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附到相对自主：国家、市场与社区关系模式的战略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主论文,战略论文,模式论文,关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结构变迁成为观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最佳视角，社区建设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议题。198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中的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与权力下放；经济体制改革领域中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险三项制度改革；社会福利领域中职业福利待遇与福利政策模式转变，社区服务业兴起与蓬勃发展等，共同促进了城市社区发育与社区发展。伴随社区建设工作由调查研究、理论论证、实验区实践转向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引发的社区概念的内涵外延，社区党建与社区政治发展，社区发展与城市发展规划，社区组织创新与社区自治，社区文化建设与社区教育，社区服务与社区福利，社区治安综合治理与社区管理，社区经济发展与社区结构变迁，经济全球化与社区建设，国家与社区、市场关系等议题，既成为决策者与社会管理者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又是理论工作者倍感兴趣的理论课题。
本文主要从国家与市场、社区互动关系模式的角度，将城市社区的发展放在特定时空与宏观的社会体系中予以动态考察，以便更为全面、准确地描述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指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路向，解释转型时期国家、市场与社区关系模式的社会特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理论分析是以上海市社区建设实践的经验调查为基础。由于上海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社区结构变迁、社区建设模式具有典型意义，所以上海社区的结构变迁，特别是国家与社区、市场关系可预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
经济体制改革与社区结构变迁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生活中国家与社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典型的依附模式，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区关系呈现虚幻化状况，市场与社区都缺乏相应的发展空间，依附和掩藏在无所不包的国家羽翼之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关系上，由于深受东西方冷战、两大阵营对峙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内环境上，国民经济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国家逐步建立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生活中，国家逐步建立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城乡居民的社会流动与职业流动；意识形态领域中，一大二公、否定市场机制和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的极左思潮曾盛极一时。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与制度安排下，一方面全国各地区间的差异达到最小化，中国社会结构的同质性特征异常突出，人们的社区意识与社区特色极为淡薄。另一方面，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市场机制几乎销声匿迹。国家主要通过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配置社会资源，市场经济与市场机制被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这样，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如同父权主义的全能家长，几乎掌管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高度重叠，“国家”基本覆盖和等同“社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形成程度不同的“虚幻化”现象：即理论上国家与社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存在，实际上国家与社区的关系子虚乌有。社区、市场依附和掩藏在父权主义的国家羽翼下，缺乏独立自主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空间。这既意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高度同质性与简单化，又意味社区概念与市场机制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化状况，缺乏实质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史无前例和翻天覆地的结构性变迁，国家与社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终于“浮出水面”，并且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政策的核心议题。19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与城市社区服务的蓬勃发展直接导致市场、社区概念日趋流行。经济改革深化使城市居民真切感受到市场竞争的残酷无情和市场规则的优胜劣汰，无形之手在营造机会平等的环境、社会资源配置与社会生活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1990年代初期，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速发展。[1]1990年代初期全面启动的财政分税制、工商税制、外汇管理、投融资体制、价格形成机制、外贸体制、现代企业制度等重大经济体制改革，[2]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市场机制的培育产生广泛而决定性的影响，市场经济与市场机制开始拥有适宜的社会环境与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与此同时，为弱势群体提供的社区福利服务，以城市社区居民为主的便民利民服务，以及城市职工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业组成的社区服务业迅猛发展。[3]社区服务进入千家万户，社区概念由学术性用语变为日常生活用语，城市居民社区意识普遍增强，地域社区与功能社区（社会经济组织）开始在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背景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区的关系，无论在性质与形式，还是内容与特征方面均发生根本变化。转型期中国的国家与社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最终形成，并成为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内容和尺度。
城市社区结构的变迁涉及社区生活的所有领域，社区人口构成、阶层结构、产业结构、就业途径、生活方式等方面均发生结构变迁，社区结构变迁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真实缩影。改革开放以前，城市社区人口构成比较单纯，除机关事业单位有极少数农民临时工之外，社区人口构成主要是城市居民，同质性较高。改革开放以来，社区人口构成发生实质变化。除原有城市居民之外，各式各样的外来人口急剧增加，有的数量甚至超过本地社区人口数。一般来说，外来人口主要由四类人群组成，一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这是外来人口的主体；二是社会流动与职业流动范畴的城市居民；三是国内外观光游客和短暂停留过客；四是长期在华居住的各类外国人。城市社区人口构成多样化势必导致社区阶层结构多元化。与此同时，城市社区产业结构也发生结构性变化，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下降，第三产业普遍兴旺发达，社会服务、公共福利事业的蓬勃发展适应和回应着城市社区就业途径的变动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统筹兼顾、国家安排与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法取代了国家劳动计划，“市场就业”与“社区就业”开始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就业方式转变与收入水平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安居乐业和追求生活质量成为市民的生活目标。