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发展与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3)02-0024-07
在经过了近20年的沉寂后，保罗·罗默的经典论文和萨默斯与赫斯顿提供的跨国可比数据重新焕发了人们对增长理论的兴趣，理论上的突破、跨国可比数据的整理和计量工具的发展，共同推动了内生增长理论在上世纪末的蓬勃发展。本文拟通过对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原因、基本思路、经验检验与目前争论焦点的总结和探讨，深化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一、引言：为什么需要一个内生增长理论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几乎和经济学有着同样漫长的历史。不过，以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和李嘉图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为人们提供的是一幅悲观的画面。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它以资本积累为核心，以资本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假设，能够以简单的、易于处理和计量检验的方式，为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提供基本的分析框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新古典生产函数和资本积累方程。按照增长模型对资本积累机制的不同解释，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索洛－斯旺模型，它将储蓄（从而投资）视为总产出的固定比例；二是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它从代表性家庭和厂商的最优化行为中推导出最优储蓄率。尽管存在这些不同，两类模型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即：资本收益递减规律（源于新古典生产函数）导致资本积累动力的逐渐消减；除非存在外生的人口增长或技术进步，经济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府政策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
任何经济理论都必须对某种经济现实提供合理的解释，经济增长理论也是如此。在经济学家观察和总结的各种典型化经济增长事实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其一，人均产出表现出持续增长；其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存在广泛差异。我们将看到，新古典增长理论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是乏力的，下面予以简要的分析。首先，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观察到，人均产出表现出持续的增长。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任何经济都将逐渐收敛到各自的稳态水平；除非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人均产出不可能持续增长。但是，按照罗默引用的麦迪逊对1700年以来处于经济领先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的估计，即荷兰（1700～1785年）为-0.07%、英国（1785～1820年）为0.5%、英国（1820～1890年）为1.4%、美国（1890～1979年）为2.3%，经济增长率的长期数据表明人均产出的增长率是递增而非递减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对这一现象的惟一可能解释是技术进步的作用。但这一解释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一，技术进步率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是外生的参数；其二，如果技术进步是人均产出增长的根源，上面的数据就意味着技术进步率是不断增加的，而非外生给定的常数，但新古典增长模型并没有给出解释技术进步率发生变动的任何机制。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存在巨大的差距。1998年，埃塞俄比亚的人均GDP仅为106美元，中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分别为758美元和32078美元（注：Korea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2001),International Statistics Yearbook,PP.308～309.），这是数百倍的差距。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新古典模型难以解释如此巨大的差异。例如，假定两个国家的生产函数都遵循柯布－道格拉斯技术Y=K[α](AL)[1-α]，用人均的形式表示是y=A[1-α]k[α]；因此，人均资本的边际产品是
。假定两国具有相同的技术水平和参数，那么为了解释各国人均产出差异，要求各国资本边际产品的差异为
；也就是说，如果假定技术水平相同，那么埃塞俄比亚的资本边际产品必须分别是中国的19倍和美国的5264.4倍。显然，资本边际产品如此巨大的差异远远超过了现实的可能！当然，人均产出差异也可能来源于有效劳动，但在新古典模型中有效劳动的增长率是外生给定的，因此，新古典模型并没有对这种差异作出任何经济解释。总之，尽管新古典增长理论在逻辑上符合这些经验事实，但它的解释却是远远不够的：外生的技术进步远远不能揭示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因此，为了深入探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必须超越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这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历史使命。
二、如何产生内生增长
为了说明外生增长与内生增长的关系，考虑劳动增进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K[α](AL)[1-α]。假定不存在折旧，因此K=sY；此外，假定劳动和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分别为n和g。对生产函数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得：
如果(2)式两端等于零，即产出增长率仅等于外生参数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之和(n+g)，则就是一个外生增长模型；如果(2)式两端均为正，则在外生参数n和g之外，由模型本身产生了增长，因此是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之所以是一个外生增长模型，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即
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下降），使得(2)式右端在稳态中不能大于零。由此可以看出，任何内生增长模型都必须想方设法使资本边际产品不致下降得太快。基本方法不外乎如下两个方面：或者放弃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核心假定（主要是资本收益递减假定），或者在模型中引入其他机制，以使得资本边际产品不至于下降得太快。所谓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不外乎从经济本身寻找某种内在机制，使得资本收益递减不至于下降得太快。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放弃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这正是AK模型的做法。AK模型又称凸性模型或线性模型，它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而放弃了资本收益递减的假定。这类模型的主要贡献是揭示了“线性”对内生增长的重要性，但它同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并没有深入地研究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
