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度与经济的发展关系一直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话题。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通过对社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分析，将历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结构变量，建构起包容性和攫取性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两种制度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同的作用。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通过社会分工与国家权力的两个维度试图去解释包容性制度产生的内部机制，希望能够对“好”的制度提出新的见解。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包容性制度；汲取性制度；宪政
Summar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Deron Asi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analyzed hist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sed history as an important structural variable to construct two differ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s，inclusive and aggressive. The system plays a differe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nclusive system through the two dimensions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state power，hoping to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good" system.
Keywords：institutional economics，inclusive system，aggressive system，constitutionalism
一、历史作为重要变量
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反响。《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运用大量丰富的历史材料，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对社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建构起一个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分析框架，对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模式。
格兰德河两侧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现象，他们是如此近邻却又如此不同。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其家庭年收入在3万美元、受教育水平至少是中学毕业、人们身体健康、公共服务完善等；而索诺拉州诺加利斯户均年收入仅为亚利桑那诺加利斯的1/3、大多数未成年人未受过中学教育、落后的公共卫生条件等[1]（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墨西哥，而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作者追溯历史，从历史这个重要的变量中寻找答案，将两个国家的殖民历史进行对比分析：
表1：北美与南美的殖民统治方式
资料来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书中内容整理
通过表1的分析可知：历史上北美与南美的殖民统治方式对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比较南美洲，北美洲的统治方式对当地的社会具有很好的激励机制，同时在一定的程度上赋予了当地民众一定的民主。正是因为这样不同的历史因素，两国在今后的发展中产生了不同的轨迹，如果说历史是奠定他们发展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而两国的宪法作为自身设计的制度对他们各自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不可臆想的结果。
表2：美国与墨西哥宪法的不同结果
资料来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书中内容整理
二、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
通过对两个国家历史的梳理与分析从而导致的结果，作者提出了整本书的一个核心框架：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包容性制度包括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汲取性制度包括汲取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允许和鼓励大多数人参与经济活动，并尽最大努力发挥个人才能和技术，能够让个人自由选择。经济制度保护私有财产、公正的法律制度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特征，能够为人们交易和签约提供基础；它还必须允许新企业进入，并允许人们自由选择职业”；包容性政治制度是将权力赋予大众，倾向于根除少数人获益而征用其他人的资源、建立准入壁垒和抑制市场作用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资源分配更加平等，有利于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存续[1]（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汲取性经济制度“根本上为了从社会一部分人那里攫取收入和财富，让另一部分人受益”；“汲取性政治制度把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并且对这种权力的运用很少加以限制，经济制度通常是由这些精英构建出来从社会其他人那里攫取资源”[1]（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因此，可以权力和产权两个视角对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进行分析，包容性制度的权力归于民众，保护私人的产权；汲取性制度的权力归于少数人，并不强调产权的保护。
国家或政治制度是经济增长与国家兴衰的关键性因素，这是对西方国家制度变迁规律的一般性总结[2]（杨光斌，2007）。诺斯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重点强调政治变迁中国家、政府和其他组织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进一步将制度又分为三个层次：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民族国家的文化特质，以及具体的政府制度安排[2][3]（Hall、Taylor，1996；杨光斌，2007）。16 世纪之前的荷兰和英国案例中缺少大型的制度，而现已经存在的制度容量偏低、制度刚性柔弱，国家并没有兴起；16世纪以后，常备军制度、官僚机构、税收制度、民族国家制度成长起来，形成了大型制度群，制度容量变大、变刚性，这两个国家先后兴起了[4]（杨英，2013）。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过程，英国的成功、西班牙与法国的失败主要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否有效地保护产权[5]（托马斯、诺斯，1999）。资本主义所以最先在英国和荷兰产生，是因为那里首先有了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2]（杨光斌，2007）。所以从诺斯的角度来讲，国家的兴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否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能够保护私有产权。
三、包容性制度的社会产生机制
诺斯和阿西莫格鲁等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去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大量的历史资料也似乎证实了他们所强调的核心观点。从公与私的角度来看，他们所谓好的制度就是保护产权与限制权力，但是并没有从源头上来进行解释，为什么会诞生这样一个好的制度，仅仅是从历史纵向的维度去建构了一个“好”的概念。因此，关于包容性制度如何产生追溯到社会本身，从个体的行为角度来进行诠释。
