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决定论的困惑——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必然”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思想家论文,困惑论文,世纪论文,机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世纪是机械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盛行的时代。机械决定论古代就有，但只有在这个时代才登峰造极，成为统御人思想的普遍精神和世界观，而且成为一种进步的力量，启蒙的力量，它帮助启蒙思想家摧枯拉朽，摧毁旧的目的论等级制神创世界的理论，而代之以一种重视规律、重视普遍，重视客观与利益，相信科学与理性，并对人类未来充满信心的新型世界观。这是18世纪法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使然。
所谓机械决定论指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世界受一种抽象而普遍的规律或法则制约或决定，因此一切都注定如此，且恒久不变，有变化也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样一种观点非常古老，也非常重要，因为世界观向来是协调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原则。
在古希腊，人们很早就受一种运命观的支配。这种运命或命运是不可抗拒的宿命，连大神宙斯都不能违反。这种运命观即决定论，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决定论。奥尔弗斯教认为人束缚于永不休止的生死循环巨轮，这种循环也是一种宿命，奥尔弗斯信徒希望通过生命的净化和神合一来加以摆脱。毕达哥拉斯把生命的本质理解为神秘的数，这种神秘的数也是一种抽象普遍。逻各斯的学说也如此。米利都学派用具体形态的物质变化过程解释世界，如泰勒斯用水，赫拉克利特用火，阿那克西美尼用空气，气变成水，水变成土等。这样一种变化过程是非人格化和非神化的，类似于机械过程。柏拉图代之以神秘的目的论和理念论，但他的理念决定论仍带有宿命论色彩。
基督教主张神创世界、目的论与等级制、罪感与救赎说，这些当然同机械决定论大相径庭。但保罗与奥古斯丁都认为神意先定，且不可抗拒，不可捉摸，这也是一种决定论，神意决定论，带有神秘色彩。后来加尔文的神意决定论即是对此的继承和发展。总的说来，中世纪通行目的论等级制的宇宙观，世界万物等级森严，通行不同的法则，天上完美，地上缺陷，人间不如天堂，人又高于动物，动物高于植物，一切都体现神的目的。这样一种观点在笛卡尔那里受到重创。
笛卡尔是近代机械哲学的鼻祖，在他那里，精神与物质是分开的，分别通过不同的规律。在物质领域最基本的性质是运动和广延。当然上帝还存在，但他在创世之后即不问世事，世界万物按照他在创世之前赋予的不变法则运行，对此可从广延、运动、质量、时空角度进行把握。至于其他次要性质可以不予考虑。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最抽象最普遍的角度把握世界，甚至可以用抽象数学公式来计算。他的名言是：“给我运动和广延，我就能构造出世界”[1]。这样的世界通行同样的规律，而不分天上地上，人间万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受同样的机械规律决定。于是旧的世界观被否定。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科学革命，特别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用动态的表量的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计算，可以用实验来证明的力学理论来说明整个物质世界的运动，偌大的世界受极简单的定律支配，而这定律已完全被人把握。这个成就非常辉煌！“自然与自然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一切皆光明”的赞美声响起。当然牛顿的理论并非凭空自生，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胡克等一系列响亮的名字对此都有贡献。但完成这一伟大综合的是牛顿，牛顿的观点在他的伟大著作序言中表述得非常明确：
“我提出这部著作，作为哲学的数学原则，因为全部哲学的任务看起来就在于这一点——从种种运动现象来研究各种自然力，再以这些力来表征其他现象；……我愿我们能用同样推理方法，从机械原则导出其余的自然现象，因为许多理由引我揣测这些现象可能都依赖于某某几种力，通过这些力，物体的粒子，由于一些迄今不明的原因，或被迫而互相趋近，内聚为有规则的形体，或被斥而彼此离开”[2]。
