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地区差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进程论文,差异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众所周知，改革初期由于受计划体制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极其扭曲，占总劳动力数量20％弱的城镇劳动力却生产了72％的国内生产总值，大量农民享受不到由计划指令强行推进的工业化果实。中国的改革实践是从农村开始，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制造业、服务业集中在城市的状况。据统计，乡镇企业已经创造了1/3强的国内生产总值、吸收了14000多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许多乡村由于快速的工业化而发展成为常住人口为2～5万的小城镇，甚至成为中型城市。这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型工业化道路，这种工业化由于乡镇企业布局分散而难于产生聚集效应，导致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化工业的转化速度较慢。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大量外资的涌入直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与雄厚的资本，并将资本接受地的制造业跳跃式地提升到资本、技术密集型阶段，如部分沿海开放型城市上海、苏州、东莞、深圳等。这是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中国特色传统型工业化完全不同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因此，由于中国各地区工业化的方式、资源禀赋差异不同，各地区工业化进程也迥然不同，有的省份、直辖市已进入工业化中期或后期阶段，而有的却还没迈入工业化的门槛，如少数自然条件恶劣、边远自治区。
基于上述宏观背景，本文的目的是描述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化、知识化条件下中国各地区目前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可能趋势。我们以产业间的就业分布为媒介，详细分析改革以来中国各地区产业间的动态变化及其分布（注：考察一个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产业结构状况，一般来说有以下衡量指标：霍夫曼消费品与资本品比率、库兹涅茨与钱纳里的按各生产部门产值份额与劳动力份额划分的工业化不同阶段。由于中国的工业化不是一个自然的生成过程，而是走了一条先重工业后轻工业的道路，应用霍夫曼消费品与资本品比率来衡量中国各时期所对应的工业化阶段，显然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不相符合。同理，应用各部门的产值份额来判断我国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制造业的产值份额，往往会得出超前的工业化阶段的结论；虽然劳动力结构转变与城乡间的移民有一定关系，但我们仍然认为劳动力份额变化是客观衡量一国经济快速发展时结构迅速转换的一个较为可信的指标。）。
在相关的研究中，范剑勇、朱国林（2002）通过基尼系数将地区差距与产业结构联系起来，发现对地区差距的主要贡献是制造业的高份额和非农产业一起在地区间的不平衡分布，而且最明显的趋势是自1995年以后制造业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即存在东部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的可能性（注：直接支持本结论的还有Wei and Wu（2001），Wen mei（即文玫，2001，2002），Hu Dapeng（2002）所取得的经验证据。）。这一趋势自然使人联想到19世纪后叶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制造业集中在东北地区、大西洋中部沿海与以五大湖为中心的中西部地区这一历史现象（范剑勇、杨丙见，2002）。这种制造业集中主要体现为该地区非农产业的就业份额急剧提高和制造业地区的工资收入明显高于农业地区的农民收入。那么，东部沿海地区快速的工业化肯定也体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高出中西部地区。本文分析了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工业化领先程度，并试图从工业化角度解释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
本文的结构作如下安排：第二部分是用国际上通行的偏离份额法来横向比较各地区产业间就业结构的变化情况；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粗线条结论基础上，更加详细地分析各地区就业份额，以判断各地区的工业化所处阶段；第四部分从第二产业内部进一步提供举证东部地区（包括直辖市）存在制造业中心可能性的证据；第五部分为结论。
在具体展开分析前，我们先作以下说明。由于中国各地区资源禀赋条件、体制条件迥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不平衡。本文主要观察地区产业的不平衡分布，这种不平衡尤其是第二产业的不平衡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和受旧体制影响的痕迹。根据各地区工业化阶段和体制条件不同，本处应用类聚方法把中国分为六大区域：原来的三大直辖市、东部沿海各省、东北三省、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注：除直辖市（未包括重庆，将重庆纳入四川省分析）外，剩余5个地区包括：（1）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省。在计划经济时代因受前苏联工业化影响而其产业结构有严重的重工业化倾向，改革初期其城市化水平比其他省份高。（2）东部沿海各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省。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受国际环境和毛泽东的地区平衡发展思想的影响，地区工业发展受到严重抑制。（3）中部省份：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省，主要位于黄河的北部一直至长江的南端。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降雨量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全国农业生产中心。（4）西北地区：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这一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气候干燥、地形陡峭，在其西部、北部边界都与沙漠接攘，坡度在5％以上的土地超过10％，且只有8％的土地是可耕地，（5）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将重庆纳入四川省分析）。该地区也具有充足的降雨量和适宜于农作物生产的温度，但是太多的山脉导致土地坡度超过10％和较少的可耕地面积）。
