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返乡决策_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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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3-0143-10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3.019

       农民工在城市能够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能够获得更好的子女教育，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为什么还会选择回流呢?国外的理论从早期的个体行为选择发展到后期的家庭决策视角，从不同的角度揭示迁移者的回流动机和决策机制，但对中国农民工的“半城市化”和“钟摆式迁移”现象无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实证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解释劳动力回流，认为迁移者在外务工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在家乡能够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1-4]。然而，与我国农民工城乡迁移不同的是，西方学界广泛研究的大多是劳动力跨国流动，劳动力回流到母国后仍然留在城市，城市之间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差别不会很大。而我国农民工是城乡迁移，回流地是农村。城市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远高于农村部门，仅考虑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农民工肯定不会在年轻时选择回流农村。

       国内已有文献更多关注人力资本[5-7]、社会资本[8]和制度环境[9-10]对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但是农民工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的缺乏短时期内难以改善[11-12]；农民工社会网络规模小、结构单一、同质性高，反而阻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13]；从部分地区制度改革试点来看，即使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后给予农民工市民身份，大部分农民工也很难在城市生存下来[14-16]。部分学者关注到了长期保障性因素对农民工迁移行为的重要作用，但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解释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机制。胡金华等[8]从社会网络角度解释农民工回流，认为社会网络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节约工作搜寻成本和城市生活成本，从而对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有反向影响；林善浪等[17]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对农民工回流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成熟的核心家庭劳动力回流的意愿最强，年轻夫妇家庭劳动力回流的意愿最弱；叶静怡等[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家中土地数对回流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胡玉萍[19]、赵亮等[5]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水平与回流呈反向关系，在外务工工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回流的可能性就减少1.7个百分点。事实上，农民工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不仅会考虑当前的收入与消费情况，还会关注长期保障，为将来的生活做长期打算。

       在当前中国，长期保障才是农民工市民化或回流农村问题的关键。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的重要症结应该是农民工在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而农村长期保障因素的不可替代性和强大吸引力又进一步增强了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本文将综合个人能力和宏观政策，从长期保障这一全新的角度对我国农民工回流进行实证分析，希望能为的农民工回流和半城市化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参考。

       1 劳动力流动的长期保障理论与研究假设

       个人迁移行为(包括外出务工和回流)受宏观经济环境、个体利益比较、家庭预期收益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之所以从长期保障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回流问题，是因为农民工回流是一个长期决策，除了考虑当前的收入和消费情况，农民工更会从长期乃至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考虑回流的成本和收益，做出回流决策。

       1.1 长期保障的划分

       长期保障是居民用以维持生计的资源或者权利，包括一份稳定的职业和失去劳动能力后赖以维持生计的社会保障。保障的长期性是指不仅仅现在能够在城市生活，还能保证将来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年老时依然可以维持生活。政府、企业和家庭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提供长期保障，政府主要可以提供制度性社会保障，包括劳动合同制度和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制度；企业可以提供就业保障，确保农民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家庭主要可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包括照料和物资保障等。农村家庭禀赋的长期保障效应是当前部分农民工主动回流农村的主要动力，而长期保障的缺失也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障碍[20]。

       农民工进城务工，一方面仍与农村有着血缘、亲缘、地缘关系，虽然远离农耕生活，但却无法摆脱农民身份和对农村家庭的依附；另一方面虽然在城市工作生活，但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无法享受城市市民身份带来的一系列福利。因此，现阶段农民工有着城乡居民的双重身份和特征。本文根据农民工的这种特征将长期保障划分为城市部门

和农村部门

两部分，城市的长期保障是与城市工作生活相关的财富资源或社会福利，农村的长期保障主要是家庭禀赋，农民工是否愿意回流取决于

和

的共同作用，且

≥0，

≥0。

       这种划分的原因很明显：当我们分析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时，必须搞清楚是哪种长期保障影响农民工回流决策以及形成这种影响的机制。本文认为：城市长期保障与农村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决策起着反向作用。在城市，地方政府和用工单位为农民工提供的养老、住房、就业、医疗等方面的长期保障以及农民工个人对长期保障的投资会减弱其回流的意愿，即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对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有正向影响。而在农村，农民工的家庭禀赋以及对家庭禀赋的投资会促使农民工回流，或者说农村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有正向影响。

