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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了翁的学术思想
谢桃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四川成都 610072)
摘 要 ：魏了翁是南宋中期蜀中的大学者，自来以他为著名的理学家。然而其青少年所学及在鹤山书院所教授者实为记览词章之学，尤其晚年撰著《九经要义》时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更与理学家的探求义理的思辨方法完全异趣。在理学成为时代学术思潮之际，他与理学家交往，并受影响，但在基本的理学观念上不仅与正统的程朱学派不同，还持以批评的态度。他为理学创始人向朝廷请求赐謚并取得成功，这仅是政治活动性质，并不具学术的意义，因此文章详细梳理魏了翁交往的理学家及其交往过程中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证明不能以理学概括魏了翁的思想，他亦非典型的理学家。
关键词 ：魏了翁；鹤山；学术思想；理学；儒学；经学
南宋初年濂洛一派理学逐渐发展为时代学术思潮，但尚具民间性质，其政治伦理的意义未被统治阶级认识，故继而在庆元元年(1195)被朝廷视为伪学并遭到严厉的禁黜。嘉定九年(1216)在学禁松弛之时，魏了翁向朝廷上书，请求为道学—理学创始者——周敦颐、程颢、程颐赐谥，稍后朝廷接受了此建议。这一举动使得魏了翁在理学上升为中国统治思想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他也因此被称为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清代初年黄宗羲以理学宗传的观念撰著《宋元学案》时特为魏了翁立了《鹤山学案》。中国新历史时期以来，随着地方学术文化的发展，蜀中学者开始较全面地阐释魏了翁思想的教育和文学意义，由此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关于魏了翁的学术思想，学者们多论述其理学思想，或以为其思想体现了儒家经学与理学的融合，或以为儒家经世致用的实学是其基本思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史》是将魏了翁列入《儒林传》的，而未将他列入《道学传》。史臣们虽然记述了魏了翁与理学的关系，却并不以他为典型的理学家。纵观魏了翁的著述所表现的思想，似不宜将它概括为理学思想，其学术思想是颇为复杂的，而且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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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南宋淳熙九年(1182)魏了翁五岁幼学发蒙，后经科举考试入仕，至嘉定八年(1216)三十八岁的三十四年间，他皆致力于词章之学，以应科举考试，并以之教授书院弟子。南宋初年，朝廷即确定以诗赋、经义取士，进士考试科目：“第一场诗赋各一首，习经义者本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并论一道；第三场并策三道。殿试策如之。”[1]北宋中期自王安石变法以来，科举考试罢去诗赋，南宋得以恢复。关于经义，在南宋初年采用程颐之洛学，但旋即用传统儒学。所以南宋中朝的科举考试仍试以诗赋和传统的儒学经义兼策论，这种应试学习魏了翁称为“词章之学”，重在诗赋。他幼小时学习“数与方名”，即学识字、算术及名物等幼学知识。十七岁时从乡贤章寅臣学习，“先生必迪以义理，语辄心解，似不以凡儿畜之”[2]。这是章先生启发其读书时注意章句的义理，并非讲述义理之学。庆元五年(1199)魏了翁参加廷试，本应为进士第一名，但因于策论中语及道学，遂以第三名录取。这是他对当时禁黜道学表示了不同意见而为朝廷所忌讳之故，并非阐发理学思想。嘉定三年(1201)魏了翁三十三岁，在家乡四川蒲江于春日建成鹤山书院，从学者甚众，此年秋学生参加四川类省试，王万以下七人入选，继后以科举入选者不断增加，在蜀中产生很大影响。稍后，魏了翁谈及书院弟子们之学习情况说：“是不过为务记览为文词，以规取利禄云尔。学云学云，记览文词云乎哉！”[3]他创办书院，指导弟子们学习的记览文词，实即按照科举考试科目为诗赋经义的要求而教授弟子，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从上所述，魏了翁自幼学、考试及创办书院所从事之学实为记览文词——诗赋经义之学，并非从事儒学家的义理之学。然而，此期间他曾与理学家们有所交往。