城市社区结构变迁与生活方式转变也改变了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孕育和催生了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区、国家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社区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区类型日趋多样，地方社区特色与地方社区文化应运而生。改革开放以前，城市社区类型比较单一，居住区较少，工作区与生活区混合在一起的较多。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结构变迁同样反映在社区类型日趋多样，社区文化蔚然成风方面。以上海市为例，从地域社区类型的角度看，由于受城市规划、旧城改造、新区建设、浦东开发开放和重塑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多层次的城市社区类型与城、镇、郊的连续统初见端倪。首先是城乡结合部的混合性社区。这类社区既具有小城镇社区的因素，又拥有乡村社区的特征，是介于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之间的地域；其次是新形成的“镇建社区”。这类社区居民的身份已由农民转变为市民，他们已基本告别传统的农业劳动，进入城市劳动市场，生活方式正处于缓慢的转变过程之中[4]；第三是传统的城市居民居住区。这类居住区多分布在城市中心区，主要是指传统里弄，包括石库门（连排别墅）和棚户区。一般来说，这类居住区规模不大、数量越来越少；第四是新式里弄的居住区。这类社区主要是指1970-80年代市政府统建的居住区；第五是1990年代以来新建的中、高档商品房住宅区。这类社区人员构成比较复杂，主要由各式各样的优势群体组成；第六是涉外社区和国际社区。这类社区主要是指那些居民构成中外籍人士占总户数30%以上的居住区，这是一种新兴的社区类型，是改革开放和国际化大都市的产物；最后，地域社区与功能社区（社会经济组织）相互交织一起的混合社区，仍然是城市社区基本形态。总体来说，目前上海市社区类型是旧城区占1/3，普通社区占1/3，中、高档商品房与国际社区占1/3。不言而喻，城市社区类型多样化既能说明众多重大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又反映了目前中国城市社区结构变迁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城市社区类型与结构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说明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说明社区概念、社区意识、社区生活和社区文化已成为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明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已发展和分化为国家与地方社区、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与非政府组织等具体的现代社会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社区类型多样化与社区结构变迁，反映社区、市场和非政府组织部门的发展已成为影响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结构因素与重要社会力量，反映国家与社区（含非政府组织）、国家与市场间的关系已经形成，城市社区建设为这些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社区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城市社区建设最直接和主要的推动力量，在社区建设理论、政策与实践的产生、发展中扮演着促进和基础性的角色。一般来说，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由社区服务发展演变而来的，上海的情况也不例外。社区服务是指在政府倡导下，根据社区居民的社会生活需要，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发动社区成员开展的公益性、福利性和互助性的居民生活服务活动。[5](p.1)上海的社区服务兴起并发展于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特别是小平南方谈话和浦东开放开发以来，上海社会结构的转型速度显著加快，由此引发一系列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化，导致社区服务向社区建设的必然转变：面对大量农村人变为城市人，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就业者变为下岗失业者，如何维持社会秩序和管理社会的问题日益突出。“两级政府，一级管理”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已无法胜任日趋繁重的城市管理任务，1995年上海市委市府明确提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社会管理理念，按照以块为主、重心下移的原则，逐步理顺市与区，区与街道的管理职能，建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各方参与的社区工作机制，将加强社区建设与完善城市管理体制结合起来；在经济生活中，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经济成分与经济利益的多样化，各类新经济组织（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大量涌现，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市场就业与社区就业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上海的街道工作由直接兴办和管理街道经济转变为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招商引资、扩大税源，将社区建设与社区经济发展、社区就业和社区再就业服务结合起来；[6]在社会生活中，面对城市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迫切需要建立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现代社区，以满足居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需要。政府努力实践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把加强社区建设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结合起来[7]。显而易见，社区建设的兴起与发展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互动的产物。表面上看，社区建设的直接动因是为着加强社会管理，维持社会秩序和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即政治考虑与社会因素居首位，实质上市场经济与经济发展是社区建设最主要的动力，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既影响着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环境，又为社区的发展提出更多和更高的要求。
社区建设既能够培养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塑造社区形象，为发展市场经济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又可以促进社区综合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社区建设并非是单纯、被动地接受市场经济影响，社区建设同样能够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直接为市场经济服务。总体来说，社区建设通过如下多种不同途径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首先，社区建设是社会系统工程，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社区便民利民服务、社区特色服务、社区新风尚与精神文明建设、社区志愿者服务、社区就业与社区再就业服务、社区医疗服务、社区老年人等的服务，以及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都有助培育、发展人们的社区意识和社区归属感、凝聚力；其次，社区建设是项社会文化建设，社区公益文化、社区娱乐文化、社区节庆活动、驻区单位商业文化活动、社区居民休闲娱乐、楼组文化和家庭文化、社区人文景观、企业文化与社区文化的互动，不仅有助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开发利用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有助塑造社区环境优美，社区居民安居乐业，社区事业欣欣向荣，社区文化兴旺发达的社区形象，为招商引资、繁荣地方经济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8]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建设是全面建设社区，发展社区，重塑社区形象，促进基层社区民主政治和区域经济发展，提高社会整合度和社区认同感，培育社会资本的社区综合发展过程，这样社区发展与国家发展便有机地联系在一起。[9]简言之，社区建设为市场经济发展奠定着多方面、综合性的基础，营造着和谐稳定、秩序井然、宽松自由的环境。