       1.2 城乡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机制分析

       1.2.1 城市部门的长期保障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一段时间后，对个人拥有的资源和信息等方面会有直接清晰的认识和判断，能更准确预期未来的收益和风险[19]，从而可以理性地做出下一步的迁移决策。假设城市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强度为

，且

＞0。

越大表示影响强度越大，

由城市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决定。首先，城市政府为农民工提供的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一系列保障制度提高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稳定性，从而减弱其回流意愿。其次，在企业层面，农民工逐渐获得与稳定就业相联系的保障项目，如签订劳动合同，企业代为购买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医疗保险等。签订劳动合同意味着农民工可以享受用工单位缴纳的各种保险、补贴与补助，获得用工单位提供的在城市相应的社会保障，从而增加就业稳定性，进一步增强留城意愿。而在城市的社会网络会增强农民工工作的可获得性，间接减弱其回流意愿。此外，居住是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住房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场所，也是繁重工作之余的精神寄托，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提供了稳定可靠的长期保障。住房的可获得性和住房质量直接关系到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也是衡量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入的重要指标[21]。因此，城市部门对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以及农民工个人对城市长期保障的投资会提高留城的预期收益，降低预期风险，从而反向影响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且

越大，影响效应越明显。

       1.2.2 农村部门的长期保障

       假设农村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强度为

，且

＞0。

越大表示影响强度越大，

取决于农村政府提供的保险、农村的家庭禀赋及对家庭禀赋的投资。除了农村政府提供的医疗、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家庭禀赋是为农民工回流后提供长期保障的一个主要来源。一旦在城市失业或者生活不下去，甚至由于城市就业和生活的波动，他们就会选择回流农村[22]。家庭禀赋是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包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自然资本、家庭经济资本，为农民工提供长期保障的主要是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20]。家庭社会资本是家庭或家庭成员所拥有的亲戚、朋友、同事或邻居等构成的关系网络，强调关系连接所能带来的资源。农民工回流后，家庭社会网络不仅有利于他们获得就业信息，节省工作搜寻成本，还能从经济和心理上为他们提供支持。我们假设农民工在农村都有基本的社会关系。家庭自然资本是家庭拥有的可供其开发利用创造价值的自然资源，例如农村的耕地。回流者如果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在城务工，可以返乡耕地务农，以此获得经济收入。因此，家庭自然资本为农民工提供了养老保障的作用。另外，农民工虽然在城市获得收入并在城市消费，但仍需要农村家庭为其提供保障支持系统，这种支持系统往往建立在农民工与农村家庭保持不断联系的基础之上[23]。所以农民工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投资来维持对家庭禀赋的所有权，例如往家乡寄钱或在节假日返乡等。以家庭禀赋为基础的农村长期保障以及农民工对家庭禀赋的投资提高了回流的预期收益，降低了回流风险，对回流决策有正向影响。同样，

越大表明农村长期保障的影响效应越明显。

       1.2.3 长期保障与农民工回流决策模型

      

       第三，

，由于市民在城市的收益大于成本，即

，所以

，说明农村长期保障效应越强，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时间越短，越倾向于回流。

       由于农民工是风险规避者，所以r较大。假设农民工的风险偏好保持不变，那么最终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取决于城市长期保障与农村长期保障的影响强度，并且两者对回流分别起到了反向和正向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享有城市社会保障和在城市自购自建住房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