关于魏了翁与二江诸儒。蜀中学者虞刚简在南宋中期仕宦于四川各地，晚年在成都创办沧江书院，学者称沧江先生。沧江因成都二江(郫江即府河，流江即南河)之水呈苍色而得名。沧江书院自绍熙迄宝庆三年(1227)共存在三十年之久，旧址在今成都城东合江亭二江汇合处[4]。蜀人范仲黼，字文叔，因其曾在沧江书院讲学，故称其二江先生。庆元六年(1200)，魏了翁以佥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试西川幕府到成都任，得识虞刚简并与二江诸儒交往。二江诸儒传授南宋著名理学家南轩先生张栻之学。魏了翁曾在庆元三年(1197)应乡试，时二江诸儒之一的范荪任邛州太守，勉以“敛华就实”，希望魏了翁克服词章家浮华习气。魏了翁致谢表示：“窃以词章本童子篆刻，雕虫之技。道学乃儒者心地，汗马之勋。故功名成就，不在于孔翠照影之初，而气质变化，当观于异鸡反走之后。士而知此，天其舍诸？”[5]他开始看重道学的学术与现实的意义。当他在成都时谈到虞刚简与“成都范公文叔仲黼、季才荪、少才子长、少约子该、豫李思永修已、延平张子真士佺、汉嘉薛仲章绂、同郡陈叔达遇孙、李微之心传、贯之道传、唐安宋正仲德之、汉嘉邓元卿谏从，相与切磋义理之会。最后了翁试吏佐四川幕府，倾盖如故交”[6]。清代全祖望于《宋元学案》补修之《二江诸儒学案》，以为魏了翁之学乃“范氏所传”，并说“鹤山之初志学也，由先生(范少才)兄弟及薛符溪以得户门”[7]。全祖望肯定魏了翁是理学家，以为其理学之入门乃源自二江范氏兄弟，因而得出鹤山之学为范氏所传的结论。从有关资料考察，魏了翁与虞刚简及范氏兄弟仅属朋友交游，并无学术承传关系，也未由此间接传南轩之学，但受到当时理学思潮的影响则是可能的。
关于魏了翁与辅广和李方子。嘉泰四年(1204)魏了翁在朝以国子正召为武学博士，此年在都城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之高弟辅广和李方子相识。魏了翁记述：“甲子、乙丑年间(嘉泰四年、五年)与辅汉卿、李公晦邂逅于都城，即招二公时时同看朱子诸书，只数月间便觉记览词章皆不足以为学，于是取《六经》、《语》、《孟》字字读过，胸次愈觉开豁；前日之记览词章者，亦未尝不得力。”[8]魏了翁与辅广和李方子相识后，他们同看朱熹著作，互相交流心得，魏了翁感到义理之学才可算作学术，其意义胜于记览词章，但因有记览词章之基础则更能理解义理之学。这种交往对魏了翁的学术思想影响很大，使他开始学习朱熹之学，并与理学思潮发生学术联系。辅广，字汉卿，号潜庵，其先为赵州庆源人，南渡后居崇德(浙江桐乡)。师事吕祖谦及朱熹，晚年筑传贻书院教授学者，时称传贻先生。著有《诗童子同》《诗经叶韵考异》等，《朱子语录》存辅广录《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一卷，黄宗羲于《宋元学案》特立《潜庵学案》。魏了翁于嘉定元年(1208)在成都时将辅广录、朱熹语录交由度正刊行，并说：“开禧中，余始识辅汉卿于都城。汉卿从朱文公最久，尽得公平生语言文字。每过余，相与熟复诵味，辄移晷弗去。余既补外，汉卿悉举以相畀。嘉定元年，予留成都，度周卿请刻本以惠后学。”[9]这使朱子学在蜀中传播。李方子，字公晦，号果斋，福建邵武人，嘉定六年(1213)进士。《朱子语录》存李方子录《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一卷，著有《朱子年谱》《禹贡解》等，《宋史》列入《道学传》。魏了翁晚年为《朱子年谱》作序云：“吾友李公晦方子尝辑先生(朱熹)之年行，今高安洪使君友成为之锓木以广其传，高安之弟天成属予识其卷首。”[10]在序中魏了翁阐述了理学及朱熹学说的意义。魏了翁因与辅广和李方子的这种交往，以致《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遂以为：魏了翁“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此记述之误：一、以魏了翁之学出自辅广和李燔；二、将李方子误作李燔①；三、魏了翁在鹤山书院所讲授乃记览词章之学，并非义理之学。黄宗羲辨《宋史》之误云：
称取原料20 g，加入10倍水研磨，按3.1.1的最佳结果按2%投料量将重组胰蛋白酶投入，按2.3.2.4的方法酶解，恒温40，45，50，55 ℃,反应时间为30 min,将pH调节到8.0的条件下进行酶解，结果见表2。
为进一步落实新发展理念，结合水十条、河长制以及平安西江、平安北江建设的实施要求，为提高水上搜救机构、专业救助和社会化救助力量的联动协作水平，提升水上人命救助、船舶救援和水域防污应急处置能力，11月15日上午，佛山市举行2018年佛山市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习水上联合应急演习。佛山市政府高荣堂副秘书长等领导出席演练活动。
某向来多作《易》与《三礼》工夫，意欲似读《诗》、《记》之类为一书。比来山间温寻旧读，益觉今是昨非，安知数年后又不非今也？以此多惧，未暇轻有著述。又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28]
