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国家观与社会管理思想的有机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管理思想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理论上专门研究了国家问题，写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十月革命后，列宁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巩固和建设国家，即新生的国家如何对社会进行管理。从历史本身来看，确实如此，而从列宁思想的连贯性来看，就不能把列宁对国家问题的研究和对社会管理问题的研究分开，而只能从一个有机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但是，无论西方学者还是我国的学者在研究列宁这两方面的思想时，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列菲弗尔是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他在研究列宁的这两方面的思想时，不仅把二者分开，而且把列宁关于国家管理的思想作为反对列宁早期国家观的一个依据。在《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书中，列菲弗尔把列宁的这两个方面的思想看作是对立的，认为“列宁思想的突然拐弯就像出现的一个曲折的通道一样，切断了原来的路线。”[1](p199) 列宁的什么思想突然拐弯了呢？他指的就是列宁关于国家的思想，认为列宁在1917年坚持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而在两年之后，列宁不再提及国家的“立即消亡”，而是附加了一个未来时的条件，“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自己来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只有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一部分人挨饿的现象，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任何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2](p4O) 列菲弗尔认为，列宁这时不再坚持立即废除国家，并且，在苏俄社会建设的初期出现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国家，一个与列宁常思考的摧毁现存的国家、建立一个正在消亡的国家相反的结果。
列菲弗尔的这种错误观点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割裂了列宁在国家和社会管理问题上的统一，他把列宁的国家观归结为国家立即消亡，而否定列宁对两种类型国家不同本质的区分。作为旧有的剥削类型的国家，列宁坚持必须尽可能快地“炸毁”，而对于新型的国家，必须有一个“过渡期”。即使是在强调“过渡期”时，列宁也没有否定“国家消亡”这个基本思想，这是在国家问题上与布哈林争论的过程中，对布哈林思想的汲取。但是，列宁和布哈林都认识到作为新型国家“过渡期”的必要性，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国家。列宁把这一点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把握了马克思国家实质的一个基本标准：“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3](p140)
我国学者虽然没有像列菲弗尔那样割裂列宁的思想，但也没能从有机整体的角度来理解，很多人总是认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研究国家问题时，尽管分析了国家的经济职能，但这不是列宁管理思想的明确表达；列宁社会管理思想的明确表达，主要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建设过程中。所以，我国学者在研究列宁的社会管理思想时，只是从“面”上来考察。有些学者只抓住列宁社会管理思想中的具体措施和方法，认为列宁的社会管理思想体现在：管理的激励和效益原则、集中领导与民主管理的结合、实行责任制、同官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对管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学习管理知识从而成为管理的内行等几个方面；有些学者依据列宁提出的“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社会主义”这一建设苏俄的著名公式，强调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产阶级专家方面的思想智慧，特别是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专家问题上的见解，包括发展生产力要“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资产阶级专家同广大群众的结合是“通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桥梁”、资产阶级专家代表“最大限度的管理效率”、用高薪吸引资产阶级专家等。这些理论研究虽然反映了列宁对社会建设所制定的各种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展示了列宁关于苏俄社会建设的具体措施。但是，这种理论研究的方式是简单的，由于缺少理论根基，所以只能得出浅显的结论。
透过列宁对国家问题的论述和他所制定并实施的各种方针政策，可以发现，列宁的国家观与社会管理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他专门研究国家问题时，贯穿着社会管理的内容，强调社会管理是国家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专门论述社会管理问题时，又贯穿着国家的基本思想，强调国家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巨大意义。这两个方面的思想是有机统一的，只有从这种有机统一体的角度才能从深层次理解列宁的国家观与社会管理思想。如果忽视列宁国家理论中的社会管理思想，或者忽视列宁社会管理思想中的国家理论，就不能认识列宁对国家问题进行探索的现实意义，就不能把握他所制定实施的各种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托。列宁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来推进俄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因此，厘清列宁的国家观与社会管理思想的关系，对理解列宁思想的完整性和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二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研究国家问题时是如何论述社会管理问题的呢？列宁从国家的一般问题入手，先揭示国家的本质，即国家的暴力和反动性。他从三个方面逐层展开：1.国家的本性是什么？国家是一个通过暴力、一个棍棒到大炮实行统治的人的集团，是一种维持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2.资产阶级在国家问题上是如何骗人的？资产阶级把国家宣扬为全民的政权，是为全民服务的工具，而很多人又相信这种骗人的谎言，分辨不出这些只是“陈腐的童话”，并且迷信般地崇拜资产阶级的国家；3.无产阶级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要把资产阶级国家的这个机器摈弃，否则，无产阶级就不能彻底改变社会，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算是革命。列宁在国家问题上的这三层思想，是对恩格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曾说：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弃为止。
接下来，列宁从新型国家管理社会的方式和进行管理的措施来展示他的管理思想。新型国家管理社会的方式是什么呢？“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佣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3](p202) 这就是作为“过渡性”的新型国家在集中领导经济、管理社会的具体形式，是列宁对即将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如何进行社会管理的理论探索。列宁的这些思想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所具有的经济职能的论述更具体和清晰地凸显出来了。
列宁不仅从理论上对国家的管理问题进行论证，而且进一步设想管理的具体制度，在所有制、生产、商品交换和分配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设想：在所有制方面，逐步地实行土地、银行和大工业国有化的措施，在此基础上，实行国家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统计和监督；在生产方面，国家不仅直接管理经济，而且直接组织、指挥生产，“坚决实行全国范围的经济生活的集中化”，建立起“国家的生产”，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工厂，一个使几百万人都必须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和调整；在商品交换方面，取消市场，禁止私人交换，并打算取消商品货币，向产品交换过渡；在分配方面，国家对居民消费按计划实行统一分配，要求全国公民都必须加入当地的消费合作社，每个消费合作社除了采购和分配产品以外，还要经营当地产品的销售，而私人如果没有供给委员会的书面证明，则不许运输和买卖任何产品。