牛顿谈到“揣测”、“迄今不明”，可见他的态度还是谨慎的，据说他曾把自己比作在大海边戏耍而偶而拣到几个贝壳的孩子，而大海还是那样汹涌澎湃、变幻莫测。但其他人就没那么谨慎了。随着科学革命的深入，牛顿关于引力随距离平方的反比变化的规律，逐渐被看作宇宙的根本规律，磁力、电力、光源与热源都服从平方反比律。于是普遍决定论在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那里普遍流行，其典型例证就是达朗贝弟子、科学家拉普拉斯的神圣计算者设想，这个计算者只要知道世界上一切物质在某一时刻的速度和位置，就能计算出过去和未来的一切。此设想一出，“拉普拉斯”成了绝对决定论的代名词。不过在社会上，机械决定论思想的流行主要得益于启蒙思想家的宣传。
起初，学术界重视的是笛卡尔的机械论。1699年笛卡尔主义者丰特列尔当选为巴黎科学院学会秘书，他使笛卡尔的影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骤增。就在这一年他写道：“几何学精神并不是和几何学紧紧捆在一起的，它也可以脱离几何学而转移到别的知识方面去。一部道德的，或者政治的，或者批评的著作，别的条件都一样，如果能按照几何学者的风格来写，就会写得好些”[3]。我们知道，斯宾诺莎的哲学名著《伦理学》就是以此风格写的，所有理论均以“公则”、“命题”、“证明”、“附释”的形式展开。斯宾诺莎本人即是一位决定论者，他的一个著名命题是：“自然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反之一切事物都受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以一定方式存在和动作”。[4]因此他认为应该用普遍的自然规律和法则去理解一切事物的性质。甚至仇恨，忿怒等情感也如其他事物一样出自自然的同一的必然性和力量，所以它们也有一定的原因，通过这些原因可以了解它们。
斯宾诺莎的论述具有古典的思辨的形式。更有力量的是牛顿学说的传播。在18世纪的法国传播最力的要数伏尔泰，当时一位学者写道：伟大的牛顿已被埋藏在那位勇于印刷他的著作的出版商的书铺子深处了，最后出现了伏尔泰，人们马上听说了牛顿，整个巴黎轰传着牛顿的名字。
霍尔巴赫对普遍决定特别是机械的物质决定论的宣传也很有名，在《自然的体系》中霍尔巴赫指出：“在宇宙中，一切都必然在秩序之中，一切都按照存在物的性质活动和运动；……在这个自然之中，没有偶然，没有属于意外的事物，也决没有没有充分原因的结果，一切原因都遵循着固定的、一定的法则而活动”。[5]拉美特里在《心灵的自然史》中也指出：“物质本身就包含着这种使它活动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乃是一切运动规律的直接原因”。[6]
然而，启蒙思想家不满于对普遍决定论的一般强调，他们的更大特点是把这种决定论推向社会，推向人类，不仅生理的人，而且包括精神的人。这样不仅使机械决定论更加彻底、更加典型，而且也从中引出一些重要结论。
把普遍决定论引向生理意义的人的典型是拉美特里，其代表作《人是机器》、《人是植物》即把此特征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在《人是机器》中拉美特里写道：
“这是一架多么聪明的机器！……比最完善的动物多几个齿轮，再多几条弹簧，脑子和心脏的距离成比例地更接近一些，因此所接受的血液更充足一些，于是那个理性就产生了；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不成？有一些不知道的原因，总是会产生出那种精致的，非常容易受损伤的良知来，会产生出那种羞恶之感来……总之，会产生出人们在这里所假定的一切差别”。[7]
在《人是植物》中，人成了倒转的树木，树木的脑子就是根，肺是叶子，花片与花瓣类似于胳膊和腿，等等。这些比喻简直匪夷所思，但若从生物借助器官与外界交换信息与能量的抽象角度而言，肺与叶子确实具有可比性，但据此把人说成是植物还是有些牵强。
更多更重要的论述是有关人的思想观念、情感精神的解释。在戴上机械决定论有色眼镜的启蒙思想家看来，人的思想情感好恶和价值观，总之精神界的一切都可归结为感觉，归结为利害关系。人本能趋乐避苦，追求快乐，追求利欲的满足。这是决定人的精神的最重要力量。如伏尔泰所言：“任何一个人只要忠实地考量一下他理解时的全部经过，就会毫不费力地承认他的各种感官为他提供了他的一切观念”。[8]如卢梭所言：“我存在着，我有感官，我通过我的感官而有所感受。这就是打动我的心弦使我不能不接受的第一个真理”。“现实的利益才是使人走得又稳又远的唯一的动力”[9]。爱尔维修指出：“人身上的一切都是感觉；因此肉体的感受性乃是人的需要、感情、社会性、观念、判断、意志、行动的原则。……人是一部机器，为肉体的感受性所发动，必须做肉体的感受性所执行的一切事情”[10]。霍尔巴赫也谈到，“我们的一切观念、意欲、活动，都是这个自然所赋予我们的本质和特性的必然产物，也是自然强迫我们通过并且加以改善的那些环境的必须结果。”[11]
类似的论述还可举出许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关键是启蒙思想家从中引出许多重要结论。
第一，既然支配人性的是自然法则，趋乐避苦、追求感性快乐是人的自然习性，那么所有与此相对立的宗教信仰、神学观念、传统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专制制度、暴君统治统统都没有存在理由，而应坚决予以批判。