关于魏了翁与叶适。南宋理学家中叶适属于事功学派，注重学术的经世致用之效，为魏了翁前辈学者。开禧二年(1206)魏了翁由都城赴西川任，十二月路过金陵(南京)，时叶适任建康留守，魏了翁前往拜谒并上书云：“少长而稍闻先生长者之训，知圣贤之学，在于求仁、格物、居敬，精义以明，吾性分之所固有者耳……某今也行年二十有九矣……乞归田以‘师立’名其所居斋，拟求一语为志。侍郎(叶适)方以道学正宗，倡明后进，几有以警诲之。”[12]魏了翁请求叶适为其家乡之书斋“师立”题铭。叶适为作《师立斋铭》并云：“临邛魏华甫，自校书郎出守汉嘉，于是生二十九年矣。榜其斋曰‘师立’，而请为铭。”在铭文中，叶适勉以儒家“忠恕”之道云：“是二非一，必也贯之。曾参之忠，端木之恕，浩乎两间，何忧何惧！既思其易，复思共难；一篑苟止，无以为山。”[13]孔门弟子曾参将孔子之道概括为“忠恕”，叶适以为它为两种德行，曾参之忠，端木赐之恕是为学习榜样，将二者一以贯之，不能半途而废。由此可见叶适是强调传统儒家之道的，他与程朱理学家有所区别而且特别注重社会的事功。这种基本的观念甚与魏了翁的思想相符，所以他以为叶适是“道学正宗”。他与叶适的认识，显然影响到对事功的社会实践的重视。
从上述可见，魏了翁在三十八岁以前所接受的是传统的应试教育，致力于记览词章之学，即使在鹤山书院传授的亦是此学，而且他始终以此学见长，故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然而，此期时值理学成为时代学术思想，因为他在与理学家们的交往中感受到时代思想的影响，但促使其推动理学发展的契机却是吴猎请他作《成都府学三先生祠堂记》。
二
只要我们在专题性总结的过程中，将低起点的铺垫，问题链的方法和高立意的指向艺术地结合起来，就一定能让专题性总结课做到曲高和众！
周先生奋乎千有余载之下，超然自得，建图立书，本于《易》之太极，子思子之诚，以极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本之以中正仁义，贯显微，该体用。二程先生亲得其传，相与阐发精微。凡尧、舜、禹、汤、文、武，至于孔子、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复皦然大白于天下，使学者皆得以求端用力于斯焉。呜呼！元气之交会，而天运人事之相参，乃至如此，猗与盛哉！由是异人辈出，又为之推衍究极，至于朱氏、张氏，而三先生之蕴，亦几于发露无余矣。[15]
他在记中概括了宋代新儒学发展的重大意义，阐明了濂洛之学的渊源，并预示理学在学禁之后必将大明天下。这表明魏了翁对理学已有基本的较确切的认识，而且坚信它会有美好和远大的前景。此后他为促进朝廷对理学的重视，并使之成为统治思想而做出不懈的努力。因此他于嘉定九年(1216)敢于向朝廷提出为三先生请谥的建议。作《三先生祠堂记》在魏了翁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彭东焕认为：“吴猎祠三先生于府学，欲以理学风厉学子，此举对后世影响甚大。八年之后，了翁率先上疏，为周程三子请谥，受到士林关注，与《三先生祠堂记》撰写之大事前后照应，为魏了翁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之事。”[16]魏了翁为三先生请谥而作的《奏乞为周濂溪赐谥议》意味着要求朝廷为理学之禁平反，为理学恢复荣誉，希望朝廷认识理学对于国家治道的作用。他特别强调理学创始者们，“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其于一代之理乱，万世之明暗，所关系盖甚不浅”[17]。在奏议里同样不仅为三先生请谥，还请求朝廷褒奖朱熹和张栻。其中关于三先生的意义完全重申了《三先生祠堂记》所论。在魏了翁请谥之前五年，即嘉定九年(1211)学者李传道即要求宁宗皇帝为理学平反， “臣愿陛下特出明诏，崇尚此学，指言前日所禁之误，使天下晓然知圣意所在”，并着重阐明朱子之学的意义：
臣闻学莫急于致知，致知莫大于读书，书之当读者莫出于圣人之经，经之当先者莫要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讲朱熹有《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学者传之，所为择之精而语之详者，于是乎在。臣愿陛下诏有司取是四书，颁之大学，使诸生以次诵习，俟其通贯浃洽，然后次第以及诸经，务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为国家用。[18]
嘉定元年(1208)四月，吴猎以敷文阁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宋史》卷三九七《吴猎传》论其学术渊源云：“吴猎初从张栻学，乾道初，朱熹会栻于谭(湖南长沙)，猎又亲炙。湖湘之学一出于正，猎实表率之。”吴猎是宗尚南轩之学的，为濂洛之学的正传。当他到成都任后即在府学内建“三先生”——理学创始者周敦颐、程颢、程颐——祠堂并命魏了翁作记。魏了翁记述：“嘉定元年夏四月(吴猎)至成都，蜀士学于成都者，春秋试率数千人，弟子员五百余。公揭朱文公白鹿书院学规诲之，既又祠周程三先生于学，朱、张氏配焉。俾某记其事。”[14]魏了翁记云：
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而汲汲焉以看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凅也可立而待矣。[27]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自我朝周惇(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20]