二、各地区产业间就业分布的总体变化
1.偏离份额法（Shift—Share analysis）
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在许多文献中经常被广泛用来分析产业的空间分布、地区就业结构变化、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和劳动力迁移的空间去向等现象。这种方法曾经在Stillwell（1970），Fothergill和Gudgin（1979），Casler（1989），Hoppes（1994）等人的研究文献中详细讨论和应用。最近应用此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有Liu Zinan和Liu Guy（1996）、Aying Liu，Shujie Yao和Zongyi Zhang（1999）等人。
本文用这种方法分析中国各地区三次产业的就业变化。我们以△E[，ij]代表第j省的第i产业的劳动力数量变化，E[，ij0]。代表基期第j省的第i产业的劳动力数量，R[，ij]代表考察期间的第j省的第i产业的劳动力数量增长率。它们具有以下关系：
我们把公式（3）左边称为就业增长的相对净变化量（Net Relative Change，下面以NRC表示），它直接表示第j省第i产业的就业增长量与全国平均各产业就业增加的差异，它是由右边两项组成：右边第一项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称为第j省的第i产业的劳动力的结构转移，当它除以公式（3）左边的相对净变化量就是表示按与全国各产业的平均就业增长速度差异来度量的对相对净变化量的贡献份额，即表1中的STR，表示以全国该产业的平均增长率与全国平均总增长率之差的速度来度量的第j省第i产业的劳动力增长情况；右边第二项为第j省的第i产业的劳动力差异转移，当它除以相对净变化量（NRC）后就是其对相对净变化量的贡献份额（Differential Component，表1中以DIF表示），它表示除结构转移以外，该省该产业就业增长率与全国该产业就业增长率的差异所引起的就业增长情况，直接代表该省该产业竞争力水平所引起的劳动力转移部分。
2.分析结果
表1按照上述方法报告了我国1980～2001年各主要地区三次产业就业增长的分布变化。
表1 1980～2001年各地区产业变化的偏离份额分析
注：（1）ACT表示绝对增长率，NRC代表相对净变化量（即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的净增长），STR代表结构转移，DIF代表差异转移。（2）本表的阅读方法说明如下：每栏NRC表示该产业就业增长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差异，而STR与DIF两者之和构成对NRC的贡献，如果STR或DIF的符号为正表示促进NRC的作用方向，STR或DIF符号为负则表示阻碍NRC的作用方向，如DIF与NRC均为负，表示差异转移促进相对净变化量增加；如DIF为正，NRC为负，表示差异转移将促成相对净变化量的减少。例如，直辖市的第一产业就业增长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93.6％），其中代表全国第一产业就业减少部分的结构转移对直辖市第一产业就业减少的贡献为43.3％，而代表直辖市第一产业竞争力上升的差异转移对直辖市第一产业就业减少的贡献达到56.7％。又如，东北三省的第一产业的NRC中，代表全国第一产业就业减少部分的结构转移对相对净变化量的贡献占据了主导作用，达到509.2％，而代表东北三省的第一产业竞争的差异转移对相对净变化量的贡献为-409.2％，说明东北三省的第一产业的竞争力弱到阻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程度，这在中部、西北、西南地区同样得到体现。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1）三次产业的总体就业增长情况。就全国各产业的平均就业实际增长率来看，2001年比1980年有49.4％的增长，各地区除了直辖市外，差异较小。从增长率的地区差异（NRC）比较看，直辖市、东北三省、西北地区都在全国平均增长率之下，其中东北三省（39.6％）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9.4％）；中部地区三次产业的就业增长率在所有地区中是最高的，比全国平均就业增长率高出6个百分点。从产业的就业增长情况看，劳动力增长快慢依次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其实际增长率在1980～2001年期间分别是259.7％、78.9％、8.8％，直接表明改革以来第三产业在原来受扭曲和压抑的状态下获得快速发展。
（2）第一产业的就业增长情况。绝对数量的增长与相对净变化量。在第一产业中，直辖市、东部沿海地区就业的绝对数量呈负增长状态，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初期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与其他非直辖市地区并无二致（见表2），却经过飞速的工业化过程迅速地、绝对地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注：本文数据直接取自于《中国统计年鉴》，而年鉴数据是按照户籍制度统计计算的，排除了在农村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实际上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数要大大低于统计年鉴数，这与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劳动力短缺的感性认识相一致）。相应地，这两个地区第一产业的相对净变化量在所有地区中最大，分别为-93.6％和-57.4％。另外，令人惊奇的是，东北三省的第一产业就业绝对数量增长速度仅次于西南地区，因为我们预先知道，东北三省在改革初期的城市化水平仅次于直辖市，达到35％以上（范剑勇，2002）；但经过20多年的改革该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数量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第一产业就业的相对净变化量仅为-8.0％。第一产业就业的绝对数量与相对净变化量数据表明，各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截然不同，也直接昭示了各地工业化速度的差异，其中，直辖市与东部沿海地区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而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在工业化进程方面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表2 1980～2001年各地区产业的劳动力份额比较（％）
资料来源：《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1996），（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