       假说2：以家庭禀赋为基础的农村长期保障会增强农民工回流的动力。农村社会保险的完善、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以及对家庭禀赋投资的增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开展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以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2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并选择部分地区进行专题调查。本文选取了农民工社会融合专项调查数据，涉及全国8个城市，包括上海市松江区、苏州、无锡、武汉、长沙、西安、泉州和咸阳。这8个城市涉及上海、江苏、福建、陕西、湖北、湖南六大省市，覆盖了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类型包括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上海、苏州和无锡是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50％以上；武汉、长沙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近些年强劲的发展势头吸引了一大部分农民工；泉州是福建省乃至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中心城市，民营经济发达，在东南沿海集聚了大量流动人口；西安、咸阳是关天经济区的核心城市，是西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该数据调查范围广，具有比较好的代表性，能较好地反映农民工回流规律的一般性。是否打算回流是考察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关键维度，所以该数据为研究回流提供了全面、丰富的资料。

       调查对象中的流动人口界定为在流入地居住达一个月，2013年5月年龄为15-59周岁的人员。其中，同城区间人户分离人口除外；婚嫁人员除外；因出差、就医、旅游、探亲、访友、服军役、在中等以上专业学校就学等人口除外。8个城市调查的总有效样本数为16878份，本文选择其中户口性质为农业的14929份样本。研究对象中男性占50.9％，女性占49.1％；年龄为15-29周岁，30-39周岁，40-49周岁，50-59周岁的分别占总人数的48.1％，28.5％，20.6％，2.8％；初婚的占78.5％，未婚的占19.9％，再婚、离婚和丧偶的分别占0.7％，0.7％，0.2％；未上过学的占1.4％，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3.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6.9％，高中或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8.6％。

       2.2 变量设置与测量方法

       2.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工回流的意愿。问卷中设置了问题“您将来打算在哪里购房建房”和“您将来打算在哪里养老”，回答选项有7个：①回户籍地的村或乡镇；②回户籍地的县或乡镇；③回户籍地所属的地级市；④回户籍地所在省的省会城市；⑤在本地；⑥没有打算；⑦其他。选择①②表明农民工有回流意愿(设置为0)，选择③④⑤表明农民工倾向于留在城市(设置为1)。选择⑥⑦表明农民工没有明确意向，本研究假设这部分农民工倾向于留城，但由于自身或客观原因很难留在城市，因此归为第二类(设置为1)。由于购买或建设住房涉及农民工的近期理财规划，而养老只涉及农民工的远期生活，所以本研究用第一个问题衡量农民工的近期回流意愿，用第二个问题衡量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

       近期回流意愿表明农民工不仅没有留城的长期打算，也不考虑等年老或失去劳动能力后返回农村。远期回流意愿表明农民工打算留在城市工作、生活，等将来失去劳动能力或老年后回流农村。近期和远期回流意愿分别代表农民工两种不同方式的迁移安排，本研究用建房或购房意愿界定农民工的近期回流意愿，用返乡养老意愿界定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

       2.2.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长期保障，包括城市长期保障和农村长期保障两部分，具体指标选取和测量方法如下：

       农民工要在城市获得生存发展的长期保障，首先必须要有住所和稳定的工作。在居住方面，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是居住稳定性的表现，可以为农民工在城市提供较为可靠保障。在模型的变量选择中，将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设置为0，其他如租住私房、借住房等设置为参照组(设为1)。在工作方面，问卷提供了“您当前与工作单位签订了何种劳动合同”问题项，本研究将“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设置为0，“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设置为1，“未签订劳动合同”设置为参照组(设为2)。由于样本中有27.8％是雇主或者自营劳动者，他们一般不会签订劳动合同，但在工作方面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保障，因此本文将这部分农民工设定为“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赋值为0。此外，养老保险可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农民工年老后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医疗保险把个人因为生病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分摊给所有面临同样风险的个体，降低风险预期。城镇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提供了长远的保障。本研究根据被调查者购买城镇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情况，将“购买”设置为0，“未购买”设置为1。