从表2可以看出，47.78%的学生喜欢课堂上“经常做活动（做游戏、看中文电影）”，42.78%的学生认为汉语课“趣味性活动少”。可见，学生希望寓教于乐，学以致用。
发布诏书后，理宗又追封理学创始者，作《道统十三赞》，确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为儒家之道的承传系统。此后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在此过程中魏了翁的请谥活动起到了重要的首创作用，因而被誉为著名的理学家。
纵观魏了翁的著述，其关于理学并无专门的形上学的纯思辨的探讨，其对理学的认识散见诸文，未构成系统的理论。他对于理学并不专主一家，尤其在有关论述中可见其认识与理学正宗的程朱学派颇为相异，兹试作简述。
理学与传统儒学的关系，程朱学派很强调理学家发现儒家圣人不传之秘，尤其看中《四书》的意义。魏了翁则宗尚《六经》，将理学视为传统的儒家学说。他认为：“夫所谓伊洛之学，非伊洛之学也；洙泗之学，也非洙泗之学也，天下万世之学也。索诸天地万物之奥，而父子夫妇之常不能违也；约诸日用饮食之近，而鬼神阴阳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以《六经》《语》《孟》为本，使人即事即物，穷理以致其知，而近思反求，精体实践，期不失本心焉耳。”[21]211程朱学派发现《中庸》阐述了儒家之道，并以为是孔门传授心法之著，所以主张“以《中庸》为宗，以诚敬为教”，魏了翁反对此说。他认为《周易》的乾坤卦即具此理，“中庸诚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则，古今至实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极，圣贤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22]。程颐以“理”为宇宙万物本源，朱熹以“理”与“气”为本源。魏了翁则认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23]因此他的始基观念不同于程朱学派而是接受了陆九渊的心学观念，以“心”为始基。关于体与用的关系，张载以为“仁”是体，“义”是用；胡宏以为“性”为体，“心”为用。魏了翁则主张体用一致，他曾与友人李心传说：“《六经》、《语》、《孟》发多少义理，不曾有体用二字，逮后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废言，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来才说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别寻一字换。”[24]589魏了翁认为以体用的概念谈义理并不妥当，似应寻到更确切的概念。关于“理”与“欲”的问题，程朱学派均主张“兴天理，灭人欲”，甚至主张“无欲”，他们认为人之本性乃禀赋天理，人之情而产生欲，灭人欲则可使天理复归。魏了翁则认为：“情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则性者静，情者动。”[25]443他将情欲区分为善与不善两种，以为“欲恶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谓头绪。饮食男女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绪也；死亡贫苦，是人心所恶之大端也”[26]413。这样“饮食男女”应是人的基本需要，是合理的，不应当作为被灭的对象，只应所有节制而已。关于德治与法治问题，传统的儒家和理学家都坚持以德治国，而所谓德治实即以儒家之道治国。魏了翁曾批评王安石变法，以为其失败是只懂得以法治国，而不懂得“道与法不可离”。他在试院时听到臣僚们亦主张“纯任法以为治”之论而批评云：“不知道法二字，元不可离，有不可易之道方是法，法不出于道成甚法。道如何行，有法以行之。三百六十官，邦国都鄙，祭祀宾客，截然有条，未尝无道在其中，若是无法，则纪纲制度都无。”[24]600从上述可见，在理学的基本理论中关于理学与传统儒学、宇宙的始基观念、体用的关系、理与欲的关系、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魏子翁的认识是与正宗的程朱学派相异的。他在学术思想上倾向于传统的儒家学派，特别重视儒家的《六经》，但同时又受时代理学思潮的影响而杂取了一些理学观念，所以他并非典型的理学家。
三
理学家的宗传不同，派系各异，但他们仍以谈道德性命为主，皆主张“兴天理，灭人欲”，强调自我的道德完善，而且他们治学以思辩见长，着重探讨儒学的义理，故又称理学为义理之学。朱熹说：
1.3.1 A组31例患儿采用携脉冲式胰岛素泵给予持续胰岛素泵注射给药,先对患儿局部皮肤进行常规清洁、消毒,女性选择下腹部为注射部位,男性选择上腹部为注射部位,注射过程中应避开脐四周4.5厘米,泵入针头应刺入患儿皮下组织并使用帖膜进行固定,患儿基础给药剂量为0.49 U/kg,基础使用率在50%左右,并在患儿三餐前、后2小时监测血糖,依据患儿餐前血糖检测水平决定胰岛素给药量。
