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与中国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易卜生论文,中国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挪威最伟大的剧作家，易卜生同时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位最有影响的戏剧艺术大师之一。他的一些重要剧作曾多次在我国上演，引起了我国不同时期的观众的极大反响。1995年，在中挪两国文化界和翻译界的共同努力下，包括易卜生的所有重要作品在内的八卷本《易卜生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由中挪两国学者共同主办的首届易卜生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6年，中国中央实验话剧院分别在中挪两国上演了易卜生的著名剧作《人民公敌》，1998年，该院又和挪威国家剧院合作上演了《玩偶之家》，从而把中国的易卜生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为了推动中挪两国的文化学术交流事业和易卜生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于6月26 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挪威、丹麦、美国和英国的专家学者六十余人。本次会议主要探讨了易卜生与现代性这一具有学术意义的理论课题，同时也探讨了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这标志着中国的易卜生研究已经走出了封闭的一隅，进入了与国际学术界直接对话的层次。
易卜生的剧作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和表演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叶。自五四运动以来，易卜生的作品就已介绍到了中国，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学和戏剧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由鲁迅挑起的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关于“娜拉走后怎么办？”的讨论就是一例。在我国戏剧史上颇有影响的曹禺、洪深、欧阳玉倩、田汉等艺术大师们都从不同的方面得到易卜生的启示，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易卜生仍然作为我国的外国文学和戏剧研究的重点作家，他的主要作品不断在我国戏剧舞台上上演，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通过他的戏剧在中国的上演，中国和挪威的文化学术交流关系在近几年内明显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次研讨会就是中挪文化学术交流史上的又一个重要事件。
在本次研讨会上讨论的议题包括：（1 ）易卜生与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2）易卜生的戏剧在后现代社会的接受；（3）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影响；（4）易卜生研究在西方的新发展；（5）易卜生研究在中国；（6）易卜生与中国剧作家比较研究；（7）易卜生的剧作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演出；（8）易卜生剧作的翻译问题；（9）易卜生后期剧作新探等。来自中国和欧美国家的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交流了研究成果和心得，并进行了平等的对话。下面是部分中外学者的发言撮要。
易卜生与现代性问题
王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指出，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一直是西方学术界近几十年来的一个理论课题，其中涉及文学现代主义和文化现代性两个方面。作为一个高踞于自己时代之上的文化伟人，易卜生素有“现代戏剧之父”之称。尽管长期以来，易卜生在中国一直被当做一位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在介绍和研究的，但他在西方却被认为是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有着直接影响的一位作家，尤其是他在发表并上演了几部社会问题剧以后，便逐渐转向象征主义技巧和神秘的思想。在他的后期剧作中，人们常常可以读到包括现代主义代码在内的多重文化代码，他的戏剧文本中的互文性和修辞的含混性甚至使之蕴含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因素。因此易卜生之于现代性的意义同时表现在两个方面：思想文化上和知识上的现代性和戏剧艺术革新上的先锋意识。他的创作的先锋意识和超前性主要表现在他的创作思想的激进而为同时代的批评家所不容，甚至与批评界有着尖锐的冲突。但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时代特征的社会，易卜生的剧作仍然未过时，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的丰富内涵导致人们可以从中读出多重代码：他不仅被社会历史批评学派当做一位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来研究，即使在现代主义处于高涨期时，他也自然而然地被当做了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主要源头之一受到探讨；当一些致力于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学者重新审视他的作品时，又从他对荒诞派戏剧的影响中窥见了一些具有后现代性的代码：他的作品从来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打算去回答这些问题，这就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联想和解释空间，而这些解释的多重性反过来又证明了他的创作的多重代码和对单一解释的拒绝。