结构转移与差异转移。由于结构转移与差异转移是解释相对净变化量的组成成份，两者之和等于100。本文着重比较结构转移与差异转移的孰大孰小（比较两者的相对额大小）。从定义看出，差异转移直接表明该产业在全国的竞争力大小，从各地区第一产业的差异转移对相对净变化量的贡献份额看，东部沿海地区、直辖市的差异转移远远大于其他地区，且明显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作用，分别为56.796和29.3％（注：这一点还可以从下例中得到旁证：在90年代后期，浙江等部分沿海省份农村甚至出现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显著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罗鉴宇、黄祖辉，1998），相应地，其余地区的差异转移的符号均为负值，表明这些地区第一产业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留在农业内部的负转移。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政策含义，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和直辖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提升了该地区第一产业的竞争力，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区的第一产业竞争力也领先于其他地区，但如果按照比较优势，中部、西北、西南地区、东北三省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促进整个经济的福利最大化，而这些落后地区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充分转移出来，其农业竞争力非常之弱，比较优势原理在这里是难以解释该地区的发展的。
（3）第二产业的就业增长情况。绝对数量的增长与相对净变化量。第二产业就业绝对数量总体上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但各地区差异极大。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增长最快，达到151.996，而其余地区除直辖市、东北三省以外均呈现出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相应地，类似的规律可以在相对净变化量中得到体现。我们主要的关注点是直辖市与东北三省。在整个考察期间，直辖市和东北三省均出现了负增长，分别为-16.3％与—13％，这是由于这两个地区正在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缘故还是由于体制转型不顺引起的呢？问题的答案不能在该表中直接找出，但是东北三省第一产业就业数量没有如工业化后期迅速下降昭示着东北地区可能由于体制转型不顺所导致的。这一推测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得到证实：在黑龙江，近年来国有企业不断出现大量职工下岗分流现象，省政府不得不提出“亏损企业职工1/3经营主业、1/3转向农业、1/3向多种经营方向转移”的新三三制方针（陆大道、薛凤旋，1997，第29页）。而在直辖市有大量的外资涌入，推动了第二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演化，如在上海，仅在2001年就引进4个超百亿元的制造业投资项目，其中3个位于上海金山石化区，一个世界级的化工产品制造中心已现雏形。因此，直辖市走的是不同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而是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它直接携所在地迈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或后工业化社会。
结构转移与差异转移。如前所述，东部沿海地区的第二产业相对净变化量在所有地区中增加幅度最大，达到102.5％，而其余中部、西北、西南地区的工业化所带来的相对净变化量均在50％或50％以下，其中西北地区仅为-8.1％。在这些构成成份中，由结构转移与差异转移产生的贡献也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如东部沿海地区第二产业的竞争力产生的差异转移贡献度远远高于中部、西南地区，达到71.2％的贡献份额，也就是说，东部沿海地区生产的制造业产品在全国的份额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相应的份额，直接表明该地区的制造业产品有向其他地区输出的可能，或者说，东部沿海地区有进一步形成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可能。同时我们也看到，直辖市、东北三省第二产业总体的产值份额下降（即竞争力减弱、差异转移为正）竟然促进了第二产业就业的负增长，如这两地区的差异转移与相对净变化量均分别为正和负，分别达到144.9％和-65.7％、147.3％和-62.4％。这两个地区表面上相同的变化，实质代表了迥然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和进程。在直辖市，工业化进程已步入后期阶段，制造业就业份额、产值份额持续出现大幅下降（见表2），第二产业朝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前进；而在东北三省，第二产业主要是由重工业构成，而这种重工业主要由采掘业和原料型工业组成，按照钱纳里的工业化划分阶段，煤炭、石油和其他矿产品采掘占主导的经济应归入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初级产品阶段，而没有进入工业化阶段（钱纳里等，1995，第64页），因此，东北三省第二产业竞争力下降可以理解为经济发展阶段向初级化阶段回归，重新回到一个较低的起跑线上开始起步。
（4）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情况。绝对数量的增长与相对净变化量。总体上说，第三产业就业绝对数增长在所有产业中增长最快，考察期间增长率达到259.7％。除直辖市和东北三省以外，其余地区均在250％以上，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地区在改革以前城市化率低、第三产业起点低，在考察期间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而直辖市、东北三省则相反，在期初城市化水平就比较高，第三产业就业增长出现稳定增长。从相对净变化量来看也可以得到类似的规律。
结构转移与差异转移。这里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首先是直辖市、东北三省的结构转移贡献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而它们的差异转移却阻碍了第三产业就业增加，如东北三省结构转移与差异转移对相对净变化量的贡献度分别为271.7％和-171.7％。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区从横向比较来看，它们在已有较好的基础上，并没有得到更快的发展。其次是东部沿海地区、中部、西北、西南地区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没有太大差异，都是由结构转移与差异转移共同推动了第三产业的急速发展，而结构转移对相对净变化量的贡献度（60％～70％）大于差异转移（25％～40％）。因此，各地区的第三产业就业增长差异转移（DIF）不甚明显，即第三产业的地区竞争力差异不明显，唯一的区别仅仅是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稍快于其他地区。这种现象后隐含着钱纳里等人所言第三产业具有“不可交易性”含义（注：第三产业的不可交易特性是指绝大多数第三产业的生产、消费是在当地进行，而不能进行远距离运输，因此，一般不可能形成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并由此导致第三产业发展在各地区差异不会太大）。
