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精神文化对欧洲的传播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中国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上，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影响它国文化的途径很多，如战争与扩张、宗教传播、派遣使节、经商与贸易、向外移民、冒险与旅行，以及借助于西方殖民者占据的殖民地等都可作为文化传播的渠道。正是靠这多种通道，世界各国人民才了解到了中国丰富灿烂古老文化传统，并根据时代和社会需要，不断借鉴中国文化中对自己生存与发展有益的部分，进一步消融到本土文化中去。中国文化也正是凭其绚丽多采、博大精深的独特魅力，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对世界人民的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及精神享受带来了很大影响。本文着重论述我国传统文化中精神文化方面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早在罗马帝国时期，欧洲就接触到了中国文化，随着十三世纪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大帝国的创建，中国和西方世界间的直接通道便形成了。
威尼斯商人和旅行家马可·波罗（公元1254～1324年）曾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时间（公元1275～1292年），回国后根据他的口述由别人笔录而成的《马可波罗游记》被称为描述Cathay（契丹，即中国）文化的“大史书”。此书在十四、十五世纪风行一时，从财富充裕、人口繁盛、生活舒适、政治开明、物产丰富、工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纸币通行、使用石炭（煤）、建筑华丽等十个方面描绘了契丹。这些有关中国富裕强大、文明昌盛的信息，在欧洲引起无穷的联想与震动，初则难以置信，惊为“天外奇谭”，继而惊羡向往。终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文艺复兴兴起，唤起了不少欧洲禁欲主义者对于现实生活的向往，并开始了向东方寻财觅宝的大运动，成为哥伦布开辟新航路，发现美洲大陆的一个诱因。《游记》所描述的中国人名、事件、地名都成为文艺复兴中绘画、文学、科学等借以发展的题材，比如达芬奇的不朽名作《蒙娜丽莎》，其画面背景却是一块中国式的山水。
十六至十八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进行较大规模直接交往的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参与了欧洲近代思想文化的革新。欧洲宗教组织耶稣会则是中国儒家思想在欧洲的传播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最早将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知识传到欧洲。他留下来一部回忆录《中国札记》，后经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整理和补充后在西方出版，成为继马可·波罗之后全面介绍中国的巨著。书中除详细描述中国地大物博、繁荣昌盛、无与伦比这个总情况外，还较多地谈及工艺技术、汉字结构、人文科学等，并且第一次介绍了孔子和儒家的学说。此后，传教士们陆续有介绍中国文化的著译，比如把《论语》《大学》译为拉丁文，名为《中国的智慧》，译《中庸》为拉丁文，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最初来华的传教士多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后来则多为法国人，遂使法国成为欧洲传播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
总的说来，经过这批到过中国的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历史政治、天文地理、语言文学以及科学知识都被介绍到了西方。而这些有关国的知识被没有到过中国的耶稣会上杜赫德辑录成为《中国通志》，于公元1739年在巴黎刊行，此后很长一个时期成为西方流行的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为启蒙运动者对中国文明的向往与借鉴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资料。
真正引起欧洲启蒙学者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产生浓厚兴趣的，是欧洲天主教会有关中国的礼仪之争，即中国的敬祖、祭孔、祀天是符合于天主教义，抑或为宗教异端。这场争论成为中国思想向欧洲传播的一个良好机会。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的发现对思想界来说，同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发现是同等重要的一件大事。他甚至指出，人们现在对中国比对一些欧洲省份还熟悉。这便形成了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巨大文化冲击。
中国这个非基督世界的人类优秀文明的存在，对欧洲思想界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它动摇了基督创世的谬说并打破了欧洲文化至上的偏见，从而为以反对中世纪传统为已任的启蒙思想家提供了抨击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有力思想武器。自罗马帝国以来，所谓一个公教（基督教）、一个普遍的文化（西欧文明）的观念，一直萦绕着欧洲人的思想。正是由于在他们面前呈现出的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许多欧洲人才打消了这样的文化偏见，懂得了欧洲文化和基督传教的相对性。德国古典思辩哲学先驱者莱布尼兹，便是第一位注意并肯定人类多元结构的欧洲人，也是第一个认识中国文化对西方发展具有重大精神意义的人。他依据来华传教士有关中国的报道汇编成《中国近事》（公元1697年）一书，表露出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热情，认为中国和欧洲两大文化源泉相互交往将大有裨益于双方，中国的实用哲学和国家道德对于西方有所启发。
中国孔子及儒家关于伦理道德和注重教育的学说，也给了以追求理性与智慧，反对愚昧与盲从为宗旨的启蒙运动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伏尔泰称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把中国文化看成是最合乎理性和人道的文化，并且特别强调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莱布尼兹的学生伏尔夫则盛赞中国的学校制度是施行品德教育的模范。在德国，以“哲学的宗教”来代替正宗的宗教的哲学思潮，也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狄德罗《百科全书》中关于“中国”一段，则介绍了自古代至明末的中国哲学，认为其基本概念是“理性”，并特别称赞中国儒教，说它“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国平天下。”