大部分内生增长模型是围绕技术进步或知识积累的内在机制展开的，并以此克服资本收益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由于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竞争性的产品，新思想的生产往往具有很大的固定成本或一次性费用和较小的边际成本，因此生产过程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然而，包含新思想、知识积累或技术进步的模型不得不面临如下难题：如果把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视为有意识的研究开发(R&D)投资的结果，则难以维持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如果保留完全竞争，则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对知识积累的生产提供补偿和市场激励。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基本的处理方式：一是将技术进步或知识积累视为其他经济活动的无意识副产品（即其他经济活动具有外部性或溢出效应），从而不需要对知识积累进行补偿，于是可以维持完全竞争的研究框架；另一种方法是放弃完全竞争的假定，把知识积累视为企业进行有意识的R&D投资的结果，从而在模型中明确引入技术进步。
这两种方法可以分别称为外部性模型和R&D模型，它们分别是第一轮和第二轮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在缺乏对不完全竞争框架进行动态均衡分析技术之前，增长经济学家一般通过外部性对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进行处理；在将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引入增长理论，从而能够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简洁的处理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尝试用R&D模型解释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并以此构造内生增长模型。于是，尽管内生增长理论包括形色各异的诸多模型和不同的分析角度，我们仍可以将主要的内生增长模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而放弃了资本收益递减假定的AK模型；二是假定知识积累（或技术进步）是其他经济活动（如投资）“副产品”的外部性模型或溢出模型；三是明确地将技术进步视为企业有意识的研究开发结果的R&D模型。在下一部分，我们依次对这三种思路作简要的分析和评论。
三、对内生增长模型的进一步讨论
1.AK模型。上文表明，新古典增长模型之所以不能产生内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一种不存在资本收益递减的最简单的生产函数是：Y=AK，其中A＞0是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AK模型的称谓正是由此而来。显然，AK函数对应于α=1时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资本积累方程仍为通常的K=sy-(n+g+δ)k，由生产函数y=AK和资本积累方程可得
，即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的增长率均为sA-(n+g+δ)。显然，只要sA＞n+g+δ，经济就可以实现持续的增长。由此可以看出，即使不存在人口增长和外生的技术进步(n+g=0)，AK模型也可以产生内生增长（人均产出增长率为sA-δ）。
AK模型揭示了放弃资本收益递减规律如何能够导致内生增长。不过，该模型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一，该模型似乎过于简单，直接放弃资本收益递减规律似乎不符合人们的常识；其二，该模型不能预测绝对收敛或条件收敛，而条件收敛显然是一条经验规律。如果将K仅视为物质资本，那么AK生产函数显然不符合经验规律。不过，如果将K理解为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概念，该生产函数也还大致说得过去。此外，AK模型直接放弃资本收益递减规律似乎过于突兀，不过，内生增长模型（尤其是下文介绍的外部性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AK模型的形式：在这些模型中，虽然在个体水平上存在收益递减，但由于外部性或溢出效应的存在，总量水平上则表现出不变收益或递增收益。AK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更重要的模型。
至于AK模型对经验规律即条件收敛的违反，我们可以对AK模型进行简单的扩展，从而在保留资本收益不变特征的同时恢复模型的收敛性质。这正是多数凸性增长模型（如琼斯和真野惠里1990、雷贝洛1991等）的实际做法。我们知道，新古典生产函数能够产生收敛，AK生产函数则能够产生内生增长，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既具有内生增长又具有收敛性质的经济增长模型。例如，假定生产函数是AK函数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组合Y=AK+K[α](BL)[1-α]。当k较小时，该生产函数表现出了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性质，但随着k的增加，它渐进地收敛于AK形式；也就是说，该生产函数具有资本收益递减的性质（从而具有收敛性质），但资本边际产品的递减是有下界的（从而产生内生增长）。
2.外部性模型。既不放弃资本收益递减假定和完全竞争，又能产生内生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型，是以外部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它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具有较长的研究传统，也是第一轮内生增长模型的核心，在增长理论文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类增长模型的基本特征是：其一，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是其他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因而不需要补偿并可维持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其二，个别厂商的生产函数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但就整个经济而言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其三，上述两个特征决定了这类模型具有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即政府政策不仅具有水平效应，而且具有增长效应。根据外部性来源的不同，这类模型有多种构造方式，如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和巴罗的公共品模型等，阿罗及其后继者提出的“干中学”模型则是这类模型的重要先驱。
(1)“干中学”模型。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外生技术进步的假定，阿罗试图提出一个“知识积累的内生理论”并以此解释技术进步现象。阿罗认为，知识的获得即“学习”，是“经验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时间的函数。企业在进行投资和生产的过程中会逐步积累起生产经验和更有效的生产知识，而这些知识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由于一个企业获得的生产经验和生产知识也能够被其他企业所利用，因此一个企业的生产率可以视为整个经济总投资的函数。也就是说，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副产品”（即干中学），知识的溢出导致了整个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即溢出效应）。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来看，生产过程因生产率的提高而表现出递增收益。不过，由于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副产品”，不需要进行补偿，因此仍可以维持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同时，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是企业投资的“副产品”，个别厂商并没有考虑到其投资活动对这个经济生产率的影响，而是将它视为外生变量，因此，它的行为仍然像新古典模型中的厂商一样。