当后现代主义大潮在西方衰落之后，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清理时，易卜生便被当做文学领域里的现代性先驱者之一重新受到观照。布莱恩·约翰斯通（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在题为《易卜生发明的挪威》的论文中指出，易卜生的现代剧——从《社会支柱》到《咱们死人醒来时》形成了一个周期——这其中最常见的描述表明，它们对十九世纪挪威生活的描绘既是批判性的同时也不无准确性。易卜生所关注的是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其目的在于激励他那个时代的挪威社会走向更加自由和完美的生活。在这些戏剧的舞台上所揭示的世界据说与当时访问过挪威的人完全可能遭遇到的世界相似。因而他认为，在这一周期的戏剧中，挪威的形象从来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客观实在而存在，因为那正是易卜生发明的挪威。易卜生并没有全然忠实地将十九世纪的挪威一成不变地摹写下来，而是创造了一个全然虚构的挪威。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与真实生活不同的种种事件便可形成悲剧性意义。同样，在这一空间里，人物和力量的原型处于现代性的表面与深层冲突之中。易卜生的后期戏剧所形成的周期远远不只是讨论当时的社会问题，而是重新探讨了具有人文精神的古代戏剧性，正是那些戏剧展现了人文精神的各主要阶段，而在易卜生的时代，这一精神则逐渐形成了现代人类的总体特征。这样看来，易卜生可算作现代文学的第一位现代主义者，后来的现代主义大师乔伊斯和艾略特正是出于对他的戏剧艺术的崇尚而效法了他的榜样。阿斯比昂·阿尔塞斯（挪威贝尔根大学）在大会发言中独辟蹊径，从文学和进化论的比较研究角度发掘出了易卜生的散文剧中的达尔文进化论观点，认为这也是易卜生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陈戎女（北京大学）的论文也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从论述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出发，通过对易卜生的主要作品《布朗德》的个案分析，探讨了他的宗教现代性特征：即从传统的宗教模式向现代类型的转化，这种转化体现在两种人生哲理中，即体现在艾伊纳和布朗德这两个人物身上。通过两种相互对立的宗教信念的冲突，易卜生向我们展示了布朗德所带来的宗教信念。他本人所要追求的是一种严格的个人主义宗教信念，而现实却是服务于国家和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因此这样的冲突实际上便展现在传统宗教与现代宗教的对立之间。在这方面，易卜生的现代性倾向是明显的。刘明厚（上海戏剧学院）认为，易卜生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戏剧家，综观他的后期创作我们发现，易卜生专注于对人本体精神问题的研究和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他所创造的与外部形态冲突相背离的心态结构，开创了现代心理剧之先河。他把人在性心理上的生存困境同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困惑与危机感结合在一起，揭开了西方现代悲剧的序幕。他张扬个性，追求自我，但无法排解事业与生活、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对自我产生怀疑。这不仅标志着易卜生戏剧创作的新发展，而且开拓了新的审美视角，拓展了我们艺术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他是一个预言家，在一个世纪之前，他就感受到了我们二十世纪现代人的困惑，看到了西方现代悲剧的走向，以及现代悲剧精神与现代文明危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当之无愧地赢得了“现代戏剧之父”的光荣称号，因而他的预言实际上正是一位现代戏剧之父的预言。威廉·康迪（美国俄亥俄大学）的论文同样以易卜生的晚期剧作《小艾友夫》为个案，探讨了隐于易剧中的二元对立之消解、修辞的含混性和互文性等后结构特征。他在结论中指出，与那些社会问题剧不同的是，在易卜生的晚期有着神秘主义倾向的剧中，作者并未留给我们任何线索，这便使批评家无从找寻那些含混特征的源头，我们对他的意义常常无从知晓，但这也许正是他的目的所在：他需要的是对意义的不断探寻和解释。也许这正是有学者从后现代的视角对易卜生的剧作进行全新阐释的原因所在。
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
本次会议讨论的另一议题为易卜生及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张浩（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在发言中以大量的实证性例子考察了易卜生对五四时期中国作家的影响，令与会的西方学者耳目一新。何成洲（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大会发言提出了一个不常为人们注意的论题，即作为戏剧诗人的易卜生与现代中国话剧的内在联系。他首先指出，易卜生是否算作戏剧诗人，曾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过广泛争论，一大批著名作家和学者纷纷撰文发表不同见解。尽管易卜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声称自己是个戏剧诗人，而不是别人所冠之的哲学家、思想家、妇女主义者等，但他的批评者们却持大相径庭的意见。