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党内令人忧虑的庸俗作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论文,庸俗论文,忧虑论文,作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当前，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但必须看到，党内某些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为上也表现出来某些令人忧虑的庸俗作风，已经严重损害了我们党的形象，削弱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引起重视，认真加以克服。
其一，把“听话”奉为一种美德。我们党是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战斗力的党。为了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特别是为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稍纵即逝的生存和发展时机，党必须强调铁的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必须做到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革命年代，我们党就是靠高度的集中性和铁的纪律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转入建设时期后，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变了，任务变了，因而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党的作风和纪律也必须随之改变，党内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实现好这一转变。反右派斗争中把那些敢于直言、“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后来又把当时党内对形势等问题的不同看法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更把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斥之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置法律于不顾，把这些“不听话”的人统统打倒，人们只剩下“听话”这一项权利了。“听话”成了有党性的体现，而且在严酷的反复斗争中，人们发现“听话”才是保护自己免遭灾祸的最佳选择，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把“听话”作为一种“美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情况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制度建设上的不健全，封建家长制的遗毒仍然很深。不少领导喜欢听好话、顺耳的话，喜欢“听话”的干部，而对于那些敢于特立独行、有独到见解并坚持己见的干部往往看不顺眼，并且以“出风头”、“不听使唤”、“骄傲自满”之名而拒之千里。于是，在党内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听话”的平庸之辈，往往得提拔重用，有见解、有能力的干部却被晾在一边。
其二，惟“一把手”马首是瞻。在党内，按党的规定，一个领导班子的“班长”（一把手）与班子的其他成员是平等的，都只有一票的表决权，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集体讨论，然后作出决定，我们把这叫做民主集中制的体现。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分析的那样：“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329页）就是说，党内事实上存在着“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这个问题“文革”前和“文革”中十分严重，现在也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我们在使用干部上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选拔制和任用制，即便在近几年辅之以民主推荐，也没有改变“一把手”在任命干部问题上的决定权。“一把手”从某种程度上说掌握了干部升迁调动的定夺之权。一个现实的政治逻辑是，谁授予权力，被授予者就听谁的话，就忠于谁，久而久之，一个领导集团的成员与“一把手”的关系就会成为人身依附关系，一切都看“一把手”眼色行事。谁敢与“一把手”争高低，论是非，讲平等，不用说给你穿小鞋，就是留个坏印象，也几乎可以毁掉一个人的政治前程，最起码也会以各种理由把你“交流”出去。这样就使干部学会了一种政治技巧，这就是惟“一把手”马首是瞻，而且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成为一种惯性。
其三，套话、空话、大话满天飞。套话、空话、大话之所以满天飞，而且盛行不衰，主要是为了政治上保险，这是“文革”中因言定罪造成的严重后果，其流毒很深。久而久之人们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还未开口，先要考虑每句话上级讲过没有，文件写过没有，大家只说些别人说过因而可以说的话，绝不说半句别人没有说过、但应该说的话。同时套话、空话、大话说起来不用费脑筋，不用费力气，而且说大话还可以讨人喜欢，可以获得思想解放、敢于创新、政绩卓著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
其四，跑官要官，不绝于途。有些人认为，要当官，要得到升迁，虽然要靠自己勤奋工作，靠政绩，但主要靠机遇，靠人际关系。他们觉得，对影响自己升迁的人，尤其是对自己的命运起决定作用的人，必须建立紧密联系和深厚情谊。这就必须去跑去要，而且要得“合理”，跑得“高明”。我们常常听到一种抱怨“老实人吃亏”，这里所谓老实人就是指那些不跑不要的人，他们吃亏就吃在不跑不要，他们永远在领导的视野之外而得不到升迁。跑官要官的人的处世哲学有其现实性的根源。
其五，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以不得罪人为最佳取向。党内个别人不是以党的事业和原则为最高原则，而是以保护自己为最高原则，而保护自己就不能伤害别人。为了保护自己，他们熟练地掌握了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政治技巧，这就是在对立的双方中严守中立，在是与非的问题上尽可能保持沉默。如果非要表态，又不愿意违心，则装糊涂或发表一些模棱两可的意见。在讨论干部的会议上，他们慎而又慎，绝不发表不同意见。如果遇到棘手的问题，有人找上门来，往往以最好的态度和模糊的言词虚以应付，表示同情又不解决问题。这样做不仅可以落个忠厚谦虚的美名，还赢得了人缘，为自己的晋升增加了筹码，选票一定会多。谁如果“不识时务”，敢于公开站在正确的一边，讲真话，讲直话，支持正确的，批评错误的，必倒霉无疑。表面上看，得罪的是一两个人，实际上可能得罪了一大群人，特别是一些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者，绝没有“好果子吃”。
上述庸俗现象不是我们党的主流，更不是我们党的本质，但它的确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现象。如果任其蔓延，就可能葬送我们党的生命和事业。因此，我们不能对这种现象视而不见，或习以为常。全党要共同努力，通过改革和健全党的各种制度，通过长期的努力，下决心改掉这些腐朽作风，培育一种新的求真务实、健康向上的作风，把我们党建成一个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党。
首先，发扬党内民主，并把党内民主制度化、法制化，把党内生活纳入法治轨道，消除家长制的流毒和影响。如果我们一方面讲民主，一方面又给个人的随意性留下很大的空间，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人身依附只能越来越严重，人们无法跳出惟“一把手”是听的怪圈。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集中，反对权威，反对个人说话算数，但是这种集中、权威、拍板，必须建立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必须受民主与法制的制约。为此必须有一种健全的机制，当领导人一旦出现个人专断、破坏民主和法制等行为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党内的民主是不够的，更不用说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而党的活力，党经受各种风险的力量源泉，则取决于党内民主的扩大，以及党内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这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一项根本性建设。
其次，改革党的用人制度。这是与党内民主建设紧密相连的。我们对干部的任用长期实行的主要是选任制，这种制度的主要弊端是选拔面比较窄，公开公正性不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对这一用人制度进行了许多方面的改革，其主要办法是扩大用人上的民主渠道，增加用人上的透明度，提高用人上的公正、公平、公开的程度等。应该说，这是我们党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消除党内的庸俗腐朽作风必将产生积极影响。但这方面的改革还要加大力度，继续推进。
再次，在党内大力倡导理论创新和讲真话。我们历来都讲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既要捍卫又要创新。但对后者往往强调得不多，阐述得不够，因而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坚持不坚持是立场问题、根本政治态度问题。而在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方面不敢存疑，不敢批判，不敢扬弃。要在党内树立创新和讲真话的新风，光靠提倡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靠制度保证，努力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要通过改革，克服创新在体制上的种种障碍，在党内形成自由讨论、敢讲真话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