中国文学也对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当启蒙作家希冀改革古典戏剧艺术，推动其健康发展的时候，中国戏剧传入欧洲，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思想以及独特的东方艺术技巧使欧洲艺术家们耳目一新。中国戏剧的魅力，使欧洲戏剧界出现了“中国热”。十七、十八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剧种，即“中国戏（Theatre Chinois），它多以中国事物为题材及背景，使用中国剧的服装、道具，甚至有时还夹杂着中欧混合语对白。“中国戏”首先出现在喜剧中，接着在风靡一时的歌剧中也有所出现。
元代纪君祥所作《赵氏孤儿》是第一部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剧本。耶稣会中第一批汉学家之一的马若瑟于公元1732年翻译了这部剧本。杜赫德《中国通志》第三卷也收录了该剧本，并随着《中国通志》的英、德、俄译本的相继问世，该剧便流行欧洲。伏尔泰曾将元曲《赵氏孤儿》与欧洲同类戏剧做对比研究，认为该剧具有美好的“理性主义”，有许多“合理近情”的原则，故事离奇有趣，高于同一时期的法国戏剧，并亲自将它改编为宣扬“理性”的《中国孤儿》，于公元1755年8月20日在法兰西剧院公演，整个巴黎几乎轰动。剧中崇尚武功，企图以暴力取胜的成吉思汗，最后折服于崇高的道义，征服者反同化于被征服者。该剧体现了伏尔泰晚年坚持百科全书派的理想，以及同专制政治继续斗争信念，这就是理性和才智最终必然凌驾于愚昧和野蛮。简言之，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戏剧在欧洲传播的结果，给欧洲思想家提供了新的精神食粮，使更多的西方人接触了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家们则从我国古典戏剧中吸收表演手法和舞台要素，大大丰富了他们的艺术创作。
德国作家歌德也是很早就发现中国文学之美和价值的人。他生活的时代，欧洲处于中国强大的文化影响之下，自幼受中国文化濡染，青年时代广有机会接触十八世纪的“中国之物”，印象特别深刻。启蒙运动中，歌德曾通过拉丁文本看到《大学》《中庸》《论语》等汉学经典。十九世纪初，歌德与中国文化的接触更为密切。公元1827年细读了由德国人穆尔（Murr）从英文转译成德文的中国小说《好逑传》，得出了“世界文学时代已快到来”的结论。他还在清代小说《花笺记》《玉娇梨》启发下，仿效中国古典诗歌形式创作著名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十四首，把他自己晚年得自中国的美好印象糅合进去。中国儒家之“德”和道家之“道”对高年的歌德的世界观是有影响的，他已从年轻时代对中国艺术的“不平衡的冲动”，进入对中国伦理的宁静和稳定的向往，实际上这也符合他一生思想的发展过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象征派诗人进行艺术探索时，从中国文化中得到启迪或与之沟通的，是道家的灵性、庄子的心灵哲学。象征派诗人是富有探求精神的一代，他们是双重的探索者：探索宇宙，探索自我。这两者都和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欧洲文化危机，使不少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学中去寻找克服欧洲文化危机的方法。德国现代杰出戏剧家、诗人布莱希特十分赞赏墨翟哲学对解决个人与社会取得和谐问题的探索。墨翟提出的“非攻”、“兼爱”等思想常被布莱希特所援引。老子庄子的学说，如修身治国的理论主张以及所强调的“柔弱胜刚强”的事物发展规律也同样为布莱希特所特别关注。作为一个锐意改革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因创建“史诗剧”和“间离效果”理论而在西方戏剧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对于这一创造性的理论与实践，他自己公开承认是接受了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深刻影响。1935年他在莫斯科观看了中国戏曲艺术家梅兰芳的表演后，曾兴奋地指出：“自己多年来所朦胧追求而尚未达到的，在梅兰芳都已经发展到极高的艺术境界。”他所提倡的开放式戏剧结构、演示性技巧、象征性动作、抽象化布景，以及讲究韵律与节奏、夸张的化装与服饰、讲唱的结合与风格化的演出等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中国传统戏剧的深刻影响。他的许多史诗剧也明显接近于中国古代戏曲，其中《高加索灰栏记》更是受到中国元代戏剧家李行道《包侍制智赚灰栏记》的启迪。因此，在布莱希特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欧美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表现方法，如写意的布景、框式舞台的突破、演员下剧场与公开检场、歌队上舞台等，都让人觉察到中国戏曲美学的再现。二十世纪欧洲剧坛出现了日益朝着高度写意的东方戏剧靠拢的趋势。
综上所述，中国的物态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对欧洲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随着世界对中国文化价值认识的逐步觉醒，外国在借鉴和研究中国文化方面取得了不少富有成效的收获，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外国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研究称为“中国学”。国际中国学（Sinology on International）已是在国际文化关系中，以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为基础而形成的一门涉及双边文化或多边文化关系的独特的边缘性学科。当然，国外中国学家的大多数对中国持比较客观的、友好的态度，但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各国的中国学家的世界观、思想观点、学术水平各异，因此，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首先应持研究分析的态度。这对我们加深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增进了解世界各国的“中国文化观”，开拓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识视野，以及引进一些新的理论思想和方法论，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探索这一学科的许多奥秘，也将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化在外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与借鉴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