于是，通过干中学和溢出效应（或投资的外部性），我们可以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得到内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2)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在引起广泛关注并重新焕发人们对增长问题产生兴趣的罗默的经典论文中，罗默以阿罗的“干中学”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知识溢出模型。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k[,i]、其他有形投入x[,i]（例如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Y[,i]=F(k[,i],K,x[,i])。对于个别厂商的自身投入k[,i]和x[,i]而言，该生产函数表现出不变规模收益、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定。然而，如果将K考虑在内，则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含义：代表性厂商将总知识水平K视为给定的变量，因此生产函数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但对整个经济（假定它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而言，由于对于任何常数λ＞1有F(λk[,i],λK,λx[,i])＞F(λK[,i],K,λx[,i])=λF(k[,i],K,x[,i])，因此生产函数Y=F(k,K,x)=F(k,Nk,x)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这里，总知识水平K成为外部性的来源。此外，罗默还假定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产出中没有用于消费的部分）。这样，罗默模型实际上同“干中学”模型一样，通过知识积累的“副产品”性质和知识存量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增长。
(3)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在论述经济增长的经典论文《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中，卢卡斯提出和比较了三个模型：基于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和通过“干中学”积累特定人力资本的增长模型。其中，第二个模型是该文的核心模型，并被人们称为卢卡斯模型。其核心假定是：其一，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是人们用于积累人力资本的时间比例的线性函数（这与纯粹的“干中学”模型有所不同），从而引入了人力资本生产部门；其二，工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影响自身的生产率，而且能够对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产生影响（每一经济个体在进行决策时不考虑这部分影响），这是该模型能够产生递增规模收益（整个经济水平）和政府政策增长效应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除了第一个假定在性质上基本介于外部性模型和R&D模型之间外，卢卡斯模型与“干中学”模型和罗默模型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3.R&D模型。外部性模型通过引入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并借助于溢出效应得到了内生增长。R&D模型则明确地将技术进步或创新归结为厂商有意识的、旨在获取垄断收益的活动，并运用垄断竞争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罗默指出，技术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物品的两大特点：它是非竞争性的和部分排他性的。非竞争性意味着生产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部分排他性则为从事R&D活动的厂商提供了激励（外部性模型抓住了技术的第一个特征，但没有抓住第二个特征）。以R&D为基础的增长模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产品种类的增加（例如新行业的开辟），一类是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产品质量的改进（例如同类产品的升级换代）。这两类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引入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性”概念，即新产品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旧产品的被淘汰。
R&D模型之所以能够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产业组织理论的进展，使得经济学家能够对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进行简洁的分析和处理。其中，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S)模型对R&D模型尤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几乎所有的R&D模型都吸收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技巧：不是将创新视为产品种类的增加，就是将创新视为固定种类的产品质量的改进。其中，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塞格斯特罗姆采用了原本意义上的D-S函数（即把D-S函数视为效用函数）；罗默、阿洪和霍维特则把它作为生产函数。
尽管存在这些不同，这类模型的核心特征是一致的：技术进步或创新是企业有意识进行R&D投资的结果；来自创新的垄断利润则为企业从事R&D活动提供了市场激励；分权经济增长率一般不等于社会最优水平，政府政策具有增长效应等。这些增长模型的主要区别是：在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由于R&D活动的正外部性和市场结构的不完全竞争特征，分权经济增长率总是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由于新产品具有淘汰原有产品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个别企业不考虑这种负外部性），因此分权经济下的增长率既可能低于也可能高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总的说来，尽管内生增长理论表现为形形色色的不同增长模型，但是绝大多数的内生增长模型实际上都可归结为上述模型之一或这些模型的某种组合。一般而言，外部性模型具有简洁、便于扩展和应用、易于进行计量检验的优点，R&D模型则更符合人们的直觉，具有更良好的经济含义和更坚实的微观基础。利用这些模型，我们就能够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更深入地分析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外部性模型比较适合于那些在总量水平上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因素（如教育、经验积累和基础研究等），R&D模型则比较适合于对产业层次的创新活动并易于通过市场机制提供激励（相对易于排他）的经济活动的分析。