将魏了翁与李传道的奏议相比较，不难发现李氏对理学的认识更为深刻，其从学术角度阐发理学在修身接物和为国家培养人才上的意义，魏了翁则着重阐述理学的社会政治伦理意义，因此魏了翁的奏议受到朝廷的关注。嘉定十年(1217)，魏了翁再上《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谥议》此次于三先生之后增加了张载。嘉定十三年(1220)朝廷完全接受魏了翁的建议，追谥周敦颐为元公，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张载为明公。朝廷特以谥告录副本以付原奏请官，魏了翁甚为感激，立即上《谢周程三先生赐谥表》，并将谥告刻石龛置潼川府学，摹刻印行以传，“臣谓是举也，百年间鸿儒硕士偶未言及，今乃白发于一介外小臣，而圣断高明，不以人废，亶谓盛典。然而，郡国邸吏，不得而传也，臣虑四方学者未能遍睹，则无以仰称圣上崇儒重道之旨，乃摹勒乐石龛置潼川教官，复锓板以广其传，俾凡承学之士有观焉”[19]。自此理学不再是“伪学”，而是得到统治阶级的肯定和提倡，作为一种时代学术思想，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发生重大影响，以致各地纷纷设祠堂以纪念理学的创始者们。魏了翁继而陆续作了《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道州宁远县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记》《长沙县周先生祠堂记》《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等。理学作为国家治道的理论基础，上升为统治思想的标志是南宋淳祐元年(1241)理宗皇帝发布的诏书：
故可以将考古今治乱、典章制度及名物训诂之学称为实学，其方法以重事实考据，故为实证方法。朱熹认为治学当先明义理，再从事实证，义理乃实证之源。然而，若对经典的解读在不明字义章句以及史事制度的情况下而直探义理，以思辨方法治学则必然流于空疏。南宋以来许多理学家仅重视《四书》，熟读语录，出现空谈义理的弊病。朱熹之说恰为本末倒置，但他之成为理学集大成者，并非因仅谈义理，他实际上在著述中是具有实证精神的。若按照南宋理学家普遍空谈义理的倾向来看，魏了翁治学与理学家是完全异趣的。
宝庆元年(1225)，魏了翁四十八岁在朝权尚书工部侍郎，十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十一月受到朝臣弹劾，追降朝请郎遣往靖州(湖南靖县)居住。次年夏五月至靖州贬所，随即在城东纯福坡建成鹤山书院教授弟子并与友人讲学，绍定四年(1231)六月朝廷诏魏了翁官复原职。在靖州的六年间，魏了翁认真研读儒家经典，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周礼》《论语》《孟子》，它们自唐代以来作为国家要求士子必读的经典。魏了翁的《九经要义》今存：《周易要义》十卷，《四库全书》经部；《尚书要义》十七卷，《四库全书》经部；《仪礼要义》五十卷，《四库全书》经部；《春秋左传要义》三十一卷， 《四库全书》经部；《礼记要义》三十三卷，《四部丛刊续编》；《毛诗要义》二十卷，《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周礼折衷》二卷，《鹤山集》存。佚《论语要义》和《孟子要义》。此外还完成了《经外杂抄》二卷和《古今考》一卷，这奠定了他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成为一位真正的学者。他为什么要利用闲退时间系统研究儒家经典呢？他说：
关于辅广之学的传承，黄宗羲谈到其入闽、入东浙的情况以及明代初年其族祖黄菊东尚接其传。黄宗羲之子黄百家却以为辅广之学之传“蜀则有魏鹤山了翁”。全祖望补订《鹤山学案序录》称，“嘉定而后，私淑朱(熹)张(栻)之学者，曰鹤山魏文靖公”，并在《魏山学案表》标明鹤山之学的师承渊源为“潜庵(辅广)、宏斋(李燔)讲友，范氏(范少才)所传，晦翁(朱熹)、南轩(张栻)私淑”。现从黄宗羲关于魏了翁学术渊源的论断来看，其理解是与事实相符的，而黄百家与全祖望则为强调理学宗传关系而作了牵强附会的推测。
他曾读过理学家著作，特别是朱熹的著作，也阅读经师门对经典的解说，但却认为必须深研原典，才可能理解得真切，才可能见到“活精神”。他研究儒家经典，并不专致义理的思辨，而是采取了与理学家们相异的实证方法，因而对友人说：“要一字一义不放过，则面前何限合理会处。且如先王礼乐刑政，始变于宣、幽、平，浸微于春秋，浸减于战国，大坏于秦，不能复于汉，而尽亡于刘石(宋，刘裕；后赵，石勒)之乱。今童从残编中搜讨，于孔、毛、王、郑、伏、杜诸儒封注中参求。古今之物，称谓各异，风气亦殊，汉去古来远，诸儒已是臆度悬料……其不可忽者音训声韵，偏旁点画，往往诸儒所未及。”[29]他既不满意汉以来经师的臆测，也不认可理学家的空谈，力主实事求是去理解原典而求真知。魏了翁治经将其在读原典时发现的疑义，例如事实、名物制度、字义、字音等问题，参考汉代郑玄及唐代孔颖达的注疏以及历代诸家之解说，加以比较、辨析，概括精要之义，并表达自己的见解，使各个疑义得以简要明确的解释，这就是所得的“要义”。本文对其方法进行了概括。