       农村部门的长期保障主要体现为家庭禀赋，而其中为农民工提供保障的主要是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为农民工就业提供经济和心理上的支持，可以用社会网络衡量。进城务工时所使用的社会网络体现农民工在农村的社会资本，问卷提供了“您目前的工作是通过何种途径找到的”问题项，本研究将“通过家人/亲戚/同乡/朋友/同学/熟人”定义为“通过社会网络”，设置为0，“自谋职业”设置为参照组(设为1)。家庭自然资本在模型中用农民工在户籍地是否有耕地来衡量，“有”设置为0，“没有”设置为1。与城市部门的长期保障相对应，农民工在户籍地的住房和农村养老保险、新农合也为其在农村的生活提供了长远的保障。在模型的变量选择中，用户籍地住房面积代表农村的住房保障。同样，本研究根据被调查者购买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农合的情况，将“购买”设置为0，“未购买”设置为1。农民工往家乡寄钱、节假日往返等，一方面是与农村保持联系，另一方面也是对家庭禀赋的投资，可以从侧面反映农村的长期保障。本研究用2012年农民工寄回或带回老家的钱来衡量，取对数引入模型。

       解释变量的另一部分是控制变量，即在模型中控制住被访者的人力资本特征和其他个人特征对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本模型中引入了人力资本特征控制人力资本差异对劳动力回流选择的影响，包括性别、教育年限、在本地务工时间和是否接受免费培训。本研究认为：男性身体状况好于女性，因此人力资本高于女性；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民工人力资本越高；在本地务工时间越长，知识经验越丰富，人力资本越高；接受过免费培训的农民工拥有更多的技能，人力资本更高。引入劳动者的其他个人特征变量可以控制其他个人特征差异对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包括年龄、婚姻状况等。对于性别，“男”设置为0，“女”设置为1；对于婚姻状况，“未婚”设置为0，“已婚”设置为1；“接受过免费培训”设置为0，“没有接受过免费培训”设置为1。

       2.3 农民工的长期保障状况

       按照以上对回流意愿的定义，如果根据远期回流意愿划分，有明确回流意愿的农民工占62.6％，倾向于留城的农民工占37.4％；如果根据近期回流意愿划分，有明确回流意愿的农民工占53.9％，倾向于留城的农民工占46.1％。在样本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农民工有远期回流意愿，比例高于近期想回流的农民工。表1对具有不同回流意愿的农民工特征进行了比较。

       从农民工整体的长期保障状况来看，农村长期保障种类多、功能全，耕地、住房、社会网络、农村保险等为农民工在农村的生活提供了经济支持、社会支持和精神支持等各方面保障。此外，大多数农民工都享有农村为其提供的长期保障。在户籍地有耕地的农民工占90.2％，有新农合的农民工占66.6％，户籍地住房面积平均达171.42

。相对而言，农民工的城市长期保障比较单一和缺乏。在城市拥有自有住房的农民工仅占7.7％，有城镇养老保险和城镇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4.9％和2.5％，没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30.5％，尤其是自有住房和城镇保险在农民工中的覆盖面较小，长期保障作用很小。

      

       通过打算回流与留城农民工的比较可以发现，在城市长期保障方面，倾向于回流的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比例更高，在有远期和近期回流意愿的农民工中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分别比有留城意愿农民工中的比例高4.7和6.5个百分点；倾向于回流的农民工通过社会网络找工作的比例更高，在有远期和近期回流意愿的农民工中通过社会网络找工作的比例分别比有留城意愿农民工中的比例高13.1和15.2个百分点；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拥有自有住房的比例很小，在有远期和近期回流意愿的农民工中住房是自购自建的比例仅为3.4％和2.2％，分别比有留城意愿农民工中的比例低11.5％和11.9％；倾向于回流的农民工有城镇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保的比例相对较低。在农村长期保障方面，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户籍地有耕地的比例更高，在有远期和近期回流意愿的农民工中户籍地有耕地的比例分别比有留城意愿农民工中的比例高6.6和6.4个百分点；倾向于回流的农民工户籍地住房面积更大、去年给老家寄钱物更多且有农村养老保险、新农合的比例更高。