三、各地区产业间就业分布的变化情况
前面我们对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分析也许过于概括，在这一部分我们取两个时间截面（1980、2001）描述全国地区各产业的就业结构状况（表2）。本部分的目的是进一步描述全国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差异，同时明确制造业中心在东部沿海地区正在逐渐形成。
纵观在考察期内全国各产业的产业结构变化，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呈不断下降趋势，这是典型的工业化特点。另外，由于中国建国以来经历了特殊的工业化历程而呈现出以下几个典型特点：（1）中国特殊的工业化进程使第二产业的产值份额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1978年第二产业的产值份额就高居48.5％，而其劳动力份额只有18.3％。（2）受计划体制的影响，期初除直辖市和东北三省的劳动力份额较高外，其余各地区的第三产业劳动力份额处于极低的水平，均在10％左右微幅振荡。（3）在工业化进程中，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没有均匀地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而是大部分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份额提高的幅度（3.3％）小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提高的幅度（16.2％），这一情况与库兹涅茨所揭示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均匀转移规律不符，但符合钱纳里等人揭示的“在工业化阶段劳动力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与服务业之间”规律（钱纳里等，1995）。
就第一产业而言，各地区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考察期期初，东部沿海各省、中部地区、西北与西南地区的第一产业劳动力份额都处于76％左右，由于改革以来各地工业化速度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各省的第一产业劳动力份额下降幅度明显快于中部、西部地区，2001年已降至44.9％，接近于初始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东北三省的劳动力份额，而中部地区、西北、西南地区的第一产业劳动力份额还处于60％左右的较高水平。也就是说，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转移至非农产业，促进了该地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2）东北三省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以年均1.66％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其他各地区，对于一个总体上处于快速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这是与工业化常理相悖的，反映了该地区因不能顺利调整以资源型重工业为主的扭曲的产业结构而导致第二产业劳动力向第一产业回流，如辽宁、黑龙江两省的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年均增长率在这一期间分别达到0.63％、2.3％，而其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却分别为-0.96％、-2.7％。综上所述，从劳动力份额来看，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差异很大，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产业劳动力份额下降幅度最大，反映了各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的巨大差异，从而导致在局部地区可能率先形成全国的制造业中心。
就第二产业而言，随着一国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阶段后，第二产业劳动力份额和产值份额总体上是逐渐提高的。由于中国各地区的复杂性，这一规律存在以下一些显著特征：（1）各地区的第二产业劳动力份额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性，1980年第二产业劳动力份额按高到低的排序是直辖市、东北三省、东部沿海各省、西北、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其中后4个地区的份额都处于9％～17％的范围内，远远低于直辖市的47.3％和东北三省的35.3％的水平；2001年东部沿海各省的第二产业劳动力份额达到26.9％，超过东北三省4个百分点，而中部、西北、西南地区第二产业劳动力份额仍在10％～17％的低水平范围内徘徊（注：必须说明的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总数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因此，第二产业就业绝对数也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如2000年东部沿海地区人口数达到40838万人，而西北、西南地区则分别只有11548万人和23721万人）。（2）从各个地区第二产业劳动力份额的纵向比较来看，除直辖市和东北三省、西北地区以外，其劳动力份额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东部沿海各省提高11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仅提高2～4个百分点不等，表明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并相对于内地来说已成为一定程度的制造业中心。如果结合全国各地区工业内部行业分布情况（见本文第四部分），则可以发现东部沿海各省在竞争中居领先地位的是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而东北三省、中、西部地区则是以原料工业、采掘业为主的重工业占主导地位。按照库兹涅茨按各部门劳动力份额划分的工业化阶段（库兹涅茨，1999，第222页），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直辖市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而东部沿海地区与东北三省则居工业化中期阶段，其余地区位于工业化的中前期阶段。因此，从第二产业劳动力份额来看，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显而易见的，直辖市的工业化进程已领先于其他地区，而东部沿海省份则领先于其余内陆省份和自治区。