旧志言魏文靖公出先生(辅广)门。案文靖跋文公与先生帖(魏了翁《跋朱文公所与辅汉卿帖》，《鹤山集》卷六二)云：“亡友汉卿，端方而沉硕，文公深所许可。”此可证其非弟子矣。其为此言者，文靖由先生而得文公之书。《宋史·文靖列传》影响其词，谓了翁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盖本文靖《语类序》(《朱文翁语类序》)而分疏不详。志则本《宋史》而展转失实。文靖于先生与敬子(李燔)，皆友而非师也。[11]
第一，以历史研究的方法考察事实。《月令》为《礼记》之篇名，相传为周公所作，实为秦汉间人抄合《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首章，收入《礼记》。魏了翁经考辨认为《月令》不合周法，亦非吕不韦作，他说：“案吕不韦集诸儒士著为十二月纪，合十余万言，名为《吕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与此文同，是一证也。又周无大尉，唯秦官有大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证也。又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终十月为授朔，此是时不合周法，三证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气则用大裘、乘玉辂、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饰车旗并依时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证也。故郑(玄)云：‘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吕不韦死，二十六年并天下，然后以十月为岁首。岁首用十月，时不韦已死十五年，而不韦不得以十月为正。”[26]229-230这是以史学的方法对史料的考辨。此外，《周易要义》里的《大衍即天地数与王韩异》，《尚书要义》中的《禹加大字并尧舜等皆为虞书此舜史所录》《文王即位年四十七故言中身》《殷纪太戎太甲孙世表云太甲子必有一误》《此经四代之官与周礼异》，《春秋左传要义》中的《汉儒杂取公谷以释左无惟杜氏专门》《左传传授源流》《死后赐族乃正法生赐非礼》《江淮二水源流》《晋去治邑八百里故云甸侯》，《礼记要义》中的《武王追王周公改葬》《诸侯礼法从周孔子躬行杂取》《乐礼分合源流》《王制是秦汉时作》等，都是以史学方法探讨经典所涉之史事的。
第二，以文献学的方法辨析解说经典之误。春秋时期诸侯盟会及士大夫宴饮皆习惯赋诗言志，将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通过吟诵古诗以见意，于是往往出现所赋之诗被曲解而与诗之原意相异的情况，即断章取义。《古文孝经·开宗明义》“《大雅》云亡”汉孔安国传：“断章取谊(义)，上下相成。”《中庸》被理学家认为子思述孔子之著，从中可见圣人不传之秘，故极为神圣，但魏了翁却发现第三十三章八处引用《诗经》皆属断章取义，尤其是他们乃儒家圣人之所为，他对此作了辨析。《中庸》“《诗》曰‘衣锦尚
’，恶其文之著也”，魏了翁辩云：“《卫风·硕人》之篇，美庄姜之诗，言庄姜出嫁在途，衣着锦衣，为其文之大者，尚着襌加于锦衣之上。襌也，以单縠为衣，尚以覆锦衣也。案诗本文云‘衣锦褧裳’，此云‘尚’者，断截诗文也。又俗本云‘衣锦褧裳’又与定本不同。”又《中庸》“诗曰‘奏假无言，时糜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魏了翁辩云：“此《商颂·烈祖》之篇，美成汤之诗，诗文本云‘鬷假无言’，此言‘奏假’者，与诗文异也。假，大也，言祭成汤之时，奏此大乐于宗庙之中，人皆肃敬，无有喧哗之言；所以然者，时既太平，无有争讼之事，故无言也。引证君子不言而民信。”又《中庸》“‘予怀明德，不太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化民，末也’”(“子曰”，朱熹以为乃孔子之言)。魏子翁辩云：“此《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诗。予，我也；怀，归也，言天谓文王曰我归就尔之明德。所以归之者，以文王不作音声，以为严厉之色，故归之。记者引之，证君子亦不作大音声，以为严厉之色与文王同也。”[25]462-463朱熹关于《中庸》第三十三章译云：“子思因前章极致之言，反求其本，复自下学为己谨独之事，推而言之，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赞其妙，至于无声无臭而后已焉。”[30]魏了翁对此章所引八诗皆经考辩而认为是断章取义，这实际上表明孔子、子思，引诗皆背离诗之本义，而朱熹对此亦未发现其误。此外，如《周易要义》中的《象在经体后辅嗣好分附爻下》《韩注以道为无一阴一阳亦为无》，《尚书要义》中的《泰誓始出之时及古今文真伪》《诸儒尚书篇卷》《五服王就孔用鲁语与马郑王异》，《礼记要义》中的《一戎衣郑作壹戎殷与书异》《汉时禁纬候故六经皆谓之说》，《仪礼要义》中的《郑氏注》《老者谓致仕大人郑诸解各异》等，皆是以文献学的方法辨析经典及诸儒解说之误。