社区建设与市场经济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既说明社区因素与市场力量已成为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又说明社区发展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日益突出和日趋密切，预示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更趋合理化与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与社区、国家与市场关系虚幻化，社区与市场完全依附在国家羽翼下，社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自然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与社区、国家与市场关系逐渐回归“常态化”的背景下，社区与市场关系同样逐渐回归常态。1980年代，在社区与市场力量都十分脆弱的情况下，社区与市场的关系主要反映在社区服务领域中，市场经济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表现得尚不清晰，社区与市场的关系主要局限于社区服务一个层面。进入1990年代以来，伴随市场经济力量的增强，市场经济体系日趋成熟，市场机制作用越来越大，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与自身发展规律表现得越来越清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社区生活相互作用的范围显著扩大，市场与社区相互依赖与相互渗透的程度显著增强，这种变化在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上海市表现得淋漓尽致，最为典型。1990年代以来，上海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在各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和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快速、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和生活方式极大改变，导致以低水平的社会救济、弄堂里小修小补式社区服务为代表的传统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城市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城市人口的结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规划发展和旧城的改造，导致收入差距加大、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亟待加强，社会不稳定与不确定的因素急剧增多。[10]因此，在社会结构转型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更新思想观念，改变工作方法，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层次，及时回应着的变迁社会需要，有效解决社会问题，自觉服务于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实现社区服务向社区建设的转变是大势所趋。
社区建设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为社区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为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和发展社会化福利事业培育了适宜的组织环境。非政府组织是个广义概念，泛指所有独立于政府部门和商业部门之外的社会经济单位，它们通常以第三部门或第三体系称名于世。目前，中国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主要由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外国商会和社区居民自娱自乐的社区民间组织构成。[11]非政府组织的基本性质是民间性。社区型民间组织是非政府组织体系中最基础的层次，也是数量最多和民间色彩最浓的组织。中国社会的民间组织是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结构转型与国家、社会关系变化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政府职能转变与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企业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以及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的形成，过去主要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福利保障职能与社会公益事务大量剥离出政府、企业，转由地域社区与功能社区承接、承担。功能社区的主体就是形形色色和大中小型并存的社会经济性组织。这意味社区民间组织实际成为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体系，成为联结政府与市民、市场与社区居民的中介组织，成为中国转型时期承接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的主要组织载体。例如1990年代以来，上海新社会组织与新经济组织（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它们在更新价值观念、传播现代管理知识、广泛动员社会资源、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培育社区文化、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需要、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为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奠定了组织基础。[12]不言而喻，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非政府组织的发育、壮大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动力，并且促使国家与社区、国家与市场、国家与民间组织关系的健康发展。
城市社区建设有力地推动了社区民间组织的兴旺发达与繁荣昌盛，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与社区生活中扮演着积极角色，促进了基层的民主建设和政府由直接提供服务转向购买服务。总体来说，城市社区建设的核心工作是培育民间组织和建立新型管理体制。社区建设工作重在建设。社区建设工作的切入点是基础建设，社区建设的基础建设工作就是培育工作。这既包括培育社区意识、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的参与意识和社区居委会的民主自治意识，培育专职、兼职和志愿者相结合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丰富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社区型活动，又包括培育新的社会组织与社区组织，加强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组织和社区民间组织的建设。[7](p.6)例如，社区居委会组织在推进城市基层民主建设与社区政治发展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上海市卢湾区社区委员会在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实践中摸索出的协调会、听证会和评议会制度，是社区居委会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效工作方法，也是社区居委会组织建设中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协调会制度是指对社区成员间的公益性、社会性事务和一般矛盾、利益冲突，由居委会召开协调会进行协商解决；听证会制度是指政府有关部门或居委会在社区实施的项目和涉及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的重大工作，在做出决策前，由居委会组织部分社区成员召开听证会，进行听证，提出具体意见；评议会是指由居委会组织社区成员对被评议的机构、事件和对象的工作进行考核评议。[13]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与社区建设推动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卫生、社区教育、社区体育、社区文化、社区环境和社区再就业等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扮演更加积极角色，推动政府由以往的直接提供服务转向购买服务，促使政府角色由服务决策者、提供者转变为服务监督者、规划者。行业协会、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工作者协会、社区老年协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文化中心等社区民间组织，也在政府购买服务趋势的推动下异军突起、迅猛发展。[14]实际上，社区民间组织发育发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它既促进了社区组织的体系建设，改善了社区组织的结构和社会关系，又扩大了社区服务的领域和范围，还推动了政府职能与角色的转变。