持否定意见的甚至包括叶芝、T.S.艾略特、辛格等，肯定的一方则包括乔伊斯、马丁·艾斯林等。而在中国的语境下，作为戏剧诗人的易卜生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主要是因为他的哲学、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的现实主义风格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以致于他的戏剧诗竟被忽略了。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人欣赏他的戏剧诗，也并不意味着他的戏剧诗丝毫没有滋养过中国的话剧。事实上，恰恰是曹禺、田汉这两位戏剧大师和焦菊隐这样的导演大师对他的戏剧诗情有独钟，并深受其影响。因此将易卜生作为一位戏剧诗人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易卜生的戏剧艺术，了解西方现代戏剧评论的学术动向；同时我们也可借此回顾一下我国话剧在易卜生的戏剧诗的启发下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以便认清我们的话剧诗化的宝贵经验和优秀传统；最终通过比较还可以认识现代戏剧艺术的特征和一般规律。作为曹禺的亲属和戏剧研究者，蒋维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李茹如（英国利兹大学）合写的论文就通过一些具体的第一手资料解释了曹禺是如何从对易卜生的戏剧感兴趣、并扮演他的剧作的角色，最后发展到更深层次上受到易剧的启发，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因此曹禺之受到易卜生的影响并非是对后者简单的模仿，而是带有强烈主观意识的接受，这其中也溶入了古希腊悲剧、奥尼尔等人的影响，但在所有这些外国大师中，易卜生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也有的学者通过平行比较易卜生的作品在西方和中国的上演和阐释之现状来探讨易卜生剧作的跨文化阐释之可能性。吴晓江（中央实验话剧院）作为易卜生的剧作《人民公敌》和《玩偶之家》在中国上演的执导者，对于易剧的改编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由于老一代的戏剧人和观众熟知西方戏剧，从莎士比亚到易卜生，也比较习惯于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写实手法，因此对于西方戏剧，尤其是名著的演出，他们的潜意识里已经肯定地认为要保持原汁原味，不仅故事情节、人物、主题解释不可改动，甚至化装也必须染黄头发，垫上高鼻子。这种演出现象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因为长期以来，话剧舞台上写实主义的作品一直是中国多年的唯一样式，导演的主要职责是立体地还原剧本的故事。因此，以往在中国演出的易卜生的戏，都是以力图还原易卜生时代和挪威环境，完美地保持作品的细节为目的。在吴晓江看来，在九十年代末的中国，执导《玩偶之家》，他就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娜拉”这一人物在中国已有的历史位置和作用，以及在中国九十年代《玩偶之家》所能开掘的新鲜的有冲击力的思想内容。因此，由吴晓江执导的《玩偶之家》便有意地将原作作了误读和改编，让一个挪威女人嫁到中国，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最后不得不离家出走……根据吴晓江改编并执导的易剧《玩偶之家》，孙惠柱（上海戏剧学院）作了基于跨文化视角的阐释，在他看来，吴晓江改编的《玩偶之家》特意地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差异问题。男主人公韩尔茂（即海尔茂）告诉妻子娜拉，自从回国以来他一直在教她中国人做事的道理，因为在中国，一个女人必须遵守许多规矩，而最重要的则是做个好老婆，对她这样一个外国女人来说，就更要做个好洋娃娃，还有就是生孩子和带孩子。理所当然地，韩尔茂认为娜拉那些关于个性解放的论调都是从她西方式的思维方式里来的。反过来，娜拉哀叹：她在中国永远只是一个外国人。确实，任何时候排演《玩偶之家》，导演总是要回答这么一个棘手的问题：这对好了八年多的恩爱夫妻怎么突然间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就吵到非得立刻分手的地步？为了不使最后的破裂显得人为的牵强，多数导演会选择淡化他们的八年爱情。倒是吴晓江的版本使得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因为一个带有异国情调的恋爱故事常常会比一般的恋爱故事更有色彩，更让人神魂颠倒，但同时也更加脆弱，更容易破裂。韩尔茂和娜拉的爱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韩尔茂的确是非常爱娜拉，而且很以拥有一个“洋娃娃”为荣，然而与此同时，韩尔茂又是个老谋深算的男人：狂热的爱情和冷静的算计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这在一般的恋爱关系中较少见到，但在碰到一个金发的“娃娃”时就比较可能了。因此，娜拉义无反顾地丢下丈夫及三个孩子出走的行为，尽管是一种英雄行为，但仍有值得讨论之处。今天的世界毕竟已经不像十九世纪那样了，这个中国版本中添上的跨文化的人物关系给了原剧中关于妇女和家庭问题的主题一个崭新的角度，也就给它的观众带来了新的启示。虽然，在戏里我们看到的娜拉将要回到她的老家去，事实上《玩偶之家》的主题及其引起的讨论是在继续不断地走向世界。来自美国的学者桑德拉·莎莉（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的论文则从一个西方学者和观众的角度平行比较研究了易卜生的晚期剧作《建筑师》和两部中国作品：巴金的小说《家》和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得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这对于我们了解西方人从事比较文学和比较戏剧研究的方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易卜生剧作的重读和新解
