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将军的文化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将军论文,政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生于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各个区域文明相对孤立、闭塞的状态，揭开了东西方文明冲突、融合的序幕。处于这个时代的日本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异质文明的碰撞之中。从日欧文明的最初接触到“文明开化”、“求知识于世界”口号的提出，历经三百余年。其间德川幕府的文化政策几经变化，时而亲善，时而严厉打击，时而宽松，时而垄断控制，最终日本选择了学习（全盘西化），迅速实现了近代化。本文把视角放在了德川将军文化政策的变化过程上，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日本在文明碰撞中的选择。笔者认为，这对我们认识明治初期日本对西方文明的全盘摄取以及日本近代的成功转型大有裨益。
一、家康的亲善政策
现在一般认为，欧洲人发现日本列岛的时间是 1543年。①6年后，耶稣会会士西班牙人方济格·沙勿略(Franciscode Xavier，1506-1552)踏上了日本南部的鹿儿岛，不久，开始在日本传播天主教。随着天主教在日本的迅速传播，以天主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在日本民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流传，史称“南蛮文化”。“南蛮文化”的传入正式揭开了日欧文明碰撞的序幕。
1603年（庆长八年），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立幕府，开创了德川时代。德川幕府初期，部分异己势力仍蠢蠢欲动，尽管家康知道天主教在日本的发展对幕藩体制秩序的确立没有益处，但家康更加清楚，要想巩固政权，必须先发展经济，增加财力，而发展与葡萄牙、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就需要传教士作为媒介。因此，家康对天主教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理论和现实相平衡的基础之上，最初对传教士采取了极为亲善的态度，虽然没有在法律上废止丰臣秀吉颁布的“传教士驱逐令”，但实际上已经停止禁教。1600年（庆长五年），荷兰向东洋派遣的5艘贸易船中的一艘利夫德号(Liefde)因遇海难，漂流到日本九州东北部丰后的臼杵湾北岸佐志生。利夫德号的到来，使日本与欧洲诸国的关系发生了大的变化。随着日荷贸易的展开，幕府发现只经营贸易的荷兰、英国完全可以代替传播异教的葡、西两国，葡萄牙、西班牙的传教士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家康试图将传教和贸易相分离的时机到了。1612年（庆长十七年）3月，幕府断然发出禁教令，以幕府直辖领地的都市（静冈、江户、京都、长崎）为对象，严禁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1613年（庆长十八年）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教，驱逐传教士，关闭教堂，禁止日本人私下举行天主教仪式。
不过，家康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的禁教并非是排斥一切西方文化，相反，在与葡萄牙人接触时，家康就已经极为重视航海、造船等技术。1600年（庆长五年），在大坂的家康听说利夫德号漂着的事情后，特意派人带船长来问话，因为船长病了，航海长威廉·亚当斯(Willian Adams，1564-1620)被带到大坂。亚当斯向家康讲述了荷兰船来航的目的，介绍了西、葡交战等欧洲国家的情况。家康对亚当斯所带来的信息十分感兴趣，问答持续了很长时间。家康任用亚当斯作为他的外交顾问，经常咨问其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并且向他学习几何学、数学及其他科学知识。亚当斯曾在写给同胞的信中写道：“皇帝（家康）对我的建议不论什么都不反对”。②家康如此信任亚当斯，除了由于他有渊厚的知识外，还由于他所带来的知识有别于葡、西两国，不带有宗教色彩，不存在利用宗教侵略日本的可能。可见，家康一系列的对外政策无不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的甄别上的，从一开始，德川幕府的最高统治者在西方文明面前就表现出了极强的选择能力。然而，并非所有德川幕府的将军都能制定出像家康那样机动灵活的文化政策。
二、家光的封锁政策
家康死后，他的继承人秀忠、家光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打击天主教，从单纯禁教转为迫害天主教徒。信仰上的冲突本来就让幕府感到不快，教会又通过商人把武器供给南方大名，这对幕府来说无疑是更大的威胁。1616年（元和二年）4月，家康去世，秀忠非常害怕发生内乱，于是加强了禁教的力度。同年8月，发布了“元和二年禁教令”：铲除教会，严禁信教，凡是窝藏传教士的人要用火刑处死，并没收其家产。这一禁令的颁布，使禁教进入了新的阶段，对教会的迫害扩大到一般教徒身上。估计从1619年（元和五年）到1635年（宽永十二年），被处刑的日本教徒约达28万人。幕府用种种刑罚来警告教徒们，如果继续信仰异教，都会是如此下场。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教徒被迫改宗，但仍有一部分坚持信仰天主教的教徒，进行毫不抵抗的殉教，这使得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越发加大了禁教的力度。