社会学家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提到为什么个人越变得自主会越来越依赖社会？为什么在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与社会的联系越加紧密[6]（涂尔干，2013）因此他提出社会团结的概念，并认为社会团结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整合的问题，换言之社会整合可以被理解为形成良好社会秩序（制度）的一个过程。他将社会团分为两种类型：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械团结以社会成员共有的宗教取向作为社会整合或群体联系的纽带，它的根本特征是社会成员在情感、意愿和信仰上的高度同质性，它存在于分工不够发达的传统社会，实质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有机团结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形成的社会团结，它以社会高度分化、社会成员充分分工为基础，维系成员的纽带是因为社会分工和社会专业化而造成的他们不可超越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尤其以物质利益为根本内容的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方面[7]（刘少杰，2006）。从包容性制度的内涵来看，它更加趋近于社会的有机团结，脱离出宗教或者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个体能够自由选择，通过专业化的分工从事劳动。涂尔干在 《社会分工论》中对正常与病态效果提出了一个适合学的解释，他认为研究社会的病态形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维护正常状态的情形，分工虽然是一种正常现象，但也会表现出一些病态后果，假如未能指出这些病态形式乃是偏离了社会发展轨道的或者是例外的话，那么劳动分工就有可能被指责从逻辑上而言就意味着这些形态[8]（李荣荣，2008）。这种病态的形式或者非正常的分工导致社会规则的失序可以看作是一种非包容性制度，但是从程度上讲我们也很难界定他就是一种汲取性制度。
波兰尼的在《大转型》中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脱嵌”，他认为市场社会的兴起是从市场社会向脱嵌的转型，意味着市场和社会的独立。“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9]（波兰尼，2007）。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波兰尼认为由市场控制和调节的经济所支配的社会类型是“市场社会”，而市场社会是19世纪的新生事物[10]（包刚升，2014）。正是因为脱嵌市场与社会的分离，才会有两种不同的治理逻辑，包容性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治理范式。
而关于包容性政治制度核心，阿西莫格鲁主要是讨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也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宪政。宪法是一国的基本法，规定了国家的正式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明确了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宪政一般是指基于宪法与法律来实施统治（rule of law），或者说是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受到宪法与法律普遍约束的观念和制度[11]（包刚升，2015）。宪政更重要的是规定了政府的权力范围，将政府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主要是基于启蒙运动之后的政治哲学把国家视为“必要的恶”。宪政的核心有三个方面：首先，任何政府、任何领导人不管其如何产生，都要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不能滥用权力，不能腐败；其次，宪政不仅要求政府权力必须是有限的，而且还要求国家权力的配置要科学合理，协调高效；最后，尽管人民不一定参与政府的选举和治国精英的选拔，即不一定要有民主，但国家必须要保障基本人权，给予人民一定程度的自由[12]（王振民，2009）。我们常常将宪政与民主联系在一起。学者总结出世界各国民主宪政发展的经验，大概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渐进的英美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先构建宪政和法治，再逐步发展民主；第二种是突进的法国模式，其特点是先以革命手段推动民主，再建设宪政和法治[12]（王振民，2009）。宪政与民主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多少权力给政府，多少权力留在人民自己的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到中国的现实问题，美国学者巴克尔定义我国是一个“国家－政党”的宪政体制。对比苏联的失败，巴克尔认为其重要原因在于他未能实现宪政的法治的基本理念，承认宪法的最高地位。而中国没有陷入苏联的困境原因有三条：首先，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自己的先锋队政党的特征，从来没有放弃革命的政治理想，尽管可能一段时期曾策略性地调整革命的目标；其次，中国共产党虽然进入国家机器之中，但并没有像苏联那样完全堕入国家机器中；最后，尽管中国共产党虽然超越于国家之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法治[13]（强世功，2012）。
四、总结
本文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核心观点的简要总结，重点探讨了作者提出的包容性制度。尽管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出一个公认的“好”制度，但是此时的历史应该是一个宏观层面的自变量。历史的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结合的后果，很难进行预测。因此，本文回归到中观或者说是微观的层面，从社会学的视角将人类社会的分工作为研究起点，希望能够对“好”制度的起源做出解释，最后再回归到政治层面——宪政，对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参考文献：
[1]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M].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2]杨光斌.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与问题[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6（3）：30-37.
[3]Hall P A，Taylor R C 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J]. [4]Political Studies，1996，44（5）：936–957.
[5]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2版[M]. 华夏出版社，1999.
[6]涂尔干渠东. 社会分工论[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7]刘少杰. 国外社会学理论[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8]李荣荣. 从有机团结思考社会现实——读《社会分工论》[J]. 西北民族研究，2008（4）：50-54.
[9]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0]包刚升. 反思波兰尼《大转型》的九个命题[J]. 浙江社会科学，2014（6）：4-14.
[11]包刚升. 政治学通识[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2]王振民. 关于民主与宪政关系的再思考[J]. 中国法学，2009（5）：150-161.
[13]强世功. 中国宪政模式? 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J]. 中外法学，2012，24（5）：952-972.
作者简介：
李改从 1978年9月生人 女 河北省无极县人 中冶海外工程有限公司 100028 硕士研究生学历
论文作者:李改从
论文发表刊物:《基层建设》2019年第6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4/17
标签：制度论文; 社会论文; 包容性论文; 宪政论文; 国家论文; 权力论文; 政治制度论文; 《基层建设》2019年第6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