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技术进步的一般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进步论文,机制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一个农民占绝对多数、文盲较多、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地区，采用技术具有怎样的规律性呢？为什么有的技术迟迟不为大众接受而束之高阁？为什么有的技术能迅速普及推广？技术的采用是否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一项技术从发明到最终被使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历经一定的时间，与不同的人或组织形成互动。概括讲有以下三种类型：
这种类型较为复杂。由于使用者P[,2]本身的素质相对较差，或者P[,1]发明的技术较难接受，总之，此项技术从发明人到最终的使用者，需通过中介机构的努力才得以完成。
关于技术发明过程中的非技术本身的研究，已产生了专门的分支学科。如哲学中的分支科学技术哲学、社会学的分支科学社会学和法学的分支知识产权的研究等。就生产实践部门来看，有关技术的推广应用，特别是通过中介机构在农村推广新技术等，已有广泛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经验，无论是国内政府倡导的推广中心（站）还是国际机构支持的部门，均是如此。
但是，笔者认为，关于技术自身特征与技术被采用的关系，以及技术使用者群体素质与采用技术的关系，还有待于作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问题更显突出。本文就技术的自身特征与技术使用者群体素质的匹配、技术使用者群体内部匹配这两个具体问题，试分析、探讨农村技术进步的一般机制，发现影响技术进步的原因，找出促进技术进步的途径和方法，推动农村地区的技术进步。
文章的实证资料主要源于笔者1991年以来在江苏省吴江县（市）农村的实地调查。
二、技术特征与技术使用者素质
技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采用1989年版《辞海》对技术的释义，即(1)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2)除操作技能外，广义的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工具和其它物质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方法。
一项技术是否被采用，受多种因素影响，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但是，在众多的因素中，技术自身的特征及技术使用者的素质是决定是否采用技术的最重要的两项因素。
技术的特征可以从以下这三方面考虑：(1)技术的可操作性特征；(2)技术的潜在经济效益及其外显性；(3)技术的心理与文化可适应性。
人的素质，也就是人的质量。主要涉及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心理状况及科学文化素质等。就技术采用而言，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经济理性以及心理与文化特质对技术采用的影响最大。
1.技术的可操作性与人的科学文化素质
当技术使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恒定不变时，技术的傻化度越高，技术就越容易被最终使用者采用。
什么是技术的傻化度？在给出定义之前先探究一下照相机操作部件的变化。80年代初以前，国人使用的普通相机，如沪产的海鸥相机，需人工调节焦距、光圈及曝光时间。焦距的调节相对容易些，而曝光量的调节则要求有一定的专门训练与摄影经验，因为人眼对于物体的光亮程度的感觉与胶片的感光性差异很大。为了满足普通人自己动手摄影的愿望，“傻瓜”相机应运而生。有一种早期生产的“傻瓜”相机将光圈与时间两功能合并为一组操作，分为“晴”、“多云”、“阴”和“雨”这样四种选择。后来又推出了更傻的相机，即由电子仪器自动测光，控制曝光量，使相机进入普通家庭。
可见，所谓技术的傻化，是指该项技术的载体易于为人们操作使用，即操作使用的简易化。技术的傻化度亦即技术使用与操作的简易程度。傻化了的技术可能是普通技术，也可能是高尖技术，总之，技术的傻化度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并非必然相关。
个案：免耕技术的普及
江苏省吴江县80年代推广了一项具有较高傻化度的技术——三麦、油菜免耕技术，并在短时期内被广泛采用。“1980年有996个生产队，种植免耕麦2.3万亩，占全县三麦总面积的6.4%；1981年增加到3052个生产队，面积9.26万亩，占25%；……1984年达到34.1万亩，占90%以上”。（注：吴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吴江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免耕油菜也由1980年的1.5万亩增加到1985年的28.7万亩，占76.8%的份额。（注：吴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吴江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免耕技术如此迅速、普遍地被农民采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该技术本身具有较高的傻化度。传统的做法是这样的：收割了的水稻田块先用人力、牛或拖拉机翻耕、细碎，再开沟、整平、做垄，撒上麦种或种上油菜。翻耕增加了人力、物力的投入，提高了生产成本，延长了播种时间。免耕法种菜种麦就方便多了。田块上先预留一定的面积作沟用，然后撒上麦种或种上油菜。撒上猪羊灰，开沟，将沟泥压在垄上，碎细，匀平。所开的沟是浅且宽的沟，开挖相当方便。