在中国经学史上，《九经要义》是很独特的，它实为每一经典的系统的学术札记，解决了阅读时可能遇到的传注情况、疑难事实、名物制度和文字等诸多问题，并不注重义理的探究，而重在知识层面上启发读者了解原典以开启门径之著作，其学术价值即在于此。
第三，以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法解经，并辨诸家解说之误。魏了翁于小学功底深厚，他曾作有《李焘说文解字五音谱序》和《读徐锴说文注按语》，故研讨儒家经典注意从文字、音韵、字义对原典之义作出阐释。关于“极”与“经”之义，他说：“极，本无中义，到中不便可过，不可过便是穷极。如斗极、屋极。洛是为天下之中，是四方所取正之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是也。此极字，至朱文公发明，始分晓。经字，是经之营之，经画也。言经则纬在，其中《九经》、《九纬》是也。经常、经界，皆此等经。后人只此一字尚存，若权字便错看。”[31]此外，《周易要义》中的《释卦名义象体及卦德》《观卦中或音官或去声读》《上下经辞取系属之义又音系》，《尚书要义》中的《释九族百姓万邦》，《春秋左传要义》中的《贾贺释春秋二字未当》《传解霖字疑经脱二字》《道方九轨曰逵刘炫谓九道交出》《释女家男室》，《礼记要义》中的《诸经内纯字郑或为丝或为色》，《礼记要义》中的《妻子为帑鸟尾为帑》等，皆体现魏了翁研治经典时努力做到一字一义不放过的认真态度。
魏了翁曾长期致力于记览词章之学，以此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并以此教授弟子。在此过程中儒家经典《九经》是当时士子必学的，因此他有基本的儒学修养。当理学成为南宋学术思潮时，他也吸收了理学思想，但不宗一派，杂取各家，却又对正宗的程朱学派的学术观点保持异议和批评。他将理学认为是传统儒学的承继和发展，因不满南宋以来，特别是庆元学禁以来对理学的禁黜，而在学禁松弛之时为恢复理学的荣誉而力争为理学创始者请谥。这种请谥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客观上却推动了理学上升为统治思想。我们从其请谥的内容可见政治意义远甚于学术思想意义，尤其是他治经学的实证方法是与理学家纯粹探究义理的倾向完全不同的。理学在理学家们看来是学术中的“正学”。宝庆元年(1225)二月，魏了翁向理宗皇帝阐明“正学”的意义：
开阐正学，使人人知其为礼义廉耻之实，知有君臣父子之亲，知此身之灵于物而异于禽兽也，则见得必思义，见危必致命。[21]211
这完全是从汉代专崇儒术以来的传统的儒学观点，是不同于理学家观点的。魏了翁去世之后，吴潜总结其学术云：
研究了接种量对Y17aM3生长及生产RNA的影响，结果如图11。随着接种量逐渐增加，Y17aM3生产RNA含量逐渐提高，大于10%时Y17aM3生产RNA含量逐渐降低。因此最适接种量为10%，此时Y17aM3生长 OD600最高为 15，RNA产量最高达到 112 mg-RNA/g-DCW。
对待学生的微型日记，教师在审阅和评价时应注意语言和方法。评价应以鼓励为主，以欣赏的眼光找出学生日记中的闪光点，增强他们写作的信心。对于不足之处，应委婉指出。如：“你描写得十分详细，如果能够进一步突出重点就更好了！”“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很强，如果能多运用一些修辞手法将会更棒！”通过这样积极的评价，将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写作动力。
(魏了翁)尝曰：“学必本《六经》之谓正学，道必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谓正道。彼邪说诐行是乃荆榛，辟而通之，则理到文醇矣。”至于天文、地理、礼乐、律历、官制、兵法、典章文物，(公)莫不究极，洒洒好辨白黑而数一二。潜益信公根极学问，枝叶文章，落陈启新，翼华致实，天出神入，不可羁控，此岂偶然之故哉！[32]
吴潜的评价极高，可见在他看来，魏了翁是一位具有纯正儒学思想的渊博的大学者。应特别注意《四库全书》编者对魏了翁的评价：
办研究通过对45例患者自然流产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可得出结论:全面了解自然流产的相关因素,及时给予针对性处理,能够提高临床疗效,促进患者身体的恢复,具有临床价值。
南宋之衰，学派变为门户，诗派变为江湖。了翁容与其间，独以穷经学古，自为一家……其天资本自绝异，故中年以后，覃思经术，造诣益深，所作醇正有法，而迂徐宕折，出乎自然，绝不染江湖游士叫嚣狂诞之风，亦不染讲学诸儒(理学家)空疏拘腐之病，在南宋中叶可谓翛然于流俗外矣。[33]
从上述可见，不能简单地将魏了翁的思想概括为理学思想，也不宜将他定位为著名的理学家。他是一位穷经学古，醇正有法的博学而崇尚事功的卓有成就的大学者。其学术思想是极丰富的，值得进一步探讨。
注释 ：