德川家光是一个海外知识较为偏狭的人，为了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幕藩体制，实行极端专制的恐怖政治，对天主教的镇压尤为强烈。1624年（宽永元年）禁止西班牙船只来航，1629（宽永六年）年为了排查信徒，颁布踏绘令，③从1633年（宽永十年）起至1639年（宽永十六年），家光先后下达了5次锁国令，逐步建立了“锁国体制”。不过，正如日本学者山口启二所说：“一提到‘锁国’就被理解为日本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处于闭锁的孤立状态，其实这完全是误解”。④事实是，几次“锁国令”都是把着眼点放在禁教和垄断贸易及情报上，德川幕府并没有全面禁止海外贸易，也没有切断与西方国家的所有联系。为了与西方继续保持联系，1641年（宽永十八年），幕府开放长崎一港，允许荷兰和中国商船来日贸易，与基督教无关的荷兰人可以继续留在日本，只是一律被转移到长崎出岛。为了了解外界，幕府还责令荷兰商馆定期向幕府提供世界各国情况的报告书，即《荷兰风说书》。此外，还有由中国商人提供的《唐人风说书》和担任翻译的通事根据外国商人口述或摘译外国报纸上的新闻编成的《别段风说书》。这些都成为德川幕府关注海外、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所谓的“锁国”只是德川幕府在与西方国家交往时所使用的一种策略。在保护本土文化不受外来文化冲击、积极垄断对外贸易的同时，幕府根据需要，把握对西方文化的摄取尺度。
然而，文化毕竟不是一种有形的物质，不能被简单地划分，也不能被清晰地或选择或剔除，这种无形的能量一旦渗入某个机体中，就注定要对其产生无法抹去的影响。尽管由于德川幕府对天主教的严厉镇压，自1549年随着天主教传入的西方文化即南蛮文化很快趋向衰落。不过，近一个世纪的文化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却没有因禁教而完全消失，相反，南蛮文化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民众知识分子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⑤这些影响是人为所不能消除的。
三、吉宗的宽松政策
1716年（享保元年），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继承将军位。其在位期间正是日本封建统治逐渐发生动摇的时期。以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迅速，町人阶层兴起，农村阶级分化现象很严重，幕府财政出现危机，幕藩体制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德川吉宗刚一上任，就着手进行改革。
吉宗非常重视对生产有用的实学，1720年（享保五年），下达“享保新令”。“享保新令”中规定，除与基督教有关的部分书籍外，允许其他洋书输入。因此，这一法令也被称为“洋书解禁令”。被解禁的洋书中有荷兰文书籍，也有汉译洋书，缓和了贞享年间(1684-1687)和宽永年间(1624-1643)年间的封锁。其中宽永年间《禁书令》中被指定为禁书的《天学初函》中与基督教没有关系的科学书大都被解禁。梅文鼎的《历算全书》首先被输入，中根元圭将其一部分译成日文，于1733年（享保十八年）完成了《新写译本历算全书》。后来又输入《西洋新法历书》、《灵台仪象志》、《历象考成》上下篇、《历象考成》后篇等。除此之外，汉文西方科技书也大量输入，数学、地理学、测量学等实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吉宗原本就痴迷于西方文化，早在1717年 （享保二年），吉宗在第一次接受荷兰人晋见时，就曾拿出荷兰人所进奉的天文观测仪，询问其使用方法。此后，吉宗经常在荷兰商馆长来江户参拜时，就西洋的天文、地理、医学、武器、船舶、钟表等方面的问题与荷兰参拜人员进行研讨。“享保新令”下达后，吉宗对西方文化的兴趣越发浓厚了。1722年（享保七年），吉宗向荷兰商馆订购望远镜；1725年（享保十年），命医官请荷兰医生为穷人诊断治疗；同年，从荷兰进口椰子树苗和18种药草；1726年（享保十一年），派人向荷兰人请教奶油类西洋食品制作方法，并派人去荷兰人宿舍，探询有关荷兰历史、政治、军备、贸易、法律、历法等情况。
在与荷兰人接触的过程中，吉宗认识到西学的实用性，进而希望通过荷兰人引进的西方各门类知识达到殖产兴业的目的，于是积极主张吸收西方文化。这种宽松的社会气氛，使得荷兰书籍能够逐步流入民间，西方学术也随之渗入日本社会。可以说“享保新令”的颁布成为德川幕府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以此为契机，日本列岛上兴起了一股狂热的摄取西方文化的热潮，这股热浪把日本悄然推入了“兰学时代”。⑥到18世纪末，兰学的内容，从以语言学和医学为主，扩展到生物、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
四、家齐的保守政策
吉宗之后的两代将军家重、家治都无法与强壮机智的吉宗相比，1767年至1786年（明和四年至天明六年），幕政分别由田沼意次和田沼意知父子执掌，这个时代即幕政史上的田沼时代。田沼时代实行了比吉宗更为明智的经济政策，扩大了与荷兰、中国的贸易，同时也放宽了与荷兰人接触的限制。