就第三产业而言，第三产业就业的地区差异虽然没有第二产业明显，但是我们还是观察到在考察期期末，各地区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还是呈现出较明显的梯度性，除去直辖市以外，东北三省、东部沿海各省、西北、中部、西南地区的第三产业劳动力份额分别为33.2％、28.2％、28％、25.5％和25.3％，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提高幅度在各地区中最大，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
四、进一步的证据：制造业产值构成的地区特征
上述我们从产业间就业分布的地区差异角度论证了各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显著差异，并存在整个大东部（包括直辖市与东部沿海各省）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的可能性。在本部分，我们进一步求证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我们从制造业内部结构入手，把工业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两部分，着重分析轻、重工业在地区间的差别。
表3报告了1997年轻、重工业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注：本处东、中、西部地区就是传统的三分法，其中东部地区包括：三大直辖市、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西部地区包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我们发现，东部地区在轻工业上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是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制造业产品，1997年东部地区该类型的轻工业产品份额为17.9％，而相应的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8.8％和9.9％。相反，中、西部地区却在重工业中的采掘业方面大大超过东部地区，1997年中、西部地区该产品分别以12.4％和11.2％遥遥领先于东部地区4％的水平。按照专业化分工原理，制造业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行业分工程度大大高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分工程度。因此，东部地区制造业越有可能形成门类众多的专业化制造体系，从而提高整个生产效率和经济收入水平，进而形成制造业中心。
表3 1997年独立核算企业工业总产值构成的地区特征（％）
资料来源：魏后凯主编：《21世纪中西部工业发展略》，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上面我们已经阐述，东部地区制造业区别于其他地区是由于其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发展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同时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在东、西部地区也有明显的区别。表4我们分5个地区、3个时间截面分析了轻工业产值份额、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的地区差别。从表4中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一直稳定领先的仍然是轻工业。另外，我们对表4中更感兴趣的是3个时间截面的第二产业就业份额变化，因为它是直接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制造业中心这一问题相关。我们发现，唯有东部沿海地区第二产业就业份额在90年代是增加的，而其他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地下降，从1990年的22.61％增加到2001年的26.9％，联系到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初期至中期水平，整个制造业中心也就越发可能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
表4各地区第二产业就业份额、轻工业产值份额差异比较（%）
注：此处我们没有包括直辖市。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五、结论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呈现出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尽管快速的工业化体现为第一产业劳动力份额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各地区工业化所处阶段十分不同。东部沿海各省、直辖市的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远远快于其他地区，甚至多数东部沿海各省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出现下降。第二产业劳动力份额总体上都表现为上升的趋势，但东部沿海各省的第二产业劳动力份额提升幅度远远高于中部、西北、西南地区，表明这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快于其他内陆地区，直辖市的第二产业就业份额远远高于其余地区，但处于缓慢下降的趋势。上述证据无不说明，我国的直辖市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后期阶段，而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则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其余内陆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阶段。同时，我们还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内部领先的是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这一发现昭示着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门类众多、分工齐全、迂回生产的制造业体系，而这正是制造业在一个地区聚集的前提条件。因此，整个大陆地区的制造业已经向大东部地区（包括东部沿海各省与直辖市）开始聚集，这与文玫（2001、2002）、Wei和Wu（2001）的发现相一致。同时，也正是这一情况才造成了改革以来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范剑勇、朱国林，2002）。根据些情况，我们可以预期中国的进一步工业化是一种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型工业化，因为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和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差异的情况下展开的，中国的工业化将是融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化为一炉的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