第二，既然人的习性是趋乐避苦，追求感性的快乐，追求利益的满足，那么人为自爱自保所结成的社会必须对人性加以限制或作合理的价值导引。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或恶，只有同社会同他人的利益联系起来，能促进社会利益和他人幸福的就是善，反之即为恶。价值导引或限制就是尽可能使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由此产生合理的利己主义，起限制和导引作用的是理性、道德和法律，其中理性和道德是内在的限制，而法律是外在的强制。
第三，既然人是自然的产物，受制于自然法则，人的精神取决于人的生理心理，而人的生理心理又同他的健康状况，物质需求满足情况有关，那么就可以通过科学革命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来改善人的生理心理素质。
另一方面，人是环境的产物，或者说人受制于他所处的环境，这个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因而要改变人性，使人类文明幸福，就必须改变环境，改造社会。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强调地理环境、气候与土壤对社会的影响，布丹也有这方面的论述。这也是一种物质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当然孟德斯鸠同时也强调人类的勤劳和法律、理性的作用。伏尔泰就对孟德斯鸠的环境决定论不以为然。他更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人性的改变只能诉诸于改造社会。霍尔巴赫也同意伏尔泰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改革是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各族人民以及统治他们的首领的完备的文明，各国政府、风俗、恶习的如愿的改革，只能是若干世纪的工作，只能是人类精神继续不断努力的结果，只能是再三反复的社会实验的成品，凭着思想的力量，人们将会察知他们的各种苦难的原因，并投之以适当的药剂”。霍氏的论述很有代表性。
第四，要改造社会，关键在于教育，在于启蒙。既然人是环境的产物，特别是教育的产物，那么只要改变环境，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让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学到科学，文化和知识，使他们更有理性，更文明，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也更有活动能力。这样人类的前景一定非常灿烂美好，因此启蒙思想家普遍重视教育和启蒙，重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希望藉此来改善人性，改造社会。如爱尔维修在《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中指出：“我曾经把人身上的精神、美德和天才看成是教育的产物。这种看法……我认为永远真实……教育对于天才，对于个人的性格和民族的性格有意想不到的影响”，“要是我证明了人果然只是他的教育的产物，那就毫无疑问是向各国昭示了一项重大的真理。它们将会知道，自己手里掌握着强大和幸福的工具，要使自己幸福和强大，问题只在于改善教育的科学”。[12]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批评“一些人受了恶劣教育的腐蚀，沉溺于淫荡的行为，长期地养成了作恶的习惯，自然的习性受到了严重的败坏，理性被践踏在脚下”。[13]霍尔巴赫也认为，“正是教育，在启发我们的真实的或错误的意见或观念时，就给了我们一些最初的冲动，我们是依照这些冲动才以有益或有害于自己或别人的方法来行动着”。[14]
卢梭的《爱弥儿》更为有名，他在该书主人公爱弥儿身上灌注了他的新人理想。新人在自然教育的氛围中成长，自然教育是服从自然法则，尽管让人的身心都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尽管卢梭本人不是一位好父亲，他把几个孩子都送进了育婴堂，他认为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也许他太穷了，没有力量承担做父亲的责任，但许多穷苦家庭不照样骨肉团聚相依为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吗？卢梭的辨解似难辞其咎，但他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无可否认的。
启蒙运动正是在教育改变世界的思想下展开的，启蒙思想家努力教育人民，传播知识，教化人心，端正风俗，推进人民幸福，把启蒙运动搞得生气勃勃。但正是在这里，启蒙思想家遇到了二难的困惑。
第一个困惑：究竟是意见支配世界还是世界支配意见？
按机械决定论观点，当然是世界支配意见，即人所处的环境和支配人的思想。但若一味只承认这种支配，那么人在环境面前永远无能为力，启蒙思想家的努力，包括教育、知识和启蒙也就没有意义。启蒙思想家当然不愿承认这些，所以他们又往往主张意见支配世界，即思想观念，教育能够影响社会，影响人性。因而他们投身启蒙运动，从事新思想新观念的宣传，企图塑造良好个性，从而推进社会进步与人类幸福，但是这样，他们的观点岂不自相矛盾？