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民间组织的成长与社区建设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三者相互促进与依赖，共同推动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孕育着公民文化和促进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其最直接的社会影响是使社会环境优美和谐，社会结构科学合理，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从功能社区的角度看，社区建设与非政府组织展关系的实质就是市场经济与社区的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更加侧重于市场经济与新型社会经济组织、与社区型民间组织的关系而已。市场经济既为新型社会组织与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奠定社会经济的基础，营造适宜的社会环境，拓展广阔的生存空间，又带来自主、选择、公平、机会、平等、多元、社区、市场、民主、自由、开放、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意识等崭新的观念与价值，有助于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培育现代取向的公民文化，促进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这种状况又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更加良好宽松环境，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推动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市场经济、社区建设、地域社区与功能社区三者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有助于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个人现代化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社区民间组织发展和社区建设过程中，现代取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体系会逐渐定型成熟，各类社会组织的职责将清楚明确、各司其职、运作有序，以确保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将社会制度的运作成本降到最低，建构起现代社会的组织框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组织发展与社区建设只是社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手段，社区发展与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亿万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是最大化满足社区居民丰富多彩和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集中体现之一在于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的水平。
中介性社会：转型期国家与社区、市场关系模式的概念框架
中介性社会是分析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形态的概念框架，是解释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形态、性质、特征的理论框架，是理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中国家与社区、市场关系模式的最佳切入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国家基本等于社会，社会被掩埋在国家的羽翼下，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区关系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轨迹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转型过渡成为时代的特征。目前中国社会的形态正处于社会发育与社会分化的早期阶段，呈现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中介性。这种形态既具有传统社会的浓厚色彩，又具有现代社会的若干特征。它既不是传统社会，又不是现代社会，而是兼具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双重特征的混合性、中介性的社会形态。中介性社会的发展方向是迈向现代社会。中介性社会的性质是暂时性和过渡性。中介性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结构不尽科学合理，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程度较高，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领域的界限模糊不清，社会经济组织的职责、功能的角色相互重叠，国家、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清晰，边界不明确。不言而喻，中介性社会是理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形态的有用的概念框架，为理解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中国家与社区、市场关系的模式提供了现实的社会背境，指明了社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中介性社会的概念框架有助于解释上海市社区建设的实践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趋势。1990年代初期，由于浦东开放和上海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社区层面制度创新与民间组织发展成果显著，社区服务向社区建设的转变已悄悄开始。[15]国家与社会的点、线关系已让位于国家与市场、社区的三角关系，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形与框架已经出现。市场和社区已从依附于国家，发展到拥有相对独立自主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然而，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虽然上海街区和市场的力量异军突起，发展迅猛，但是国家的力量同样极为强大，国家与社会领域既相互交织，又同步发展，由此形成强国家和强社会的关系模式。[16]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改变这种关系模式，反而有所强化。目前，上海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制度创新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点：一方面，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分化为国家与市场、社区、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社会结构分化的结构框架已清晰可见，社会组织结构与体系的发育状况日趋现代取向，民间社会的框架已经形成。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不但未削弱国家的权力与资源动员的能力，反而极大强化了国家的权威，显著增强了国家的能力，明显改善了国家宏观调控、规管社会的能力。与此同时，党的力量同国家力量不仅结合得更为紧密，而且像国家力量一样在基层社区得到极大加强，社区党建成为上海社区建设的特色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7]城市社区发展的行政化推动与社会发展的社会化趋势并存共生，相互渗透。[18](p.4)这一方面说明在市场、社区和社会中介组织羽翼尚未丰满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国家。另一方面又说明市场、社区和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目前尚扮演国家助手的角色。但是国家、市场与社区平等互惠的制度性伙伴关系和三足鼎立模式的发展方向已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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