缺陷和弊病。具体来说，中国行政现代化在基本价值取向、具体思想资源、评价标准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深刻的困境。
（一）在基本价值取向上，中国行政范式如何才能走出“官僚制”和“后官僚制”之间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官僚制比传统官僚制具有历史进步性，但现代官僚制阶段不可逾越，当代中国行政现代化建设没有理由轻言解构或颠覆现代官僚制，终止走上官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从行政组织变化发展方向而言，现代官僚制处于被批判、超越地位，如果中国一味追求西方式的官僚制，岂不永远走在西方后面。
（二）在具体思想资源上，中国行政现代化的当代建设怎样处理好中外各种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作为西方行政范式兴起后官僚制某些理论特质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另一方面后官僚制在价值取向等方面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亲缘性和相似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行政该如何吸纳现代官僚制的优长，面对后官僚制的挑战？
（三）在评价标准上，理解和诠释中国行政的基本价值系统、思想框架和话语体系怎样才是更为合理？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特质及其优长？长期以来，中国行政范式放在现代官僚制的背景下，以现代官僚制作为标准予以衡量，但后官僚制正是对现代官僚制的基本价值系统的颠覆乃至翻转。
四、中国行政现代化的文化战略
中国行政现代化面临两难困境，如何进行文化战略设计，构建具有先进文化内涵、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行政文化体系，是中国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中西方文化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运行方向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只要这个过程不停止，多个角度的认识和多种可能性的探索也就不会停止，但对这些战略的比较研究，尽量使文化建设有利于行政发展，仍然是十分必要的。[6]在国内对中西方文化关系有四种基本文化战略，即“全盘西化”论、“东方文化优越”论、“中体西用”论和“综合创新”论。我们认为，文化战略的选择既要符合文化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又要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还要对本国国情进行考量。
“全盘西化”论和“东方文化优越”论，这两种文化战略是对东方或西方文化以偏执的方式加以对待，无论东方或西方文化都有自身的缺点和优长，我们不能片面的加以界定和采纳。虽然西方先进管理理论和行政文化代表了时代潮流，具有自身科学性和先进性，但由于西方国家和我国经济基础截然不同，而且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势必给中国基本价值系统造成混乱；或者充分尊重东方民族文化，囿于现状，不求创新，中国行政现代化在路径依赖的惯性下也会得到一定的发展，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天生弱点，而且对传统文化的不合理张扬，使我们不可能走出传统官僚制的桎梏。
“中体西用”论和“综合创新”论是我们当前文化战略的主流，主张以折衷的方式对待东西方文化，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文化战略，但吸取和借鉴东西方文化的优长、剔除短缺方面，没有一个比较明确合适的评价标准；在文化战略的深层次结构方面，还没有找到建构符合文化发展逻辑的战略途径。
我们认为，中国不是要不要向西方学习，或者学多学少的问题，而是应该认清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合理构建问题，即理性或非理性哪一个为文化的基本内核和合理内核问题的考量。试想把非理性作为基本内核，如果不论什么情况下，先要合情就没有什么是非标准，况且人在不同场合情会发生变化，这样事物发展就没有逻辑性了，尽管暂时能够获得一些发展，但由于事物缺乏内在科学逻辑性，所以事物发展就会发生混乱，使得社会发展不稳定。把理性作为基本内核，理性第一位，保证了整体上的公正和合理，使社会发展合乎科学性，然后再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人类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辨证的思维来看，应该是西方理性的基本内核和东方非理性伦理的合理内核相结合，作为支撑中国行政现代化的基本文化战略。
根据文化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即“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7]我们主张以“阶段创新”作为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文化战略，即对国外先进文化应大胆引进，并加以创造、消化和吸收，吸取适合我国国情和我国行政管理实际需要的有机养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借鉴和吸收；对我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应吸取其中积极因素，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取向，应根据时代要求，赋予它新的内涵。也就是说，中国行政现代化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外在冲击”阶段，中国行政现代转型主要以西方理性精神来作为自己的基本参照系，真正实现价值系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二是在“内在转化”阶段，中国行政的现代转型已具备了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通过“以我为主”发展而成就具有自身特质的现代行政体系理论可能性，以求超越西方理性精神。
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初期，是大胆引进西方商品观念、价值观念、竞争观念，大量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民主政治、企业管理经验启动现代化，为新加坡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包括儒家在内传统文化的继承、改造、转化，建立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化经济、政治、法律、民主、文化教育等制度。可以说，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并不是现代化直接动因，而是现代化启动后，促进其成功的精神动力。
鉴于中国正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官僚化不足阶段，尤其中国行政文化正处于“外在冲击”阶段，传统文化造成行政文化的理性精神不足，但我们可以通过阶段创新的文化战略，推进中国行政现代化进程。第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实社会主义行政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改革和进步，将逐步使尊重法律、契约，树立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以功绩为取向的价值观深入人们的观念；第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教育是现代精神改造传统文化的助推器，要加大教育力度，促进现代精神传播加速进行；第三，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文化创新体制，为行政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第四，加快行政文化的自身建设。树立科学的行政价值观，形成行政人员的共同价值观，是行政文化的核心，对整个行政文化具有整合和导向作用，也是行政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增强现代行政意识，树立积极参与意识、依法行政意识、服务意识、竞争意识；培养崇高的行政道德，进行行政道德的制度化建设，使之成为行政法制化的补充；培养和塑造行政心理，推进行政文化的再社会化即将行政管理中价值、观念、信仰、思想、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在行政活动中灌输给组织成员、组织结构或普通民众，使之成为共同的行政战略和行政风范，以实现管理目标。[8]
五、结束语
中国行政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性工程，尤其是文化战略的选择更为困难和关键。中国行政现代化不仅经受着世界行政现代化的影响、压力和挑战，面临着多种思潮、战略、理论的涌入，而且文化战略的设计既要考虑自身文化特质和现实状况，又要符合文化发展演变的逻辑。但是，我们坚信，中国行政现代化以西方理性精神为参照系，有中国传统文化独异的精神物质为基础，有中国文化底蕴强盛生命力为保障，经过中国行政现代化建设当代承担者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行政现代化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