当技术的傻化度一定时，技术使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越高，技术越可能被采用。
使用者采用技术，需要学习和掌握一些就他个人而言是新的东西。心理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个人的素质与个人认识新事物、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的难易度、速度是密切相关的。
2.技术的经济效益及其外显性与人的经济理性
农民是不是经济理性人？或者说，如果经济理性人是一种理想类型，那么当代中国农民离经济理性人这一理想类型有多远？
俄国学者A.恰亚诺夫说，没有农民会拒绝烤牛肉或拥有留声机，更没有哪一个农民会拒绝拥有一大把壳牌石油公司的股票（注：参见A.恰亚诺夫著，萧正洪译：《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5页。）。但是，农民的经济行为显然不同于企业主。恰亚诺夫认为农民家庭是“以劳动的供给与消费的满足为决定因素，当劳动投入增加到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加产品消费满足感达到均衡时，农场的经济活动量便得以规定。”（注：同③，第12页（代中译序）。）显而易见，农民追逐经济利益，但是俄国农民逐利是与其感觉的辛苦程度相均衡的。
在黄宗智等人的“过密化”概念的讨论中，从另一个角度涉及了农民的经济理性问题。从明清直至改革开放前夕，在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下，只要总产出还在增加，农民就愿意不断地增加投入，虽然单位投入的产出在递减（注：参见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可见农民具有经济理性，但与资本家相距甚远。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农民具有经济理性，并且，随着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不断磨炼，他们的经济理性将会增强。但是，他们离理想类型的经济理性人有相当的距离，也不同于企业家的经济理性。就农民采用技术这一具体问题而言，影响农民是否采用技术有两个方面：(1)某项技术的潜在经济价值及其大小；(2)该技术经济价值的外显程度。
一项技术其潜在的经济价值越高，越容易被采用。
另外，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否及时地、清晰地显现出来，也影响了农民对技术的接受以及接受该项技术的速度。
免耕技术能被快速、普遍地接受，该技术具有较高的傻化度是其原因之一。其二，该技术能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既节约了大量的投入（主要是劳动投入）又增加了产出。免耕麦、菜的增产幅度不算小，“1981-1984年4年中免耕麦比翻耕麦平均增产15%……免耕油菜平均增产7%-15%。”（注：吴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吴江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但是，根据实地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农民使用免耕技术最主要的是受减少劳动投入的诱惑，可见技术经济价值的外显性是影响农民是否采用该项技术的重要因素。
3.技术与技术使用者在心理和文化方面的吻合程度
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生产性技术已经很少与当地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价值发生冲突。在生产领域以外，这样的矛盾和冲突还是存在的。比如，70年代初期江苏省吴江县实行殡葬改革。就改土葬为火葬的技术可行性而言，不存在任何困难。火化的经济合理性也十分明显：就地区而言，可以节省土地，为子孙后代多留下一些耕地；就死者的家庭而言，火化费用低而且可以报销，而土葬则要耗资买棺木等。但是长期形成的关于土葬的传统心理和文化并不容易在短期内就发生变化。70年代初吴江县政府在公布殡葬改革方案时，很多人都想不通。老年人觉得，辛苦一辈子，死了以后连一块安息的地方都没有。中青年人对殡葬改革也有抵触情绪，觉得火化对已故老人是过于残忍了些。吴江县当时依靠各级政府部门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在几个月内实行了殡葬改革。事实说明传统的心理和文化具有很强的惯性力，对于一项与原有的心理和文化相抵触的新技术有较大的抗拒力。中国农村地区目前仍以土葬为主。与江苏省吴江县接壤的浙江省嘉兴县，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吴江县极其相近，由于政府没有实行强硬的行政干预手段，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农村地区依然实行土葬。可见，技术与技术使用者在心理和文化方面的吻合程度，对技术的采用会产生重要影响。
三、技术使用者群体
如果说技术自身特征及技术使用者的素质是决定技术是否被采用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技术使用者群体的素质及内部的匹配程度是影响技术被采用及被采用范围的最重要因素。
一项技术最终为一个群体采用，有两种可能：(1)这项技术完全由群体的成员自己直接去选择、使用；(2)这项技术通过中介机构，也即通过外力的作用而使这个群体采用。本文讨论前一种情况，研究技术使用者群体如何面对技术、如何在群体内部扩散技术。
M.罗吉斯等人论及农业技术的传播过程时，将技术的最终使用者群体划分为四类：先进受者、先进多数、落后多数和落后者。（注：埃弗里特·M.罗吉斯等著，王晓毅译：《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59页。）