       因此，总体而言，农民工的城市长期保障比较缺乏，尤其是自有住房和城镇保险的覆盖面很小，而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享有农村提供的长期保障，并且农村长期保障的种类更多，功能更全面。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相比于倾向于留城的农民工，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城市长期保障更缺乏，农村长期保障作用更强。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文分析，本文将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分为远期和近期，以倾向于留城的农民工为参照组，构建两个二元logistic模型来做计量分析，模型结果见表2。根据农民工就业身份的差异，本文进一步将农民工分为雇主和雇员两类，分别做二元logistic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3.1 城市长期保障的作用

      

       远期回流意愿模型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所引入的城市长期保障因素都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有着显著影响。分因素来看，首先，在城市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倾向于回流的概率比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低13.0％，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倾向于回流的概率比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低3.3％。签订劳动合同，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不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前提[24]，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长期工作保障，从而降低其回流意愿。其次，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有负向影响。系数为-1.327，表明相比于租房或借房住的农民工，住房为自购自建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一般而言，在城市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可以增强居住稳定性，增强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表3显示，雇员样本模型中住房性质系数的绝对值大于雇主样本，表明住房性质对雇员的影响更明显，因此自有住房对雇员的长期保障效应比对雇主更强。第三，在城市有城镇居民医保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雇员的影响更显著。模型的发生比值显示，有城镇居民医保的农民工倾向于回流的概率比没有的农民工低38.7％。有城镇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和我们的预期不符；将农民工区分为雇主和雇员后，回归结果有了明显变化，有城镇养老保险对雇主和雇员的回流意愿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近期回流意愿模型结果表明，所引入的4个城市长期保障因素均对农民工的近期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在城市与用工单位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有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近期回流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倾向于回流的概率比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低25.0％；住房为自购自建的农民工倾向于回流的概率比住房性质为其他的农民工低79.0％；有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倾向于回流的概率比没有的农民工低32.2％。

       综合来看，城市长期保障是阻碍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其中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对农民工的影响力在短期更加显著，有城镇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在长期更加明显。另外，表3显示，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雇员的回流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是因为被调查的雇员中有一部分是家庭帮工，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回流意愿较弱。此外，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对雇员的影响比雇主更明显，城镇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雇主和雇员的影响没有明显的区别。总体来说，城市长期保障对雇员的影响比雇主大，因为相对而言雇员在城市的自我保障能力更弱。

      

       3.2 农村长期保障的作用

       整体来看，农村长期保障对农民工远期回流意愿的影响大于对近期回流意愿的影响，引入的6个农村长期保障因素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都有显著影响，而户籍地住房面积和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民工的近期回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首先，在家庭自然资本方面，在户籍地有耕地的农民工倾向于远期回流和近期回流的概率分别比户籍地没有耕地的农民工高60.1％和66.3％。农村的耕地一方面为农民工(尤其是失去劳动能力后)提供了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土地面积的增加也相应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回流概率。其次，通过社会网络获得工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对于近期回流意愿，通过社会网络获得工作的农民工倾向于回流的概率比自谋职业的农民工高51.0％。这是因为农民工主要依赖农村的社会网络找工作，甚至在城市帮助找工作的老乡、亲戚、朋友本身就来自农村社会网络。第三，户籍地住房面积每增加1m[2]，农民工倾向于远期回流的概率就会增加0.2％。但户籍地住房面积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影响并不大，可能是因为住房面积的大小只能衡量住房对农民工保障作用的一个方面，没有考虑到住房质量等因素的影响。第四，在农村社会保险方面，是否有农村养老保险、新农合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系数均为正，表明有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农合的农民工从长远来看更倾向于回流，因为农村社会保险尤其是农村养老保险为农民工年老或失去劳动能力后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第五，从对家庭禀赋的投资状况来看，去年寄回老家钱物对农民工的远期和近期回流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去年寄回老家钱物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工倾向于远期回流和近期回流的概率就会增加7.4％和8.1％，表明农民工对农村家庭长期保障因素的投资越多就越倾向于回流。