启蒙思想家也觉察到这个矛盾，他们许多人也想解决这个矛盾，其中一个办法是在现实中找到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从而能够超越这些矛盾，既能够支配社会制度又能够支配人类意见，进而把人类推向进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都是他们所寄予厚望的君主。他们中不少人也确实与这两位君主交往甚密，如伏尔泰与腓特烈、狄德罗与叶卡特琳娜。他们希望借助君主的力量改变社会。当然他们的希望大都落了空，他们的启蒙思想注定在民众中而不是在君主那里生根开花。事实上，腓特烈大帝本人对他们的观点也有严历的批评，对于《自然的体系》他说：
“在作者罗列了全部证据，以表明人的全部活动是受一种宿命的必然性所支配的以后，他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只是一架机器，只是由一种盲目的力量所牵动的木偶，可是他接着来了个180°大转弯，突然爆发出一种反对牧师、政府和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的热情，他甚至认为，能够这样的人是自由的。与此同时，他又竟然向他们证明他们只是奴隶！多么愚蠢，何等的胡言乱语！如果万物是由必然原因所推动的，那一切劝告、指教和赏罚岂不是既多余又无法解释了吗？与其如此，我们还不如向一颗橡树说教，说服它变成一株桔树呢？”[15]
腓特烈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这也正是启蒙思想家为之苦恼的地方。由此产生第二个困惑：
在铁一般的法则或机械决定论面前，人究竟有无自由？
在启蒙思想家机械决定论的世界是，只有广延、运动、时空，因果和普遍起作用的法则与必然性，这样一来，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世界被归结为抽象与普遍，偶然性没有了，多样性也没有了，只有铁一般的法则与必然，这种法则既决定过去，也决定未来，那么人的能动性与自由何在？这使得启蒙思想蒙受到两方面的指责：世界缺少了丰富性，人没有了自由。
关于第一种指责，伯特曾有概括：
“牛顿的权威丝毫不差地成为一种宇宙观的后盾。这种宇宙观认为人是一个庞大的数学体系的不相干的渺小旁观者（象一个关闭在暗室中的人那样），而这个体系的符合机械原理的有规则的运动，便构成了这个自然界。但丁与弥尔顿的富于光辉的浪漫主义情趣的宇宙，在人类想象力翱翔于时空之上时，对人类的想象力不曾有任何限制，现在都一扫而空了。空间与几何学领域变成一个东西了，时间与数的连续变成一个东西了。从前人们认为他们所居处的世界，是一个富有色、声、香、充满了喜乐、爱、美，到处表现出有目的的和谐与创造性的理想的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却被逼到生物大脑的小小角落里去了。而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则是一个冷、硬、无色、无声的沉死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服从机械规律性，可用数学计算的运动的世界。具有人类直接感知的各种特性的世界，变成仅仅是外面那个无限的机器所造成的奇特而不重要的效果，在牛顿身上，解释得很含混的，没有理由再要求人们从哲学上给予严重考虑的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终于打倒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变成现代最主要的世界观”。[16]
其实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有类似的批评：
“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要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17]
马恩这里主要是对霍布士的批评，但似也可用于18世纪的启蒙学者，不过对这些启蒙学者说来，机械运动并不排斥感性，哲学决定论并不妨碍他们在伦理领域主张趋乐避苦的人性论和幸福主义，也不妨碍他们在个人生活领域大胆追求感性快乐，即决不禁欲，这是必须指出的。
更多的批评与决定论取消人的自由有关。早在1709年，对牛顿《原理》极为不满的贝克莱主教就这样写道：“在浏览自然界这部大书时，要求做到把每一特殊现象都精密无误地归结于普遍法则，或者说明一个特殊现象怎样从普遍法则引导出来，这好象是贬低心灵尊严的事”。[18]
象贝克莱这种基督教阵营的人对决定论持不同意见可以理解，但不少倾向于启蒙的人对此也持保留态度，如狂飚突进运动中的歌德在读过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后写道：