1787年（天明七年），德川家齐继任第11代将军。次年，家齐任用松平定信为宰臣，担当幕政。松平定信的政策和田沼相反，要贯彻封建制度固有的自给自足经济原则，压制商品经济，厉行节俭，企图以稳定小农经济来挽救危机，并主张锁国。这种保守消极的政策表现在思想文化上即实行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统制。幕府对所有反封建的科学合理主义进行镇压。任用紫野粟山、冈田寒泉、古贺精田和尾藤二洲为儒官，定朱子学为正学，贬其他学派为“异学”。禁止在幕府的昌平坂学问所讲授“异学”，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制造借口镇压反对朱子学和批评幕府的人。1792年（宽政四年），兰学家林子平因在其著作《三国通览图说》和《海国兵谈》，提出海防的重要，被指责为“谈论外夷无稽之谈，动摇人心”，以“处士横议”罪被处禁闭。同时，幕府限制日本人与来江户参觐幕府的荷兰人对话。但是，不论松平定信实行怎样专制的文化政策，当时的兰学已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松平定信也曾感慨兰学：“必当禁，然禁犹不可止”，“蛮国懂理，天文地理，武器或内外科治疗等格外有不少益处”。⑦显然，松平定信认识到了兰学作为科学技术的适用性，但他更害怕兰学的批判性质，唯恐其“成为好奇之媒介，坏事之根源”。⑧于是，将兰学限制在为幕府所用的范围内便成为两全之策。1811年（文化八年），幕府根据大槻玄干的建议，决定翻译法国人切美尔(M.Noel chemel)的家用百科辞典，曾被玄汉、玄干父子推荐作专职翻译官的马场佐十郎被任命为“蛮书和解御用”（天文方翻译员）。自此，翻译事业就作为天文方的附设机关而独立了，“兰书译局”初步设立。兰学的核心人物大槻玄沢也被任命为“蛮书和解御用”。由此，作为“为己所好之私学”而产生的兰学，已经成为被幕府掌握、为政权服务的知识和技术。正如玄干所说：“家翁（玄沢）也做陪臣，担任蛮书和解御用侍奉朝廷，50年来，兰学方始成为公学”。⑨
兰学公学化后，幕府便赋予其以新的发展方向，把兰学当作巩固和加强政权的工具。从1811年 （文化八年）兰学译局成立到1856年（安政三年）发展为藩书调所之后翻译局被撤销的45年中，幕府先后任用了一大批社会上一流的兰学家，确立了垄断兰学的体制。幕府希望将兰学限制在科学技术范围内，严禁兰学触及封建政权的阴暗面，试图将兰学所具有的批判性扼杀，以此来加强封建统治。“西保尔德事件”、“蛮社之狱”之后，兰学“作为批判封建社会的新思想而成长的萌芽”被最终“掐掉了”，⑩“兰学作为打开实际政治危机的手段，在正向统治体制内部渗透之时，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幕府内部的开明知识分子，从此就回避了政治批判”，(11)“兰学作为批判之学的性质消失，作为技术之学的性质增大”。(12)不过，幕府对兰学的统制毕竟造就了一个极具规模的兰学群体，兰学已经渗透到统治阶级内部，诸藩大名和幕府官僚都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知识，这使得日本的统治阶级能够在日本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做出英明的决断。
五、家定的开放政策
1854年（安政元年），培理叩关，显示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日本不战而屈，此时德川幕府的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深感力不敌夷，被迫打开国门。德川幕府看到，作为官学的儒学，面对民族危机是那么的无所适从，于是决定全力扶植以西方近代军事科学及相关学科为主要内容的洋学。(13)
幕府在任用国内洋学家创立洋学基地的同时，更直接地主动请进大批有关方面的外籍专家，以满足各技术领域的需求。从1855年（安政二年）到1868年（明治元年），包括各藩聘请的外国专家在内共达212人，(14)涉及军事、外交、语言、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幕府还积极将日本人送往欧美，实地考察并摄取西方文明成果。自1860年（万延元年）幕府首次派出赴美使节团至1867年（庆应三年），幕府先后遣往欧美各国的使节团达6次之多，总人数超过300人。(15)这种举动，充分显示了幕府试图利用洋学富国强兵进而巩固幕藩体制的决心。通过上述知识、技术、人才的积累，幕府于1853-1867年陆续兴建了拥有近代设备的江户大筒制作所和江户泷野川火药制造所等重工业基地。在幕府扶植、利用洋学的刺激下，一些强藩也纷纷效法幕府，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为宗旨，普遍致力于整备洋学设施。全国240所藩校中有77所开设了天文、地理、化学、物理、数学等洋学课程。(16)幕府和各藩依靠洋学家开办的洋学教育机构和近代工业，在人才和物质上为明治维新后大规模移植资本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比较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正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这种变化无疑对社会所有的建制都有影响”。(17)幕府的一系列举措，使洋学在幕末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日本人的西洋观也随之深化。
开国前后，佐久间象山就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命题。横井小楠则不仅主张学习西方技术，还主张以欧美国家的社会制度为典范，改造日本社会。加藤弘之在1861年（文久元年）12月写的《邻草》系统地向日本人介绍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最早论述了“上下分权的政体”，即君主立宪政体。西周、津田真道对西方法学等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日本人深入理解西方文明的又一重要环节。福泽渝吉已经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认识到要使日本民族免遭殖民地厄运，就要掌握“有形的自然科学和无形的独立精神”，是从根本精神上去理解近代西方文明的启蒙思想家。这种指导性的理论升华使福泽谕吉超越了同时代日本的所有思想家，达到了洋学发展的顶峰。而真正成为日本活学活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典型实例是1867年（庆应三年）6月，坂本龙马提出的有名的政治设想——《船中八策》。《船中八策》是幕末维新志士学习摄取西方政治制度，并将其与本国实际结合的成功典型实例，可谓“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早已穿透了政治壁垒，实现了各取所需式的结合”。(18)