并且，列宁把社会管理与国家的消亡结合起来，从社会管理的角度预测国家的消亡，列宁说：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独立地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3](p203)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
这就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在揭示国家本质的同时，关于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主要内容。列宁的这一思想，也同样受到了列菲弗尔的指责，他把列宁这方面的思想嘲笑为一种幼稚的空想：“难道列宁真的相信一个家庭妇女、一个厨娘不久可以领导国家吗？这种空话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不再有厨娘，或者是不再有国家。但如果还有厨娘和一个国家，厨娘是不可能领导国家的。”[1](p202) 并以此攻击列宁的理论“是一种何等便当的唯理论，强行的和狂热的政治化把整个经济概念都搞糊涂了，他对生产组织的整个思考使人感觉到好像用空话就可以解决的一件事，而在表现先进的上层建筑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方面又是多么矛盾！”[1](p201) 在这里，列菲弗尔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等同于过去的少数人剥削和压迫多数人的工具，这就否定了新型国家不同于旧有国家的新的历史使命，这种新的历史使命就是对社会进行更有效的管理。
三
事实证明，列宁的思想并不像列菲弗尔所指责的那样是一种空想，在十月革命刚刚成功之后，列宁就以这一思想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这一理论的准确性，“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4](p208) 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经济具有主要的意义”。这是一个质的转变，一个全新的转变，新型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不仅需要掌握坚强有力的国家暴力机器，更要通过国家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迅速发展经济。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中，列宁明确指出：提到日程上来的主要任务是如何管理俄国。组织正确的管理，坚定不移地执行苏维埃政权的决议，这就是苏维埃的迫切任务，这就是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取得完全胜利的条件。这种类型的国家只是以法令形式宣告成立是不够的，只是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实际地组织好，并且通过正规的、日常的管理工作加以检验。
列宁对这种新的实践不断地进行探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就是这种探索的反映。虽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是有重大区别的社会发展战略模式，但是，作为列宁的思想产物，二者始终贯穿着一条不变的主线，这条主线就是国家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尽管国家在这两种模式中起作用的方式和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列宁关于如何管理社会的最初设想，被称为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是列宁曾设想的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消灭商品经济，建立起直接由国家统一对产品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制度。这种政策的具体措施是：在粮食问题上采取“余粮收集制”，国家实行粮食垄断；在交换和分配问题上，禁止贸易自由，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自由贸易，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和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等。从这些措施来看，列宁是想通过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来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采取共产主义的管理方法，这是最大程度的发挥国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的体现，是国家观在实践上的直接运用。
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践结果，使列宁认识到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试图用无产阶级国家下命令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直接过渡”，不仅不能达到目的，相反会阻碍社会过渡的进程。所以，1921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果断地废除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采取了新经济政策。
根据新经济政策，小农、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私营企业主等等，可以自由地组织生产和经营，国有企业也获得了许多自主经营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如何实现对经济活动的管理？为此，列宁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活动，形成和提出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的核心就是在理论上说明为什么和如何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在新的道路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指的是与宗法式的、在很大程度上的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经济和社会主义并存的一种社会经济成分。这种社会经济成分包括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作社等几种基本形式。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既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也可以存在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中，因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取决于国家为谁的利益服务，“在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仍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5](p50) 为什么新型国家能够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联合和并存呢？因为“作为新经济政策要素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拥有资产阶级政府的那些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大不相同，即在我们这里代表国家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能够取得农民完全信任的无产阶级。”[6](p290)这样，列宁就把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新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之所以是特殊的，因为：第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在内是属于国家所有；第二，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共产党手里。所以，列宁称之为“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定范围，划定界限，控制、规定它这样做的限度，并且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相当狭小而适度的。正因为如此，列宁痛快地宣布：让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吧，这对于苏维埃政权并不可怕。
综上所述，作为管理社会的两种不同模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与列宁的国家观都有不可分离的联系，这两种模式之所以导致不同的历史结果，主要因为国家运行的方式和起作用的程度不同所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国家直接管理社会的模式，国家的作用发挥到了极限；新经济政策是国家间接管理社会的模式，国家只是发挥它的监督和调节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在列宁的社会管理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国家的理念，社会管理的立足点就是他的国家观。
这一理论对于我国当今的社会建设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来越高，国家面对全球化的现实，既应该思索如何发挥它的对外对内的职责，也应该思索如何面对政治文明和民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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