       表3显示，农村长期保障对雇员的影响大于对雇主的影响，可能是因为雇主的经济资本积累雄厚，自我保障能力更强，或者在城市中获得了更有价值的保障。具体而言，新农合和寄回老家钱物对雇主的远期回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和寄回老家钱物对雇主的近期回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寄回老家钱物对于雇主来说可能不是对农村家庭禀赋的投资，而只是对农村家庭的回报。

       3.3 进一步讨论及稳健性检验

       (1)调整回流意愿。本文用农民工在农村的养老意愿和购房意愿分别衡量远期和近期回流意愿，但这只是一种假设，为了验证长期保障对回流意愿的影响，本文用“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代替回流意愿，重新估计模型。本文将“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赋值为1，表示倾向于留城，“不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赋值为0，表示倾向于回流。调整后的模型回归结果没有明显的变化。衡量城市长期保障的4个因素均对回流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没有变化。农村长期保障因素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教育程度分组检验。为了进一步检验以上结论是否稳健，本文根据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分成三组分别进行回归。本文将未上过学和小学划分为低教育程度，将初中划分为中等教育程度，将高中及以上划分为高教育程度。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城市和农村长期保障对不同教育程度农民工的远期和近期回流意愿均有显著影响，且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回归结果还可以进一步说明，农民工是一个人力资本普遍低下的同质性群体，或者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人力资本的边际效应并不明显，而长期保障的缺失才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关键因素。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列出模型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4 结论

       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是其作为经济人的理性决策，他们在决定回流或留城时往往不仅考虑目前的收入和消费，还会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自己的长期保障状况。长期保障预期会改变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还是回流农村的迁移安排，尤其会影响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本研究将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作用划分为城市保障效应和农村保障效应。城市保障效应通过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方面共同作用降低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其一，政府提供社会保障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风险预期；其二，企业提供就业保障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增加城市经济保障；其三，通过个人努力购买住房，获得居住保障，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稳定性。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会弱化城市保障效应，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和生活稳定性，从而使农民工倾向于回流。农村保障效应主要体现为农村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其一，家庭禀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家庭自然资本可以为农民工回流农村提供生活来源，家庭社会资本可以为农民工返乡后再就业提供支持；其二，逐渐完善的农村社保体系，可以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晚年生活保障，降低回流的风险预期，从而对农民工回流产生拉力作用。

       从不同类型的回流意愿来看，长期保障对近期和远期回流意愿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就短期而言，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会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参与城市的各项活动，从而减少在城市的消费支出，而另一方面农村长期保障又会促使农民工返乡消费。于是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在城市获取收入，然后回流农村进行消费。从长期来看，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使农民工在失去劳动能力或年老后没有生活保障，只能回流农村，而农村长期保障又为回流者提供了基本生活来源，从而使农民工最终选择返乡养老。长期保障对近期和远期回流意愿的作用可以视为农民工的返乡消费效应和返乡养老效应。即使在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获得城市长期保障，农民工还是会倾向于回流。相比于雇主，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农民工人力资本较低，自我保障的能力低，因而外界的长期保障对他们迁移决策的影响效应就更加突出。

       本文利用全国8个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长期保障与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从实证结果可以发现：第一，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影响更显著，对于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长期保障在农民工失去劳动能力后为其提供了赖以维持生计的资源或权利，这种保障作用是长久深远的，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影响更明显。第二，城市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签订劳动合同、住房性质和城镇居民医保三个因素的影响最显著。本文的调查表明，当前在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农民工中，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比例不高，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高达30.3％，接近三分之一。劳动合同是建立劳动关系、明确权利义务的依据，因此，要健全劳动合同关系，规范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争取社会保障权益。第三，农村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在户籍地是否有耕地、新农合和去年寄回老家钱物(对数)三个因素影响最显著。农村的耕地为农民工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来源，这种保障作用在农民工失去劳动能力后显得尤为重要。新农合降低了农民工回流后的风险成本，为农民工疾病支出提供了补偿，对于年老多病的农民工有更强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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