幕末洋学的发展，促使洋学家们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深化了兰学思想家们的认识。洋学家们逐渐萌生了通过学习西方国家社会原理来改造封建日本，并使之成为世界强国的信念，这对倒幕维新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明治政府建立后，很多洋学家被新政府委以重任：加藤弘之任外务大丞；津田真道任刑法官判事兼外务大丞；西周任兵部省出仕；西村茂树任文部省出仕；福泽谕吉任大学经营；森有礼任外务大臣等。这使得明治政府在维新过程中，能够全面继承了德川幕府以及各藩留下的近代工业和洋学教育设施，并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纲领，对西方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摄取。在“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下，日本逐渐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不仅使日本避免了被沦为殖民地的厄运，而且也为近代社会的确立积累了精神和思想方面的承受力。
如果说进入16世纪东西方文明的碰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那么东西方各国面对强势文明所做出的反应则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这种反应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国日后的发展状况。日本作为亚洲唯一一个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其由封建社会成功过渡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有很多，本文认为，德川幕府时期所实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记述着德川时代的封建统治者阶级选择和适应西方文化的展开过程，其最终结果还是积极的，是日本在明治以后迅速西化乃至近代化的重要原因。“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付诸实现，需要经过长期、复杂，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准备过程”。(19)因此，当我们赞叹明治政府的选择能力时，绝不应该忽视德川时期在幕府所作的历史性的积淀。
注释：
①②岩生成一：《日本历史·14》，中央公论社，1966年，第9-10页、37页。
③踏绘：将画着耶稣、圣玛丽亚的木板放在官吏面前，迫使人们踩踏，以此审查是否是天主教徒的一种制度。九州地方每年一次，经检查非天主教徒者，须经寺庙证明其为佛教徒。
④山口启二：《锁国和开国》，岩波书店，1993年，第41页。
⑤山本勋编、郑彭年译：《日本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3页。
⑥兰学：是指18世纪中叶到开国前，在日本形成的通过荷兰语学习和研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学问。
⑦⑧杉本勋编：《日本科学史》，第274页、第274页。
⑨杉田玄白著、绪方富雄校注：《兰学事始》，岩波书店，1983年，第174页。
⑩家永三郎著、刘绩生译：《日本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0页。
(11)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9页。
(12)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2页。
(13)洋学：幕末开国后除荷兰系统外，日本开始通过英法等系统移植和研究西方学术，通常把开国后引进的西方学术文化称作洋学。
(14)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5页。
(15)沼田次郎：《日本和西方》，平凡社，1971年，第349-350页。
(16)笠井助治：《近世藩校的综合研究》，吉川弘文館，1982年，第274-291页，转引自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43页。
(17)李克特、顾昕、张小天译：《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三联书店，1989年，第28页。
(18)李小白：《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7页。
(19)叶英树：“前近代中日两国认识西方的历程”，见吴廷璆主编：《日本近代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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