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观理论框架的安排_核心能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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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观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Marshall(1925)、Penrose (1959)以及Richardson,但是直到Wernerfelt(1984)、Prahalad 和Hamel(1990)才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研究框架,成为今天战略管理研究的主流。然而,由于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者在理论背景、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因此资源观的内容越来越庞杂,逐渐分化出核心能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企业知识理论等新的理论。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包括三个维度的框架来分析各个资源观流派:(1)基本假设, 这是研究的起点;(2)分析层次,它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内容。(3)动态性,即分析资源、能力和知识的重组、转移与调整。

一、基本假设

一般资源观研究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假设,即关于“企业是什么”和“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从何而来”这两问题的假设。在Fenrose (1959)、Wernerfelt(1984)、Barney(1986)等看来,企业是“资源的独特集合体”,而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租金)来自于企业所拥有和控制的有难以模仿、难以交易等特征的特殊资源和战略资产。

而有些学者,比如Prahalad和Hamel(1990)、Foss(1993,1996)、Teece和Pisano与Shuen(1990)等认为,企业是“能力的独特集合体”,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或动态能力(dynamic competence)。而Kogut和Zander(1992,1996)、Spender(1996)则认为,企业是“知识的独特集合体”,蕴藏在企业或组织层次的社会知识或集体知识构成了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

以三种假设为基础,资源观分化成三个主要的流派:企业资源观、企业能力理论和企业知识理论。这三个流派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企业在本质上是产品、业务背后的要素组成的独特组织,而竞争优势来自于那些具有特殊性质的要素。不过,各不同流派的研究者们认为,这些要素应该是“资源”、“能力”或“知识”。而拥有特殊性质的要素是“特殊资源/战略资产”、“核心能力”或“社会知识/集体知识”。

二、分析层次

资源观研究的逐渐深化体现在分析层次的演变上。最初,分析集中在资源的个体层次上,着重分析资源的类别、与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相联系的资源所具有的特征等;随后,资源与资源之间的组合关系成为主要的分析层次,主要研究关系的类别、特性,我们称之为组合层;最后是企业层次,企业作为一个总体具有终极意义,不论基于何种假设,都要落实到这里。

能力理论的研究以企业层次的研究为主,即核心能力研究,但是在逻辑上,还应该有层级更低的能力。我们认为,对应于上述三个层次,企业所具有的能力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个体能力、职能能力、企业总体能力(成功的企业在企业总体能力中包含核心能力)。只是以往关于个体能力、职能能力的研究与资源观理论框架之间不存在明显关系,因此,这一节中将不作详细交代,而在第三节中通过详细分析,并将其与资源观融合起来。

知识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层次上,即知识的类型、属性,对于知识与知识的关系——组合层及企业层的研究很少。

(一)个体层次

如果把企业看作是资源的集合体,那么作为“集合体”的企业应该包括什么资源呢?很多学者根据各自设立的维度,对资源作了分类。其中典型的有Barney(1991)、Grant(1991)、Penrose(1959)、Foss(1993)以及Galunic和Rodan(1998)等的分类。

这些分类基本上按照两个指标来区分的:(1)可见性, 即资源是否能够直接观察到;(2)附属性,即资源是存在于个体身上, 还是在集体(各级部门、企业)中。以这两个指标为维度,图1 将这些资源分门别类地列示出来。

图1 资源的分类框架

很显然,这些资源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对资源观所关心的长期竞争优势的贡献是不一样的。很多学者设法辨别出与竞争优势有紧密关联的资源所具有的性质。Barney(1986、1992)认为,支撑竞争优势的资源应该是有价值、难以模仿、组织导向的稀缺资源。Dierickx和Cool(1989)认为,它们还是不可交易的、企业专属的资源。除此之外,它们很可能是持久的、无形的资源(Itami,1987),存在于组织惯例中的资源(Nelson和Winter,1982)。

对于知识的定义有很多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Kogut和Zander(1992,1996)给出的定义。他们认为,知识既包含隐含的方法知识(即know how),是企业内积累的能帮助人们更稳定和更有效率地做事的技巧和专业技能,还包含信息(即know what),是知识中能够清楚表述的方面。

知识一般利用三个特性指标来分析:(1)隐含性(tacitness),知识被解码化的程度,即知识被清晰地,以书面、口头形式描述的程度(Polanyi,1966; Nonaka和Takeuchi,1995);(2)情境依赖性(context specificity),知识对所在环境的依赖程度, 尤其是环境中那些未被识别的方面(Nelson和Winter,1982);(3)分散性(dispersion),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或者存在于很多人的头脑之中。