四、经验检验与若干争论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检验，其侧重点先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在内生增长理论产生的初期，人们热衷于通过对“收敛”问题的检验向新古典增长理论发难；在最近几年，则侧重于通过检验“规模效应”对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提出挑战，并提出了一些不包含“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或准内生增长模型。目前，关于前者的争论基本尘埃落定，人们基本同意不存在“绝对收敛”，但在具有相同偏好和技术参数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条件收敛”的观点。对于后者，目前的争论尚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除此之外，一些经济学家还通过下述方面的经验检验，对内生增长理论提出质疑：其一，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二，研究开发(R&D)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现分别通过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资本积累”和"R&D"等方面的经验检验，简要评述当前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争论。
1.规模效应。内生增长理论一般都包含某种“规模效应”，即人口规模越大（外部性模型），从事人力资本积累或R&D活动的人口比例越高（R&D模型），经济增长率就越高。琼斯首先提出了质疑，认为内生增长理论关于“规模效应”的预测与工业化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并不一致：二战以来，尽管各国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和比例都有了巨大的提高，但经济增长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增加。其他一些学者指出，如果确实存在规模效应，那么像印度、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必定应该具有较快的增长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此之后，塞格斯特罗姆、阿尔文·扬等许多经济学家加入了争论的行列，并力图构造不具有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型。
本文认为，这些经验检验并不必然说明内生增长理论是不正确的，人们对内生增长理论和规模效应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尚有语义上的不一致。就外部性模型而言，规模效应实际上源于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等行为的外部性，而这种外部性能否传递到其他经济个体那里，还将取决于其他个体的接受能力、传导机制是否畅通以及这种外部性是国家范围的还是世界范围的。例如，就一国范围的外部性而言，尽管我国人口超过12亿，但能够通过互联网获取网络信息的人口只有4000万（仅略超过韩国的3500万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在1990年只有1626万（不足韩国600万的3倍）、2000年只有4570万（注：这些推导主要是受索洛（2000，第144-146页）的启发。）。从R&D模型论述的相关方面看，我国在1996年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人员只有78.7万人（日本为89万人，美国为96万人）（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和《The Profile ofKorean Human Assets:Labor Statistics 2001》的有关数据估算。）。也就是说，尽管我国的人口规模很大，但真正满足内生增长理论条件的人口数量仍低于美日等发达大国，略高于发达小国（印度等国家比我国的情况更差）。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所谓的规模效应并不仅仅取决于绝对人口规模，经验检验对规模效应的未加证实并不必然说明内生增长理论是不成立的。
2.资本积累。前文的论述表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而内生增长理论则将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或R&D视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过，绝大多数的经验检验都表明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有人据此对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质疑。内生增长理论家们很快作出了回应（例如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阿洪和霍维特）：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他们指出，资本积累之所以能够发生，主要是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提高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使得物质资本投资变得有利可图；一些（格兰杰因果）经验检验也表明，是R&D引起投资，而投资并不一定引起R&D。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只不过表明内生增长理论需要进一步探讨知识积累、研究开发等活动同投资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不表明内生增长理论不如新古典理论更符合实际数据。本文认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的背后有着共同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理论虽然能够揭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但无助于我们对其深层机制的认识；内生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它为我们揭示这类深层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供选择的分析框架。
3.R&D。在内生增长理论中，R&D模型是最有前途的分析框架，也符合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具有微观基础的经济学发展趋势。不过，多数的经验检验并没有证实R&D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实际上，不少经验检验表明二者是负相关的。我们应该如何对此作出解释呢？从各种经验检验的实际情况看，由于从R&D支出到生产率的提高之间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时滞性，且有关R&D数据的样本容量并没有大到足以进行高阶滞后回归的程度，因此得出这种结论是可能的。此外，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由于新产品的发明往往意味着旧产品的被淘汰，从而在某种情形下可能降低而非促进经济增长。此外，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还指出，政府对创新产品的津贴有可能通过抬高研究人员的工资而提高了创新成本，从而降低创新发生率和经济增长率。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内生增长理论产生的原因、基本论证思路和目前争论热点的评述，着重从理论脉络的角度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了梳理。内生增长理论是一个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和巨大应用潜力的经济理论，它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方法和角度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经济增长过程的认识，它所揭示的规模效应、知识积累、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助于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更准确的分析。因此，尽管目前的内生增长理论仍存在不少不足和争议，但它所开辟的研究方向则是极具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的。经济大国需要相应的经济理论，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同样需要一种有针对性的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需要借鉴内生增长理论，本文则是为这种借鉴提供理论基石的一个尝试。
收稿日期：200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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