“我们发现自己打开这本书时的期望受了骗。这本书宣称要提出一个自然体系，因为我们希望从它懂得一点自然界——我们所崇拜的偶象……但在这忧郁的、无神论的一片朦胧中，大地的景色和天空的星辰全消失了，使我们感到非常空虚和失望。剩下来的只是亘古以来就在运动中的物质，而且只要靠这种向左向右和一切方向的运动，而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就可以产生出无穷尽的存在现象来…，我们固然承认我们离开不了日夜区分，季节变换，气候影响，物质和生命条件等的必要因素；但我们内心里仍然感到有某种象是完全自由的意志，同时又有某种企图平衡这种自由的力量”。[19]
歌德代表的是德国的传统，即重视理性和主体能力，前引腓特烈的话也体现了德国的传统。其实，法国启蒙思想家对此也充满困惑，特别是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大师，一方面从内心赞叹科学革命的力量，因而乐意宣传科学革命的成果，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希望藉此战胜迷信与蒙昧；另一方面，也看到如彻底坚持机械决定论将取消人的自由的困境，那么人为启蒙所作的种种努力也将无益。这是他同样不愿看到的。二难处境使他心中困惑不已，这在他的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来。如他在《愚昧的哲学家》中说：“如果全部自然界，一切行星，都要服从永恒的定律，而有一个小动物，五尺来高，都可以不把这些定律放在眼中，完全任性地为所欲为，那就太奇怪了。”[20]丹皮尔据此批评伏尔泰忽视人生的意义，人的心灵的才性和自由意志本质问题，其实伏尔泰何等人物，焉能对此视而不见？在《哲学辞典》中我们看到他对地理决定论不满，并说自然界并非如牛顿证明得那样没有空隙。“现在的事情并不是过去一切事情的后果；这些事情有它们的直接线索；但是千万条细小的旁节支线对于他们一点什么作用也没有”。更能表现他的内心深处思想的也许是信件，在给他的学生爱尔维修的一封信中他承认了他的思想困惑：
“我向你承认，当我在这个迷宫里长期徬徨摸索之后，当我多次失去指路的线索之后，我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社会的幸福要求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我们完全以这些原则为指南，我觉得在实践中承认我们在思辨中抛弃的东西，仿佛是有些令人奇怪的。我的亲爱的朋友，我开始认为生活中的幸福比任何真理具有更多的意义，如果宿命论不幸成为正确的学说，那我也不喜欢这种严酷的真理”。[21]
困惑着伏尔泰的矛盾是非常古老的矛盾：必然还是自由？或者说，人在诸如规律、天命、法则、理念等各种决定论面前是否有意志的自由？如果没有，人如何保持自己的内心尊严？从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与柏拉图、斯多葛派的对立，到基督教内部奥古斯丁与佩拉鸠的冲突，以及笛卡尔心物二元论，无不贯穿这个矛盾。启蒙运动时代毕竟是科学革命精神凯歌行进的时代，也是传统的神学目的论等级制世界观走向瓦解的时代，启蒙思想家为宣传新思想反对旧传统难免不遗余力地宣传唯物主义决定论，宣传普遍与规律，即使它带有某种决定论色彩。好在他们在其他领域没有这么迂阔和僵化，在生活实践中照样采取灵活、现实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因此机械决定论并不妨碍他们在政治领域以同样的热情宣传自由与权利，在伦理领域提倡大胆追求感性的幸福，直到时光过去一个世纪人们才能冷静的审慎地发现牛顿学说的局限以及机械决定论的缺陷。也许，本世纪相对论、量子力学、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计决定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弹性和张力因而充满机会的宇宙，从而为协调必然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人类自由和能动性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想象余地。
注释：
[1][3][18][19]梅森《自然科学史》第159页，第272页，第271页，第326、32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2]《历史上的科学》第276页，科学出版社1983。
[4]《伦理学》第29页，商务印书馆1991。
[5][11][14]《自然的体系》第66页，第11页，第132页。
[6][7][8][10][12][13]《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203页，第263页，第73页，第499，第478页，第426页，商务印书馆1963。
[9]《爱弥儿》第383页，第136页，商务印书馆1978。
[15]《启蒙哲学》第6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16][20]丹皮尔《科学史》第249页，第280页。商务印书馆1979。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4页。
[21]《哲学辞典》第314页，商务印书馆1991。
[22]《爱尔维修的哲学》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