①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绍熙元年(1190)进士。曾从朱熹向学。事迹见《宋史》卷四三○《道学传》，《宋元学案》卷六九《沧州诸儒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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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朱熹.中庸章句集注 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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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ei Liaoweng ’s Academic Thought
XIE Tao-fa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072，China )
Abstract :Wei Liaoweng was a great scholar of Shu in the middl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and he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as a famous Neo-Confucianist.However，what he learned in his youth and what he taught in Heshan Academy was actually the study of memorizing words and chapters；especially the empirical method used in his later years when he wrote The Essentials of the Nine Classics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speculative method of Neo-Confucianists to explore righteousness and reason.When Neo-Confucianism became an academic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times，he interacted with and was influenced by Neo-Confucianists，but he was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the orthodox Cheng-Zhu School in basic concepts of Neo-Confucianism，but also held a critical attitude.For the founder of Neo-Confucianism，he asked the imperial court for approval and succeeded.This is only a political activity without academic significance.The article explains in detail the Neo-Confucianists who Wei Liaoweng communicated wi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Neo-Confucianism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proving that Wei Liaoweng’s thoughts cannot be summarized in Neo-Confucianism and he is not a typical Neo-Confucianist.
Key words ：Wei Liaoweng；Heshan；academic thought；Neo-Confucianism；Confucianism；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中图分类号 ：B244.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05(2019)01-0024-09
doi :10 .19642 /j .issn .1672-8505 .2019 .01 .004
收稿日期 ：2018-11-01
作者简介 ：谢桃坊(1935—)，男，研究员，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国学。
引用格式 ：谢桃坊.论魏了翁的学术思想[J].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8(1):24-32.
[责任编辑 侯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