笔者将技术使用者群体分成两类——技术使用者精英和技术使用者大众（简称技术精英和技术大众），共有两种理想类型。
1.在一个文盲占绝对多数的群体、组织或社区中，技术使用者群体由工匠型技术精英和文盲技术大众构成。
传统的中国农村社区，普通农民很少有机会上学，文盲占绝对多数，接近于此种理想类型。没有文化的技术大众，他们主要地从工匠型技术精英那儿学到一些新技艺。
工匠型技术精英有以下特征：
(1)他们没有接受过较好的学校教育。他们的家庭无法提供给他们继续读书的机会，如果有机会，他们本来是可以读高中、上大学成为知识分子的；或者，他们根本不爱读书，无法忍受老师刻板的教学，而喜欢在农村、在大自然这广阔天地里自由驰骋。
(2)他们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他们不仅在较小的时候表现出比一般人较强的动手能力，而且往往具有综合型的动手能力。比如1996年笔者在吴江农村调查时访问的一位拖拉机手。他是该村的第一位拖拉机手，先于普通人掌握了柴油机检修的一般技术。他还是个未拜师的木匠，干过几年木工活。一般认为木工活比较难学，拜了师傅也不一定能学好手艺，能自学成才做木匠活，非同寻常。此外，这位拖拉机手还能砌灶、砌墙等等的活儿。
(3)他们不但善于学习和借用外来经验和技术，而且还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对原有技术进行改进甚至作出新发明。收废丝的人，以自行车代步，跑遍吴江、嘉兴、桐乡等地的丝织户，车轴磨损太快。后来有人在自行车上安装了纺机上用的202滚珠轴承，解决了不耐磨的困难，也改善了自行车的运动性能和载重能力（1996年笔者在吴江的调查）。
(4)由于他们所受教育的制约，以及他们交往圈的局限性，他们的技术长进最终受到了限制。他们无法用书本知识来指导他们的技术活动，也无法从学者、专家那儿接受系统的理论，无法接受复杂的现代技术。他们所采用的技术主要集中在传统领域的如木工、泥瓦工，以及形象易见的机械类技术。70年代后期，有位聪明青年，在农药瓶上写"6"，并画上一个苹果，音乐“乐果”（农药）。他就是属于那种工匠型技术精英。他曾自学成才修理收音机，但由于缺乏理论知识，他的修理业渐渐落后于那些高中毕业再学修理的人了。
2.在一个识字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群体、组织或社区中，技术使用者群体由学生型技术精英与识字技术大众构成。
学生型技术精英与工匠型精英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他们接受过较正规、年限较多的学校教育，他们不仅有较好的阅读和计算能力，而且学习钻研了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专门知识。
(2)他们不仅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而且能用理论来指导他们的实践活动。遇到难题时，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动手试做，独立思考，通常还求助于书本知识或更高层次的技术专家。
个案：科学养猪法进村
近十年来，中国的饲养业已取得了革命性突破。饲养业革命性突破的关键在于饲料营养概念的更新。10年前，农村地区养猪还是遵循着“有啥喂啥”的老办法，新概念则要求猪“需啥喂啥”。下述材料简要描述了吴江县一农村青年尚采用新的养猪技术以及这项技术在村里扩散的情形。时间是1988年8月至1989年元月。尚是70年代初的高中毕业生，当时任民办教师。同村的人大部分是识字的，也有部分人是不识字的。
四、促进农村技术进步的途径
通过前面的类型学分析，笔者认为：技术进步的本质特征在于总体上的匹配和单项的突破，在于均衡与不均衡，或者说对立与统一。在总体上，要求技术系统内部是平衡的，也即技术特征要与技术使用者的素质相匹配，技术使用者群体内部的技术精英与技术大众相匹配。但是技术系统的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而不是静态平衡，单个要素的突破或某些要素的优先变动将带动整个技术系统向新的状态迈进。
那么，有哪些具体的途径和方法可以促进农村技术进步呢？
1.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
教育是一项基本国策。教育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但是教育又是一项持续的、长远的战略，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明显的效果。因此教育是影响技术进步的基础性条件。
在一特定的农村地区，如果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可视为恒量的话，通过下列方法仍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的技术进步，并且具有经济意义。
2.提高技术的傻化度
大众化技术，特别是普通群众使用的大众化技术，其傻化度的高低，常常成为技术能否被推广的关键因素。例如，使用饲料添加剂自配全价饲料，虽然成本较低，但比较麻烦。普通人更乐意接受成品全价配合饲料，因为它使用方便。
3.提高技术经济价值的外显性
采用新技术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有的能很直观地反映出来，有的则需要通过周密的计算才能反映出来。对于普通农民来说，他通常是通过直观感觉来判断该项技术的价值。因此该项技术的经济价值若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或易于计算，就会得到更多的技术使用者。
4.引导和培养更多的学生型技术精英
在传统社会里，技术精英的主体是工匠型技术精英。在当代中国农村，工匠型技术精英的主体地位正在让位于学生型技术精英。引导和培养一个学生型精英，就有一批技术大众跟着采用新技术，使技术得以广泛传播。即以前述的养猪技术进村而言，由于尚引进新技术，养猪增重效益明显，到1988年底该村村民普遍知道用添加剂配饲料，使村上的养猪业在附近地区小有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