知识还可以细分,包括多种不同的知识,目前最通用的分类框架是Spender(1996)建立的,以隐含性、分散性为两个维度,如图2所示。

图2 Spender的分类框架

顺便提一下,正是由于知识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所以Dierickx和Cool(1989)、Lippman和Rumelt(1982)才进一步指出, 知识是最有可能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由此才形成了企业知识研究的分支。在所有的知识中,集体隐性知识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知识(Spender,1996)。

(二)组合层次

Black和Boal(1994)曾经指出, “……单单列出蛋糕的配料并不等于蛋糕。”因此可以推想,企业的组成要素(包括资源、知识、能力)之间的关系必然非常重要。资源观研究的发展确实顺应了这一趋势,不过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即组合层次上。

根据Black和Boal(1994)的分析, 资源与资源之间存在或简单或复杂的关系,组合的结果形成了内聚资源(contained resource)和系统资源两种类型。他们还认为,企业的能力就是一种系统资源,是资源的网络。内聚资源是由具有简单联接的资源组成。所谓“简单”,即指要素少,相互直接联系边界明确,而且其组成的资源要素可以交易的,或者有替代物。系统是通过资源要素之间的复杂网络创造的。它包括很多资源要素,它可能包括某些系统资源、内聚资源和其他资源要素组合,没有明确的边界,相互间存在直接或间接关系。

无论是内聚资源,还是系统资源都包含了网络,即资源间的各种关系。根据Schoemaker(1990)、Amit及Schoemaker(1993)和Robins(1992)的研究,在资源之间可能存在四种关系,它们是:(1 )替代关系(substituating relationship)。如果一种资源的功能能够完全被另外一种资源所替代的话,那么这两种资源之间就存在替代关系。 (2)互补关系(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如果一种资源的变动被另外一种资源的变动所补偿,两者就呈互补关系;互补关系可以是对称的,也可以是不对称的。互补关系不同于替代关系,它可以部分弥补,但不能完全替代。(3)增益关系(enhancing relationship)。 当一种资源的存在会放大另外一种资源或要素的影响时,两者就呈增益关系。Amit和Schoemaker(1993)将它也放在互补关系中,但实际上它不一定以双向关系存在。也就是说,它可能是单一方向的,也可以是对称的。(4)压制关系(surpressing relationship)。 某种要素的存在会抵消另一要素的作用。极端压制的例子就是彻底摧毁另一种资源。比如在两个公司合并后发生的文化冲突,会导致被压制文化的永久性摧毁。

(三)企业层次

企业层次的分析,就是从总体的概念来分析资源、能力、知识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在这一层次上,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性隔离机制上,能力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核心能力上。

1.制度性隔离机制 除了制度性隔离机制之外,还有一种战略性隔离机制,即指资源所具有的那些阻碍其他企业模仿或者获取的特征:隐性、独特、不可见、复杂、路径依赖等特性(Barney,1991; Dierickx和Cool,1989)。这些“战略性”隔离机制构成了资源的流动壁垒,企业没有能力来模仿或者获取。这是个体层次的分析对象。

而制度性隔离机制指的是,由于企业文化、传统、人力资源政策系统不支持,而企业的领导者和经理们“不愿意”模仿或者获取。比如,企业可能出于政治上不相容的理由,拒绝去获取一种资源;一个经理可能不愿获取一项技术,因为他崇尚“低技术”的文化或者认为有关技术会破坏企业的信仰系统,或者迫使企业不得不更新知识。制度性隔离机制可能是一种内生机制,也可能是自然而成的外生机制,比如当地社区、政府、公共利益团体。

制度性隔离机制的战略意义在于,可持续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动员企业文化和政治体系来支持应用能够产生租金的资源。当管理者—普通雇员之间存在良性关系时,比如信任,就比较容易通过互动来组合新的资源(Barney和Hansen,1994)。这些资源随时间积累的过程,与员工应用资源的投入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当管理者—普通员工之间存在牢固的信任关系时,就很有可能实现企业能力最大化。还有,当应用新的资源与激励一致时,资源的优化会更顺利。总之,如果极大地增强企业资源与企业文化、政治系统的匹配性,就能够提升资源产生租金的能力。