尽管易卜生的作品在当代仍不失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他毕竟是一位十九世纪的作家，因此在新的时代对他的作品重新解读便成为了当代学者和批评家的一大任务。在本次研讨会上，一些来自北欧和中国的学者还就当今时代重读易卜生的剧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维格迪丝·伊斯塔德（挪威奥斯陆大学）介绍了该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的一个重大研究项目——新的历史和批评性版本《易卜生全集》的编辑状况，认为这一最新版本的出版将大大推进易卜生研究的系统化和科学化，文中的冗长的注解将向读者提供一些鲜见的第一手资料。张晓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则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易卜生的《群鬼》的语言特征，尽管她依据的是英文和中文版本，但这也足以说明易卜生剧作的语言魅力。阿斯特里·萨塞（挪威奥斯陆大学）和徐燕红（清华大学）则分别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女权主义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海达·高布勒》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对于当代读者观众重新认识易卜生的人物的多重特征和多元意义不无启迪。人们一般认为，易卜生笔下的女性人物可分为两类：天使型和魔鬼型。前者作为传统的女性角色一般安于现状，依赖丈夫，缺乏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而后者则具有反叛精神，大胆地追求个性和解放。徐燕红则指出，所有这些描述的话语都是男性读者使用的话语，出发点都是以男性中心的价值观为依据的，因此这本身就反映了妇女的从属地位。而在她看来，海达·高布勒之所以令人难忘并独具魅力，是因为她超越了女性／男性这一人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她所要追求的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因此她的战斗精神就不单单具有女权主义的意义。乔根·乔翰生（南部丹麦大学）的阅读文本是《小艾友夫》。他认为，这部剧作是一部救赎剧，但是这种救赎的性质以及其必然的原因却是含糊不清的：首先，隐于剧中的究竟是何种形而上的思考，而且朝上指并且呼唤上苍意味着什么不甚明晰；再者，剧中的原罪与死亡以及牺牲与救赎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也含混不清。显然，剧中的语言清楚地指涉了基督教传统，但是很难论证这一文本是通过基督教信念来讲述的，而且任何超越的现实对人物都是开放的。有种种情况表明，亲近和性欲在剧中处于风险之中。在大多数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作品的自我理解中，这两种位置似乎是彼此排斥的。实际上，这一企图分析形而上追求的空洞性与性完满的不可能实现之间冲突的最终结局将是绝望，而这一绝望之感是无法得到任何合理的解释的，除非通过参照它的产生时间，也即超越人类肉体的灵魂方面。陈红（华中师范大学）的论文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对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和《群鬼》进行了重读，并提出了新的见解。在陈红看来，这些社会问题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对剧中人物的深层心理活动的反映，尤其是对诸如“无意识”或“本能”等现代心理学范畴的理解。就这方面而言，易卜生似乎与现代哲学和心理学大师尼采、弗洛伊德和荣格不谋而合，这也许是为什么很少评述当代作家作品的弗洛伊德竟然破例地发表论文分析阐释易卜生的《罗斯莫庄》。陈红指出，《玩偶之家》中娜拉对“奇迹”的期盼就是一种被部分地压抑在无意识里的冲动；而《群鬼》中阿尔文太太的儿子奥斯瓦尔德对母亲怀有的“俄狄浦斯情结”，则更是曾一度被锁在了无意识最深处但最终却由于契机的来临——父亲旧有的完美的形象的破碎——而爆发了出来。因此她的结论是，所谓存在于易卜生后期象征主义作品中的现代意识同样表现在作家的中期社会问题剧中。谢群、陈浪和陈立华（华中师范大学）则分别通过对易卜生的女性形象的重读、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创造的斯多克芒医生与尼采式“超人”的差异以及易卜生对奥尼尔的影响等方面对易卜生的作品在当代的意义作了新的阐释，引起了与会西方学者的兴趣。丽丝白斯·瓦帕（挪威琼姆索大学）则分别从宗教原罪的角度和自我身份的角度分析了易卜生的晚期作品《小艾友夫》和《咱们死人醒来时》。毫无疑问，这些具有新意的发言一方面从新的视角对易卜生的老作品进行了新的解释，另一方面也通过对某种批评理论之于具体文本阐释的应用对该理论进行了质疑和重构，这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理论的对话。这一点无疑对中国的易卜生研究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 这次研讨会也为将于2000年在易卜生的故乡挪威贝尔根举行的第九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奠定了基础。据悉，该会议将首次邀请较多的东方学者参加，以便使得东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易卜生及其作品成为可能，因为作为一位伟大作家的易卜生不仅属于挪威和欧洲，而且也是属于全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