2.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的定义看起来比较杂乱,但并非无迹可寻。首先需要从Prahalad和Hamel(1990)对核心能力的研究开始, 它不仅是发端,而且是基础。通观Prahalad和Hamel(1990)的论文, 他们在核心能力的定义、阐释与具体实例之间存在矛盾,在概念界定上明显存在不一致的差异。他们将核心能力定义为“组织中的一种集体知识,特别是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术和整合多个技术流的知识”,(注:Prahalad和Hamel (1990).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是具有“协调”和“整合”功能的“集体知识”,这显然与管理(者)有关。事实上,他们确实指出,“(竞争)优势的真正源泉应该在管理层的能力中寻找……”。(注:Prahalad和Hamel (1990).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但是,文中所列举的几个实例基本上都属于技术层次的东西,比如Philips的光媒体技术、Cannon的微型化、Honda的发动机技术、JVC的录像技术。

按照我们的理解,Prahalad和Hamel(1990 )实际上想要两者兼顾。他们在文中指出“如果核心能力是关于整合不同技术的能力,那么它也是关于工作组织、价值传递的能力。(比如对Sony的“微型化”核心能力来说),确保Sony公司技术人员、工程师、营销人员等相互合作,对客户需求达成一致的认识。”(注:Prahalad和Hamel (1990).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因此,我们认为,他们眼中的核心能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一组不同的技术流(这与所选实例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有关);另一部分是能够使这些技术流组合成某一开创性的、应用范围广范的核心技术的协调系统、合作机制以及文化氛围。

在搜集、整理其后研究者们对核心能力作出的定义,可以发现,基本上都包含在这个范畴内。其中,Leonard Barton的分析与我们的观点最为契合,除此之外,基本上都偏重于某一方面。Klein等(1994,1998)将核心能力看成是核心技术能力、核心研发能力、技能网络。Stalk、Evans和Schulman(1992)批评道,Prahalad和Hamel(1990)的核心能力概念过多地强调了价值链上某点的技术或生产能力,而它的含义应该更广泛,涵盖整个价值链,指的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组业务流程。Eliasson和Miklson(1996)认为,核心能力,既是组织资本, 又是社会资本。因为,“在Prahalad和Hamel(1990 )的定义中的要点是‘集体知识’、‘协调’和‘整合’,而使协调和有机整合成为可能的是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组织资本对于人们充分交流和合作非常必要。社会资本进一步支持了无私、忠诚的交易,支持了使平凡小企业同世界级大企业之间得以区别的交易。”(注:福斯,克努森编;李东红译.企业万能——面向企业的能力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Teece,Pisano Shuen(1997)和Galunic,以及Rodan(1998)等认为,企业的核心能力存在于组织惯例之中。虽然在Penrose(1959)的时代,没有核心能力的概念,但是她非常关注企业如何积累“标准操作规程”和“程序性决策”,即组织惯例。Leonard Barton(1992,1995)认为,核心能力是辨识与提供竞争优势的知识集合,其内容包括:(1)员工的知识与技能;(2)技术系统;(3)指导知识创造与控制过程的管理系统;(4)与不同类型的蕴藏知识以及知识创造、 控制过程相关的价值与规范。

如果说前面的个体层次、组合层次的分析还比较抽象,看不到对企业实践活动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在企业层次的分析中,企业管理方面的常用概念——企业文化、协调机制、报酬体系、惯例,以及尚不熟悉的组织资本、社会资本成为了主要的研究参量,使得企业资源观研究与企业实践的联系大大增强。Wernerfelt曾经说过“……直到1990年,企业的经理们才开始注意到企业的资源观理论。那一年,《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Prahalad和Hamel), 提出了一种很有说服力的管理方式。”(注:Wernerfelt (1995).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Ten Years After.Strategic Management Reveiew.)

三、动态性

前面总结的资源观研究基本上关注的是资源、能力与知识的静态特性,是关于“是什么”的研究,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从动态角度来分析资源、能力和知识成为了研究的主流。综合已有文献,资源观研究的动态问题主要包括:资源积累、资源重组和能力动态调整。

(一)资源积累

企业的资源从哪里来?有可能构成竞争优势的资源从哪里来?尤其是后一个问题是资源观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Barney(1986)最先讨论了这个问题。首先,他定义了两个概念:战略要素(strategic factors),相当于Amit和Schoemaker 定义的战略资产(strategic assets),指执行战略所需要的关键资源,比如差异化战略所需要的公司声誉、低成本战略所需要的市场份额;战略要素市场(strategic factor market),以战略资产为交易对象的市场,比如公司声誉市场、市场份额。Barney认为,如果战略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或者要素的购买者是幸运的或两者兼而有之,那么企业将从这些战略资产中获得超出平均水平的收益。而Dierickx和Cool(1989)不同意Barney的观点,认为他列举的公司声誉等资源具有高度的企业专属特性,是不可交易的,也就不存在战略要素市场。因此,获得这些资源的唯一方法是内部积累。

资源的积累过程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为竞争对手或其他企业的模仿制造了很多障碍。积累过程的主要特点包括:时间压缩不经济性(time compression diseconomies);路径依赖性;资源的相互关联性(interconnectness of resource);资源折旧(erosion of resourece);因果模糊(causaul ambiguity)。

Oliver(1997)等一些学者显然认为,战略要素或者战略资产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一是Barney(1986)所说的战略要素市场;二是Dierickx和Cool(1989)所强调的企业内部积累。企业在战略要素市场上的不同选择,以及不同的积累过程,是企业异质性的两个主要缘由(Mahoney和Pandian,1992)。实际上,在笔者看来,公司控制权市场就是一个战略要素市场,企业或企业的部门被称为交易对象,而且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对象。美国的IBM、GE、 思科等无一不是非常倚重于这样的购并。

(二)动态能力

Penrose(1959)、Wernerfelt(1984)和Teece(1982)认为,竞争优势要求,不仅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和能力,而且要开发新的资源和能力。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有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如何开始发展企业的特定能力和更新能力。基于这些认识,Teece、 Pisano和Shuen(1997)建立了一个动态能力框架。 “动态”指的是快速更新能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能力”强调的是通过战略管理来调整、组合、整合和重构企业内外部的能力、资源以及职能来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

企业的动态能力可能与很多因素相关,但最主要的因素有三个:流程(process)、位势(position)、路径(path)。 能力存在于这样或那样的流程中,但流程的内容和在任何时点上发展能力的机会是由企业所拥有的内外部资源和进化路径所决定的。因此,这三个因素解释了动态能力存在的原因。

Teece、Pisano和Shuen(1997)认为,企业动态能力以及与其密切联系的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独特的流程(协调和组合的方式),而流程是由企业特定的资产位势(比如难以交易的知识资产、互补资产)、进化路径塑造的。当回报处于递增状态时,路径依赖的作用就会被放大。竞争优势是否以及怎样被侵蚀,这决定于模仿的难度(被竞争对手复制)。

(三)知识重组

如同Penrose(1959)指出的那样, “资源的功能是它们被运用的方式的函数,更确切地说,当同样的资源以不同的方式或者与不同类型的其他资源要素组合以后,能提供的服务或若干服务是不一样的。”作为资源集合体的企业,为了获得和保持未来的长期竞争优势,需要不断寻找新的资源,或运用现有资源的新方式,资源重组就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与Schumpeter(1936)所看重的企业家发起的剧烈变革不同,资源重组基本上是一种渐进式变革。

Galunic和Rodan(1998)着重探讨了特殊资源——知识——重组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资源重组都依赖于能力之间的与能力相关的知识流动。反过来,这些知识流动又依赖于知识的特性、知识的社会结构。他们采用图示的方式对这种关系进行了描述(详见图3)。

图3 知识重组的可能性模型

四、资源观的研究框架

通过从基本假设、分析层次和动态性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基本上清楚地描述了现阶段资源观研究的框架,并对各种相关的概念及相互间的关系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图4 进一步以更直观的形式将资源观研究的脉络勾勒出来。

图4 一般资源观理论的研究框架

首先,基于不同的基本假设,资源观演化成三个主要的流派:一般资源观、企业能力理论和企业知识理论。这三个不同的流派分析的基本对象也就有所不同,分别是资源、能力和知识。

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分析这些基本对象的定义、作用与性质,但这只是个体层次的分析,为了回答战略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企业长期竞争优势从哪里来?必须在它们与企业之间建立严密的逻辑关系,为此需要跨越各阶段:组合层次和企业层次。图4显示, 一般资源观在个体层次、组合层次的研究较多,企业能力理论的研究则以企业层次的核心能力研究为主,而知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本身。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格局,并非事出偶然,而是有其必然性的,这也是笔者研究的问题。简单地说,资源、知识与能力不是一个层次的客体。知识是一种特殊的资源,而能力是一种以知识为核心的资源组合,在层次上要高一层。由此,资源和知识都没有办法直接构成企业,必须通过“组合”来形成能力,然后才能在总体意义上构成企业。这就决定了图4 所示的资源观研究框架。

近期的研究中,动态性的概念被给予很大关注,无论是资源重组,知识交换、转移和组合,还是动态能力都为进一步丰富资源观研究,提高资源观对现实企业的解释作出了贡献。当然还有很多很细致、很复杂的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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